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机制及其对策_环境风险论文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机理及其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对策论文,危机论文,风险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5)06～0092～14

       一、十起典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

       1.案例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各地环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此类事件的覆盖范围很广泛，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不发达地区。本文选取了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虽然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由环境问题引发，但不同的事件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利益动机和权利诉求。本文选取了2005年浙江三起群体性事件(东阳市画水镇的“4.10事件”、新昌-嵊州交界处的“7.15事件”和长兴县煤山镇的“8.20事件”)、2009年5月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2009年8月陕西凤翔血铅事件、2009年10月广东番禺事件、2011年大连PX事件、2012年7月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事件、2012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PX事件等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涉及华北、华南、华中和华东等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笔者希望通过深入剖析这些事件的表现形式、成因和社会后果，揭示出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如何从环境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性事件的，其中的发生机理和演化路径是什么，从而为更好地防范环境风险和应对社会危机提供治理对策。

       2.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汇总(如表1)

      

       从2005年浙江的三起环境事件一直到2012年什邡、启东和宁波事件的发生，在这七年时间内，我国其他地区又相继发生了多起环境抗争性事件，根据笔者的归纳，总的来说呈现以下的发展趋势：

       (1)环境抗争事件总体增多，其中预防性环境群体性事件比救济式环境事件明显增多

       从2005年至今，我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总体呈增多趋势，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②其中预防性环境群体性事件比救济式环境事件普遍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救济性(或反应型)环境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是既成事实，当地民众通过多次上访无果而被迫采取的环境抗争行为；第二种是预防性环境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主要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进行抵抗性运动的群体事件，是基于对环境污染破坏性后果的畏惧而产生的行动。③

       在我们选取的十个典型案例中，2005年浙江三起群体性事件、2009年的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以及陕西凤翔血铅事件都是属于救济式的环境事件，当地民众一直以来都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东阳市的画水镇素有歌山画水之地，由于工业园区的建设，使得民众每天生活在污水和毒气之中，迫于无奈，农民才奋起抗争。浙江的新昌1995年之后成了没有活物的死亡之河，黄泥桥村35～45岁人口中患肝病者高达50％，故人们只能抗争。浙江长兴县煤山镇的污染的恶化始于蓄电池行业急速扩张，当地大量工人和儿童严重的铅中毒，民众迫不得已只能抵抗。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以及陕西凤翔血铅事件事件也都是由于当地镉和铅严重污染，民众多次上访无果才采取的自救行为。④

       而2009年广东番禺事件、2011年大连PX事件就不再是单纯的救济式(反应型)抗争事件。番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但被迫停止，大连的PX项目已经建成并进行生产，污染或成事实，或构成巨大环境风险，但最终在民众的反抗声中停产并进行项目搬迁。可见这两类事件既有自救的诉求，也有预防的诉求，不是单纯的反应型事件。

       对于2012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事件和宁波市PX事件而言，这三起项目都还没有投入建成，甚至在环评阶段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从而只能终止。近年来，媒体大量曝光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后果，使得民众对环境和自身的健康更加关注。可见，这三起事件属于典型的预防式环境事件。正如一位宁波市民所言：“如果没有从厦门、大连而来的PX恐慌，我们没有意识，也没有勇气表达对化工业的抗议。”宁波市民大都这样解释他们朴素的反PX理由：“大连、厦门都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⑤

       (2)环境群体性事件对抗性趋势将有所增强

       近年来，我国环境抗争事件的规模和对抗性都有所增强。从表1中看，虽然参与的人数有多有少，但对抗性的程度有所增加。像江苏的启动事件有数万人参与，抗争激烈，一度引发社会混乱。大连的PX事件据媒体报道大约一万两千人参与了示威，日本媒体报道认为是近十五年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2009年之前的事件大多是民众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引发，而2009年之后民众直接到政府门前游行示威居多，矛头直指政府，所以对抗性较强。

       (3)环境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结合更加密切

       随着网络、手机、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普及，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能力明显增强。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许多民众是在网络中达成共识和结成联盟的，加之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等特质对集群行为的控制难度增加。如果说浙江的三起环境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和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属于当地民众就地的自救行为，而番禺事件、大连事件、四川什邡、启东事件以及宁波PX事件则都有不同程度的网络组织和动员力量，其中很多非政府组织和环保组织也参与进来，使得事态一度失控。比如，在宁波PX事件中，镇海区的居民通过亲朋好友间手机短信互发、QQ群、MSN、微博中的相互交流以及街头巷尾的谣言传播，在瞬间达成了一个共识同盟，促成了一种包含着认同感、集群行动和环境保护逻辑的意识形态，民众自发结队游行的行动便悄然而生。⑥

       (4)民众的利益动机和权利诉求从单一趋向多元

       不可否认环境群体事件的起因都是源于环境风险与环境污染，但在每一个事件的背后却有着具体的利益动机和权利诉求。在浙江的三起环境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和陕西凤翔血铅事件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还我一片蓝天，还我美丽的家园，将污染企业搬迁出去。可见环境诉求在这些事件中是最主要的诉求，甚至是唯一诉求。而在2012年三起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和宁波PX)，其利益诉求变得多元化了，这些环境事件背后往往充斥着复杂的利益动机和权利诉求，比如，民众的征地拆迁及补偿问题、渔业受损问题、本地小企业与外来待建大企业的竞争问题、官员政绩与民众健康问题等等。

       在什邡，宏达钼铜项目本是灾后重建项目，但一旦大企业进驻，本地的小企业就要遭殃；在启东，排海工程一旦上马，本地房产的销量就会下降，外地官员与本地官员在项目建设上也存在分歧，其中不少公务员也参与了游行抗议，背后推动者不乏当地一些官员，事件变得扑朔迷离；⑦在宁波，海镇区的民众被普遍认为是环境维权运动的主力，但民众的诉求并不完全在此，很多村民希望被纳入镇海石化征地补偿规划才参与行动的，由于棉丰村离炼化项目还有段距离，却被纳入征迁规划并落实了补偿；而离炼化项目只有百米的南洪村却迟迟没有拆迁，故村民才奋起抗议。

       由于此类事件的信息较敏感，媒体没有过多揭示。各种利益主体在事件动员过程中都有着“保护生态和维护全民健康权”的环境诉求，但相关的利益群体又都试图在事件抗争过程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环保以最正当的形式，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⑧

       二、环境风险与社会危机的逻辑关系与转化方式

       从上述的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抗争事件都是源于环境风险的，但由于环境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预防，最终才酿成了社会危机事件。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这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和特定的转化方式。

       (一)环境风险与社会危机的因果关联

       关于风险与危机之间的逻辑联系，很少有人去区分它们，甚至很多人把它们等同一起，还有学者认为风险是从属于危机的，它只不过是潜在的危机而已。其实危机与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会产生危机，而危机几乎都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此外，风险与危机也是有区别的，风险是抽象的，危机是具体的。谈风险是为了反思问题，论危机更侧重正视和解决问题。⑨

       从风险到危机之间有个转化的过程，风险与危机的关系是因与果的关系，风险是因，危机是果。由此类推，环境风险是因，社会危机是果。⑩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之间也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环境风险是指生态环境存在潜在遭受破坏的可能性，而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状况遭受显在危害的现实性。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于潜在的环境风险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渐渐地环境风险便会集聚、蔓延和扩散，最终便会发展成为现实的社会危机。因此，环境风险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源头，而社会危机则是环境群体事件造成的后果。

       因

      

      

      

      

      

       果

       (一般)风险——————危机

       (特殊)环境风险————社会危机

       (二)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方式与转变形态

       1.转化方式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自然转化，另一种是人为转化。所谓自然转化是指在环境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存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从风险到危机是一种自然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爆发，其中有个风险积聚的过程，如果没有人为力量的介入，环境风险从可能的破化性转变成现实的危害性就一种自然过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地任其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演变成社会危机。这就如同是一种天然暴露于烈日暴晒之下的易燃物质，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干预，就是你不去点燃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自燃甚至爆炸。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自然转变方式，与人的“不作为”相关。由于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进程在逐步的积聚，如果此刻人们对风险置之不理、漠视它的存在，不去化解、转移和分担风险，那么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就只是时间的问题，风险总有一天会变成危机。这就是自然转化。比如，我国近年来雾霾的出现就是对环境风险不作为的后果，多地区曾引发了雾霾的社会恐慌，一度药店口罩断销，流言四起，大批富人还试图移民规避风险，从而影响了社会稳定。浙江三起群体性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以及陕西凤翔血铅事件的发生也是和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的。在当地，环境已经破坏到了生态极限，(11)民众饱受环境污染之害，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其后来爆发的环境抗争事件当然是不可避免。

       第二种是人为转化，所谓人为转化是指在环境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的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或管理不善而造成恶性事件，从而导致危机。就拿环境风险来说，自然环境与生态有其自身的承受极限，超出了这一底线，就会造成环境污染与危机。可是一些地方与政府为了利润与单纯的GDP的发展，不顾环境的承载能力，大批新建化工企业而对其事后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

       从环境风险到公共危机的人为转变方式，与人的“不当作为”相关。这就如同伤口撒盐、杀鸡取卵和焚林而猎一样，必然会加速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番禺事件、大连事件、四川什邡、启东事件以及宁波PX事件的发生都与政府的不当作为密切关联，政府为了追求GDP不顾民众的健康与环境的承受能力，大力上化工项目，而民众担心这类项目对人的健康产生危险，加之媒体网络报道，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

       对于上述十起环境事件而言，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或多或少既有自然转化的因素，也有人为干预的原因，都存在人类的作为与不作为。由此可见，从环境风险到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是自然转化和人为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2.转变形态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渐变式，另一种突发式。

       渐变式是指从环境风险的孕育到社会危机的发生，其中持续的过程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要经过一个逐步蔓延和扩散的中间状态，其引起的损失、伤亡和影响的程度也是在逐渐增大的，最后才产生质的变化，造成严重的损失、伤亡和恶劣的影响(如图1所示)。

       比如：浙江的三起环境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和陕西凤翔血铅事件都属于渐变式。当地民众在事件爆发前一直忍受着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时刻面临着现实的生存危机，民众也曾多次与污染企业发生过小冲突并多次上访要求政府搬迁污染企业，但都没有结果，在民怨和风险长时间的集聚之后，最终才酿成了大规模的集群行为。

       由于渐变式有一个相对蔓延的时间状态，因此从风险集聚、到事件的产生、直到事件衰退的时间相对较长。

       突发型是指从环境风险的集聚到社会危机的爆发，但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2)给人感觉危机事件的爆发力在瞬间产生，强度较大，危机事件的对抗性程度也较强(如图2所示)。

      

       图1 渐变式曲线图

      

       图2 突变式曲线图

       比如，番禺事件、大连事件、宁波事件等。在番禺事件中，政府根本没有料想到垃圾焚烧项目会瞬间引起如此大的民怨。民众之所以集体行动与媒体的报道以及民众的环境风险意识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关系。大连事件也是如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形成上万人的集会，是政府所没能想到的，当然这也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及网络的动员力量密切相关。

       从图2不难看出，突变式事件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短时间内对社会系统造成的震荡是强烈的，其破坏程度也是巨大的。

       罗森塔尔也曾根据事件发展和终结的速度来区分危机性事件，但他又将渐变式与突发式进一步地细分，形象地归纳为四种形态。(13)如表2所示：

      

       第一类：龙卷风型危机，这类危机来时快去时也快，就像龙卷风一样。例如广州番禺事件、大连PX事件，民众瞬间大规模集聚，或以请愿方式或以散步方式，一旦诉求达到，便自行散去。

       第二类：长投影型危机，这类危机往往突然爆发，虽然时间也持续不长，但影响深远。如启东事件、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中连公务员群体都参与了，甚至有幕后策划者的嫌疑，对当地的社会稳定的影响很深。什邡事件中，宏达钼铜项目本是汶川地震后的灾区重建项目，也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重大项目之一，本来是利民的一项工程，却因民众对健康权利的需求增加、政府对该项目环评的不及时、政府上项目时与民众缺乏有效沟通、本地小企业和外来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等多方的因素被暂停，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第三类：腹泻型危机，这类危机往往酝酿时间很长，但爆发后结束得也快。如浙江三起事件(东阳市画水镇的“4.10事件”、新昌-嵊州交界处的“7.15事件”和长兴县煤山镇的“8.20事件”)，虽然事件酝酿的时间长久，许多民众都进行过多次上访，但由于环境诉求比较单一，就是要把污染企业赶出本地，所以最后解决的也容易，结束也较快。

       第四类：文火型危机，是来得缓慢去得也慢的危机。这类危机开始缓慢，逐渐升级，结束也有一个过程，就像文火一样。像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以及宁波事件等。对于镉中毒、铅中毒的当地民众而言，其身心的摧残是缓慢的，(14)对其心理的安抚也需要时日，对污染土地、水源、动植物资源的治理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不论是渐变式的环群事件还是突发式的环群事件，它们的爆发都不是偶然的，都由环境风险逐步集聚而来。突发式看似突然，其实可能是我们没能察觉或疏忽大意或放任的缘故。(15)

       此外，不论渐变式还是突变式，之所以从环境风险转变为社会危机，是因为民众的主要诉求环境保护以及对自我健康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环境和健康保护诉求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救，一种防御。从而由此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救济型和预防型。而利益诉求，比如拆迁补偿、污染赔偿等，都是由环保与健康诉求衍生而来的复合诉求。

       三、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路径

       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路径，基本上都要经历从风险到危机的演化历程。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其完整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第二阶段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

       (一)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的转化

       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的转变，有个风险酝酿和风险转化的过程，而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就是环境风险孕育和集聚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环境风险从潜在的可能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变成了显在的现实性——环境危机。环境风险是一种抽象的表述，而环境危机是一种现实的危害。(16)

       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的形成也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环境风险之所以会聚集形成环境问题，常常和环境风险的性质、环境风险的分布、环境风险所处的地域以及风险转化因子有很大的关系。(17)

       环境风险的性质是指环境风险的类型，比如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电磁波)、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等等。虽然这些风险源的最终破坏性都很强，但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在初始阶段的强度、破坏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种环境风险也有其不同的风险度。(18)比如核污染的风险度在初始阶段就高于一般废物污染，对于一般污染物而言，生态系统还有一定容纳的时间和承载力，而核污染一旦发生则大多是灾难性的。

       环境风险的分布表现为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等。风险所处的地域表现为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海洋污染等。(19)风险的分布不同，风险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以及风险转化因子影响的程度不同，风险转化成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也就不一样。

       风险转化因子大致可分为自然转化因子和人为转化因子两种。比如毒气的产生，可能是在安全隐患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物质自然化学作用的结果，像森林中的瘴气，这就是自然因子与风险的结合；也可能是人为操作的失误，比如工厂的毒气泄漏，那就是人为因子造成的。

      

       图3 环境风险孕育图

       如图3所示，环境风险经过酝酿和积聚会形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自然和人为转化因子作用下，就形成环境危机。当然，不是所有的环境风险都和环境危机都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些环境风险也不一定要积聚到环境问题时才转变成环境危机，有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发觉问题的严重性和安全隐患的时候，在转化因子和环境作用下它就已经酿成了环境危机，这也说明了转化因子在结合时也有着偶然性。

       (二)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变

       环境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已经发生的事实，如果我们忽视这样的事实，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由于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的最终受害者是全人类，因此，某一地区、某一地段的环境危机必然会侵害当地民众的生存和健康，也必然会招致民众的反抗，如果我们放任甚至纵容其发展下去，社会危机便不可避免。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变也有一个逐步扩散和演化的过程。

       环境危机一旦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日常生活，并与一定的社会要素和触发因子相结合，便会在一定时空里不断扩散和演化，从而形成社会危机事件。(20)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进程的快慢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

       1.环境危机的类型

       从环境危机向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环境危机其扩散能力是不一样的。环境危机的类型有很多种，包括化学、生物、物理、固体、能源等。比如核污染、PX污染等污染源其污染后果比较严重，人们对此的心理抵触性较强，常常伴有社会心理恐慌的蔓延，所以这类环境危机极易引发社会危机，民众的对抗性也会很强。例如大连的PX事件、宁波的PX事件，民众的反抗规模之大也是必然的。

       2.环境危机的强度

       环境危机的强度表现为环境污染的程度与范围。环境污染是轻度还是重度；范围是局部污染还是大面积污染；是少数人中毒还是集体中毒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环境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的进程。比如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就是在中毒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中毒数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民众迫不得已才发起的群体抗争事件。

       3.环境污染作用对象的脆弱性

       受污染体本身的脆弱性包括设施的脆弱性和人的脆弱性。设施的脆弱性是指硬件设施抵抗环境破坏的能力，而人的脆弱性是针对社会中的人抵抗环境破坏的能力而言的。人们是否具有防灾意识、是否懂得防灾知识和具备防灾能力是抑制环境事件扩散的一种重要因素。

       4.环境污染发生的社会系统

       环境危机发生的社会系统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它能够加速或延缓事件的扩散速度。社会系统中的社会心理系统、社会信任系统和社会传播机制对其影响比较直接。社会信任的丧失、社会心理的失调以及社会传播的失衡都会加剧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变。

       5.应对环境危机的社会体系的脆弱性

       一个社会中，完善的应对体系可以有效预防环境风险、降低环境危机的损失，进而控制环境事件的扩散。有时环境事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事先预警和事后紧急应对的无效。因此，健全的预先防范系统和事后的应急控制体系，能够有效降低环境危机的扩散，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从时间上看，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在具体阶段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在环境危机发生初期，其扩散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环境危机性质和类型，在中期的扩散动力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的内部能量释放与其受污染体的脆弱性形成的合力，而后期的扩散动力来源于事件、次生事件、衍生事件与社会系统相互耦合作用。(21)

       借用S型曲线来表现，如图4所示。(22)

      

       图4 扩散动力演化图

       总之，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社会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相互作用，已经有了一个环境风险分布和酝酿的过程，加之触发因子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才有了环境事件的爆发。而随着事件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次生事件、衍生事件陆续出现，社会恐慌不断加剧，整个社会系统越来越不稳定，从而出现了社会危机。比如核泄漏事故，在很多国家都造成过巨大的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如果社会危机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瘫痪，那将成为一场灾难。因此，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在时间维度上是一个连续体(图5)。(23)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群体性事件都要经历从环境风险到环境危机，再从环境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在笔者选择的上述十起环境群体性案例中，救济型环群事件(浙江三起群体性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以及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基本上都经历了完整的两个阶段，对于预防式的环群事件(什邡、启东、宁波事件)，它们大都没有形成环境危机即环境污染的事实，很多项目在环评阶段就引起了公愤，这类事件的发生与民众的环境自觉意识、快速的社会传播机制以及较强的社会动员力量密切相关。(24)这类预防型环群事件的演化路径是环境风险——环境问题——社会系统的影响——社会危机，从而直接跳过了环境危机。

      

       图5 时间维度上的社会形态演变

       四、影响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转化的社会系统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离不开外部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些社会系统主要包括社会信任体系、社会传播机制和社会心理系统。社会信任系统的不稳定、社会传播机制的失衡以及社会心理系统的失调都将促使环境风险的积聚、环境危机事件增多和社会危害性的增强，从而加剧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变；(25)另一方面，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变又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系统的稳定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造成信任危机、心理恐慌，因此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1.社会信任系统的失范

       信任在任何社会都非常重要，它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媒介。社会信任系统的失范是指社会信任各子系统之间失衡和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各个社会信任的子系统之间应当保持必要平衡。(26)由于社会信任系统的不稳定，本身就是风险与危机存在的重要因素，从而加速了环境风险向社会危机的转变。

       社会信任系统的失范表现为民众对污染的企业的高度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而对人际信任度的增强。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地和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当地民众对污染企业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冲突时有发生。当农民透过反映、陈情等制度化手段解决未果时，从而又降低了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加之乡村网络的高度人际信任强化了群体性行为的动员，最终导致了非理性冲突的发生。(27)

       2.社会传播与动员机制的失衡

       在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化过程中，社会传播机制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传播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人际传播、媒体传播以及网络传播，其中，媒体、网络传播成为最普遍的方式。然而，传播功能的错位，加速了从风险到危机的转变。社会传播机制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失范、沟通失范以及媒体、网络的功能缺失。(28)比如在宁波的PX事件中，事态的扩大化源于网络上的关于“警察打人”照片的上传，一时间真假消息点燃了各地网民的愤慨情绪，导致一时失控。在环境风险聚集的过程中，信息传播失范使民众不能获得准确的有效信息，许多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初期，常常信息公开性缺乏、与民众沟通欠缺，从而让谣言有机可乘，不利于环境风险的早期预警。在社会危机事件爆发后，由于沟通的失效，会进一步恶化事态的发展，不利于对事件的控制。在向公共危机的演化过程中，媒体功能的缺失和传媒的不良运作，加之网络的匿名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29)甚至引发其他危机。

       3.社会心理系统的失调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变，会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调，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失调又加剧了从风险到危机的转变。社会心理的失调在风险危机的形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在风险积聚过程，谣言的传播导致社会的焦虑、恐慌，不利于风险的化解。在危机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性骚乱甚至暴乱的心理不利于危机的管理，容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无形扩大了危机的蔓延。(30)不论是预防式还是救济式环境事件，其心理恐慌与失衡都会存在。救济式环境事件中，人们的心理恐慌来自于对恶劣环境的亲身体验和对自身健康的严重焦虑。预防式环群事件中，人们对于环境风险的焦虑在更多来源于媒体、网络的报道，从而对环境风险的敏感度较高，对自身的健康关注度也较高。此外，对于可以预见和控制的环境风险，在转变为公共危机的过程中，社会心理对其有影响，但在短期内不明显；而对于陌生的和难以预见的环境风险，在转变为社会危机的过程中，社会心理对其影响较大，心理的失调时常发生，极易形成群体性暴乱，(31)从而加速了风险到危机的转变。

       不仅社会信任、传播机制、社会心理与环境风险向社会危机的转变过程是相互影响的，而且社会信任体系、传播机制与社会心理系统之间也是互动的。社会心理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本身就包含了心理信任。社会信任通过传播机制来稳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通过传播机制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信任，只要三者之间能良性的互动，就能减缓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转变(如图6所示)。(32)

      

       图6 环境风险向社会危机转变与社会信任、传播机制、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

       五、阻断环境风险向社会危机演化的治理对策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从一开始就阻断其演化的路径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因此，在治理对策方面对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是根本，对演化路径的过程治理需常态，多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是关键，系统的治理方法是原则。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

       阻断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其源头治理是根本。如果能让风险处于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而不至于演化成危机，那么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较完备的风险预警机制。环境风险预警是指对潜在的环境风险、环境威胁和危害进行警示；或者当某一类环境风险可能突然演变成环境危机、环境风险威胁的可能性增大时，而采取的超前预防与控制措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警机制充分体现了在应急管理上的“防火”意识，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也认为，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33)可见，良好的预警机制不仅可以防患于未然，将危机解决在萌芽之中，还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际惯用的预警级别是分为四种等级：特别严重(Ⅰ级)、严重(Ⅱ级)、较重(Ⅲ级)和一般(Ⅳ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表示，一般都由政府应急管理的相关部门根据环境风险的危险级别予以确定。(34)目前，我们对环境污染的技术预警已经比较成熟，但对环境风险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预警还处于较薄弱的状态。因此要认真分析哪种类型的环境风险更容易引发社会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规模和强度等，这些都需要能及时预警。对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可能发生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事件、可能引发的次生事件或衍生事件，都要制定科学的环境预警分类、分级标准。(35)

       2.建立常态化的过程治理机制

       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是一个动态化的演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过程治理机制。过程治理是一种动态的治理方式，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每一个演化阶段都需要进行分时分段式的治理。(36)预警机制对应着环境危机的潜伏期，属于前馈控制阶段；当环境危机发生后，需要启动环境的分级响应机制来应对环境污染；当环境危机演变为社会群体性事件时，需要立刻启动指挥决策、应急联动机制开始处置社会危机事件，防止其事态扩大，并进行过程反馈；当事件进入消解期和消退期时，要启动恢复机制，进行事后评估、善后处理和惩奖工作等等，这属于后馈机制。因此，整个动态治理过程是集前馈、反馈和调控于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37)如图7所示。

       3.建构多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环境问题是全球化的，从危机的复合治理来说，它所考验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整体应对能力。在社会系统中，政府因其地位、职责和手段之所在，必然要扮演主控角色，起主导作用。政府可以凭借庞大的行政体系和强力的控制手段，动用人、财、物和信息等行政资源应对环境风险与危机事件。但是，要阻断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仅仅依靠政府单方的控制力和政府几个应急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综合防范风险和治理危机的效果，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社会支持系统的配合。企业、非营利组织、网络组织、社区和公民等，这些力量的共同参与可以与政府实现优势互补，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协作共同构成了阻断风险向危机转化的多中心应对网络。(38)如图8所示。

      

       图7 前馈、反馈、调控复合系统

      

       图8 多中心治理图

       4.用系统治理的方法提升危机管理的水平

       阻断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需要我们用系统思维的方式进行危机管理。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分别经历了风险孕育、风险积聚、环境危机形成以及突发事件爆发等路径，是孕育因子、环境事件和社会冲击场共同作用的结果。(39)因此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它会随时间与环境而不断变化。(40)这就要求应急组织与个人必须要及时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要善于用系统的治理方法来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而过程治理、多元治理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治理的方法。

       在运用系统治理的方式时，还需要我们能协调好社会信任系统、社会传播系统和社会心理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三者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首先要建立健全诚信权威的媒体沟通机制(41)、完善环境立法、保持环境建设项目的公平、透明。尤其在环评阶段要广泛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众的恐慌情绪。其次，要保证风险与危机相关信息传递的准确、及时与全面；不断完善信访制度，从而防止谣言的兴起，提升社会信任。最后，培养大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与危机处置经验，提升民众规避风险与危机的能力。

       注释：

       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4BSH004]、教育部基金项目[13YJC84003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1SJD840001]均为沈一兵主持。

       ②王姝：《近年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递增29％》，《新京报》2012年10月27日。

       ③钟其：《环境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新世纪以来浙江省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法治研究》2009年第11期。

       ④涂重航：《陕西凤翔铅中毒事件始末：政府招商强势征地》，《新京报》2009年8月21日。

       ⑤陈晓：《宁波人的抗议：以PX的名义》，《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5期。

       ⑥曾鼎等：《利益or环保——宁波镇海反PX事件始末》，《凤凰周刊》2012年第32期。

       ⑦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⑧冯洁、汪韬：《开窗：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南方周末》2012年11月29日。

       ⑨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⑩张海波：《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11)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以浙江省的三起“群体性事件”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2007年2月20日。

       (12)袁辉：《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应急决策研究》，《安全》1996年第2期。

       (13)Uriel Rosenthal,Managing crises:Threat,Dilemma,Opportunities.Springfield,Illinois:Charles L.Thomas Publisher ltd.2001,P.6.

       (14)陈钢等：《引污中的“血酬定律”——矛盾凸显期寻求发展的绿色灯塔》，《半月谈》2009年第10期。

       (15)Slovic,p.,2000,the Perception of Risk.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16)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7)金磊：《城市灾害学原理》，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18)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11期。

       (19)史培军：《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2期。

       (20)祝江斌、王超：《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扩散的微观机理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

       (21)Steven Fink,Crisis Management:Planing for the Inevitable.New York: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86.

       (22)吴国斌、王超：《重大突发事件扩散的微观机理研究》，《软科学》2005年第6期。

       (23)沈一兵：《系统论视野下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化与控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24)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学海》2006年第2期。

       (25)佘廉、吴国斌：《突发事件演化与应急决策研究》，《交通企业管理》2005年第12期。

       (26)吴锋、赵利屏：《信任的危机与重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7)冯仕政：《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8)郑州、成福锋：《透视危机事件传播链的断裂》，《传媒观察》2003年第4期。

       (29)Gustave Le Bon: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Kessinger Publishing Co,2007.

       (30)华艳红：《论社会危机中的传播失范》，《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1)[美]塔罗著：《运动中的力量》，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2)马颖、胡志：《“非典”危机对建立社会心理干预系统的启示》，《中国农村卫生事业》2006年第5期。

       (33)[美]奥斯本(Osborne，D.)、[美]盖布勒(Gaebler，T.)：《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改革政府》，周敦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34)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35)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36)涂序彦：《大系统控制论》，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37)何文蛟：《反馈控制理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8)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公共管理科学》2005年第5期。

       (39)章友德：《城市灾害学—— 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0)金磊：《城市灾害学原理》，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41)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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