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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6-0077-05
中国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即新石器时代中期渔猎畜牧向农耕时代过渡的阶段，其上限距今约1万年，下限距今约6000年，确实存在着中华文明肇启的伏羲时代！伏羲，以个人的卓越事功，不只代表着一个强盛氏族的兴起，更代表着华夏文明的开启时代，我们暂可称之为“伏羲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成就就是产生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伏羲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形态的、有极高文化价值的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开端的伏羲八卦，以及作为中华民族性格基因的伏羲“盛德大业”的人生目的论。如果说伏羲“画八卦”代表认识论与知识论体系，那么伏羲“盛德大业”则是实践论与人生价值的统一。
一、伏羲符号系统思维的创立，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画八卦是伏羲最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八卦成为中华先民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的结晶和高度智慧的标志。由伏羲八卦，几经变迁演绎成《周易》并由此形成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大道之源”，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的主要的“活水源头”。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钥匙与百科全书。既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指导人类发展的解释系统，也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一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的阴阳变异、和合大同的辩证思维理论和逻辑方式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清代所著《四库总目提要》依然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之以入易，故易说至繁。”
因此，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天人之学。
1.伏羲八卦是中国方法论体系的奠基性成果
“圣人之道”，首先是对天地人物相互作用的这一巨系统运动法则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是一种“极深研几”的科学智慧；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总结人类社会系统的规律与法则，以平天下，所以说：“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以化成天下”(《贲卦·彖辞》)。
《易经》的符号系统是第一位的，表述着一种特殊形态的天人之学。其次，“象”同“数”紧密联系在一起，“象”不是别的，就是意象，即代表某种物象或现象，并且隐含着某种意义；“象”的测量是“数”，数精确地表述着变化。如果说“象”是定性分析，那么“数”是定量分析。
阴(
)、阳(
)符号，源于对天象、自然世界的观察与理性总结。东汉著名学者班固的《白虎通义·号篇》的讲解很有代表性，说：“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王子年《拾遗记》中说：“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观日月的运行，仰观俯察，画八卦。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天象学，依然沿用这一方法，如《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正是这种认识方式的延续：“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1]尧帝命令大臣羲、和二人“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别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以及观察总结季节变化对万物的影响，用于指导人们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以达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的治国目的。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研究天地运行，首先是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周期等，其次是由天象的变化而形成的地球上的季节变化，24节气的发现与确立，最后才是对地球上动、植物生长时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安排农业生产、军事行为，实现部落和国家的强盛。这些文化成果，是实现部落和国家的强盛的前提，在农业文明初创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必然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这种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还在进一步了解和延续。
2.伏羲八卦符号系统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
一阴()一阳()二分，即一年、一月、一日，是一个个天象的周期。用、符号的不断叠加，表述四季、八方等基本文化基因，符合华夏文明的产生过程。从阴()、阳()二爻所组成的每一卦以及六十四卦，每一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八卦构成一个完整的中系统，六十四卦又构成一个巨系统。这些基本系统通过爻变、卦变、综卦、互卦等方式形成无数的大小系统，用以解释自然、人类社会、个人，甚至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包涵着华夏民族几千年对于人生的不断探究。
这一切，经过几千年的努力，经过《连山》《归藏》的记录与总结，最后凝聚在中国周代的核心经典《周易》之中，成为治国的宝典，也是对中国根文化发展的总结与定型。《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对此，郑玄注云：“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春秋时仍然三《易》杂用，《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梦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预注曰：“《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又据《礼记·礼运》篇等记载，孔子曾说“欲观夏道”而“得《夏时》焉”，“欲观殷道”而“得《坤乾》焉”。郑玄、孔颖达都说《夏时》即《夏小正》，《坤乾》即《归藏》。当代学者李学勤进一步指出：“其实，直到两汉，三《易》仍然并存，只是《连山》《归藏》不如《周易》流传那么广了。”[2]随着《周易》的影响越来越大，《连山》《归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3.伏羲八卦符号系统的核心是对天、地、人系统的独立与统一的探索
伏羲八卦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到《周易》的定型，经历了6000年；而《周易》，从草创的周代初年，到十翼的完成时期战国，又经历了近千年。从结构形式而言，《周易》首先是一个以符号为表象、以象和数为内在特征的系统。其后，才有卦、爻辞等文字的说明，以明其中所含意蕴。所以，《周易》的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以符号为特征的体系之中。
如屯卦，上卦为
，下卦为
，都是阴阳符号，先有这些符号，才有对这些符号的文字解释，如解释屯卦整体意思的“《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解释第二爻(六爻从下往上数)的爻辞“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在易学系统中，阴阳符号的不同组合、排列方式，可以表示宇宙中的任何一物，或者一个事件，就像现在电脑系统中二进制的不同数字的组合与排列，可以表示任何事物一样。
《周易》最关心的，是人类，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卦、爻辞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命在天地这一巨系统中如何产生、发展和实现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易经》的整体结构中，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有序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中的生命主体。人与自然界在双向交流和相互感应的过程中，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这是生命的重要法则。
任何一卦，都不能说是纯粹客体的，也不能说是纯粹主体的，既不是只存在而无活动，也不是只活动而不存在。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也就是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
《周易》不仅认识到生命的某种意义，从自然界寻求人类生命的来源和根据，并且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就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表现出主体思维的特征。主体思维，就是重视主体即人在有机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意识到，主体在实现天人合一方面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4.天人合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天地，指日月星辰和地球及其规律性的运行状态，人类只有研究和掌握这种规律，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在认识天地系统后，才能充分利用天地系统的运行特征，才能发展农业，兴旺百业；合一，充分发挥人类的主体认识能力，按天地的运行规律办事，将人的主体创造性发挥到极致，实现国家的富强、百姓的安居乐业。
八卦系统中的主体思维是在天人合一整体论的模式中展开和发展，它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思维，它是在从如何最大价值的完成生命过程、实现生命价值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更是一种主体实践思维。
在《易经》中强调的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而人居于中间地位，生活于天地之间。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即在于“成万物”。人道的成万物，首先在于充分利用天地之道和万物，以个人、社会的生存、发展为核心。
由于《易经》所强调的主体性，不是以主客体相对立、相分离为特征的主体性，而是以主客体相统一、相融合为特征的主体性，因而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是绝对主体性思维，不是相对主体性思维。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哲学思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都是高扬主体性的，与西方的唯心论有根本的差异，这种主体性实际上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性，中国哲学中的道是天地运行规律，德是人们对天地及其规律的认识、利用所得。以宇宙的角度看人类，人类失去独尊独大的傲慢，才能回归到自然中来，自觉承担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在有序中得以不断发展。
总之，符号系统本身是作为一种思维的体系，完全不同于三段论式的西方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也不同于西方的辩证逻辑，更加接近东西方文化融合产生的数理逻辑。只要真正进入易学符号系统，就进入结构之中。中国的传统思维在时空选择上，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时间一维，不可分割，不能占有，只能共享。因此，中国人以整体的眼光看世界，以“保合太和”(《乾·彖》)为万物共存共荣的根本原则，以世界大同为发展目标。
二、伏羲“盛德大业”的人生目的论，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深层次内涵
文明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伏羲根文化给了我们许多的昭示。
现代人认为，“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理性社会体系，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尚，表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达到较高的水平。人类整体守护着的文明是指广义的文明。真正的问题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物质丰富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政治民主的背后是金权天下，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在精神层面和生活方式层面，现代人是否比“野蛮”人文明？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只要人类向前发展，就会继续探讨下去。在这些问题上，伏羲氏“盛德大业”的人生目的论，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1.伏羲以“圣德”立身是个体性的基本特征
伏羲氏以“圣德”立身，以“圣德”统领部族，部族各成员及其他部族尊崇其“圣德”，并且效仿，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形态特征，也成为中华民族初创时期的精神纽带。“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唼喋苛事也。”(《淮南子·览冥训》)故有至德，才能君临天下，表于语言，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这一理念的文字记载，现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关于这句话的经典讲解，《六韬·文师》中姜太公在回答文王的“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这一问题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3]。先秦时期，墨子号召志士仁人要胸怀天下，“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后来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荀子·霸王》)，兼容并蓄的《吕氏春秋》依然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理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直至明代末期，黄宗羲从正反两方面将这一理念发挥得最沉着痛快：“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4]
相对于个人，家庭是大系统；相对于家庭，社会是大系统；相对于社会，国家是大系统；相对于国家，天下是大系统。同样，相对于心，身是大系统。对这些系统的充分认识、掌握和合理利用，就是“德”，表现为与私心相对的“公”。
至德，在大系统内的绝对公正、公平，以后成为华夏文明中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也成为中国有识之士内在传承的标志。伏羲“有圣德”，从个人修养提升和扩大到部落的有效管理，最后形成一种以“德”为核心的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这种“德”的文化现象或文化精神，是中国特色的管理精髓，几千年来以一种超凡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周易·系辞》更是对树立道德的基础、施行道德的方法、巩固道德的途径、检验道德的标准等进行了极其完备的探讨，认为“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拾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周易》的“盛德”理念中，德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的目标和理想，而且还是管理过程和管理成功的途径和手段，认定“易道”所追求的人文价值的最高理想，首先是“盛德”。
2.伏羲“大业”是“盛德”的外在表现形式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说，“易其至矣夫！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传·系辞上传》)。“崇德广业”与“盛德大业”含义有些相近。“盛德”是圣人具有的美德；“崇德”是不断增崇这种美德。“大业”是富有的事业；“广业”是不断扩大这种事业。圣人能“显诸仁，藏诸用”，效法天地之道，所以能“盛德大业”。“盛德”说的是乾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故日新其德；“富有”讲的是坤德，“方、直、大”，“厚德载物”，故为富有大业。什么是“盛德”呢？“日新之谓盛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德”，人的生命随日月星辰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修德必须“与时偕行”，不断修德，才能使自己的人格不断趋于圆满。什么是“大业”呢？“富有谓之大业”，“富有”是大而无外、无所不包，囊括宇宙万物，天下事为自己事，百姓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让天下人都在自己的关注范围之内，得到幸福，安居乐业。人如若具有乾坤这样品德，何业不成！所以圣人“崇德而广业”。
从华夏文明的传统来看，“德”和“业”，是人类追求的远大目标；“德”是内在的道德修养，是大局观的培养，是公心的培养；“业”是外在的功业创建，是有效管理所创造的社会事功。前属内圣，后属外王，两者不可偏废，必须互相结合。
对于“大业”，《周易》解释的非常清楚，“富有之谓大业”(《系辞》)，也就是指物质的无所不备，即现在所说的经济富足和社会发展。伏羲时代，“兄妹成婚”创建家庭形式；发明网罟开启了高级的狩猎时代；以龙纪官，统一了天下“部落万国”；始养六畜，创始熟食；作甲历，定四时，纪年不乱，纪月不易，昼夜知度；治屋庐，去巢穴之居；斫桐为琴，丝桑为瑟，均土为埙，发明了音乐……使得华夏民族真正进入“人”的序列，表现出无限的勃勃生机。
那么，怎样来成就事业？周易明确了实现“大业”的主要途径：在盛德的前提下，一是发展农工商，对于农业，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为利，以教天下”(《系辞》)；对于工业，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系辞》)；对于商业，要“日中为市，致天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系辞》)。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核心是技术发展，新工具的发明与应用；发展商业的核心是交易，加强资源的有序、高效流通。二是提倡节俭，“治理其财，用之有节”(见《周易正义》)，孔颖达在解释《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时写道：“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就是主张统治者节俭顾民，引导百姓以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复困难。三是“以财聚人”，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原理，管理者管理的目标并不是把财产归为已有，而是为社会谋福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效益[5]。
3.与时偕行为成就大业的核心
观象—治历—明时，顺时施政，指导农功，是我国古代历法的主要功能，“圣人修政，唯农是本。农之所见，时则为准。”[6]而天地自然中最容易观察到的时间变化状态，首先就是天(白天、黑夜)，其次是月(月亮的圆缺)，再次是年(从下雪到第二年的下雪，或者从某种果实的成熟到第二次这种果实的成熟等等)，最后是四季。年是一个周期，而构成年的四季交替出现，周而复始，有恒常、准确、有序、循环的特点，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又组合成许多植物生命的周期，这都给先民(“先王”“古圣”正是他们的智慧之代表)以直观形象、鲜明强烈的“时”与“变”的印象，先民由此积累了“时间”的自然观念并进而发展完善了相关的哲学观念。
“与时偕行”，即表明古人对于一切事物、生命现象都在天时轴上展开的认识，也表明古人对它的充分应用。《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坤·文言》的“承天而时行”、《大有·彖》的“应乎天而时行”等，顺着天时的变化而活动。天时，具有自然的周期性变化的特点，而时间则只有人为的记数特点，古人讲时是天时而不是时间。
只有天时还不行，必须观察地理，同一的天时，地理不同，则收获的利益不同，故要明地利。只有天时、地利还不行，必须观察要人和，即根据不同的天时、地利开展相应的人的活动，《系辞下传》总结为“变通者，趣时者也”。
变异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不只如此，变异是有规律可循的，日月运行，寒来暑往，四时成焉。更进一步，顺时而动，才能万物兴焉。这一有规律可循的变异法则，决定了宇宙内的一切子系统必须与宇宙系统相适应，与时偕行成为一切子系统的根本法则。彼得·杜拉克在谈企业管理时主张“不创新，即死亡”，但创新的前提是与时偕行，不是胡思乱想就能够产生创新。《系辞》指出：“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人们要生存与发展，只有“唯变所适”。
“天时”是华夏文明关注的主线。以《乾》卦为例，该卦以“天”为象征体，以“龙”为象征物，其六爻由初至上，潜、见、跃、飞至于亢，显示出一系列的变化、发展，而这种变化、发展，又必然是在时间条件下进行的，且呈现着特定的时间背景状态。其他诸卦，也都含有“时”义。故而王弼之《周易略例》直截了当地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
《周易》崇尚变易，认为变易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或杂乱无章的运动变化，而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生生之谓易”(《系辞》)是说变易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生命体不断改变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万物不断吐故纳新，持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己。易的本质就是揭示变化的方式、途径、时间序列，所以《周易》将圣人的最高理想——“盛德”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在平凡的一物一事之间体现自己的伦理价值，“日新之谓盛德”(《系辞》)。通过《大学》的资料，可以明确知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7]的立德思想，源远流长，证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明晰要效法天地的品格，日日更新自己的观念，不要落后于时代，永无止境。
不只个人的观念如此，社会发展也如此，日新月异，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大业，当然也就不能墨守成规，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系辞》)；只有通过变化、改革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使事业得到发展并能够长久地存在，即“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
“机”是华夏文明关注的另一主线。在《周易》“与时偕行”的观念中，另一个最核心的是“见微知著”，对我们今天研究“时机”、“时变”、“时势”很有借鉴意义。“几”是苗头，是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守时待变”，更需要《系辞传》中所引的孔子语“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积极迅捷的行动。见几而作，是指发现一点儿苗头就要立刻采取措施。万事万物在开始时和变化时皆有“几”，“几”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微妙先兆、苗头，能知晓这种精微征兆，预测出未来的结果，这就达到很神很绝的高超境地！智者一旦看清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苗头，就应该果断抓住时机，马上采取相宜的行动；假如拖延下去，再好的运气也与你擦肩而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程度已极大地增加，《周易》的“见微知著”，如《屯·六三》所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之类依单一或少量因素进行判断的情形，已经难以与现代社会生活进行类比，因此我们的今天对“时”的判断，应该综合诸多要素、诸多条件、诸多力量的整体加以分析。其真义在于：正视现实，调查研究，精于判断，积极而慎重地采取行动，利用有利时机，使举措趋于完美；转化不利时机，使局面得以改观。这种思想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只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易传·彖·艮》)，这样才能成就天下最大的伟业。
4.伏羲“盛德”是成就“大业”的基本条件
《周易》的“盛德大业”理念，其实就是要求管理者要把崇德放在第一位，用崇德来实现大业。所以《周易》中特别强调“为天下利”、“以教天下”，它把天下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大业及所有的事业，都是为天下利。
《周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虞翻注曰：“神农黄帝尧舜也。民多否闭，取乾之坤，谓之备物；以坤之乾，谓之致用。乾为物，坤为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马之利。谓十三盖取以利天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圣人作而万物睹，故莫大乎圣人者也。”虞翻的讲解，虽然在于揭示易的文义，但更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发展科技，充分利用自然禀赋和人类的智慧，创造更加适宜于人类生活的环境。那么，知识和伦理规范普及的教育成为能否生出“大业”的关键。
“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神农氏作，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中，神农氏教天下之民的，是新工具、器物的应用，发展生产；其后儒家《大学》：“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教育的内容侧重于伦理道德。倡导新工具、器物的应用，可以发展生产力；倡导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优化生产关系；两方面不可偏废。国民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以教乱国者，自古有之。东汉张角，以五斗米教号十方之众，首开以教乱国之先例；其后一千余年，效尤者屡见不鲜，尤以清朝为盛，诸如洪秀全之信上帝教等，不一而足，正反两方面，都值得关注。
现代社会，如果强调“盛德大业”的经营理念和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企业、社会团体的发展，就有了更加合理的发展愿景。为己(修德)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后，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地位，必须得努力。客观地讲，为己有三类方式：损人以利己；不损人以利己；利人以利己。修德就是培养不损人以利己和利人以利己的工程，是解除损人以利己的过程。因为，损人以利己，如抢劫，几乎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理性地放弃，但又是最直接的利己方式，人们总想在侥幸中去探求成功，修德就是学会放弃这种利己方式。为人(广业)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荣誉，为社会团体(家庭、部落、民族、人类)所作的贡献。客观地讲，为人也有三类方式：损己以利人；不损己以利人；利己以利人。在人类社会中，这三类方式都被提倡和歌颂。所以，盛德、修德是成就事业的基本条件，在私欲膨胀的今天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
综上所说，我们认为，伏羲画卦，开启了华夏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根[8]。伏羲八卦符号与易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与核心，伏羲“盛德大业”是世代人生基本的目的论，这是伏羲文化精神的精髓。伏羲文化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肇启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现着民族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和民族的归宿和母体，伏羲独具的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和和合精神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弘扬伏羲文化精神，就是对文明和进步的礼赞，对劳动和创造的肯定，对无私奉献者的感恩，这与我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富强和谐国家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也无疑会对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起到积极的作用。伏羲文化精神无疑是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推进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具有永不枯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