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知识观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制度论文,知识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6)06-0029-04
现代大学是对古典大学的超越，是知识哲学和知识制度创新的结果。由于后现代知识观的兴起，源于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开始发生着结构性的变革。
一、后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特征
给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个术语本身就拒绝充分定义，它的主要信念，就是所有被称为知识的东西都是部分的、地域的和特殊的”[1]。
后现代思想家对理论解构的作用远远大于其建构的意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后现代学说的基本内容。由于大学和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大学的解构是从解构现代性知识入手的。后现代思想家预言，现代性知识得以合法化的元叙事哲学在后现代受到颠覆，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利奥塔认为，所谓元叙事，就是指那些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他说：“我用现代一词指称任何根据某种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的创造。”[2]
科学知识是如何合法化的问题，成为后现代思想家关心的重要内容。利奥塔指出：合法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立法者获得一种权威以便把法律当作规范加以颁布。而科学的合法化指的是“一个科学的陈述必须获得一系列条件以便被当作科学加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合法化就是与科学话语打交道的‘立法者’借以权威化的过程，立法者借此成为权威以便确立固定的条件决定一个陈述是否可以进入科学话语的行列”[3]。科学立法在西方从历史传统上来说，不仅仅是科学自身的事情，立法者的立法涉及伦理和价值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话语需要借助于人文话语或所谓的叙事话语才能合法化。被称为“科学”的话语类型与非科学的话语类型(如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话语类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按照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解，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存在两种为科学知识立法的元叙事：以综合性思考见长的德国思辨叙事；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倡导人类平等自由的法国政治叙事(又称解放叙事)。
德国思辨叙事的主体是一种思辨主体而非实践主体。利奥塔以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重建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根据论证德国思辨叙事的基本模式。1810年前后，洪堡在哲学家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的协助下首创现代性大学——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十分强调科学应遵循自身的法则，标举自为目的的科学(science for its own sake)，将大学的首要任务看成是“探索知识的准则和基础”。同时，也要求科学致力于民族的道德与精神的训练。如何在无功利的科学活动中产生这种教化作用？如何弥合为知识而知识与为民族、为国家、为道德而知识之间的紧张？洪堡为解决这一问题区别了三种精神：一是从一种最初原理中推导出万物的精神(科学)；二是把万物联系于一个理想的精神(价值)；三是把上述原理或理想组合成一个整体观念的精神(“综合精神”、“普遍精神”或“生命”)，这种整体精神使得为了求真而做的科学探索总是与政治与道德生活中的正义结果联系在一起。这种化解真理与正义紧张关系的策略是科学语言向非科学话语的一种让步，也是向“人民是知识主体”这一观念的让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主流就是通过标举一种普遍精神史而试图达到对实证知识的超越，使知识重获整体性。这种思辨式的元叙事，囊括了所有的经验科学知识并构成其合法化的基础，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全部以普遍精神的实现为目标，普遍精神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知识，它是具体知识的依据。知识发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促进普遍精神的发展，它的合法化须凭借其在绝对精神历程中的地位而不是它自身的真理价值。从德国思辨叙事的特征来看，它不仅直接导致了现代大学组织结构的出现，而且对大学的目标和人文教育、普通教育、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政治叙事，与德国思辨叙事有着风格上和本质上的不同。法国政治叙事是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它的主体是实践主体而非思辨主体。启蒙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这一观念不仅塑造了个性鲜明的法国政治文化，而且深入地影响了法国的知识和教育观念，形成为科学立法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叙事认为科学知识必须借助以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文理想，才能成为知识的立法原则。它不像德国思辨叙事那样追求无所不包的知识本身，而是旨在实现主体的解放。这种叙事模式是规范性的，知识受制于现实主体的道德规范，社会公正处于价值判断的中心。解放叙事要求人人有权参与科学，教育活动不是追求知识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而是培养能运用知识服务于国家的现实主体。这种现实主体正是知识立法的权威。
在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无论是德国的思辨叙事还是法国的解放叙事，在后现代状态下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知识的信息化。利奥塔把后现代精神看成是对元叙事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本质上是科学进步、尤其是知识的实用化、信息化、商业化的产物。由于计算机的使用，所有的知识都必须转化为计算机语言以便进入流通，前40年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与技术，如今已经不能不与计算机语言相关联。技术上这一转变对知识产生重大影响是，无论是探索知识还是将所获得的知识加以转化，都不能超越计算机这个中介。计算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知识的习得方式、分类方式以及被使用的方式。
其二是知识的商品化。伴随着知识的信息化，知识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外化”过程，知识与有知者(knower)的分离成为趋势，知识必须走出个人的书斋，进入知识流通领域，被出售、被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生产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已经并将继续为了出售而生产，知识不再以自身为目的。
面对元叙事话语的危机，利奥塔既没有欢呼雀跃，也不曾痛心疾首，而是表现得十分的理性。他认为，叙事话语之所以危机四伏，不仅在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实，“祸根”也存在于叙事话语的内部。在德国的思辨叙事中，实证的科学知识没有自己的地位，它要依附于生命主体与普遍精神才能享有合法性。思辨叙事制造了普遍精神对于科学知识的绝对压抑，科学话语一旦离开了叙事话语就失去了合法地位。这就为科学合法化的日后危机埋下了伏笔。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这种靠压抑手段所达致的既等级森严又无所不包的总体化与一体化思辨体系，其惨遭解构的命运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法国解放叙事虽然把科学真理的合法化权力赋予了社会政治关怀与自由解放为目标的实践主体，但是它混淆了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两种不同的陈述。
既然科学话语不能再依附于思辨叙事与解放叙事，那么，“道路便是向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趋势敞开：科学之进行自己的游戏，它无力为其他游戏立法。”当然，其他的话语游戏也不能为科学立法。社会由各种不同的游戏语言组成，它们各有自己的规则。不同的语言类型在数量上迅速增长，这使得元话语、元叙事的一统天下成为明日黄花。各种话语的各自独立势必消解元叙事的霸权地位。众话语的喧哗代替了元话语的独白。
二、后现代知识观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解构
其一，后现代知识观解构了现代大学的普遍主义诉求
现代大学发展的基础是客观知识标准的确立，客观知识的存在是大学组织形塑自身角色的前提。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观念和制度，也直接建立在客观知识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现代大学模式成为世界大学发展的样板也正是基于客观知识价值的理性选择。现代大学的主体普遍认为，客观知识有其内在逻辑，知识的外在功利价值是通过知识的内在价值实现的；大学知识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去掉“地方性”、“不确定性”、“功利性”向着知识的“普遍性”、“精确性”、“价值中立性”进发的过程。现代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序整体，有规律可循，前景可测，过程可控。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客观性知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后现代世界观则认为：世界在原则上具有无数的秩序模式，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均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传统根基和合法性依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高他者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莫不如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主义是现代性所要力图克服和战胜的东西，而在后现代性看来，相对主义恰恰是世界持久的特征。
后现代知识观在解构了元叙事的合法性之后，重新确立了知识的价值观。后现代知识更重视知识的“地域性”、“文化性”、“功利性”。这种知识价值观的转换对大学的课程开发和科研课题选择的传统模式提出严峻的挑战，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设置的“本土化课程”和“校本课程”，结合本土的实际进行学术研究，确立自主的学术标准等实践，正是对后现代知识价值观转向的尝试性应答。
其二，后现代知识观解构了现代大学的使命
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无功利知识的追求培养能够传播和发展高深学术知识的精英型人才，雅斯贝尔斯曾认为，由少数人构成的“精神贵族”是“构成大学生命的条件”。为了实现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理想，大学应固守象牙塔精神，遵循“寂寞与自由”的原则。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对于民族的未来比军队更重要，这个重要的机构的任务有4项：第一是研究教学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和交往；第四是学术。[4] 这种知识目标决定了大学的工作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发展他们的理解力。对柏林大学创办产生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指出，大学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在于开放整个知识领域，详细解释所有知识的法则与基础。因为，没有思辨精神就没有创造性科学能力。[5] 后现代知识哲学对大学的知识目标进行了新的诠释。利奥塔指出：“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创造‘技能’，而不再是思想。知识传播不再是用于能引导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提供能够在各种机构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的操作者。”[6]
这种知识目标的转变对大学知识的选择、大学知识的组织和传播，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影响。大众高等教育逻辑对精英高等教育模式的侵蚀，知识工业的出现无不证明了后现代知识观的活力。
其三，后现代知识观解构了现代大学的人际关系模式
现代大学崇尚客观知识的特征决定了大学中人际关系的分裂，具体说来就是大学主体分化成为中心与边缘两种群体模式。群体中的中心垄断了学术资源，独占了学术权力。作为学者共和国的大学，并不是“民主的政体”，而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乐园，学生和初级学术人员在大学学术事务中缺少发言权和决策权。这种状态在现代大学中被认为是合理的现象。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观念应当是指向少数人的，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自身的价值”。
后现代思潮多极化主体观的确立，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没有中心与边缘，不存在任何特权位置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位置点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与其他声音对话”[7]。在这种呼声的引导下，大学组织改革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消解中心、面向全体。大学学术管理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学术平等的制度安排已经建立并受到应有的重视，知识教学中的教师中心主义受到抑制，大学生参与教学和管理日渐普遍，等等。
其四，后现代知识观解构了现代大学教授的角色
利奥塔特别讨论了变化中的大学教授的地位。他写道：“教授们的教学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教学已经减少到教给学生如何使用终端机的地步。如果不具备合法的‘宏大叙事’，就不需要教授们去教育学生，人们可以依靠机器交给学生在被表现行为所驱动的社会里所需要的知识。”他认为教授职业必将走向衰亡，因为“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解构合法化的过程和评价效果标准的流行，为教授时代(the Age of Professor)敲响了丧钟”[8]。大学教师角色的这种改变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或争论，它已经构成了一种制度的变迁。终身教授制是美国大学教师任用制度的典型样式，并且被认为是承载学术自由理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近年来，美国国内对终身教授制度提出了很多激烈的批评意见，波士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医学院已经废止了终身教授制。即使是在英国这样非常看重传统的国家，终身教授制度也受到了厄运。对于这种变化，英国学者彼德·嘉维斯(Peter Jarvis)认为它是大学角色发生改变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大学已经公司化了；在公司化的大学里面，校长成了首席执行官，学院派专家的统治消失了，教授终身制的废除对英国大学来讲就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大学教授不再是财富的拥有者，而只是一个雇员和工人。”[9]
后现代知识观对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了强大冲击，但并不一定表明现代大学的终结。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仍然不是话语的主流。我们不能轻率地否定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但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变化及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影响也应引起我们高度注意，它为我们探讨现代大学制度变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