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开放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了紧闭的国门，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汽轮、火车、水雷、电线、开矿、炼铁机器，代表西方骄人的物质经济成就的大量新奇而廉价的日用品随同鸦片一道涌进中国，如陈炽所说泰西诸国“挟其新器新法，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注：陈炽《续富国策》自序。）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人一下子惊异地面对一种比自己先进强大的文明。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产生了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有的是封建官僚洋务派，有的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对开放的认识也有高下深浅之别，但他们大多能超越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放弃自大狂妄的无知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在变，中国也必须变。他们认真思考西方国家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的原因，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襟怀看待西方各国的成就和经验，承认有借鉴学习的必要。这种鲜明的开放意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思想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和最突出的特点。
一、对闭关锁国的批判与反思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开放意识的觉醒起自对闭关锁国传统思想和政策的怀疑和批判。当时许多主张对外开放的著名人物都开始意识到中国这一老大的中央帝国已经不再拥有昨天的辉煌，同西方相比，中国已大为落后。而导致中国贫弱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的观念和政策以及最高统治者那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八。）的愚蠢狂妄的心态。严复批评说：“议者知务农矣，而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之通，虽国家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注：严复《原富》译者按语。）谭嗣同反对守旧顽固派“通商致贫”的观点和“闭关绝市”“重申海禁”的主张，认为“匪惟理不可也，势亦不行”。（注：《仁学》。《谭嗣同全集》。）洪仁玕指出如果继续坚持闭关锁国而不思变更，只会使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许多人认识到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达，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已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要自我封闭起来既不可能，也不明智。薛福成说：“当此万国相通之世”，若仍拒绝与别的国家来往，拒绝吸收别国的经验，只会使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对于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机轮汽船，管理方法和经验，顽固派借口“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加以拒绝。薛福成批评说；“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随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施于今日也。”（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陈炽讥讽顽固派因“恶西人而兼摈西法”是“坐井观天，终至坐困，”（注：陈炽《庸书》外编，卷上。）康有为批评他们“以重农故，则轻工艺，故诋奇技为淫巧，斥机器为害心，锦绣纂组，则以为害女红，乃欲驱末业而缘南亩，此诚闭关无知无欲之至论矣。”（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并指出，“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塞无知无欲之国民，投于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必须因势利便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借鉴各国的长处。陈炽主张“无中外，无华夷，无物我，人而已矣。其与政与教也，善者取之，不善者弃之。有益于民，有益于国者行之，否者斥之”。（注：陈炽《续富国策》自序。）康有为说：“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对于惯于以天朝上国的老大自居的中国人，要承认自家落后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坦诚才能做到的，冯桂芬在这点上显得很有风度：“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居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也正因此冯桂芬提出了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必要：“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
面对东西方两大文明激烈碰撞这一亘古未有的剧变，他们中许多人能正确认识到这对中国既是一种压力和挑战，也是一种动力和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冯桂芬说：“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时急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之鱼肉，何以堪之？”（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王韬也说：“善为治，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注：王韬《弢园尺牍》。）“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注：王韬《弢园尺牍》。）
二、对对外开放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对外开放有何意义和作用，许多人对此作出了阐述，成为开放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可以同外国交换商品，补国内生产之不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与外国通商，换回国内所需要的商品，也输出多余的国内商品，互通有无。王韬说：“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所论不限于外贸，但适用于外贸。这里所说的“通有无”，用王韬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产消流于中国”（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谭嗣同说：“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如果将这些见解同顽固派所持的“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注：管同《禁用洋货议》。《因寄轩文集》卷二。）的主张比较一下，二者的高下正谬就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有利于引进资金，弥补国内发展资金的不足。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引进国外资金。孙中山说：“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美洲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帝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注：《孙中山选集》上卷。）“款既筹不出，时又等不及，凡我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注：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二集。）朱执信也认为利用外资解决发展资金不足是可取的，应允许各国“共同投资”。（注：《朱执信集》下册。）张謇说：“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得当，权限分明，既借以发展地质以蕴藏，又可以赡贫民之生活。”（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第三，有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方法，缩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孙中山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便宜不便宜？”（注：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二集。）他已认识到落后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形成后发优势。魏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也等于引进了技术：“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而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胡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注：《魏源集》上册。）张謇指出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十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他说：“其由钢铁而生之机械铁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于工业可以省远运之资，于工学尤得实习之地，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第四，可以学习国外发展经济的模式和振兴实业的具体经验。对外开放的最大意义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人们对重农轻商以农立国的传统发展模式的怀疑和反思。薛福成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种·筹洋刍议》。）又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康有为将西方各国与中国相比较，前者的进步和后者的停滞鲜明地证明了两种发展模式的优劣：“大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颠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孙中山早年也认为欧洲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注重发展教育和工商业，能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发展模式卓有成效，国力蒸蒸日上，成为对中国具有吸收力的榜样。不少人从日本实行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模式的成功经验中受到鼓舞，其中以郑观应最为突出，他说：“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卷五。）又说：“考日本效法泰西，从本源上讲求，重教育，设公塾，立宪法，兴实学，土农工商均有专门之学，人才日出，技艺日精，上下相顾，情如一体。”（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欧洲式的政治经济的体制，这是正确而深刻的。
对外开放除了能提供经济总体发展的参考模式外，还能提供振兴实业的若干具体经验，这无疑对中国人拓宽眼界，活跃思维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孙中山用美国等国家靠借外债振兴经济的事例，说明借外债并不可怕。他说：“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勃兴，皆得外债之力，”（注：《孙中山选集》上卷。）“美国连贯国疆之铁路系统，大部分皆由外资辅设……在美国并未因此受害，且因此获巨利，臻于富强之域。”（注：孙中山《总理全书·杂著》。）又如郑观应用西方国家的例子来说明对于开发矿业这类需要巨额投资的实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是可取的：“历考泰西各国，所由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国家之督率也严，官商之集办也易……故能钩深索隐，兴美利于无穷。”（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卷五。）
三、对开放的内容、途径的探讨
近代中国人对外开放的范围，内容和途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对外开放是包括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同外国通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直至仿效外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方位的行动。
（一）从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到建立资本主义的新式工商业。近代中国的对开放问题是在国家被西方列强打败以后，为着救亡图存才提出来的，这就很自然地使人们把目光集中于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学习坚船利炮上。林则徐痛感于“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提出学习西方国家造船制炮技术，实现“造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注：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四。）魏源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卷二、卷一。）这种把对外开放局限于学习外国军事技术的观点具有早期认识浅显直观的特点。但很快人们就超越了这种认识。许多人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船坚炮利，而是重视工商业，重视发展各种实业，中国要致富也必须走西方以工商立国的道路，促进各种实业的发展。第一个突破这种早期认识片面性的是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个学习西方各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提出“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制造“利便轻捷的火车、轮船、修筑公路、铁路，发展新式交通事业。“兴银行”，发展银行业。“兴器皿技艺”，发展加工制造业。“兴宝藏”，开发矿业。“兴邮亭”，发展邮电通讯事业。他把“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等当年西方先进的高技术产品称为“宝物”，表示要认真研究学习（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王韬指出中国必须抛弃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大力发展工矿、纺织、轮船、铁路火车等近代产业。首先是矿产业，包括掘铁、掘煤、开五金等；“其次曰织纴之利”；此外有“造轮船之利”，“兴筑轮车铁路之利”，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说他自己通过对西方各国“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他说“德相卑斯表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主张和“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养民主张（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这十项富国养民主张中除务农，恤穷属继承传统发展模式的内容外，其余八项均为吸取西方诸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孙中山对于向西方各国开放学习的内容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此四者，彼惟坚船利炮是务，是舍本而图末。”（注：《孙中山选集》上卷。）又说；“中国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交通事业，象铁路运输；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用机器来生产（注：《孙中山全集》下卷。）。人们认识到在诸实业中以下四项和国家盛衰关系最大。
第一项是开发矿业。王韬说：“利之最先曰开矿”（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说：“历考泰西各国，所由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卷五。）张謇说：“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驱逐于世界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第二项为兴建铁路。孙中山说：“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铁路常为国家兴盛之先驱，人民幸福之源泉也。”（注：孙中山《总理全书·杂著》。）盛宣怀也说：“环球大势，皆以赶造铁路为治人御外之唯一政策”（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十七。）张之洞称：“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注：张之洞《劝学篇》。）
第三项为机器制造业和用机器生产。郑观应说：“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为机器为先。”（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谭嗣同极力提倡采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他说：“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辟山通道浚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咸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糖咸视此……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注：《仁学》。《谭嗣同全集》。）孙中山也说：“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注：《孙中山选集》上卷。）
第四项为纺织业。英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以毛纺织业起家的，这一点不能不给中国人以启示，故张謇提出中国要致富可以大力发展棉纺织业。他说：“究今日如何致穷，他日如何可富之业，私以为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合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注：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五。）
人们当时能将这四项产业特别提出来，作为中国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振兴近代产业的四个重要方面是很有道理的，表明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四大产业包括了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原材料和交通等基础产业，和为各部门提出先进技术装备的制造业、以及能迅速积累资金，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轻纺工业，符合经济发展战略中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对加速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二）与外国通商，发展对外贸易。与外国通商，发展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主张对外开放的人们同守旧顽固派的一个重要区别。但即使主张开放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成熟的过程。针对顽固派“闭关锁国”“绝夷舶”，“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注：管同《禁用洋货议》。《因寄轩文集》卷二。）的说法，龚自珍、林则徐等坚持对外贸易有益于国，反对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龚自珍主张同外国人进行有限的贸易，他曾向即将到广东赴任的林则徐建议“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注：《龚自珍全集》上册。）林则徐也不赞成实行“封关禁海政策”，认为应将外国商人的一般商品贸易同鸦片贸易区别开来，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同不从事鸦片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区别对待。他说：“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认为倘若“将现未犯法之各国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违抗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注：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四。）魏源提出外国商人“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注：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卷二、卷一。），“铅铁硝布等有交往于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注：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卷二、卷一。）洪仁玕建议对于西洋各国“宜先许其商。”（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后来人们认识到仅仅允许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还不够，中国也应该在发展各项实业的基础上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王韬提出“广贸易”的口号，主张“通商于泰西各国。”（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谭嗣同提出了“中外通”的概念，即积极发展中国与外国的自由贸易问题。薛福成主张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竞争中实现中国与外国“彼此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种·筹洋刍议》。）可见，这种在开放中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争取中国利益的思想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这种观念被郑观应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为“商战论”。他提出中国应该“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卷五。）
（三）引进国外资金。当时人们已提出利用外资可采用借款、合资和外国独资三种形式。如孙中山就说：“关于建筑铁路办法有三，即一是利用外资，如京汉津浦线等是也。二是集中外人之资本，创设铁路公司。三是任外国资本建筑铁路，但以今后四十年归还该项路线于中国为条件”（注：孙中山《总理全书·杂著》。），张謇提出的“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有“合资”、“借款”、“代办”三种形式，应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采取适合的形式。（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他认为合资是“利用外资最普遍的办法”（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并说：“自今而后，经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合资营业之事，必益增多”。（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物质财富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近代的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威力，千百年来轻视科技，视工艺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点受到人们的批判和否定。魏源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注：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卷二、卷一。）洪仁玕说西方的科技“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洋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之书”，说西洋科技产品“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以治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陈炽批判将机械工艺诬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说：“奇淫之辨，辨于物之有益无益，与用心之仁与不仁而已。”（注：陈炽《续富国策》卷三。）康有为对西方科技更是赞赏不已，开了“科学救国论”的先河。他说：“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他主张“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学皆学之。”（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五）引进国外人才、经营方法，派员出国考察学习。洪仁玕说：“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并准其为国献策。”（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孙中山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注：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二集。）王韬提出仿效建立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许民间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惮其力。”（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说：“中国讲求农工开矿之法，不及欧美精巧，振兴实业保护之法，不及欧美完备。”（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马建忠说各地应“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这里提出了引进人才和管理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派人出国考察学习。郑观应说：“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牲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肥一切善法。”（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康有为则建议“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
（六）对西方致富原因的思考。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贫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二者如此巨大反差的原何在？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思考探索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开始人们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有坚船利炮，不在于军事技术，而在于有发达的工商业和科技文化教育。后为才又认识到在发达的工商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背后，也就是在器物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他们当时虽然还未能指出这一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但已经感觉到政治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各国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他们建立了当时称得上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缺乏的也正是类似的政治制度。康有为主持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这是近代中国人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人们认识到封建专制政体是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最大障碍，并提出仿效西方各国设立议院，制订宪法，给人民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郑观应援引别人的话说：“西人立国，俱有本未，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训政致富，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后来又提出“速立宪法”、“改良政治”等主张，认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查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康有为称兴办铁路，矿务、学堂、商务等等属于“小变”“于救国之大体无成。”（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主张对专制政体进行改革，“扫除更张，再立堂构”，“采万国之良法，行宪法之公议”，推行“新政”，即建立“君民同体”，“君民同治”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谭嗣同指出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水雷、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所谓根本是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注：《仁学》。《谭嗣同全集》。）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注：《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的口号。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得而私也”（注：《孙中山全集》下卷。）主张“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以宪法以行之”，借以养成国民“自由平等之资格，”（注：《孙中山选集》上卷。）这已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了。
（七）从“中体西用”到“尽变西法”。关于学习借鉴西方各国的途径和方法，当时人们提出了“中体西用”和“尽变西法”两种不同的主张。前一种主张是张之洞提出的，基本上代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封建官僚洋务派的开放观；后一种主张是谭嗣同提出的，大体表达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彻底地向西方开放的立场和要求。
早在张之洞之前冯桂芬就有“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的议论。后来张之洞将同样的意思归结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一口号。他所谓旧学又称中学，是指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所谓新学又称西学是指西方的科学文化，工艺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具体知识。这表明地主阶段改革派和封建官僚洋务派企图在保留封建专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国家的具体经验，操作方法，工艺技术等来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对此张之洞说得很明白：“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注：张之洞《劝学篇》。）“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注：张之洞《劝学篇》。）资产阶级改革派批评洋务派这种立场和态度“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注：张之洞《劝学篇》。）
资产阶级在对外开放的态度上要坚决和彻底得多。如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实行全面改革，向西方学习，即“全变”而不是“小变”，说：“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谭嗣同以“冲决网罗”的魄力，主张“尽变西法。”（注：康有为《戊戌奏稿》。）要求不仅学习西方各国具体的操作知识和技术，而且采用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孙中山称：“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相互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孙中山所谓中国之社会主义应该说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进化的一种经济能力，认为中国应充分利用借鉴这一人类文明的杰出成果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表现了卓越的器识和阔大的气魄。
四、在坚持对外开放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
一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饱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当时中国人谈对外开放多少难免有些屈辱和苦涩的感觉。因此，如何做到既坚持对外开放又维护民族的主权独立与尊严，既虚心承认外国的先进自身的落后又不因此丧失民族的自信力自尊心，既不因为痛恨列强的侵凌而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又不因为看到自己落后和别人先进而自轻自贱，崇洋媚外，这是人们在谈对外开放时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在坚持对外开放中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表现出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近代中国开放意识的一个鲜明特点。
魏源坚信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不仅能吸取西方的一切成果，也将极大地激活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薛福成说：“必也精研机器，集西人之长，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斟酌变动，务使物质精良，物价益廉，如近日日本之夺西人利者，则以中国之大，何图不济！”（注：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卷二、卷一。）陈炽特别强调在向西方国家学习时必须对其野心保持警惕，说：“西法之善者可行也，西人之狡者可畏也”，认为一方面应“兼采西法”，另一方面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工作中要“专用华人”，指出“惟兼采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惟专用华人，而后中国之利权不能夺。”（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陈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发展自己必将实现：“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国四百兆之民莫与属也。”（注：陈炽《庸书》外编，卷上。）冯桂芬亦说：“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用之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异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注：陈炽《续富国策》自序。）孙中山把在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看作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说：“惟发展之主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又说：“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注：《孙中山选集》上卷。）对于中国的前途，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注：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二集。）强烈鲜明的主权意识和坚定自豪的民族自信心是以上诸人的共同特点。
虽然早在本世纪初中国人就提出并较为全面地讨论过对外开放的问题，但闭关锁国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中国在20世纪的对外开放仍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中国真正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以真正平等的资格全方位的实现对外开放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中间费时几近百年，这说明对外开放的实现是多么艰难，多么来之不易。今天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科学的理论和一条坚定明确的路线指导，但回顾本世纪初这场关于对外开放的大讨论仍能给我们以深刻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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