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地缘战略与全球伦理圆桌模式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圆桌论文,伦理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6-0074-04
导论：问题的提出
中国如何崛起？笔者认为，中国的崛起至少需要具备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条件。在经济上的持续性的崛起，需要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能够持续领先。在中国的经济崛起后，如何在国际政治中以一种超越霸权的方式崛起。那么霸权与崛起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霸权可以区分为地区性、大陆性和全球性霸权。任何一种霸权都可以视为一种崛起，但崛起的方式可以是霸权的也可以是超霸权的。霸权式的崛起指的是纯粹建立在权力政治或势力均衡之上的崛起。在这种崛起中，权力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道德因素或者不被考虑或者只是被当成权力政治的外衣或手段。超越霸权的崛起则是既考虑势力均衡又考虑道德因素的崛起。在这种崛起中，道德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权力均衡只是实现道德目的的手段。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非霸权的崛起。这种崛起的目的是建立全球性的和谐社会，崛起的条件是实现一种新的势力均衡。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一种新的势力均衡加以说明，其中将说明一种新的多极化布局或新的大棋局；第二部分将说明建立全球性的和谐社会的全球伦理圆桌模式构想。
一、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崛起都需要地缘战略的配合。只有当一个国家成为全球大棋盘中的操盘手时，它才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也才可能按本国的意志在国际社会中行动。近代历史上具有过全球性影响力的国家相继为英国和美国。目前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球性的崛起，主要看它是否能够解构美国目前的地缘战略布局。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国际社会的演变，有必要从国际社会的源头说起。国际社会的第一个版本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其特点是这些国家之间有交往关系，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具有区域性，强国没有强到足够征服其他国家。此后出现了罗马帝国。其特点是国家被整合在这个帝国之中，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的国民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民，国家获取财富的方式是占领更多的土地，从土地的收益中获取财富。第二个版本是意大利国际，这时开始出现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要求从罗马帝国中分离出来，因此提出了主权平等的政治要求。
第三个版本是英国治下的国际社会[1]。其特点是土地的重要性降低，工业品成为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英国在全球开发殖民地，但它不像罗马帝国那样把这些被征服的国家纳入本国的版图，而是区分了母国与殖民地。母国的工业品流入殖民地换取大量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又变成工业品，从而换取更多的原材料。在这个过程中，黄金大量流入英国，成为了英国称霸全球的经济支柱。因为有了母国与殖民地的区分，因此出现了母国的富裕与殖民地的贫穷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第一种形式，即英国治下的多极化布局。在这里，英国的全球霸权是靠其在西欧的多极化布局来实现的。英国的地缘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它要保持住其在全球的殖民地，最关键的就是不能让欧洲的任何一个强国能够超过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就采用了让欧洲的几大强国互相保持势力均衡的状态，使得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强大到能够控制西欧，同时也需要使它选出的互相制约的极不能太弱，以至于被其他强国控制[2]。因此其外交战略就是对正在不断强化的极进行打压，同时对正在弱化的极进行扶植。英国则成为了这个棋盘的操盘手。
第四个版本是美苏争霸的格局。东德与西德之分，朝鲜与韩国之分是势力均衡的产物。为了把英国的殖民地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实现新的控制，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把欧洲社会的主权平等扩展到全球。同时，为了防止苏联的东扩和西扩，美国对日本、韩国和西德给予了扶持。苏联也扶持其控制下的国家，但是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强。由于二战结束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中国也是被美国制约的对象，美国通过扶持台湾来制约中国内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还处于对立状态时，美国为了利用中国制约苏联，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第五个版本是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它主要靠的是发展高科技来积累财富[3]。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把英国治下的国际社会当成了美国模仿的版本[4]。也就是说，美国应该采用类似于英国的多极均势战略，只不过是应该把中心棋盘设置在欧亚大陆[5]，在这里设置几个极，让这几个极互相制约，从而没有一个极能够强大到具有控制其他几个极的力量[6]。美国的霸权是否能够维持，就要看它是否能够有效地保持欧亚大陆的几个极的平衡。具体地说，就是要扶植弱极，打压强极，抛开意识形态的考虑。如果一个极强大到有可能打破欧亚大陆的均势，即便这个国家的制度与美国一样，也是打压的对象；同样，如果一个极弱到无法制约其他极，即便这个弱极的政治制度与美国不一样，也是美国扶植的对象。
那么，中国未来应该怎样来布置其全球地缘格局呢？中国的布局应该是个层级性的主辅结构。布局的原理与下围棋的原理类似。中央地区和关键地区很重要，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到四周。边角地区的影响力则没有那么大。中国的大棋局的中心同样是在欧亚大陆。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球性崛起，就看它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怎样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必然与美国主导欧亚大陆的意图相悖。而只要欧亚大陆在美国的主导下，中国就无法实现其全球性的崛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首先要发展得比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更强大，其次是要通过布局来使欧亚大陆的其他几个弱于中国的极互相制约。另外应该在美洲、西欧和中东地区设置小棋盘，在每个地区都设置由几个极构成的一个小棋盘，让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非洲的位置不是很重要。中国对它们的帮助主要是道义性的。为了保持中国在道德上的纯洁性，中国应该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也就是说，不采用打压他国的方法，只是采用有选择地先帮助一些国家发展起来，然后再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共同发展的和谐体系。在这样的全球均势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中国的其他道德抱负都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谈。
在中国的这个布局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消除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而美国要维持霸权，又必须加强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只要美国在欧亚大陆还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的霸权就不会被动摇。而只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作用没有消除，中国就很难实现其全球性的崛起。那么，中美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否一定会演化为武力冲突或敌对关系呢？中美之间可以选择武力冲突和敌对，但是这种做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二者都可以选择避免武力冲突和以合作方式来发展，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的武力与美国的武力都比较强，而且都有核武器。双方之间直接对战，尽管中国可能损失会更严重一些，但美国的损失也小不了。第二，在当今世界中，谁能主导世界主要是看谁在综合实力上更强。如果综合实力已经败落，通过战争也挽回不了原来的地位。这种综合实力的对比不一定要到战场上去比试。第三，在综合实力的对比中，高科技和经济实力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领土大小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也很大。如果中美两国在对立中丧失更好的发展机会，会出现其他具有潜力主导世界的国家后来居上的情况。对双方都有利的模式应该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模式。从竞争的角度上看，中国希望成为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而美国则是现在的全球主导者。二者自然会把对方视为本国的竞争对象。而竞争并不可怕，只要是公平竞争，这样会促进两国更快地发展。从合作的角度上看，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加，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协调解决一些国际事务。而中国在全球社会中的扩展也需要美国的协助。
二、全球伦理圆桌模式构想
假设中国在全球崛起了，中国应该怎样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呢？如果说中国将按美国的模式来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只不过是轮流坐庄，对世界并不会产生什么更好的影响。那么是不是应该到中国崛起以后，再来考虑怎样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呢？当中国具有了发挥主导作用之势，而其他国家对中国将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又不明了，就必然会产生对中国的恐惧。为此中国必须在文化传播上先走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世界对中国不再感觉陌生。同时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全球伦理构想，让各种文明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具有中国特色，向世界展示中国发挥主导作用下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和谐社会。在此，笔者拟以儒家的仁为中心，融合了全球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并对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全球伦理宣言”(简称宣言)[7]进行本土化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中国的“全球伦理圆桌模式构想”(简称圆桌模式)。
“全球伦理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因为人类存在着和平问题、生态系统问题、贫穷问题、各国的社会不公等问题。目前一种伦理基础已经存在，这种基础能够为一种更好的个人和更好的全球秩序提供可能。我们都是某种宗教的信徒，而在各种宗教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就构成了全球伦理的基础[8]。在一切生活领域，对于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各种宗教，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少的和无条件的标准。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整体的福利。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负有个人责任。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既仁慈又慷慨，不要歧视弱势群体。男女之间应该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决心致力于一种非暴力和正义和平的文化。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一种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去充分实现其作为一个人的潜能。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一切人。我们不应偷窃，应该摆脱对权力、特权、金钱和消费欲求的控制，去创造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我们呼吁一切人，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都一起行动[10]。
依据全球伦理宣言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笔者提出“全球伦理的圆桌模式构想”：以仁为本，仁者爱人。以自由与平等构建市场体制，以民主与协商构建政治体制，以责任、诚信与慈善构建道德体制，三者互助而不互叠，以达到各种文明围桌而求和谐，在合作中优势互补或叠加之发展。构建一个人类与自然相和谐、不同文明相和谐、各种人际相和谐的和谐世界[11]。
“圆桌模式”对“全球伦理宣言”进行了中国化。二者在伦理方面既有相类之处，也存在区别。第一，宣言认为目前需要建立全球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圆桌模式则认为全球伦理是全球化演进的结果，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要求建立一个相应的全球伦理体系。第二，宣言以宗教为依托，圆桌模式则以儒家的世俗的仁为中心，它能够涵盖所有的人。第三，宣言陈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有否定的表述，而圆桌模式则以仁为核心，寻求一套包括国际经济伦理、国际政治伦理和国际道德在内的肯定性的价值观构想。
圆桌模式的基本构想说明了国际经济伦理、国际政治伦理和国际道德的基本道德要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这几种道德要求指向的共同目标。各种文明围桌以求和，认为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方式是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建立和而不同的世界体系，其中涉及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如何处理天人关系、如何处理底线道德与崇高道德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合作来实现共同发展的问题，最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和谐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