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概念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8)12-0070-09
历史学中的称谓，尤其是民国史的几个关键称谓的使用，绝不单纯是一个语汇使用问题，它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含义，反映了命名者、研究者的不同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一个概念从生成、传播、流行，再到变异、暗淡、篡改，背后往往浓缩着跌宕起伏、纷繁复杂的众多历史事件、社会思潮的集合。厘清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对我们加深认识这一阶段历史真实面貌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革命话语的兴起
在民国史，甚至1949年后的共和国史领域，“革命”都是政治话语系统中最敏感、最关键的中坚概念之一。海内外学术界对于“革命”话语的演变，一直不间断地从不同的视角给以高度的关注，这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功效。“革命”及其相关概念，诸如“革命军”、“国民军”、“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中华”、“中国”、“国民”、“中华民国”等属于典型的带有亲缘性的概念丛。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易经·革卦》，这是孔子针对“殷革夏命”、“周行天罚”等王朝鼎革的评语。孔子认为夏桀与殷纣，不能顺乎天理应乎人情，招致天怒人怨。因此将人事比附于天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从正面肯定了借助革命的手段，实现王朝兴替的应然性与合理性。自西汉起，孔子与儒学日益尊隆，孔子言行与儒学经典成为政治人物变革时事的重要归依。孔子的革命观既为朝代的兴革提供了极佳的宣教支点，或许也加大了改朝换代的血腥成本，使得不少新生政权的建立过度依赖“革命”这种极度烈性的暴力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威权在日益严峻的内忧与外患下，被一点点地剥离。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的失败，从一个反面清晰无误地向世人表明，孔子及其儒学对政权的维系仍旧有着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进化论的进步革命理念，诸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还没有被译介到国内，新型的革命思想既有待引进，更需要一个易于滋生与启蒙民众的土壤。这可能是日后，无论康有为的温性改良，还是孙中山的刚性革命都不约而同地、只能回到孔子与儒学的一个思想与谋略背景。
1896年底，外界已将孙中山等呼之为“革命派”：“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①考虑到该段话语出自《伦敦蒙难记》，故最迟到1897年初，孙中山已以“革命”者自任。多年以后的1923年，孙中山依然特意强调：“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②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概念一经跃入孙中山的大脑，③不仅使以往反叛清朝时残余的一丝道德负疚感烟消云散，而且借助与圣人孔子在革命观上的超越时空的一致，反清革命的正当性被瞬间建构起来了。也就是说，“革命”概念与自身实践的结合，促使孙中山完成了从传统反叛者到现代革命者身份的转换。
孙中山先行的革命实践、西方现代革命思潮的译介、《辛丑条约》签订后更为危急的局势、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传媒的日趋发达等等，共同将“革命”推上了流行的舞台。以西方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等为锐利武器的现代革命的号角即将响彻云霄。
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④寥寥数语，即将孔子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论语与西方天赋人权、社会进化论的革命公理合而为一，旗帜鲜明地指明了革命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出版单位大同书局中的“大同”，隐隐又透出革命只是谋求正当与合理的工具，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圣人心目中的“大同”社会。这种将传统的理想社会作为革命的根本，而将西方舶来的新式革命理论作为途径，一种全新的由破坏达到大治的“中体西用”观是否就隐藏在大同书局中的“大同”二字之后呢？至此，“革命”因承奉圣人语录而具有的合理性、反抗暴政而天赋的正当性、彻底否定颓败之物而衍生的正确性、矛盾不可调和之际完成历史巨变而催生的必然性等等含义，渐渐约定俗成，被越来越多的激进救国志士所接受、所传递，“近一二年，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⑤“革命”流行开来了。
二、民族国家观念的树立
《革命军》不仅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鼓吹革命的战斗檄文，而且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愿景中的新型政权拟定了既具有战斗性又包涵亲民力度和民族国家特性的名称——“革命军”、“中华共和国”，为日后国名、军名及党名的正式确定提供了丰富的思维启迪，也向世人宣告了革命不只是砸碎一个旧的世界，更在于建设一个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新社会。
新社会的构思，明显可以看到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子，“中国”与“中华”刻意频繁的使用，即是这一影子的具体表征。两个词汇在古代，首先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的汉族政权的地域概念。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展，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不断侵入，两个词汇逐渐拥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义。汉朝以后，很多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金都曾自称中国，反而斥汉族政权北宋、南宋为伪朝。
对于汉族革命志士而言，引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突显满清政权对中国本部的侵占，从而论证其统治的非正统性，是有利于调动主体民族——汉民族革命的积极性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的迅速传播即是生动的例证之一：“那满洲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改号大清国。”以致“我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⑥作者坚信：“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⑦
自汉以后，汉族知识分子在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时，往往是文化重于种族。少数民族君主在认同汉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道统后即被看做是合法政权，反之汉族政权如果背离儒学道统只能被视为妖孽叛贼。清末汉族革命志士引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对于破除满清儒家文化认同这一护身符具有重要意义。透过《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的流传与巨大作用力，可以看到在输入西方革命理论的同时，儒学在许多国民心目中的至尊地位已被动摇。或者说，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既具有民族革命的特性，又已经揭开了文化革命的大幕，五四运动的序曲可以从这里找出某些端倪。
“极完全的国家”依靠何种力量来实现呢？和民族国家观念伴生的还有“国民”这个与传统社会“臣民”相对立的重要语汇。新生政权的建立，在革命志士的心目中依靠每个人的付出：“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革命志士直指以往国人的软肋，以唤起“国民”意识：“中国的人，最可耻的，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接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国家有难，与我何干。”在瓜分豆剖的危机四伏的特殊时期，欲成功革命的果实，必须要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因而首先要鼓动国人从征入伍：“列位！这当兵二字，是人生第一要尽的义务。国家既是人人有份，自应该人人保守国家的权利；要想保守国家的权利，自应该人人皆兵。”⑧为国从征，保卫国家权利而非私人权利，就成为“国民”的首要义务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指针。
三、偏重地域属性的“国民革命”
众人拾柴火焰高，澎湃的革命潮流推动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国、建军与组建统一性政党的步伐。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将大清国的对立面——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政权取名“中华国”。⑨古代中国的别称繁多，为何特别青睐“中华”呢？这一名词所隐藏的正统性的涵义，前已述及。此外，从字义上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中华国”可能还不仅包含着命名者的民族自豪感，隐约还暗示着命名者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盼，从而又吻合了民族复兴的革命目标。
一年以后的7月30日，在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孙中山为与会者主持加盟仪式，亲拟盟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⑩作为革命誓词与纲领。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更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民报》，以作为机关喉舌。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革命纲领精练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至此，国名、机关报名、主义题名都以“民”字命名，“民”具备了“一览众山小”的至上地位，革命理论的储备已具有一定的深度。
为何如此突出“民”的地位呢？仅以对未来国家的命名为例加以说明：“予之定名中华民国者，盖欲于革命之际，在破坏时则行军政，在建设时则行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11)这段话语从纲领与政策方面，确立了革命者传播民族、民权与国民主义的目的、用意以及实行步骤。随着宣传与革命实践的进展，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最先深入人心：“自国民军起，移檄天下，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炳如日月，凡为国民无不激昂慷慨，敌忾同仇。”(12)
国民思想的发蒙与觉醒，反过来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增强了孙中山等对革命主义和运动军队的自信：“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13)可以看出，在建军这一关键环节，孙中山已经意识到需要凭借革命的主义，而不是“私人”或者其它因素来加以凝聚。
“国民”的首要义务是从军卫国，军队又须“以主义集合”，“国民革命”的内涵由此逐步清晰起来。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阐释了“国民革命”的概念、归宿及其与传统王朝革命的差异：
“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14)
这段论述对厘清“国民革命”的涵义尤关重要：
“国民革命”的第一步，恢复汉族的统治。学界有人认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早期民族观念，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意味。这一观点没有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没有考虑到当时的革命处境以及革命者所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因而是对革命者的苛刻指责。当时革命党人认为，汉族固有的居住区域是关内的十八行省，满洲是关外满族的发祥地，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地是清朝文治武功的结果。随着清末满族统治阶级的昏聩腐朽，革命志士强烈主张恢复主体民族——汉族对中国的统治，以调动汉人的革命积极性。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以重新构筑国内各民族的政治关系，将东北、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视为中华民国的主权所在。
“国民革命”的第二步，引入西方先进制度，实现新生政权国体与民生的变革。为达此目的，革命者通过“国民”概念的提出，思想的启蒙，对国民义务的引导，在社会上构成了挤压、催促国民积极参与革命的话语氛围。除了构建三民主义这一新型的意识形态，作为凝聚全民革命的思想轴心以外。还企望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充满“爱”的人际秩序，作为团结革命力量的道德纽带，并以军政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构筑一个高度武化、全民革命的新社会，再向约法之治、宪法之治逐步过渡，并以《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的保障，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
可以看出，孙中山等心目中的“国民”，既是地域名词，也含有政治用意，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革命要求。辛亥革命迅速由一省向多省的波及，似乎证明了“国民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导性。不过，透过“国民”一词，也能看出革命志士的泛爱倾向。或者说，“国民主义”过于宽泛。孟子曾有“民为贵，君为轻”之语，这里的“民”主要指群体，这一含义更多地为日后的中国共产党所承继与发扬，直至将其阶级化。孙中山意识中的“民”，主要指涉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它更多的是对群体“民”的抽象，是对群体“民”的一种先进管理制度。为达此“民”的目的，革命者希望动员全民革命，最终建立此“民”的国家。
“国民”偏重于地域概念，是对全体国人革命身份的认可；“人民”更多的包含政治用意，更偏重于己方的民众，因而对非己方的民众具有“革命”的排斥性，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人民”即是这一典型概念。实践证明，在一个政治失序的社会，“国民主义”容易模糊汉族统治阶层与被压迫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同立场。一旦民族革命的对象——满清政权消失之后，“国民”中各种阵营的观点就会由趋同转向相歧，广义的“国民革命”的阵营就会有分裂的可能，“国民革命”的前途就会蒙上各种阴影，“国民革命”就会出现异化的结局。
四、带有浓厚阶级属性的国民革命与国、共两党对国民革命的不同掌控
辛亥革命以后的结果反复不断地印证了“国民革命”的异化。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论政治立场，愿者一律加以吸纳。革命政党亦以“国民”命名，表面上似乎高擎国民主义的旗帜，一切以国民为依归，实质上造成革命观念的混乱，在组织膨胀的同时，组织的向心与凝聚力却招致巨大的冲击。原有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张，一律变为了空洞的国家社会政策，与下层国民不是亲近而是日益疏离。民初政党政治的夭折、二次革命的失败、护国运动后军阀割据与混战局面的出现、护法运动的破产、“革命同志”陈炯明的背叛等等，在在说明革命党人的“国民革命”大有检讨与修正的必要。否则，“革命与民众无关，民众也因而疏远了民国。”(15)
“国民革命”异化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未能从清朝的覆亡中得到实在的利益，革命的正确性受到了质疑，遑论革命的神圣性？革命党的声誉因此而大受损害。“从各方面来看，中国自革命后并无进步，反为退步。但此并非革命党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归咎于革命党，我党亦不能不受”，(16)“十二年前，军力成功，不能实行主义，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归咎于革命党，试问革命党能受之否？”(17)革命遇到了自1903年流行后的严峻危机！国民革命滑到了需要拯救的边缘，国民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1922年，孙中山反省以往的革命挫折，逐步接受了苏俄的革命建议。1923年的第一天，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内有“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8)这段文字不仅表达了国民党对以往革命实践的反思，而且指明了日后国民革命的努力方向。话语中的“独夫”与“民众”构成了一对“革命”的反义词。以往泛“国民革命”时期，革命志士期望依靠全体国民为革命力量，最终却处处受挫。“民众”作为与“独夫”相对立概念的提出，表明孙中山等的“国民革命”的涵义正在发生转向，即将革命的依托力量更多的倚重非统治阶级的弱势“民众”。
不过，在此阶段，“民众”与“独夫”指示的具体内容还比较模糊，“独夫”包含哪些势力？“民众”又指向何方？概念的模糊意味着它有进一步清晰的可能与必要，苏俄及受其控制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外部作用，使“国民革命”的概念被赋予崭新的含义，并逐步明晰起来，“国民革命”重新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他与孙中山会见时，现身说法，宣讲苏俄的成功，实得力于党。建议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注重宣传，动员民众，推行军中政治教育。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现状，认清了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势，“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19)从而再次论证了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的正确性与迫切性。孙中山总结过去“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使革命“不免于失败”的教训，强调《宣言》的通过，“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
实现“彻底的革命”，建立一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用主义武装的新型革命军队就成为当务之急和根本依托力量。自辛亥武昌首义之后，“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20)这一反思，一语道破了旧式国民革命反复发作的病根，即革命党与革命军的相互分离。革命党人政治经验的淡薄，又使这一分离来得尤为迅猛。旧官僚所鼓吹、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21)既是这一党、军分离的鲜活例子，又从反面为孙中山提供了日后建军的生动教训。
这支承担“国民革命”使命的新型军队的开端，源自1924年6月16日的黄埔建军。孙中山采纳苏俄代表建议，参考苏联军事制度，决议“以党建校，以校领军”，实现党、军的合一化。黄埔军校的组建，就担负着孵化更多“挽救中国危亡”的革命军的职责：“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作根本，成立革命军。”(22)对这支肩负革命使命的军队而言，明确谁是我们的领导核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就成为纠正以往革命偏差、实现国民革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此，进行政治教育，确定革命的依托力量与打击对象，就成为这支新型军队的重要事务。《宣言》指明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参与力量，革命的打击目标指向军阀、官僚、买办、豪绅地立。《宣言》将解放“特殊阶级”的农夫、工人，确立为国民革命的重要使命之一：“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23)由此观之，1924年重起的“国民革命”与以往相比较，已有显明的转变，偏重地域内涵的“国民”正在向更注重政治划分的“阶级”转变。
“阶级”观念的提出与强化，与以海外华侨为传统依靠力量的中国国民党的惯行政策极易产生冲突，加之背后苏俄的秘密作用，就容易使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国民党，与革命的容合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解读与宣传方面，产生分歧与冲突，从而影响国民革命的走向和领导权的归属。因而，牢固树立中国国民党对“国民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就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孙中山主要采纳了以下一些措施，以避免“国民革命”滑入“阶级斗争”的漩流：
其一，对苏维埃制度早作防范，并以杜绝苏俄输出阶级革命，避免该制度在中国的复制，作为联俄、容共的重要前提。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即明白公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24)此项宣言，孙中山并将其公诸于报端，即是想用双方的信誉作为约束力量，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使以三民主义为统帅的“国民革命”不致遇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挑战与冲击。
其二，对革命理论的再阐释与排“共”化，成为确保国民革命纳入三民主义轨道的重要思想前提，从理论上涵盖马克思主义，就是其重要举措。而为获得更多的回应与认可，采取演讲的方式，向广大听众公开宣讲三民主义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与广泛的包容性，就成为达到上述目标的最佳选择。
塑造民生主义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树立三民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根本前提。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25)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一语句的关键力量在于：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就等于否定了阶级革命的应然性与正当性，以塑造三民主义指导国民革命的唯一性。这样，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民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况，非国民革命，无由打破；而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26)
除此以外，为进一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孙中山数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27)“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28)这两段话也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制造真假共产主义的命题，是为了打击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领域内的理论地位和影响力度；突出“中国”而非“俄国”率先实行共产主义，是为了否定俄国共产主义社会的首倡性，从而抹平俄国阶级革命的榜样效应，间接引导中国革命远离“阶级”斗争的俄国模式。
另外，孙中山不仅强调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包容性，还将欧美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思想、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主义等尽行纳入囊中，以从理论的架构上确立三民主义的“至上”和“至大”地位，从而使三民主义不仅享有指导中国革命，还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理论优势。“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9)“民有、民治、民享的意识，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0)
为避免日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理论对三民主义的冲击，以建构三民主义指导国民革命的独尊地位，孙中山规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创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此处可称为诸位的兵工厂，我可以尽力供给材料，为宣传于军士的武器。”(31)为消弭国共两党因民生主义而滋生的党派矛盾，孙中山多次演讲，以将共产主义包容在民生主义之中，“今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故本总理对于此主义，必须再行剖解，庶几本党同志因此主义所发生之误会、怀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国民党”。(32)
其三，在组织上容纳共产党，将其定位为“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而把中国国民党型塑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政党。这样，从组织的包容性而言，国民党就具有比共产党更宽泛的代表性，顺理成章，中国国民党就成为全国革命组织的领导核心。因而，“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33)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没有看到对组织的潜在挑战，而是略带自大地认为：共产党“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34)
其四，在革命行为上，对于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秘密动作，孙中山是反对的，并作了一些较为严厉的批评。
“数月以来，迭次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及《青年团团刊第七号》等印刷品。前者发行于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后者发行于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同志平日相与戮力，其精神之浃洽，不外于理智之互浚，与感情之相孚。而此等之秘密行为，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35)
不过，在批评共产党的同时，为避免国共合作破裂，以共同实现国民革命，孙中山特加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36)孙中山针对容纳共产党员问题而作的两次指示，具有重要的榜样效应。从上述话语分析，1926年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显然与孙1924年对共产党的批评一脉相承，都是为使国民革命纳入国民党主导的必然应对。
孙中山认识到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对于拓宽国民革命的基础，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37)但在工农解放的问题上，又反对采行阶级斗争方式，而是主张用政治和法律手段解决：“一般农民有九成是没有田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38)
孙中山既认识到了“阶级”对三民主义指导的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又力图将“阶级”纳入“国民革命”而非“阶级斗争”的轨道。这在实践上，就容易出现两难的困境。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在苏俄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作用下，国民革命的航向又发生了重大转折。在组织领域，由“容共”逐渐转向“容国”；(39)在理论环节，三大政策逐渐取代三民主义；在革命实践方面，阶级斗争在两湖地区势如燎原星火；在军权控制一环，共产党的渗透引起各方军事长官的警觉。一句话，“国民革命”正有计划地向着共产党主导的“阶级革命”转化。
五、国民革命军的组建与国、共两党对“国民革命”的不同解读
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推进，1924年11、12月，中国国民党相继组建两个军校教导团。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建设党军案，将黄埔校军改称为党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实现军令统一，6月，决定再改党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织的军队，是以革命为主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要的名称”。孙中山遗嘱首句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国民革命”四字作军队的名称，(40)国民军或革命军不再作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的正式名称。8月，军事委员会又决定将所辖几种以建国军命名的地方军名目取消，统一组建为国民革命军。可见，“国民革命军”这一称谓，凝固着对孙中山以及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数十年的认可与尊重。党军与建国军统一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既是对国民党领导革命军队的支持与承认，又初步实现了军政一体化，为两广的统一与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初期的国民革命军仿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及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制度的确立，迅速唤起了各地民众参与革命的激情，从组织、宣传与士气等方面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1926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北伐部队动员令，称：“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41)同日，《国民革命歌》发布。(42)这首来自欧洲的一经传入中国，立刻在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中改变了的身份，以不变的旋律为仁人志士填入宣扬北伐宗旨的歌词，成为一首妇孺皆知的国民革命军军歌，甚至一度带有圣歌的效用。由欧洲儿歌到中国流行军歌的嬗变，说明了国民革命的深得人心，也许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用意，即希望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打倒军阀，统一全国的声浪中，尽快地生长、成熟以致结出统一的硕果。
7月4日，中国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9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与歌声中正式开始。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统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完全负责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公事。《组织大纲》的颁布，有助于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大可能地谋取北伐战争的胜利。但为日后蒋介石军权的独大，总司令部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军令的统一，政治教育的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大大激发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随着革命进展一日千里，南方小军阀与不少北洋军阀的地方部队纷纷投靠革命，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这表明，“国民革命军”对于全国民众而言，已经具备广告一般的品牌宣传效应。
在革命如火如荼、革命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领导权与意识形态宣教方面的摩擦日益水火不容。在走国民革命还是阶级革命路线的较量中，1927年4月12日与7月15日，国民党以武力先后将共产党剔除出“国民革命”的阵营，意图剥夺其国民革命的权力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军队一度依然打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这可能既有国民革命的惯性作用，也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国民革命军”这一革命品牌吸纳革命民众的潜在力量。南昌起义的失败，也标志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领域中较量的失败，这就使得共产党必须独自另辟蹊径，寻找中国革命的更佳途径。9月9日的秋收起义真正开启了土地革命的大幕，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找到了阶级革命的第一把金钥匙。当月，中共中央鉴于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不能实现，决定今后革命斗争“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43)一个重要战略改变的开端至此成形，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航向。
此后，两党对“国民革命”的解读顿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局面。国民政府的官方话语，为突出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延续性，把清党以后的北伐又名“二期北伐”，一般选取1928年完成全国形式上统一的东北易帜，作为革命胜利结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为强调自己作为工农利益代言人的使命，以及基于阐释己方革命的合理性，将清党定性为“反革命政变”，并以此作为“国民革命”的截止日期，将革命定格为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描述这段革命历史时，比较注意弘扬己方而非国民党的贡献，对蒋、汪等的一切活动，一概贴上投机革命的标签。加以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为廓清阶级界线，表明稳定的阶级立场，重新建构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国民革命”这一特定名词，必须要加以修正或者更名。就是在这种作用力下，“大革命”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表述中取代了“国民革命”。以后，随着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展开，在共产党的革命编史学领域，“国民革命”这一名词，由淡化直至完全退出了民众视野。
注释：
①香港《支那邮报》1896年12月3日，孙中山：《伦敦蒙难记》(1897年初)，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页。
②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
③“革命”一词是日本学界在翻译revolution时首先使用的，它一般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和受到民族国家、天赋人权等观念影响的美国独立战争等密切联系，与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的循环革命不同。
④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⑤孙中山：《与芙蓉华侨的谈话》(1906年7月17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3页。
⑥⑦⑧分别见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第6页、第106页、第87页、第87页、第94页。
⑨孙中山：《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3页。
⑩孙中山：《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1905年7月30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6页。
(11)孙中山：《论三民主义》(1919年)，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2)(13)《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页、第311页。
(14)《军政府宣言》，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页。
(15)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16)《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文集》，第55页。
(17)《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1923年12月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1924年7月版。
(18)《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
(19)(2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文集》，第398页、第401页。
(20)(22)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92-293页、第292页。
(21)《孙总理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二期，1923年12月2日出版。
(24)《关于苏维埃制度——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文集》，第343-344页。
(25)(29)(32)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孙中山文集》，第247页、第231页、第231页。
(26)《关于容纳共产党员问题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文集》，第408页。
(27)(30)(38)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年2月17日)，《孙中山文集》，第107页、第269页、第275页。
(28)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1924年1月21日)，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31)孙中山：《常人欲个人发财，我党欲人人发财——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文集》，第56-59页。
(33)《关于容纳共产党员问题之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文集》，第411页。
(34)(35)(36)《关于容纳共产党员问题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文集》，第408页、第409-411页、第409-411页。
(37)《帅座对农民运动讲习所训词》，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3日-28日)。
(39)此一问题可以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40)《中国军人》第9期
(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
(42)该歌的曲子最早实际上是一首欧洲，法国叫《雅克兄弟》、叫《马克兄弟》、叫《约翰兄弟》，其旋律最早源自约在10世纪产生的格列高里圣咏。
(43)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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