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唐代论文,放归论文,疏救房琯墨制论文,鄜州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授左拾遗，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获免；闰八月一日，奉肃宗墨制放归鄜挪州省家；直到十一月，杜甫始得返朝，放归将近百日。杜甫此一段政治经历所涉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唐代之墨制等问题，多为前人所未详。今考释如下，祈学者教正（注：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洗兵马》笺曰：“《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注揭露肃宗对玄宗及其旧臣的迫害，关系到这一段唐史真相之了解、杜甫后半生之命运及大半部杜诗内容之了解，意义重大。本文讨论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只是钱氏之说的继续。）。
一、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五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镐）遗爱颂并序》：“慎选乃僚，必国之良。有若博陵崔贲、昌黎韩洄、赵郡李惟岳、北海王士华、河间邢宙、河东裴孝智、陇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硕画，参公军事。澄清之内无浊流，审克之下无冤民，淑德旌焉。”
此表示：第一，肃宗朝之士大夫，有清流（“澄清”）、“浊流”之分野。第二，张镐选拔清流之土（“必国之良”），不用“浊流”之士，其治下“无冤民”，是当时清流士大夫之代表人物。第三，士大夫为政正直，是为清流。反之，则为浊流。
至德二载，凤翔行在有杜甫疏救房琯一案，河南则有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之战，此二事看似互不相关，而当时士大夫清流代表人物张镐，浊流代表人物贺兰进明，则皆与此二事甚有关系。兹就张镐、贺兰进明之事迹，与张镐同时疏救杜甫的韦陟之事迹，以及不救睢阳而被张镐所杀的闾丘晓之事迹，略述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独孤及《张公遗爱颂并序》：“公入叙百揆，出分二陕，帅东诸侯之兵，收复宋、郑，诛后至者，以惩不恪。”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己丑（十三日），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又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按当时宋州即睢阳（今河南商丘）周边未沦陷之城市，以谯郡即亳州（今安徽亳县）距离为最近。睢阳陷落，是在十月九日癸丑。”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诸乏军兴者斩”条疏议：“兴军征讨，国之大事。调发征行，有所稽废者，名‘乏军兴’。犯者合斩。”
又“诸征人稽留者”条条文：“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疏议曰：“即临军征讨者，谓钲鼓相闻，指期交战，而稽期稽期者，流三千里；经三日者，斩。”
《新唐书》卷二百三《王昌龄传》：“贬龙标尉，以世乱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馀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贞介》：“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镇陈留，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绎。镐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阉宦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大为群阉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徵入，改为荆州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州府长史、江西观察使。”
《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缺员既少，取士良难，正调者被挤，伪集者冒进。陟刚肠嫉恶，风采严正，选人疑其有瑕，案声盘诘，无不首伏。……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带之士，恒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入言：‘甫所陈谠言，论房琯被黜，不失谏臣大体。’帝由是益疏，遂罢御史大夫，授吏部尚书。”（注：宋本《册府元龟》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4页。“右”，系“左”字形近之讹。明本《册府元龟》作“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6234页），多一“尚”字，语气甚弱，不合上下文语气及杜甫性格，足见宋本较明本为善。）
按：张镐救杜甫、救睢阳，韦陟礼贤下士、疏救杜甫，皆是为人正直、急人之难之体现。张镐依军法从事杀闾丘晓以及不肯取悦宦官，韦陟严查选官冒名，皆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之体现。正直、是非分明，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传》：“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睢阳士卒死伤之馀，才六百人，……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彭城，今江苏徐州。临淮即泗州，位于今江苏盱眙北。
按：贺兰进明、闾丘晓见死不救睢阳，贺兰进明挑拨离间玄肃父子和谗毁房琯，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此皆表明，见利忘义、嫉贤如仇，是肃宗朝浊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本文所涉及的房琯、张镐、杜甫、韦陟、颜真卿、刘秩、严武、贾至等人，皆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
二、杜甫疏救房琯案及其背景：肃宗听信浊流士大夫谗言、以为清流士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五月：“丁巳（十日），房琯为太子少师，罢知政事。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 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八月，……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乃与（郭）子仪、（李）光弼等计会出兵。……十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琯。……用兵素非所长，……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白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子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奏闻。’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
按：由《旧唐书·房琯传》可知，第一，自至德元载（756年）八月房琯从成都赴肃宗行在，直到至德二载正月肃宗听信贺兰进明谗毁房琯以前，肃宗本来信任房琯（“倾意待之”）。
据《旧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谗毁房琯，是在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贺兰进明并因此而改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按《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节度使》岭南节度使条：“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可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是在至德二载正月（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进明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改授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一事，系于至德元载十月条，显然失误。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巨传）：“及禄山陷东京，……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条：“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敕以（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可知至德元载十二月李巨犹任河南节度使。）。
第二，关于至德元载十月房琯陈涛斜兵败，极可注意的是，史言“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这表明陈涛斜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肃宗所派监军宦官邢延恩等督促出战，强行改变了房琯原来采取的“持重以伺之”的正确战略。这与同年六月哥舒翰潼关失守的情况，如出一辙。史言陈涛斜兵败后，肃宗对房琯“犹待之如初”，并未深责，实与此一情况有关。《旧唐书·房琯传》此一记载，可称良史。
第三，肃宗对房琯的态度发生改变，始于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所进谗言。贺兰进明谗言的要害，是诬陷房琯曾于“南朝”建议诸王分镇，“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秋七月：“甲子（十二日），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自后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十五日），诏以皇太子讳（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与兴复。”复按《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复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由此可知，当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玄宗诏诸王分镇时，在蜀道普安（今四川剑阁）的玄宗、房琯，决不可能知道三天前皇太子已即位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当此时，玄宗是唯一的天子，则忠于肃宗便无从说起。职此之故，贺兰进明所谓房琯“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纯系诬蔑不实之词。
贺兰进明利用肃宗对玄宗的对立心理，公然在肃宗面前称“南朝”，挑拨玄肃父子敌对，激化了本来潜在的肃玄二帝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致使肃宗从此敌视房琯（“上由是恶琯”）。
第四，至德二载五月十日肃宗罢免房琯宰相的真实原因，是由于贺兰进明及崔圆等士大夫浊流所进谗言，致使肃宗相信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
第五，肃宗罢免房琯宰相的罪名，不足以成立。据《旧唐书·房琯传》所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当时所宣布房琯罢相的罪名，仅是门客董庭兰受贿。如有其他罪名，张镐、杜甫不可能不言及。如张镐所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及杜甫所言宜“弃细录大”，董庭兰受贿一事（即使实有其事），并不足以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
《旧唐书》本传所记房琯好“高谈虚论”、及游琯门下的何忌不孝，如果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皆似是而非之词，难以成立。至于陈涛斜兵败，实与监军宦官促战、强行改变原来战略有关，因此肃宗本来并未加罪房琯。只是在贺兰进明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肃宗“由是恶琯”以后，肃宗始改变了态度，以陈涛斜兵败作为房琯的罪名。《旧唐书·房琯传）所载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肃宗贬房琯等诏书，即是以“丧我师徒”、“遽从败绩”为其罪名之一。但是就《旧唐书·房琯传》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至德二载（757年）五月房琯罢相时，似尚未以陈涛斜兵败作为其罪名。尤要者，罢免房琯宰相时所加罪名，无论其中有无陈涛斜兵败之罪名，实际皆是用以掩盖罢相的真实原因。
肃宗罢免房琯宰相，张镐、杜甫疏救房琯，以及张镐、韦陟疏救杜甫一案，其背景实关系到玄肃二帝之间的皇权之争，以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斗争。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马嵬驿之变后，玄宗入蜀，太子亨北上。七月十二日太子亨在玄宗不知道的情况下即位灵武，就其公而言，是肃宗在北方承当起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就其私而言，则是肃宗擅自夺取皇位。七月十五日玄宗在不知肃宗即位的情况下诏诸王分镇，本是平定叛乱的重要部署，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重大作用。（参前揭《旧唐书·玄宗纪》：“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按地理远近，当时玄宗从蜀中所发出之诏书，较肃宗从灵武所发出之诏书，更先到达未沦陷的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八月中旬玄宗传位，并派房琯张镐等赴灵武册立、辅佐肃宗，可见玄宗尚能顾全大局。二帝之间关系的主动一方，是在已作皇帝的肃宗。
当时清流士大夫的政治共识，一是承认肃宗的合法性，希望其担当起在北方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房琯、张镐、杜甫等，以不同方式奔赴肃宗行在，即是此一共识的体现。换言之，清流士大夫决不可能有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的心理。二是期望肃宗尊重太上皇，二帝和睦而不分裂，以维系礼法的存在、政权的稳定。杜甫《洗兵马》诗：“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即是表示此种期望。三是期望肃宗信任士大夫，君臣和睦，一致救国，不分两朝新旧，不搞政治排斥。依清流士大夫，在当时，这就是政治有道。反之，则是政治失道。君臣和睦的主动一方，是在作皇帝的肃宗。
相反，浊流士大夫如贺兰进明，则一意挑拨离间肃玄二帝之间关系，利用肃宗敌视玄宗心理，诬陷清流土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肃宗，以排斥清流，邀宠固荣。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瑭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其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
按：张镐、杜甫疏救房琯，张镐、韦陟疏救杜甫，是清流士大夫由其政治共识而来的行动。依清流士大夫，房琯罢相、杜甫疏救房琯诏付三司推问一案，实际关系到政治是否有道。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琯〕文》：“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此言贞观之治的典范意义在于君臣和睦，尤指魏徵始事太子建成，终为太宗所信任，实际是追述肃宗初清流土大夫期望君臣和睦、不分两朝新旧之共识。《祭文》言：“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又言：“贬官厌路，谗口到骨。”则是追述肃宗宠任宦官专权、听信浊流谗言、排斥清流士大夫。“小臣用权”，是指宦官排斥房琯等清流士大夫。“谗口到骨”，则是指贺兰进明、崔圆谗毁房琯等清流士大夫。此表示，在排斥清流士大夫上，宦官与浊流士大夫合流。《祭文》又言：“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则是追述当时自己冒死疏救房琯，实是为了争取政治有道。
杜甫《谢状》，显然是借奉谢免予三司推问的机会，再次为房琯犯颜进谏。《新唐书·杜甫传》著录了《谢状》此段文字，表明《新唐书》作者对杜甫《谢状》的此一意义，有相应地了解和重视。《新唐书》接着书“然帝自是不甚省录”，乃是史言肃宗拒谏斥贤。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上表申言琯“真宰相器”，显然是针对贺兰进明谗言琯“非宰相器”而发。由此一细节，亦可见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政治斗争的针锋相对。
肃宗既认为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则杜甫敢于疏救房琯，杜甫亦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因此对于杜甫亦加以敌视、排斥。
罢免房琯事件，标志一度为众望所归的肃宗，实际已与浊流士大夫合流。
三、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是杜甫已成囚徒，将有杀身之祸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条：“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又云：“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原注：“推者，掌推鞫也。”
《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原注：“其百寮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又云：“若有制，使覆囚徒，则刑部尚书参择之。”
按：由是可知，所谓“诏三司推问”，是指皇帝下制，命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等三司衙门，“同按”（会同审判）“大狱”（大案）“囚徒”。易言之，“三司推问”，即三司会审，是唐代最高司法审判。而被会审的“囚徒”，实际已经下狱。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左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刑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琯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按《通典》所谓“同按”，《册府元龟》所谓“同讯”，《新唐书》所谓“杂问”，皆会同审判之意。
杜甫至德二载六月一日《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右臣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讦，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甘从自弃，就戮为幸。今日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口敕，宜放推问，知臣愚戆，赦臣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骨。……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无任先惧后喜之至，谨诣閤门，进状奉谢以闻。”
同年闰八月《行次昭陵》诗：“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乾元二年（759年）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至）巴州严八使君（武）两阁老五十韵》诗：“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
广德元年（763年）《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按：第一，据前揭《旧唐书·肃宗本纪》，房琯罢相在至德二载五月十日；据《钱注杜诗》卷二《述怀一首》注引湖广岳州府平江县杜甫裔孙杜富家所藏唐授杜甫左拾遗敕，敕书署“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可知杜甫疏救房琯，当在五月十六日始任左拾遗时或数日内，否则距房琯罢相之日愈久矣。杜甫任左拾遗立即疏救房琯，张镐任宰相立即疏救杜甫，皆奋不顾身矣。
第二，诏三司推问杜甫一事的性质和实情是，杜甫疏救房琯已经构成肃宗交付三司会同审问的大案（“诏三司杂问”、“既下有司，具已举劾”），杜甫本人已经成为肃宗交付三司会审的囚徒（“网罗之急”）。
第三，肃宗已经表示了要杀杜甫的旨意（“就戮为幸”、“甘受戮”、“刑欲加矣”）。当时若非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后果实不堪设想。
第四，杜甫疏救房琯之日，即是诏付三司推问之时；释放之日，据《奉谢口敕放三司状》所署日期，为“六月一日”。由此可知，杜甫自被交付三司推问之日至释放之日，已经十天左右矣。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肃宗方用刑名，……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归。”在肃宗的幽暗政治下，无边的蒙冤受害者包括清流士大夫，所受到的伤害，又岂是一纸诏书所能挽回。
广德元年（763年）代宗即位时，杜甫作《述古三首》诗，第一首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微婉深切，实是对肃宗斥贤拒谏、滥用刑法、政治失道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