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提出绿色革命的希望--兼论中国跨世纪农业的决策方向_农业论文

重新提出绿色革命的希望--兼论中国跨世纪农业的决策方向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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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绿色革命的功绩

绿色革命发轫于矮秆小麦和高产水稻,起源于墨西哥,尔后扩大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带去最大的实惠。

二战结束之后,经济恢复,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农业部的资助下,由美国青年科学家勃劳格(Borlaug.N.G )在墨西哥农业研究中心(后改称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CIMMYT)主持一项培育抗病、高产小麦品种的研究计划。经过20年的努力,勃劳格采集、观察、比较了4 万多份小麦品系,进行了3万多次杂交,从中选出75个抗锈病能力很强的杂交新品种, 其中最好的有4个,特点是矮秆、抗病、优质、耐肥、适应地区广。 矮秆小麦的推广使墨西哥小麦产量提高3倍多, 并迅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成为粮食出口国。矮秆小麦成功地引种到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25个国家,有一半以上地区的小麦更换了新品种,使小麦成倍乃至几倍的增长。勃劳格以其光辉成就荣膺“绿色革命之父”的称号以及诺贝尔和平奖。

矮秆小麦的培育是农业科学研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世界上忍饥挨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许多科学家受到启发并积极行动起来。紧接着, 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工作的印度科学家斯瓦明森纳(Swaminal than.M.S)成为绿色革命的积极推动人, 他在大力推广矮秆小麦的同时致力于高产水稻的培育,最终培育出一种米质好、抗病害、适应广的高产水稻新品种,斯氏给它定名为“奇迹米”。8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以上的稻田种上了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的新稻种;其中受益最大的要算是印度,自从推广绿色革命以来,印度再没有闹过全国性的粮食危机,这在印度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斯瓦明森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首届“世界粮食年度奖”(20万元美金)。

中国人培育的杂交水稻后来者居上。早在50年代,中国科学家已育成矮脚南特、珍珠矮、广场矮等优良矮秆水稻品种。而杂交优势在水稻作物上利用则是从6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袁隆平及其助手几乎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科学研究基本停顿的环境下进行此项工作的。他花去十几年的时间,孜孜不倦,艰苦探索,最终用“三系法”(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从自花受粉作物成功地培育出杂交稻。这是水稻育种方法和理论的一项创新,使水稻产量大幅度地增长。中国人培育的杂交稻引种到世界20多个国家,袁隆平荣获“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长时期地约定俗成,世人把绿色革命概括为下述基本模式:现代科学技术(高产品种、化肥、农药、灌溉)+精细耕作,实质上是以现代育种技术与农业化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革命。

70年代以来,绿色革命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开花结果,世人迎来了一派乐观的气氛。发达国家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的基础上,从绿色革命所提供的新品种获益。由于对高肥土壤和水分反应良好的矮秆、半矮秆小麦和水稻品种的育成和推广,全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有18个粮食长期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改善了粮食的供应状况或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受益国家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8%,占全球耕地的32%。1967年至1987年的20年间,发达国家谷物总产量增加32%,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6%,发展中国家的增幅分别为59%和58%。从绿色革命获益最大的印度,过去30多年里农产品产量翻了3番;在非洲,埃塞俄比亚80 年代初才致力于绿色革命的推广,竟然奇迹般地从一个长期依靠粮食进口一跃而成为非洲唯一的粮食出口的国家;中国在这场绿色革命中后来者居上,依靠传统精细农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让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

对绿色革命的“批判”与质疑

尽管绿色革命获取重大成就并使世人大部分丰衣足食,但各国学者对绿色革命的认识和评价褒贬不一。发达国家的某些学者批评绿色革命造成农村两极分化,扩大贫富差别;高产新品种加重病虫害的发生。农民购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化肥、农药、种子而未能从绿色革命中获益。紧接着,新兴起的自然农业思潮(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等)不同程度片面地夸大了化学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美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之一。本世纪以来,美国人以先进的现代工业扶植农业,依靠科技,增加投入,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再加上美国有一片得天独厚的肥沃大平原。有人形容它“攥一把黑土能挤出油来,咯吱它几下能笑出一场丰收”。这几十年来,美国的现代化农业依靠绿色革命的推动,农作物产量几乎是成倍地增长。美国两亿多人口占据了世界1/6的两亿多吨农产品,吃不完,卖不掉。他们把关心的焦点转移到环境治理和生态平衡上;他们的多数人不知道也不关心外部世界还有几亿人在忍饥挨饿。这是他们评论和批评绿色革命的基点。

在发展中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据世界粮农组织报道,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粮食仅为发达国家的1/3,占有肉类仅为1/5,人均收入仅为1/10,还有一部分人徜徉在饥饿的边缘, 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十分明确:提高产量,改善营养,增加收入,在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吃饱吃好。他们是绿色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对绿色革命的批判始兴于美国,波及世界,批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用化学产品上。一是食品污染。指责农化产品是人类和地球的灾星,造成农产品残毒超标,影响人畜健康,招致癌病。倡导“无公害农业”,宣传“绿色食品”。二是水土流失。增施化肥是水土流失、土壤沙化之源;垦荒殖稼使植被破坏,森林减少,水土侵蚀。美国人称他们“每一个粮食丰收年都是以每英亩流失30~50吨表土换来的”。三是物种减少。高产农业使种质过分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农作物高产品种,造成种质狭窄,而森林面积锐减使野生动物无栖身之地,化肥农药的残毒又使大批害虫天敌和有益生物逐年灭绝。四是环境恶化。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板结和水质污染,地球上已有69%的农田遭受浸蚀或已退化,土壤肥力下降;特别是施用氮肥,在农田和饮水中残留过量的亚硝酸盐沉积,对人畜造成严重危害等等。

对高产农业的批判引起美国朝野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褒贬不一,看法迥异,比较多的一致的看法是:事出有因,证据不确,而宣传媒体更是过分地夸大了。举出几例商讨:

第一,关于化肥污染水质问题。据报道,典型的与施用化肥有关的损害人体健康的疾病叫皱躯(Bluc— baby)综合症, 如果饮用井水的亚硝酸盐含量在200ppm以上可诱发此症。但调查表明,更多的因素是化粪池的渗漏,而不是化肥的残毒。据美国Heidelberg(1990)在俄亥俄州对1.4万口井水取样分析,硝酸盐的含量只有5~7ppm,所谓硝态氮污染并无依据。另据Ellis,B.G.(1988 )比较地测了依阿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井水,两地亚硝酸盐的含量基本一致,均低于10ppm。 但宾州氮肥用量比依州氮肥用量低1/3,其余部分则来自厩肥和豆科植物。这表明,氮素在土壤中的行为性是相同的,而与肥料来源无关。

美国学者Stauffer.M.D等(1994)对美国东部、中西部和南部农业区33753口井水进行分析,绝大部分(63%)水井中的硝态氮含量低于0.3ppm,只有3%的井水硝态氮的含量为10ppm,略高于国际饮用水规定的硝态氮含量的临界值。究其因,还主要与井旁长期堆放的厩肥渗漏有关。另据对依阿华州德梅因(DesMomesi)河水分析,1945 年时河水中的硝态氮含量为5.0ppm,当时农田从肥料供氮仅占总供氮量的0.3%。 45年后的1990年对河水再次分析,硝态氮含量为5.6ppm,而从化肥的供氮达到占总供氮量的63%。显然,早期硝态氮来源于有机质的矿化,今日之硝态氮既来源于氮肥,又来源于土壤有机质。这也表明合理施用化肥并非导致水质污染的原因。

第二,农药是传播疾病之源,还是有助于保护人畜健康?两种意见大相径庭。主张“有机农业”论者言,农药杀虫剂残毒超标,招致食品污染,传播疾病,每年死于农药中毒者达50多万人。事实上,残毒标准是根据动物的慢性毒物试验中“最大无作用剂量”来计算的,此剂量再加上100倍乃至1000 倍的安全系数最后得到的才是人体“每日允许摄入量”。所谓农药残毒超标是在不正确地使用或滥用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并不是使用农药化肥不可避免的结果。怎样正确安全地使用农药都应明文规定,但超标100~500倍的事例实属罕见,更何况允许摄入量指的是每天摄入那么多剂量而不是偶然摄入几次。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说,世界上1/4的谷物和油料种子被感染霉菌或其它毒素(包括致癌物质),主要是通过昆虫或啮齿动物传播的。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是消灭它们的唯一途径。人所共知,多吃营养丰富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增强人体健康,预防疾病。但是,在今天科学技术水平之下,如果禁用农药防除害虫,全世界蔬果至少要减产50%;而且蔬果上寄生的菌类带给人类的致病率将增加2~3倍。这样一来,发达国家也只有1/5的富人能吃上鲜嫩的蔬果,而广大人民对稀少昂贵的“绿色食品”只好望洋兴叹。反过来可否这样理解:农药和杀虫剂既可保证为人类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它又比“有机农业”更有利于维护人类的体力和健康。

第三,高产农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特别是使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事实上,农用化学产品不大可能危及野生动植物,最根本原因则是它们栖息之地逐年丧失。农民在耕耘土地时,总是希望成千上万的微生物乃至益虫在土壤里安全生存,有助于提供高出2~3倍的农作物产量。据学者估算,如果实行“有机农业”而在全世界禁用农药化肥的话,就必须开垦比现有耕地大出1倍的土地面积;到2050年为养活全世界100亿人还需要扩大1~2倍的耕地面积。这就必须要在更大范围内砍伐森林、垦殖荒山、耕耘草地等等,届时岂非又有更多的生物失去栖身之地而继续灭亡吗?

今天的高产农业哺育着两倍于50年代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是在没有扩大耕地的前提下,依靠高产良种、兴修水利、发展机械,特别是大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使世界农产品增加了2~3倍。90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施用化肥14亿吨和农药230多万吨。据专家估算,到2000 年全世界每年需要氮肥(纯)约2.75亿吨,其中0.9~1.3亿吨来自豆科作物,0.5~0.8亿吨来自牧草作物,其他1.20~1.75亿吨来自化学肥料。 粗略估计,到2050年时氮素化肥需要量每年要达2.5~3.0亿吨。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的高产农业实质上可以称之为“化肥农业”或“化学农业”。

美国140多位科学家联合公布一份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Smith.E.G等,1990)指出:(1)如果现在立即停止使用化肥和农药,美国玉米总产量预计将减产52%,生产成本提高61%,粮食出口剧减。(2 )美国消费者每户每年将多支付428美元用于购买食物。 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食物支出的12%,低收入家庭的44%。(3 )美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将恢复到40年代的水平。 如果仍要坚持今天的高产量, 则需要新增7500万亩耕地。(4)施用1吨氮肥的产出,在美国相当于增加4 亩灌溉地的产量或2.7亩旱地的产量,在泰国相当于4.8亩耕地,在秘鲁相当于8.9亩耕地的产量。(5)完全依靠厩肥中的养分来源所造成的生态压力比化肥更为严重。因为同等养分的厩肥使土壤负荷增大,可能会造成板结和迳流。因而造成养分不足,还会增大生化耗氧量,招致微生物污染。结论很明确:今世绝大部分农产品是农化产品换来的,化肥是农业生产系统最主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投入。增施化肥可以免去开垦新荒、减少污染以及确保农业的持续发展。农药为消灭农畜病虫害立下了汗马功劳。人类每年从与病虫草害作斗争实践中夺回占总产量1/3的农产品。防治病虫草害的同时也抑制了它们传播给人类的各种细菌和真菌病害。如果不是各类化学农药的广泛应用,全世界的农作物将大幅度减产,再加上各类害虫通过农畜传播以及苍蝇、虱子、蚊虫的肆虐,人类生存率亦随之下降,现今繁荣昌盛之社会景观亦将逊色乃至迅速消失。

争论的焦点在哪里?西方有些农业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从中获取丰富产品之后,才发现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千方百计想从农业现代化中跳出来;而刚刚吃饱穿暖或仍在忍饥挨饿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则千方百计希望走进农业现代化中享受美好富裕的生活。一个要“跳出来”,一个要“走进去”,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同农业发展观分歧的实质。

著名“绿色革命之父”勃劳格(1990)告诫说:“就现有科学水平而言,农业化学产品的明智使用,尤其是化肥的使用,对满足世界53亿人口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农民如果立即停止使用化肥和农药,世界必将面临悲惨的末日。这并非由于化学产品的毒害所致,而是由于饥馑所造成。”

正在蕴酿的新的绿色革命

应当承认,最近数十年来,现代化农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它包括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但是,应该认识也必须承认,农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史,人们耕种的每一寸土地,不都是砍伐原始森林或草原而垦殖的吗?农业就是从破坏一个平衡到又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人类逐步认识到了现代化农业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一定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过去的那些有悖于自然规律的行为忏悔和自责;因为人类是地球造化的产物,人类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只有适应了自我发展的规律,才谈得上适应自然的规律,才能够成为主宰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人。

怎样维护这个星球的秩序,怎样保证2050年让地球上80亿人吃饱穿暖?当代人在积极探索未来农业形态和措施而又步履维艰时,不约而同地再次把目光转向持续辉煌的绿色革命。

90年代以来,世界面临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和日益增大的粮食需求压力,农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1996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有88个国家首脑参加的粮食安全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8 亿多人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其基本营养需要,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虽然粮食供应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获得粮食方面的制约性因素,家庭和国家仍然没有足够的收入购买粮食,供需不稳以及天灾人祸等均有碍基本的粮食需要得到满足。”在通过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行动计划》指出,当今世界58亿人的人均粮食比20年前全球40亿人时增加了15%。然而,为了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粮食并改善膳食,需要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世界粮食产量。增加生产,包括增加传统作物及其产品的生产,并与粮食进口、储备和国际贸易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够加强粮食安全,解决区域之间的差异。”国际粮农组织在向大会提交的一份题名为“绿色革命的经验教训——迈向新的绿色革命”报告中,重新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次新的绿色革命,或称为跨世纪第二次绿色革命。

被批判的绿色革命为什么又重新受到青睐呢?原因是:尽管发达国家的某些学者批评绿色革命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贫富差异,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贫富分化与绿色革命无关。一些国际组织通过调查研究后指出:绿色革命并不是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原因,相反,它还能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倡导的各种自然农业思潮在客观实践中行不通;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虽然方向正确,思路可取但缺乏可操作的具体内容与技术,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难题。但绿色革命的成就显著,内容具体,看的见摸的着,而且有中国和印度可以遵循的范例。国际粮农组织在报告中指出,绿色革命“显然使亚洲避免了重大的粮食危机,成为中国、东南亚和南亚惊人的经济增长的基础”。

新的绿色革命“新”在何处?最重要的是强调绿色革命的技术内容要与社会、经济、环境相结合。国际粮农组织指出:“经验证明,科技是重要的,但单靠它们自己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必须伴之以适当的社会经济以及组织政策因素。”具体地说,第一,要增加投入,罗马会议提出发展中国家每年农业产前投入应达260亿美元, 产后投入应达150亿美元;第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包括农田水利, 土壤改良,道路与信息系统的改善;第三,增加压力机制,为农民提供的市场与价格使积极务农者有利可图;第四,有关的机构与政策,这是绿色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包括完善的试验研究与推广系统。第五,拓宽领域,把绿色革命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例如推广高产品种要防止单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保持大量的基因库;发展灌溉要防止次生盐渍化;要防止和减少某些化合物(如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要发展耕作制度多样性,提倡病虫害综合防治;重视土壤保护、农牧结合等等。第六,重新肯定了良种、化肥、农药、灌溉在农业增产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增加农用化学产品的投入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物质基础。

顺便指出,对当代农业的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思潮或观点,例如主张“生态农业”,片面强调生物技术的作用,倡导在农业生产中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乃至“虚拟技术”,等等,有些是学术观点,有些属于科学研究,有些则是科技前沿,这些非本文评述之列,明眼人一目了然。

中国农业:新的绿色革命的典范

当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给中国国家主席“农民奖章”以表彰对发展世界农业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时候,当中国总理郑重宣布中国农业连年丰收、库存粮食至少可以吃两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农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有能力养活12亿人。中国发展农业的经验举世瞩目。

从50~90年代,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矮秆小麦新品种,增加农用物质投入,如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成倍增长,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特别是遍及全国占耕地1/3以上、占播种面积2/3左右的农作物间套复种技术,所生产的粮食占总产量的1/2以上,油料和棉花占总产量1/3左右。通过间套复种技术,使我国耕地复种指数提高28个百分点,相当于扩大耕地面积4亿多亩。 中国依靠传统精细农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快速农业发展的经验被认为是世界新的绿色革命的典范。

从世纪之交中国粮食生产和供需发展趋势看,有5 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总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的趋势不会变;耕地面积逐年减少600多万亩、人均耕地更少的趋势不会变;中国粮食总需求在5000 亿公斤基础上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会变;立足国内、依靠自身解决粮食供给的方针不会变;世界许多国家粮食短缺、不依赖粮食进口的总格局不会变。这几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解决粮食生产的艰巨性,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物质投入,特别是继续增加化肥的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坚定不移地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持续发展新的绿色革命的宏观策略要做到“十个保护”:一是坚定地保护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二是保护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三是保护化肥和农药等的物质投入;四是保护粮食生产的水利命脉;五是保护粮食生产的生态环境;六是保护和增加多方的资金投入;七是保护粮食的流通渠道;八是保护粮食生产的科学研究体系;九是保护健全的农技推广体系;十是保护粮农的务农积极性和合法权益。有了这些基本条件的保证,才可使中国新的绿色革命持续健康地发展。

中国的农业坚持走新的绿色革命的道路。中国政府制定的高产、优质、高效(简称“三高”农业)农业,是以当代科技进步为基础,以持续增长的生产率、持续提高与保持土壤肥力、持续协调农村生态环境以及持续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为目标,以农村共同富裕为宗旨。特别是农业“优质”,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目标明确,内涵丰富。狭义地讲,即产品优质,它包括农产品的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商业品质;广义地讲,即农业优质,指的是优良的生态系统和环境卫生、良好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土保持体系、优化的生产结构、完善畅通的农业生产供销体系、规范化的农村市场行为,等等,重点强调了生产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生态持续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传统精细农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可以认为是中国绿色革命具体化的经验概括,可以做为我国今后10~30年实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和技术路线。

中国的农业科学家应当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应该涌现出成千上万个象绿色革命创始人勃劳格、斯瓦明森纳、袁隆平那样的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身体力行,持之以恒的科学家,为民造福,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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