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新变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2)05-0064-004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分析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本质的认识。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经济地位下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
1.进入新世纪，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却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整体经济地位的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实力的对比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变化：7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一家独大；进入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90年代，日本和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则经历了长达10年的繁荣。
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在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同时，美国先后发生次贷、金融和美债危机，经济下滑。2000—2007年，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从30.6％下降到25.4％，2009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甚至降到负的2.4％。近年来，美、日、欧的失业率均达到10％。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此消彼长。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占世界GDP比重从1989年的68％下降到现在的56％，20年下降12个百分点。[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1990—2008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5.9％提高到28.7％……世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发展中国家GDP已经占世界40％。[1]2011年，除南非外，其余四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均跻身世界GDP总量前十名。金砖五国GDP总和约占世界总量的20％，外汇储备占全球的7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50％。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经济地位的下降，促使国际力量的对比朝着更加均衡化的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发展态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一超多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力量对比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一是“一超”的力量在削弱。例如，此次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凭借的主要是挑拨区域内的矛盾，并利用这些矛盾进行频繁的军演，加强军事同盟，扩大驻军。这恰恰表明，美国的力量削弱了，重返亚洲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资源都减少了。二是在“一超多强”中，西方国家的力量在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上升。西方国家对中东北非的动荡进行干预甚至武力干预，希冀在这一地区建立亲西方的，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权，但事实是中东北非地区政权的更替使伊斯兰政党和组织开始进入政治主流，加剧了大中东的宗教化趋势，这构成了对西方的重大政治挑战。起步于1975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曾经在调节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G20领袖峰会的作用凸显出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在全球治理和建立更为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结构性矛盾之中
1.转变的标志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从宏观上看，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的比重上升甚至超过产业资本利润。”[2]另有数据显示，目前“实体经济每年创造的世界财富大约为45万亿欧元，而在金融领域，资本运作市场的市值就达2450万亿欧元”。[3]
金融资本主义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美国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黄金—美元本位制”被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所取代。70年代前，美国把美元借给欧洲，然后欧洲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这意味着对美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从而促使美国实体经济增长；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则是通过贸易逆差等输出美元，购买外国商品，在失去黄金价值支撑的信用美元体系下，这意味着对美国实体经济需求减弱和对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需求增大，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进入新世纪，美国互联网络泡沫破灭，又没有新一轮的高科技产业出现，很快新自由主义就在金融业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推动美国完成了由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金融资本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其脱离实体经济而快速扩张，泡沫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偏离或完全脱离由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洲也开始发展自己的金融机构，但缺乏审慎监管，出现了所谓的金融创新，贷款标准下降，导致金融资本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急剧膨胀。
2.当今存在的不仅是金融资本的垄断，更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统治。主要表现在：一是拥有金融“实力”的美国处于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失去黄金价值支撑的信用美元体系下，美国实际上获得了“铸币”的特权。当美国经济出现危机时，美国就大量印制美元，致使美元贬值，由此从持有美元债券的国家转移财富。二是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超前消费建立在这样的借贷链条上：世界各国向美、欧大量出口，换得美元和欧元后又通过投资或购买美、欧债券借给美、欧，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借贷，得以换取更大的住宅、更新的汽车、更多的娱乐。这种建立在非自有实体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消费扩张，必然导致严重的消费和储蓄比例失衡，一旦借贷链条中的某个环节停顿必然引发危机。三是金融资本主义“绑架”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权力。金融危机后，金融资本因“过大而不能倒”，获得政府的大量注资。“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至今只停留在思想上，“原因很简单，金融业用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4]四是金融资本主义颠覆了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4]五是金融资本主义阻碍技术创新，既然金融资本可以用钱很快地生出钱来，那它必然就会减少对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投入，甚至为了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它可以通过买断新技术而将其扼杀。
3.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构成了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金融资本的“过大而不能倒”，使得危机后美、欧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本拯救金融机构，结果金融业被救活，股市开始回升，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变好。二是涉及制度层面，美国“铸币”的特权，是由现行的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决定的，虽然金融危机后改革国际货币体制的呼声高涨，但是现阶段还没有新的制度取代它。三是政府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肇事者，又是问题的解决者。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放弃对金融业监管造成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1999年通过以允许金融混合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1933年银行法案》，正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分业经营的限制性条件。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案》，规定不在柜台交易的商品，不受商品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这两项法案为投机猖獗、金融衍生产品膨胀创造了条件。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金融监管改革，可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对美国来说，因为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通过其金融业的投机，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美国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很多问题。”[4]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平衡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了“再工业化”进程。为此它们积极推动出口，大打汇率战，促使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甚至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在对利比亚的武力干预中，美、英、法表现积极，德国则持反对态度，原因就是德国实体经济发展较好，而美、英、法因实体经济不足，迫切需要将利比亚作为向非洲进行经济扩张的桥头堡，从而挽救本国的经济。尽管如此，如果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再工业化”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科技革命推动了经济发展，使“中产阶级”壮大。长期以来，“中产阶级”一直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别缩小、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当时人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南北矛盾继续存在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突出出来：中产阶级失业、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严重。以美国为例，2011年，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在9％以上，广义失业率达到了15％，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20％。目前，“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5]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金融资本家贪婪、腐败，凭借手里的金融衍生工具大肆地捞取钱财，整体所交税率却远低于中下阶层。美国“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发起网站宣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二是政府对少数金融机构的救助，本质上是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商的巨额坏账买单，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困境，而同时金融大鳄们却拿着高薪，领着高额奖金和巨额分红。三是随着实体经济迅速向新兴国家转移，以及金融业并不产生就业，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和贫困人数大增。
四、几点认识
1.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经济地位下降，“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为我国正确处理农业、工业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经验教训。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救助金融机构，不但不能解决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加大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爆发了美、欧的国家债务危机。首先，“为了维持美国国债规模，美国在外交上的策略只能选择运用政治和军事强势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全球经济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地转化为国际政治的纷争和冲突，这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障碍。其次，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果正在显现，其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成本高企下，影响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6]最后，为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持续推动“再工业化”，会进一步大打汇率战、贸易战，甚至通过战争转嫁危机。这些都对我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构成了挑战。
2.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言，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当今金融资本的不断扩张和膨胀，应当肯定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它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并由于它脱离了实体经济，这就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了祸根。
就国家职能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有阶级职能，又有社会职能，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国家社会职能的体现；同时科技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模糊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职能和国家本质的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推波助澜，以及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资本的救助和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金融监管的改革，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国家阶级职能和国家本质的正确性。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执行社会职能的同时，其阶级职能和国家本质表现明显，所谓阶级职能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同金融资本的结盟，国家最终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所谓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工具。
就生产方式而言，列宁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由此而产生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具有腐朽性、寄生性。早在列宁时期就形成了工业和银行业的垄断资本互相渗透、彼此融合或混合生长的金融垄断，当今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它所具有的腐朽性、寄生性更加严重和明显。
3.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及其解决的难度，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提出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创建替代模式。我们发现即使是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点的美国学者福山，对资本主义的颂扬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融危机后，他把历史的终结解释为：“在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何种新社会模式将代表发展的下一阶段还不明了。”这里已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不明了”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对历史进一步发展的看法，他说：“我关于未来的观点是，科技可能创造了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7]总之，从对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各种质疑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涉及体制调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缓慢过程。
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声表达自己的不满。从美、欧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看，如果说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存在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以及二者的矛盾，那么现在中产阶级同样感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威胁，“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将中产阶级失业、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两极分化矛头指向金融资本，还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主要弊端——金钱操纵政治，政府和金融资本的结盟，凸显了中产阶级同金融资本和政府的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具有政治性，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层面的抗争，因而是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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