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探索和拓展（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激动人心的年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物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必然要求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并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外部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2]，“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3]。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又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没有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他看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两者都是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4]；“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5]，“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6]，只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但所有制基础不同，即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前提。
从形式上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似乎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却是一致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活生生的运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7]，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然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它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市场经济恰恰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现代形式。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实现国民经济市场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注意到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8]这一重要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9]。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显示出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进行，“应纳入计划的轨道”，因为商品生产最终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鬼”，所以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陷入矛盾之中。尽管毛泽东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还是造就了一个和苏联模式基本相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认识论看，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理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不理解工业化、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使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给予初步的界定和说明。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这样，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两个阶段的改革之后，当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的上述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有四种类型：(1)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中，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价格来调节，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2)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中，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3)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中，政府不仅控制需求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而且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4)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中，政府是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它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内部，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这四种形式中，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或古典形式，在现实中，它已不复存在；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者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后者的代表是日本、法国和瑞典；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则是一些“后发”国家向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过渡中实行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经济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这两种体系并存的“二元经济”，而在美国，“计划体系”的地位甚至高于“市场体系”。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现实的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现实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0]。这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个人正当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过程缺乏个人经济利益这一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在信息收集和传递上存在着内在缺陷，难以充分、及时反映复杂多变的供求关系，这既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这一短处正是市场经济的长处，所以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1]。在当代，市场经济集中反映了商品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的确具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机制，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旧式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12]。由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之间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并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界限。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成为一种可能。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之间也具有兼容性。作为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并非始终处在绝对对立之中。相反，市场经济本身需要相应的社会公平：首先是参与竞争活动的公平，即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都有同等的机会支配社会资源；其次是在竞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即规则对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具有同等效力，而且这种规则对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来说应是人所共知；再次是在竞争结果面前人人平等，即参加竞争活动的主体必须接受竞争的结局，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社会特权取得收益“附加权”和亏损“豁免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由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此为前提，它要求机会均等、竞争公平、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的和根本的公平，全部社会公平的重建，都应以此为中轴和基础。
可见，无论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和价值的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市场经济，并在许多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一见解的深刻内涵了。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矛盾；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一定制度环境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有共同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建立在新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对此，邓小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他提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提出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及其改革的关系。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指出：“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充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13]。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道路和模式，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过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又会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并引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种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现代化建设使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都具有了新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第三世界著名学者苏地生的名言：“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14]。
六、走向开放的世界：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改革和开放，这是现代化，尤其是“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子”。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封闭只能导致落后”。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提出从封闭转向开放。“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5]。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实现了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即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开放的世界”的形成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依据。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国家全面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已经“一体化”。这里，地理环境已不再是交往的界限，信息手段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间接环境，人们可以通过一架小小的“电脑”把各种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展开世界交往活动。世界的整体化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犹如一个“地球村”。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敏锐准确而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6]。
开放的世界所导致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在全球的循环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生活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从概念的内涵看，邓小平的“开放的世界”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具有一致性。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和民族之间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由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世界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把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推上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使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同其他民族的发展具有了依存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否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成为所有民族或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使民族的闭关自守再也不能从容地存在下去了。如果无视这种整体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前途只有一个，即最终被外部的“强力”拖进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18]。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的历史时也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19]，“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0]。由此他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做“世界公民”。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走向开放的世界，必须建构能够适应开放世界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部结构能否吸收、消化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所以，1979年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指导思想的大转移时，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按照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计，当代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开放格局。
与地域开放格局相适应的，是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句话，“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1]。这是因为，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有全方位的开放才能博采众长而创新。
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中，开放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从逻辑上看，邓小平多层次开放的思路是：科学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向世界开放，学习、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经济领域的开放首先是对外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先导，一个国家由封闭自觉走向开放，往往是因为发展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也往往是由于先进民族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经济开放以至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经济领域开放必然导致文化领域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善于批判继承当代西方文化，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地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当代中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终于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开放的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从中，我们深刻地领略到邓小平恢宏的历史观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世界历史，尤其是开放的世界形成之后，它对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或富余部分换取自己的短缺部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以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落后的民族能够以人类的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相反，闭关自守则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一种发明和创造都是“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并未改变其历史落伍者的地位。邓小平之所以要领导当代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走向开放的世界，就是要使中国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的方式进入现代化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22]。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包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开放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中国只能在向世界的开放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3]。只有走进世界历史，在开放的世界中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七、“第二次革命”：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定位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使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转型。如果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那么，邓小平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则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4]。
一般说来，改革和革命是表征社会发展同一系列但又程度不同的两个概念。改革同样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但又以从根本上维护特定的社会制度为目标；革命则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然而，改革与革命又有内在的联系和转化的趋势，所以列宁认为，改革同革命的界限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限。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深深地理解列宁这一观点以及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因而他在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就对改革与革命的关系作了前瞻性的分析，初步具有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因而是一场“伟大革命”[25]。这里，邓小平主要是从改革的广度来说明改革是一场革命。
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改革“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26]。这一论述极为明确地把改革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从而把改革同革命联系起来了。
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27]此时，正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夕，邓小平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一命题，可以说是在郑重地提醒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8月，邓小平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同“过去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即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邓小平进一步说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8]。1992年春，邓小平又一次从解放生产力的视角分析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9]。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
我们断然拒绝这样一种极端肤浅的观点，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奇发偶想，是一种“主观情绪的产物”。实际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正确观点和反复申述的科学命题，是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总体判断。
就当代中国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0]革命就是要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即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其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曾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排斥市场的经济体制又逐渐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桎梏”，“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1]。从打破生产力的“桎梏”、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改革的确是一场革命。
就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枝节的、细微的、日常性质的变革，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它既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换又必然在生产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引起重大变化。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市场导向作用已具有普遍意义，需求约束也取代了资源约束的主体地位，货币金融流向成为产品物资流向的龙头，利用国际交换调整、弥补结构缺陷的可能性有了显著增强。可见，当代中国改革的指向性是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和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
就当代中国改革的广度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仅仅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改革，即“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已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因而是一场“革命性变革”。
就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地位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否进行改革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2]。相反，改革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出了历史的“误区”，并从实践上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则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又一次伟大革命”。
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的对象是社会制度，当代中国改革的对象是体制——从“苏联模式”演变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实质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获得有效实现形式的新体制。因此，邓小平又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3]。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命题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那么，“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则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具有历史必然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巨大跃迁，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总体上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34]，“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35]。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发展生产力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作为发展空间，否则，发展无从谈起；而改革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当代中国，只有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才能发展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由于揭示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必然提出一个重要结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当代中国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在这三个“有利于”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因为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
从哲学的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多种目标的根本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客观标志。
首先，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多种目标，如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人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发展，生活方式的更加合理，等等，这多种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社会的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能超过其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体现了该社会的社会结构更为合理，社会关系更为先进。不仅如此，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中具有可测性的客观标志。从根本上说，看一个社会发展与否只能从那些既集中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又具有可测性的领域来判断。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既集中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又是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38]的东西。因此，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39]。
确认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使社会评价的标准达到了价值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
从总体上看，“生产力标准”是物的不断丰富与人的不断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确认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时，始终是从物的丰富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展开的。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40]。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物的不断丰富上，而且体现在历史主体——人的不断发展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只是社会发展总目标的一部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只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手段。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逐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生产力标准”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从主体的需要、利益能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来评价客体即某种社会制度或体制，其功能就是检验这种社会制度或体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利益，从而确定它是否值得肯定和保留；“生产力标准”同时又是一种科学标准，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客观的决定力量，“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只有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生产力标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改革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就这样，邓小平拓展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造成了“第二次革命”，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仅凭这“三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就足以在当代中国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彪炳千秋，而又遑论其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正是在邓小平的理论中，我们领悟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历史已经为邓小平建造了丰碑，那就是他“完成了本世纪最巨大的经济变革”[41]，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历史将继续为邓小平建造丰碑，那就是他的理论将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从而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的影响力，不仅超越他生活的时代，而且超越了他生活的国度”[42]。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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