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要素禀赋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假说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要素禀赋理论一向被视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有着丰富的内涵(Haberler，1950)。到目前为止，要素禀赋理论包含了下面内容：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omuelson Theorem)(1941)，列昂惕夫悖论(Lonetif Paradox)(1953)，雷布津斯基定理(Rybezynski Theorem)(1955)，林达尔(Linder)重叠需求论(1961)，弗农(Vernon)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1966)以及HOV理论(Heckshcer-Ohlin-Vanek Theory)(1968)。在这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中，生产要素基本上被假定为只有两种：劳动和资本；而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要素禀赋则被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前者是指一国的自然资源、区位和人等自然赋予的要素；后者则是指通讯基础设施、高技术(熟练)劳动力、研究机构以及技术的专有知识，是可以通过后天培育获得的。一国财富的多寡主要取决于高级要素(Porter，1990)。
本文试图将要素禀赋模型进一步扩展，把国家竞争战略作为一种无形要素，纳入到要素禀赋模型中，提出无形要素禀赋假说，为一国如何通过实施国家竞争战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提供一种合乎标准经济模型的理论框架；采用经济史实证分析方法，①通过对日美国家竞争战略历史演化过程的分析，对无形要素禀赋假说进行验证。
二、全球化与要素禀赋的扩展
全球化不仅是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它还对全球各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Rodrik(2000)所描述的，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二十世纪是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二十一世纪则是混合经济主导的世界。从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几乎都选择了混合经济体制，因为市场和政府(干预)是具有互补性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发达国家还通过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利率)来干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利用财政政策(税种与税率)来稳定经济，通过反垄断法和对大型组织的管制，保障社会可以同时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由于每个发达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市场与政府干预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对那些试图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如何设计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战略，如何选择适当的战略工具，建立相应的市场规制手段，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有效的冲突管理来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显然，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体制已从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嵌入”一系列的非市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方针，政策以及相应的体制(统称为战略)，共同调整因市场失灵而无法处理的各种国际经济关系。显然，战略已成为全球化中各国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传统的贸易模型，还是新贸易模型(Krugman，1979，1980，1981，1984，1992，2000；Helpman，1981，1984a，1984b，1985，1987，1989，1990；Ethier，1974，1979，1982，1984，1996)，或者是新新贸易模型(Grossman，1989，1990，1996，2002a，2002b，2002c；Bernard，1997，2000)，都是在纯粹市场经济体制下讨论贸易形态或贸易条件的。传统的贸易模型侧重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讨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问题，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则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讨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问题。总的来说，过去两百年间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始终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讨论国际贸易问题。尽管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也涉及政府干预的问题，但这仍然是仅将国际贸易政策作为自由贸易的一种例外而已。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都注意到了贸易自由化的问题，特别是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观点，但这仍然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讨论。一旦我们将研究的范围从纯粹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不得不对贸易理论进行重新考察，需要恰当地将代表政府干预的国家竞争战略“嵌入”到以纯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要素禀赋模型中去，才能够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全球经济一体化混合经济体制的特征。
比较优势理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HOV要素禀赋理论，它认为贸易形态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通过贸易，最终可以使要素价格均等化。赫克歇尔和俄林所说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及一国的自然资源、劳动与资本。后来的学者将要素的范畴加以扩充或重新进行分类，例如波特就在其提出的钻石模型中，将一国的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波特认为，一国的生产要素除极少数可以通过先天获取外，绝大部分要通过长期技术开发才能获取，而这种开发涉及不同的投资。初级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是被动的，它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融资等。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因而对其需求在不断减少，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初级要素的供给却在不断增加，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其在全球市场的网络获取这些初级生产要素。高级要素包括现代通讯的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各种研究机构和大学。高级要素需要经过后天努力，长期投资开发方可形成，它对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至关重要，但高级要素的培育和开发还是要以初级要素为基础(Porter，1990)。
事实上，无论怎样对生产要素进行分类，得出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分类标准不同，分类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重要的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不同分类，我们不难发现，生产要素的范畴不断扩大，不再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自然资源、劳动与资本、先进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时间、空间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要素。那么，在混合经济体制下，仅考虑由市场决定的投入作为生产要素似乎有些偏颇。混合经济意味着市场与政府干预是相互补充的，缺一不可，这就有必要将要素禀赋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将政府干预所采用的方针、政策、战略(如国家竞争战略)，也作为要素变量纳入到要素禀赋模型中。
首先，从体制方面看，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种常态，它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国与国之间展开贸易时必然出现的自由贸易状态。只有在市场失灵时，贸易政策才会出现，才会对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干预，纠正因市场的失灵产生的扭曲(Paugel，2005)。所以，贸易政策所体现的是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干预措施，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本文将国家竞争战略纳入到要素禀赋理论中时，其经济体制已进行了相应的转化，不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市场经济。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干预是共存的，两者都是常态，正因为如此，作为政府干预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的国家竞争战略，才成为一国产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才能被视为是一种要素禀赋。
其次，国家竞争战略的实施，能够保证国家竞争优势在某些行业的形成，国家竞争战略的政策工具具有多样性和长期性的特征。例如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之一的汇率政策，就有着与关税或其他政策完全不同的效应。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动对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效应。由于生产率高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小，一国可以利用汇率的变动来促使同一产业内的低效率企业的淘汰(新新贸易主义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假定)。
第三，从社会福利效应上看，两者也有不同。贸易政策，特别是非关税的贸易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补救，它会导致国内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尽管国家竞争战略所包含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一种次优的结果，但它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当局的必然选择。政府采用贸易政策来保护某产业时，总会引致国内的人们会以资源配置扭曲、社会福利受损为由对此项政策进行批评。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国家竞争战略的政策工具(如汇率政策)，来提升某个行业的竞争力，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淘汰出局，普罗大众对此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因为在人们印象中，贸易似乎总是被人们当作是可能被政府控制的，而技术则不太可能被政府控制，所以因政府不当的贸易政策导致不良结果出现时，人们会指责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对于其他政策不当导致不良后果时，人们可能只是将这些归咎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风险，而不是政府的行为失当。
所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混合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将政府干预因素纳入贸易模型，是反映了国际经济现实的需要，也是使贸易模型本身更能贴近现实。可见，将经济全球化下的政府干预纳入贸易模型不是对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的否定，恰好是对这些理论的进一步扩展。从有形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到无形要素禀赋假说的提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理论范式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三、作为无形要素禀赋的国家竞争战略
经济全球化并未出现发达国家所声称的全球经济趋同的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所谓“核心经济模式”，以及以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外包，从事出口加工业，模仿乃至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的“非核心经济体模式”(Grossman and Helpman，2002)。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不仅反映出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差异，而且还折射出不同国家经济体制(或者说制度)的差异。
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在全球化中，别国政府采取的某种措施(如战略)会影响到本国的利益，相应的，本国政府也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方可保障本国的利益。Rodrik(1995)认为，要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需要完善国内的体制，因为国内的体制未达到全球化要求的开放经济体制的要求，所以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体现在一国国内的社会冲突上。他认为，全球化对国内体制的强烈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不仅无法化解各种冲突，还会有损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Robrik和Rigobon(2005)还认为，对于全球化的经济体制方面的要求，各国政府有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各国政府放弃本国的主权，选择建立一个“世界性政府”；第二种选择就是放弃所有的民主性原则，将可以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各项规章和法律强加给各国；第三种选择则回到布雷顿森林时代所倡导的有限的经济一体化，这既能够保障各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又可以保障各国行使主权不受影响。Robrik等人的结论是：彻头彻尾的全球一体化虽然可行，但不是每个国家的政府想要实现的；全球化的“世界性政府”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们想要的，却又是不可行的。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相对色彩较淡的全球一体化观点，例如在现行体制下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再一次进行创新。
可见，连Robrik本人都认为要使全球各国体制都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什么可行性。在第二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后，再讨论第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了。换句话说，无论全球经济一体化达到什么程度，各国政府依然保持其相对独立的主权，在其相应的经济体制下，通过与他国的竞争与合作，分享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更多的利益。经济体制的差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和重新设计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中各国政府基于主权所进行的竞争战略不发挥作用。在建立贸易模型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差别化产品(Davis，1995)和异质性企业，还要考虑到各国经济体制差异所产生的不同的竞争战略以及相应的战略工具，这才是对现实国际经济关系的恰当理解。
所以，我们可以将H-O的要素禀赋理论框架加以扩展，将全球化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国家竞争战略纳入到要素禀赋模型中。为简便起见，我们仍采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2×2模式。假定有两个国家，一国为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其工业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由于北方属于核心经济体，在全球化中处于支配地位；另一国为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其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较晚，制度不健全，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干预经济的程度相对较高，南方属于非核心经济体，在全球化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两个国家都分别拥有有形要素(tangible factor)和无形要素(intangible factor)两种生产要素，前者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硬通货，以及创新等这些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的要素，后者则是指一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采取的竞争战略等非市场机制获得的要素。假定在自然资源、资本等方面两国禀赋相同，但北方不仅在技术创新方面要素禀赋相当丰富，而且混合经济体制运行较为成熟(Levchenko，2007)，全球化中核心经济体的支配地位决定北方可以主动利用这一优势实施国家竞争战略，这样我们可以假定它是一个无形要素丰裕的国家；尽管南方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较高，一些要素禀赋也要通过非市场机制方可获得，但是全球化中非核心经济体的地位决定南方的国家竞争战略是被动地做出反应的。这样我们可以假定南方是一个无形要素不丰裕的国家。于是，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基于无形要素禀赋框架下的“南—北贸易模型”。
由于是在一个次优的世界中讨论如何将战略作为一种要素投入使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首先就要讨论作为无形要素的国家竞争战略的要素报酬是如何界定的。因为国家竞争战略的政策工具可以是多样化的，本文的研究选取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指标——一国的货币价格的决定即汇率，作为实现国家竞争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接下来我们就汇率这种无形要素的报酬问题加以具体讨论。
一国通过适当的汇率政策可以使本币逐步成为国际化货币，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如果选择本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本币就因此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是指一国因其货币为非本国居民所持有而得到的直接和间接的收益，包括传统意义的国际铸币税和扩展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
通常，一国的经济主权主要有两个：货币主权和课税主权。其中货币主权在经济上的实际形式便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事实上，铸币税源于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面值大于铸造或印刷该货币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货币本身具有足够的价值，比如用黄金作为货币，就不存在铸币税问题。只有当货币的面值大于货币的价值时，包括过去的铸币，现在的纸币，信用货币，才会出现铸币税问题。
如果该国的货币为国际中心货币，该国政府可以大量发行本币用于购买外国的商品和劳务，或者用于国际投资；非本国居民在本国境外持有的本币反过来又会购买本国的国债或作为其他形式的投资，于是就形成这种国际中心货币的境外循环。因此，本国政府通过发行本币，用于国际间双边或多边贸易交易、结算与支付、干预外汇市场、偿还外债、对外投资；或者变为他国的外汇储备，获取铸币税，它的数量等于该国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量在国外流通的部分。由于该货币具有良好的国际流动性，持有该货币的其他国家并不要求该中心货币国就其手中持有的本币兑换成商品或劳务，加上中心货币国的财政预算为赤字预算，他国持有本币无异于等同于他国向本国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
由于本国货币是国际中心货币，则本币的贬值既可以刺激出口，又可以减轻本国的外债负担，相应的其他国家对国际中心货币国的债权(即外汇储备)却缩水。国际中心货币贬值，相当于国际中心货币国家向非国际中心货币国家征收了一种税，因此，国际中心货币国家通过本币贬值获取的好处，也被称为“国际通货膨胀税”。这就是广义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
更为重要的是，一国通过国家竞争战略的成功实施，逐步使本币国际化，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就可以拥有对他国经济的控制权，形成所谓的“货币霸权”。
四、假说的检验：日美国家竞争战略演化的经济史实证分析
(一)日美国家利益冲突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提供一系列的经济援助以帮助日本复兴经济。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1949年开始实施的“道奇计划”，目的是要稳定1946-1948年间日本经济出现的高通胀。该计划包括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确定为一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水平，并将此汇价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因此，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成为日本货币政策必不可少的锚(Mckinnon and Ohno，2001)，这样的汇率制度是日美发生贸易摩擦问题的基因。
1.起始阶段：贸易摩擦与数量管制
这一时期的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贸易摩擦上。由于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换360日元水平，日美贸易摩擦在这一时期不涉及汇率系统的冲突以及汇价的调整，主要还是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来解决，其内容多以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通过出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手段解决出现的贸易纠纷。贸易摩擦的调整工具主要是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摩擦所争夺的重点是美国国内市场，日本廉价出口品不断地蚕食美国国内的市场，导致美国纺织业、钢铁业和化工业不断受损。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受战争的重创，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根据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国家之间可以进行量化比较的要素有五大类：劳动、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空间狭小，日美贸易中的日本当时只有在劳动这一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决定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日美贸易的基本形态。为了开拓更大空间的国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贸易立国”战略，充分利用劳动要素的优势，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通过自由贸易，扩大出口和海外市场份额，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
在“贸易立国”战略的主导下，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轻工业、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不断增加。1953年，处于萧条中的日本纺织业中小企业竞相削价，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衬衫，引发了战后日美贸易中的第一次贸易摩擦。1965年是日美贸易的转折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首次出现了总额为5.9亿美元的逆差，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的逆差额不断扩大，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急剧上升，美日贸易的逆差额在1968年为11亿美元，1972年则上升为41亿美元。尤其是1968年，日本对美国的纤维出口年度增幅达20％，对美国的纺织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美国通过对日本施压，最终在1972年达成纤维产品长期贸易协定，日本“自主限制”纺织品出口到美国。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不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资本(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如钢铁、石化产品等，贸易争端的结局基本上都是美国处于上风，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数量进行限制。
2.全面发展阶段：从经济结构性摩擦到汇率系统冲突
这一阶段，贸易摩擦同时在更多的产业内出现，涉及的领域包括彩电、汽车制造、机床、半导体等多个技术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产业。由于日本经过六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七十年代的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日本的出口由低附加值的纤维和钢铁的出口转向高附加值的汽车、半导体等产品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和产业越来越多，日本厂商此时不仅与美国的厂商争夺美国国内市场，还相互争夺国际市场份额。日本制成品不仅在美国越来越多地与本地产业竞争，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取代美国成为许多制成品的供应商，显示出两国的利益冲突不仅体现在贸易摩擦方面，还体现在经济结构性摩擦方面。
在这期间，全球金融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日本的汇率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国间的利益冲突逐步由贸易摩擦、经济结构性摩擦转向汇率系统的冲突。由于陷入越战的美国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美国已经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平价，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不再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并要求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和日本的货币对美元升值，否则美国就会对进口品征收附加税。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被迫升值，美国则取消了附加税。
实施浮动汇率制的初期，日元对美元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这本来会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顺差，但是，日本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却进一步增加了顺差。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内外失衡，增加出口成为日本政府解决经济失衡的重要手段。为了减轻对资源及原材料进口的依赖，日本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由“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减少，而日元的升值导致以日元表示的进口原材料下降，于是日本的进口下降；随着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商品在出口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日元升值并未导致出口大幅减少，日美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当然，这也为美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施压，要求日元升值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至此，日美之间冲突的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转变成为日元与美元汇率定价的冲突。美国为了扭转长期贸易逆差，借助美元的特殊地位，运用政治力量干预日元兑美元的汇率。通过两国间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博弈，美国成功地实行美元霸权的战略，强迫日元升值。但日元的长期升值却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3.深入发展阶段：汇率博弈
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美元急剧升值，造成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升值，日本在1985年与美、英等五国达成《广场协议》。此后，日元进入快速升值期，尽管其间日元汇率有升有跌，但是以升值为主要趋势，两年内升值幅度约为50％，日元汇率由1985年8月底的1美元兑换237日元，升至1988年初的1美元兑换120日元。
日元的升值意味着美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增强。美国不断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农产品、高科技和汽车市场和投资市场，给外国企业平等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因为美国认为，仅仅依靠出口数量限制是无法解决日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美国试图利用其作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的优势地位，以及作为关键货币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通过与日本达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议，以及迫使日元升值等手段，实现其国家竞争战略——保持美国在世界中的“霸主”地位。于是，1990年两国达成“美日经济结构协商案”。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压力下，日本为了坚持实行长期奉行的贸易立国方针，被迫推进“科技立国”新战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地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如信息产业、电信、保险、金融等产业)升级。“科技立国”战略的成功实现保证了日本可以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保持国际竞争力。
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后期进入衰退期，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所缓和，摩擦领域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贸易领域，有时还是美国要求日本向美国公司开放国内更多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日美两国间的汇率系统冲突却在不断增加，显然，日美两国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并未消失，只是冲突的形式产生了变化而已，从开始的贸易摩擦转变成为现在的两国货币间定价(即汇率)的博弈。
事实上，无论是贸易摩擦还是汇率系统的冲突，都是美日两国间的国家利益冲突的一种表象而已，本质基本相同。利益冲突的解决还是取决于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力量。
(二)以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的美国国家竞争优势
日美之间国家利益冲突如何从贸易摩擦演化成为汇率系统的冲突？尽管日本通过实施“贸易立国”战略和“科技立国”战略，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能够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其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1993年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但是，日本的国家竞争战略的成功所带来的却是美国对日本经济成就的担忧，美国充分利用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在汇率定价方面不断向日本施压。继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美国又利用《罗浮宫协议》(1987年)和《巴塞尔协议》(1988年)等国际协调手段，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向日本施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处于弱势的日本只能就范，因而步步地陷入美国设计的“金融陷阱”。
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汇率，已经不再简单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反映，而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国家——美国与其已经出现的、或者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进行博弈的首选工具。无论是过去美国与日本的汇率定价的博弈，还是最近几年美国与欧盟的汇率定价的博弈，以及美国与被其视为最大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就人民币汇率定价展开的博弈，都不难发现美国所采取的策略通常是，通过逼迫对手的货币升值，既可以削弱对手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又可以让对手的以美元资产表示的国家财富在币值波动中被蒸发。其策略如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所描述的，首先通过恶化自己的地位以争取更大的优势。②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全面恢复，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日本出口品的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历了几次成功的升级，从最初的上世纪50年代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到60年代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又推出科技立国的战略，产业结构再次升级，80年代主要是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随着日元不断升值，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日本又一次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形成研发在日本本土，生产在海外的分工格局，同时将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其绩效表现为90年代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显著上升。由于一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着进出口贸易品的结构，日本在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在美日贸易中，日本的外向型产业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国家竞争战略似乎是成功的。但是，在与美国的“货币战争”中，美国作为中心货币国，充分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行美元的优势，通过对汇率、利率等宏观经济工具的灵活操控，根据美国在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利用所谓“强势美元”或“弱势美元”战略，控制着日元币值的波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日元的升值导致日本的资本开始大举收购海外资产，利用货币升值进行海外投资。从表面上看，日本资本流入美国市场投资实体经济，可以减少贸易摩擦，但是，日本经济接着出现的问题所产生恶果，远远超出了日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麻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日元的升值一般会伴随着反映日本经济的股票指数——“日经指数”的大幅下跌③。因为日元升值不仅意味着资本由日本国内市场流出，导致国内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还意味着美元贬值导致日本国家财富的严重缩水。麦金农和大野健一将这种由日元升值产生的、日本国内反常的汇率预期所引发的通货紧缩和低利率流动性陷阱，称为“日元升值综合症”。这恰好反映了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坚持的所谓“贸易立国”的战略以及“科技立国”战略，都无法抵抗美国的“货币霸权”战略。尽管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日本及时对其本国的国家竞争战略进行调整，并在每一次的产业结构转型中都能获得成功，但是由于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始终受制于美国，日本通过出口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在美元贬值时大幅缩水，日本在经济上的强大实力最终被美国通过对日元汇率的操控而大大削弱。日本经济最终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低迷，导致了日本继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战败”。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将日本因9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的经济低迷称之为“金融战败”④。
五、研究结论
国际贸易纯理论模型是一种有形要素的竞争模型，自然的理论张力应是存在着一种无形要素的竞争模型。本文从对现实世界的理论考察中发现，国家竞争战略是一种无形要素禀赋，它作为国家利益冲突本质特征函数的变量，恰好就是政府干预因素综合作用的表征形式。
在特定的“南—北”贸易模型形式下，南方—北方两国同时拥有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两种要素禀赋，但北方国家是无形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南方国家是无形要素禀赋不丰裕的国家。这一理论结果，把国际贸易纯理论框架，从有形要素禀赋拓展到了无形要素禀赋，可以更恰当地解释当今的国际贸易现实。
本文对贸易形态理论的基础研究文献作了较为完整的调查，受篇幅所限，只列出小部分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的文献。若需要全部文献者，请向作者索取：qjhe@yahoo.com.cn。
注释：
①与标准的经济分析方法不同，对经济史实的分析形成了另一种经济分析方法，首倡者为Robert Fogel和Douglass North，两人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每个事实背后都有一个理论，并且每个事实都会引人入胜。”奈特(Knight)的这句话准确地说明了这种方法的特征。
②参见谢林：《选择与结果》，熊昆、刘永谋译，华夏出版社，北京，2007。
③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又出现过。据2008年10月24日东方卫视报道，日元升值导致当天的日经指数跌幅超过9％。
④参见吉川元忠：《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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