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思潮化现象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著述之多，不能说汗牛充栋也可以说是难以计数的，仅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之“热”度。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正视其非正常的过热——“发烧”的病态一面，这就是早已困扰着人们的“泛思潮化”症状：任何文学现象或与文学创作相关的现象，甚至是范围极有限的现象；某种思想观念、几部有某种一致性的创作等等，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戴上一顶“思潮”的桂冠。“发烧”的社会现象有追逐时髦的盲目缘由，而作为文学研究的“泛思潮化”高“热”持续不退，当然也有其根本原因——理论误区的存在。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误导最严重的是把文学思潮视为社会思潮的反映或创作类型的思潮观，可称之为社会思潮反映论和创作类型论，这两大理论误区亟需加以澄清和纠正，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社会思潮反映论。
如果说在早期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较为粗疏零碎、自觉性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问世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李何林著），则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思潮史研究立场和对“五四”以后近二十年新文学思潮进行研究的系统性。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专著，该书在自觉地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既重视外来因素又看到本土条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作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具有自己的独特形态等方面，都为后来的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者草创了规范，启示了前进的路向，在思潮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在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也具有开拓性意义，作为较早的当代文学思潮史研究成果之一，被认为是第一部当代文学思潮史，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有人称之为“一部稳妥之中有所突破的著作”，此书在总结1949-1979三十年间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时对极左政治倾向给文学带来的危害的剖析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得学界赞赏。由该著的编写、出版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发展和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开拓。
然而，这两部开创性的思潮史著作却又被认为是“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并非真正的“文学思潮史”在1987年底由《文学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话会”上，一位与会者就直率地指出，这部著作太像文艺运动史而不像思潮史。（注：陈墨、应雄：《历史与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话会侧记》，《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的作者李何林自己也曾认为，《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文学思想斗争史”，只能叫作记述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资料‘长编’”。（注：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重版说明》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确实，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体都只是对各自研究时段内的文学运动或文艺思想论争的记述。作者强调文艺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表现，两者的变迁又都受政治斗争的支配和制约，因而政治斗争、政治观念、政治权威也就成了书中叙述的历史背景，成为文艺社团、流派和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主张和思想论争的主要内容。诚然，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在20世纪的中国连绵不断，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中国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想抛开这样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去寻求一个不受政治和阶级斗争影响的“纯”文学思潮史，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但是，也不可否认，即使说文艺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整体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的狭隘空间内，文学艺术的内容也决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反映。而文学思潮的背景，除了政治背景之外，也还应有其它背景，文学运动、文学思想的斗争也不可能只是政治观念的冲突。
非常明显，文学思潮史之所以被写成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主要在于作者把文学思潮视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中表现的具体理论体系、思想纲领、观念主张。从本质上来说，文学思潮应该是一种成潮的文学思想，但它并非只在理论与批评领域里成潮，在创作和接受领域，它同样可以成潮甚至作为主要的思潮形态或至少作为文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任何一部缺乏创作思潮和接受思潮考察的文学思潮史理所当然地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名实相符的文学思潮史。然而，把文学思潮史写成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的更深的根源则在于对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的认识模糊。
长期以来，对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关系，在承认两者具有紧密联系的共识上，却又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表现）。例如，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就是“要求统一、崇尚理性、强调个人对国家义务的唯理主义社会思潮”在文艺上的“表现”。（注：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启蒙运动思潮”的“主流”，而我国“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思潮在“五四”时期的新思潮中同样是先锋和主流，“文学革命思潮，不仅是‘五四’时期要求‘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中的主流，而且又是这一社会思潮中的先驱。中外文艺思潮的实例表明，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是密不可分的，文艺思潮常常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和冲击力最强的一部分”。（注：陈辽：《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4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另一种观点则坚决反对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表现（反映）的说法，甚至强调文学思潮“并不等于社会思潮，也不是它的组成部分”。（注：陈剑晖：《文艺思潮：关于概念和范围的界说》，《批评家》1986年第1期；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重庆师范学院》（哲社版），1992年第4期。）因为，把文学思潮看成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表现或把文学思潮视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只“注重了文学思潮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基础”，却“忽视了文学思潮之为文学思潮的特殊性，致使文学思潮的判断缺乏自身的客观标准”。（注：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这样就直接导致两种错误现象：(1)“用社会思潮代替文学思潮”。把文学思潮史看作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斗争史的错误观念，将所有文学思潮按政治判断标准“分为革新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左的和右的、革命的和反动的两股，然后寻找它们之间斗争、冲突的线索”。“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是把文学作为政治思想斗争的附庸和工具的结果”。（注：马春良、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册4、9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2)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代替社会思潮直至文学思潮。最“典型的例子”是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两书都是“依社会生活重大政治事件划分文学思潮发展阶段”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把文艺思潮史写成了文艺运动史。还使人误以为，文学思潮“只是政治生活变化的被动反映”。（注：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这一批评不无道理，但也不无偏颇。其实，在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上的歧见主要渊源于对“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导致在历时和共时方面对两类思潮存在形态及其关系的考察失当。这两种观点的持论者对“文学思潮”概念的理解，他们对文学思潮的界定，从根本上说，都局限在创作思潮层面，不是以波斯彼洛夫的“共同纲领论”为判断标准，就是将文学思潮混同于创作类型，因而在文学思潮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的认识上不免片面。再看“社会思潮”，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双方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论证，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概念，而事实上很容易看出他们所说的“社会思潮”并不是一回事。并且，“社会思潮”本身目前也尚无公认的权威界定，在使用过程中更易于出现各说各话的歧异。有人主张，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或群众性，因而在一定时期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往往要以一定的理论形态或思想形态作主导，但社会思潮又不能等于理论形态或思想形态。（注：王霁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从本质与主要特征来看，这样的界说与社会思潮的实际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人类文化系统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无疑都应视为社会思潮，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学的、艺术的……种种思潮都是社会思潮，只是领域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之一，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并没有错，也不会因此而必然导致以社会思潮取代文学思潮，只要能正确把握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不可能混淆两者的界限。第二种观点之所以批评前一种观点用社会思潮取代文学思潮，所指的社会思潮并不是前一种观点中作为属概念的“社会思潮”，而是指文学、艺术思潮以外的“社会思潮”。如果把所有的社会思潮一分为三的话，那就是文学思潮、艺术思潮、非艺术思潮。将非艺术思潮与文学思潮相混淆，用前者代替后者，当然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不能算在把文学思潮视为属概念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这一正确观点上。要说第一种观点的不当，应是如下几点：(1)以为文学思潮总是社会思潮（非艺术思潮）的反映（表现），将文学思潮和非艺术思潮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为单向性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因而只重视理论形态的文学思想，而忽视创作中体现的非理论形态文学思想。(2)混淆了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重要事件的区别，后者对前者的这一批评非常正确，人们尤其容易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潮相等同并以前者取代后者，原因仍然在对于“思潮”的实质没有准确把握，所以当然无法区分文学思潮与非艺术思潮各自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从而造成种种混淆。(3)把文学思潮视为创作类型，结果将文学思潮泛化，以随意性较强的创作分类取代、以至取消了文学思潮。
前述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以及不少文学思潮研究者都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思潮”往往或常常“先行”，而文学思潮则是尾随“后变”。这样看无疑是主张“社会思潮”要比文学思潮重要，并对文学思潮具有支配性，文学思潮总要受“社会思潮”的主宰、影响，只能像跟屁虫那样被动地跟在“社会思潮”后面。甚至有人这样说，“社会思潮”中文学思潮“最直接、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注：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这种看法的错误主要渊源于以下两点：
(1)将社会心理等同于社会思潮。在有关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笔者赞成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的社会心理中介”论，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它意识形态不能直接转化或影响文学思潮，它们都必须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才能对文学思潮产生影响。社会心理是作为基础的经济及在其上的上层建筑在人们心理中的综合表现，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这种社会心理进一步提炼加工的结果。社会思潮同样是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社会思潮是某种社会心理和某种社会意识的综合。梁启超所说思潮的形成是由于“国民于某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不期思想趋于一个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强调特定时期的“环境”与“心理”作为思潮形成的基础的重要性。对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关系，有种种关于二者紧密联系的看法，如等同论、反映论、合作论、平行论等等，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之一一进行了辨析，在他看来，文学和哲学之间虽然确实存在着许多联系，甚至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哲学与文学间的紧密关系常常是不可信的，强调其关系紧密的论点往往被夸大了，因为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想、宗旨以及纲领的研究上的，而这些必然是从现存的美学公式借来的思想、宗旨和纲领只能和艺术家的实践维持一种遥远的关系”。甚至一般认为文学与哲学的联系与相似是由于具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的说法也是“不牢靠的”，“哲学往往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培育倡导的，这个阶层在社会联系与出身方面可能与诗歌的作者很不相同。哲学比起文学来与教会和学院有更多的一致性。像人类所有的其它活动一样，哲学有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辩证法”，即它的“分支与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关系”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紧密。那些夸大地强调哲学与文学的紧密联系的人很容易用哲学的标准取代文学批评的准则，“都是由于混淆了哲学与艺术的功能，误解了思想进入文学的真正方式而造成的”。韦勒克的结论是，诗（文学）不是哲学的替代品，它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宗旨。文学研究者思考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时，“不必去思索像历史的哲学和文明最终成为一体之类的大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尚未解决或尚未展开充分讨论的具体的问题；思想在实际上是怎样进入文学的”。也就是说应该研究通常意义上和概念上的思想怎样成为象征甚至神话这样的文学形象体系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十章，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在这里讲的虽然是同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其实同样适用于文学思潮与其它社会思潮的关系。韦勒克的意思很清楚，哲学不能直接进入文学，只有转换成文学形象体系的思想，才值得文学研究者探讨，而要探讨的不是思想的原状或进入文学的结果，而是其转化的具体过程——“怎样进入”。要弄清“怎样进入”，关键当然在于了解其“中介”途径。哲学进入文学，要通过主体心理的中介。哲学作为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影响主体的心理，通过主体的心理以艺术把握的方式转换成艺术形象体系。像哲学思潮这样的非艺术社会思潮，当然也只能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影响文学思潮的群体主体，才能进入文学思潮，成为文学思潮组织的“基本要素”。社会心理作为经济基础与哲学、宗教、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应该是文学思潮及其它非艺术的社会思潮的直接源泉，文学思潮往往与其它社会思潮几乎同步发生形成，然后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心理的反馈而相互激荡影响，互相渗透；构成推动时代变革的文化思潮系统。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上卷介绍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美学时提到：“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就是法国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现，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这种“一般人公认”的看法是否正确呢？朱先生没有评说。有趣的是他接着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作——高乃依的《熙德》的上演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笛卡儿的《论方法》的问世都在1637年。其实，朱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熙德》的上演不是1637年，而是比《论方法》的发表早一年，即1636年。（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1)34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而且，如果我们赞成朱先生的意见，承认《论方法》是“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晶”，是不是也可以说比它早一年上演的《熙德》也是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结晶？当然，从思潮角度而言，无论是创作思潮还是哲学思潮，《熙德》和《论方法》的出现只能作为思潮发生的标志，可以说是社会心理的“结晶”。《熙德》也许体现了存在于社会心理中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要素而不是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一般而言，哲学思想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时间，远比人们的想当然更迟缓。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在《笛卡儿哲学对法国文学的可能影响》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对法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时间并不是在同时代的17世纪中叶，而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叶。（注：杉捷夫：《古典主义》，见河出孝雄编：《文艺思潮》57页，河出书房，1941。）这么说来，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对法国文学产生影响之时，已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高峰期之后了。怎么能说古典主义文学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现或反映呢？又怎能说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尾随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之后而兴起的呢？再看存在主义文学思潮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关系。尽管作为哲学思想的存在主义产生的时间比存在主义文学要早，但真正成潮，两者也许都应该从萨特算起。因为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都是由于萨特的倡导才在法国成为颇具影响的“思潮”而后波及别国的。如果这一看法是合理的，那么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之间也就不存在着“先行”与“后动”的关系。事实上，萨特的表现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发表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作之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问世为主要标志”。（注：马春良、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册4、9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的社会思潮与“五四”文学新潮也不存在着谁先谁后的关系，因为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同时也打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它们分别成为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旗帜，这两大旗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0页。）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是同步发生的，而在发展过程中才相互影响，相互激荡。文学思潮与非艺术的社会思潮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文化思潮系统之中，它们之间往往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2)以创作思潮取代文学活动整体意义上的文学思潮。一般以为文学思潮受社会思潮支配，落后于社会思潮的发生的观点，多基于创作类型论思潮观。由于体现“五四”文学新潮的作品较后才出现，所以就误以为文学思潮“后动”于民主与科学的社会思潮。至于理论、批评和接受层面上表现的新文学观念，即使有群体性的思潮形态也并没有被视为文学思潮。当然也有把理论论争视为文学思潮的一类，也仍然不是从文学思潮系统定位上的理解，而是局限于围绕创作的、作品的、更多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文学观念的论争，基本上没有超出创作类型论的文学思潮观范畴。有人在区分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不同时，这样写道：“社会思潮可以只是某种思想的张扬（有时则是自发形成），这种思想只要产生广泛影响，形成潮流，就可以称为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则不仅需要思想张扬，还要求有文学创作来推波助澜。此外，社会思潮波及的范围较广，但不够稳定，容易消逝；文艺思潮由于有一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将它的思想凝固下来，所以它的影响一般都较久远。”（注：陈剑晖：《文艺思潮：关于概念和范围的界说》，《批评家》1986年第1期；周晓曲：《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重庆师范学院》（哲社版），1992年第4期。）显然，这就是说，作品是文学思潮得以存在、独立的关键，没有创作的成果，就不是文学思潮。这种判断看来是不大准确的。过去时代有没有无创作“凝固下来”的文学思潮，需要考证才能判定。20世纪则已出现了摆脱创作、超越创作或创作领域无法实践的理论、批评和接受领域的文学思潮，这已是事实。
否定文学思潮总是“后动”于社会思潮，并非否认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之间的种种联系，而是要求认清两者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它们之间需要社会心理的中介。由于这一中介的作用，非艺术的种种社会思潮与文学活动中各领域的思潮之间的联系也就具有形形色色的状态。韦勒克就哲学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指出，应研究思想“怎样进入”文学，怎样转换成象征或神话的具体问题，这是联系的一种体现。他还提出文学批评需要理论和哲学，他写道：“批评就是鉴别、判断，因此，它应用和包含了标准、原则、概念；应用和包含了一种理论和美学，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即使是那种号称‘从来不屑让终极的哲学问题侵扰头脑、折磨心灵’的文学批评，也采取了一种哲学立场。甚至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印象主义的批评，也都要求助于、至少是悄悄求助于某种形式的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注：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9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这是不是说在理论批评等文学活动领域，哲学思潮可以直接进入文学思潮呢？的确，以哲学概念、范畴研究文学问题的事实并不少见，例如“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然而，如果这些概念不经过主体心理的艺术把握方式的理论转换，那么，这些研究就始终是一种在文学中进行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结局是离开文学而变成形而上的哲学论辩，文学只是哲学研究的材料，并不是“文学的”研究。所以韦勒克又指出：“文学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哲学信念往往是半心半意的：批评著作常常是几种哲学观念的混血儿，它的面目老是显得混乱和含糊。”（注：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00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这种“混乱和含糊”正是经过主体心理中介转换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并不总是文学思潮求助于社会思潮，也有相反的情况，文学思潮对社会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例如罗素提到的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注：罗素：《西方哲学史》（美国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76。）
迄今为止，“文学思潮”在文艺学的众多概念中仍然还是一个“最为模糊，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争论最多，也最难于描述”的概念，“一个纠缠不清的研究命题”，在实际运用中相当混乱，“甚至南辕北辙”。（注：刘增杰：《云起云飞》3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批评家们或许可以自觉地以文学思潮为对象和视角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文学史家也许能够深刻地意识到文学思潮史可以突破传统文学史以政治学、社会学和年代世纪等非文学性标准为价值尺度的囿限，具有新史学“长时段理论”般的划时代意义，但是，如果连“文学思潮”概念的基本涵义、范围是什么都尚未弄清楚或仍然处于有多少批评家、文学史家就有多少种“文学思潮”定义，处于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那么，这样的文学思潮研究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和积极的交流。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终极的人文科学概念和理论，然而，无论如何，在基本的原理和核心内涵上，人们必须而且能够追求并达到与时代需要相适应的一定水平上的共识。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迫在眉睫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强根固本——加强文学思潮理论的研究，尽快建构起与时代需要相适应的科学的文学思潮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