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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们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负屈含冤,家破人亡。人和人之间互相防范,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
再一个就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科技教育事业停滞不前,在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起飞的时候,我国却“内斗”正酣。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已接近赤贫的境地。很多城市居民几代人同处斗室,新婚夫妻分居男女宿舍。而窃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林彪、江青等人,在消灭“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却为自己攫取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特权,他们结党营私、骄奢淫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当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获得复出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拨乱反正的初步尝试被淹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中时,被强奸的民意终于由不满走向愤怒,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为什么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迫使共产党下台,也没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在19世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很深的资本主义情结。向西方学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他们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特别是清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先生为争得国民革命的成功几起几落,在和军阀叛卖活动的斗争中身心俱疲,甚至几次陷入险境,直至最后他才明白,站在这些敌人和叛徒背后的是自己曾那样向往的英美等西方大国。而后者之所以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扼杀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们不希望中国成为和它们平起平坐的资本主义大国,而是希望中国永远积贫积弱,永远当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市场。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因此,中国的爱国者是在不断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
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都不能相比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感情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了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
第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名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相当于这个数字的10倍,真正是九死一生。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人,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
第三,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解放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在接收的旧官衙的门口,都挂起了人民当家的新牌子,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尽管共产党的干部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第四,为了人民的利益知错就改,增进了群众的信任。
尽管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应该说,反右以后几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赫鲁晓夫公开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作为斯大林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却讳言自己的错误和责任。而邓小平同志则勇于承担责任,说过去的错误他也有份,不能都推给毛泽东同志。他从1979年开始,果断地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为300多万名干部洗雪了沉冤,使55万名被错划成右派的人得以平反,440万人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70多万名工商业者被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被确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2000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应该说,这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当年在一种大形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整错了人的,是当时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受冤屈者平反,就要有勇气承认自己错了,承担责任,消除后果。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这一点上是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知错就改的党性原则的。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之中。
第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获得人民的拥护。
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伟大历史转折,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经济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重蹈苏联、东欧覆辙这一问题的基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