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理解中国化？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经，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
古典儒学中那些强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扬弃、淘汰之列。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普世性，因此如能正确引导，并赋予时代精神，不但将使全民同心同德，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也可以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其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吸取传统优秀文化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部分、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则是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首先，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为基础，而且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著作中，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以及他的革命实践中，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所创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创造。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化之根，正确反映中国实际和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之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其中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主张，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这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都有着极为宝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视之为“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它吸取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树立了道德人格的楷模，展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性。毛泽东思想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对于科学理性精神(主客观相统一)的追求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对“大众”的强调则意味着民主意识。因而，只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何具有无穷的思想魅力，为何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精神支柱之一。
其次，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理论关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的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台阶式”和以重点带动全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同样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新阐发，更加凸显了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推进，关于建设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对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放眼世界文明潮流，重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实践”，创造着“中国经验”，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推向前进。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或者通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主要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发展和所处环境的实际出发，不照搬任何外国发展的模式，不迷信任何既有的理论教条，不断进行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高度重视理论创新，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成功发展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共同富裕而幸福、国家富强而文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4)坚持把握发展的“度”的原则，走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在“培育”、丰富事物的新质的过程中实现事物的跃迁和发展；坚持“稳态发展”、“渐进发展”，即在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推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无视或忽略事物矛盾的另一面，搞“断裂式发展”、“突变式发展”。
(5)坚持协调发展。一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关系，维护事物的“系统质”。“发展”是基础和根本，“改革”是动力和手段，“稳定”是前提和目标。三者要兼顾，否则现代化大船就会出现“缺口”；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总起来讲，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6)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既是中国历史经验的运用，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又创造性地运用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明确，但是这一道路及据此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架构还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给予学理上的挖掘和“合法性论证”，同时对在实践这一发展道路中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需要作出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回答，从而指导新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
二、如何体现开放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以来，国内学术界已通过重思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把握的自觉意识。我认为，在认真鉴别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与错解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主导，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研究方法，对于打破我国哲学研究中学科之间的界限，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理解和把握，对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至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随着福特主义在工业生产中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这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使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呈现出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变化，葛兰西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论奠基于“福特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革命战略自觉地奠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上。“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指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念的基础。而当阿多诺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否定的辩证法》时，资本主义经过大众媒介的中介所造成的幻象统治，已经构成了他的重要论述主题，也构成了《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前提。这说明，要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同样，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任务也需要同时展开，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回到现实之中。
第三，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思考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文化哲学的层面，这也是哲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内容，阿多诺等对启蒙的思考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这个层面的文化研究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大众文化研究层面，如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技术的讨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个层面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非常缺乏的，甚至还没有真正引起重视。而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个层面如果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就缺乏一块鲜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于今天人们的意识建构来说，甚至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当然，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研究，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是必须跨越的障碍。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期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进而对“现代性”的批判，虽有过激偏颇之处，但不乏深刻和合理的价值，尤其对我们在发展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促进人们对公正、平等、正义等问题的反思，具有警示作用，因而在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我们应充分吸收其中有价值的思想。
总之，虽然我们并不直接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逻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创新和逻辑形式的探索，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三、如何体现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既来源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和吸收，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导致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给当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带来的新变化，它是否使社会形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评价西方各种社会形态理论(后工业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知识社会论、全球社会论、消费社会论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跨国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的情势下，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在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性质、特征作出新的概括，形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实现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对当代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可以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科学地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为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将有利于我们研究和把握社会存在及运动机制的复杂性和新特点，为科学合理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和决策方式反映社会形态的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支持。
——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
面对20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科技社会化、社会科技化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事实和态势，以知识生产和知识劳动为重要内容的知识实践已成为人类实践的主导形态。知识实践是人类实践发展中新分化出来的重要形态，是科学技术不断革新发展及广泛渗透和运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结果，它反映了知识成为人的生存活动方式这一当今的“时代精神”。知识实践已成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因此，如何认识这一实践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这一实践形态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形态的关系，实际上已成为涉及到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在当代如何坚持和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
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形势，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各国关系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民族素质和人才之间、实际上是民族文化之间的竞争。文化产业已经被公认为经济领域中最有活力、最具有创新意义且能获得丰厚收益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一个涉及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重要问题。
——构建价值共识和普世伦理问题
在全球化和技术化社会条件下，人类的创造性空前增强，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效应大大扩展，这固然是人类本质力量增长的表征，但也凸显了人类空前重大的责任。在科技高度发达和风险增长的社会，人类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对话、沟通、协商，以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类面临许多危及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迫切呼唤着生态伦理、生物伦理、网络伦理、科学技术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体现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建立新的道德哲学体系，显然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问题
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热核威胁、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给21世纪的人类生存与发展蒙上了深厚的阴影。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的深入发展也不断暴露和积累着许多深层次矛盾，中国的发展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论是资源、环境的方面，还是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的方面。以上两大背景在不断拷问中国的学者：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之路？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做出探索和论证。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出发，立足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和中国独有的“经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规划中国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见，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四个密切相关的实践概念和理论概念。中国现代化过程反映在理论形态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在哲学形态上就表现为“中西马哲学”的会通、融合的努力追求，从内涵上讲就是中国现代性之建构、丰富的过程。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包括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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