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权论文,思想论文,邓演达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4-0105-06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批有志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曾为变革两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政治制度作过许多理性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
20世纪之初，孙中山对中国的官僚体系这样分析和描述过：“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惟其租税无欠则两不过问矣。”（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在这种代代相因的封建政治体制之下，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这种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用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这种官吏贪污，越来越坏，十年以前被认为骇人听闻的事，目前是十分平常。在最近以前还没有为出卖官职而制定一个固定的价目表的事情”，而现在当局的官吏“变得这样无耻”，“对于两广（广西、广东）的每个官职曾定下一个正规的价格表”。（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上至两广总督下至城乡公所的大小官吏，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贪婪地聚敛钱财，以“支付他上级对他索取的贿赂”，（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5页。）或满足那难填的欲壑。这种腐败现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5页。）另一方面，有识之士也体察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思潮给一些西方国家注入了政治上的活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主权在民”的思想、议会共和制度等等，赢得了当时寻求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先进分子的阵阵喝采，给沉寂已久的中国政坛吹进了一丝清风。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国内的民主革命浪潮，和着世界上民主主义思潮的节拍，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理论。三民主义理论中，民权主义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明确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而且为国体和政体的改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三民主义作出各种阐释，运用三民主义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戴季陶、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以排斥当时已经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汪精卫则从实质上将三民主义篡改为卖国主义，为“亲日”寻找理论依据。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中，惟有邓演达以其真知灼见和爱国的情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阐述，更符合孙中山的本意。他所信仰的三民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忠实继承，而且有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对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更是继承中的超越。
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作了这样的概括：“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走）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翻阅邓演达短暂生命历程中的全部讲话、书札、文稿，其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跃然于纸上，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显而易见。
1.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上，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政权进行全面批判；邓演达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主张从改变封建官僚政治体系入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根基。这是实现民权主义的前提。
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对清朝政府260年的统治是这样评述的：“（一）满州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2页。）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不过，“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封建的专制制度，必然造成“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注：《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页。）孙中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权主义的张扬，主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在有关民权主义的六次讲演中，他不仅首先开宗明义地解释了“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5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考察了民权在两千年前之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萌芽，而近代的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民权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6-264页。）“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1页。）在《民权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他宣传的三民主义相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在讲演中，孙中山还以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来说明“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4页。）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剖析和对西方政治学说的倾慕，表明孙中山迅速消除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
但是，在民权主义的具体内涵上，孙中山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是把清朝政府作为具体的体现者，认为只要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民权主义即已实现。“强调政体——帝制的变更，而忽略国体——帝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变更。”（注：王业兴《论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的原因》，《历史教学》，1989年第2期，第11-14页。）尽管他对封建暴政有较深的认识，后来对反动军阀、官僚、政客祸国殃民的危害性也有较为充分的估计，但对“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注：《毛泽东选集》，第17页。）却缺乏思考。
邓演达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方面，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对民权主义的思考虽然不及孙中山那样富有理想色彩和宏观构架，但立足的是中国的国情，他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剖析得入木三分：“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虽为历朝统一的集权组织的骨干，而实则每个行政区域内的官僚首长都保有任免下级官僚及自行征收赋税、训练兵马的全权。……中央政府徒具形式的统一规模，一切放任于省区的官僚，省区的官僚更委之于县（清代更有道、府、州），最后才有县官的爪牙联络着绅士们去宰制”庶民百姓。对于这种官僚体系下的每一具思想上死而未僵的官僚个体，邓演达将他们的嘴脸轮廓也勾画得十分清晰，“每个官僚形式上是对职守负责，而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主人（长官）个人负责。这样形成一个多层阶的统治。各个层阶，都是以首长官僚为中心，而以血缘及过去的主属关系去团结及布置爪牙僚属，构成一座很高的而专以压迫剥削人民、包办军民财政为务的金字塔，塔底是农民及其他平民群众，塔尖为皇帝总统或主席总司令。从官僚的出身来说，他们都是士大夫，商人不过占少数的一部。”这些士大夫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和五花八门的渠道，进入到官僚体系后，“在服官后很快的变成地主和其他经济的统治者。”（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36页。）这样，“从皇帝、大总统下至土豪劣绅、甲长、户长，都是支配阶级，他们弄出许多的苛捐杂税，定出许多不好的规约，道德法律，叫我们饱受封建政治的剥夺。”（注：《在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邓演达文集新编》，第67页。）在“这两千多年中，虽然政治组织有过不少的变迁，却是在本质上无甚大差别”，“两千年来地主、官僚、孔教三位一体”。（注：《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13-215页。）虽然“辛亥年的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结果产生出袁世凯的统治。民国五年讨袁，推翻了袁皇帝，但是又产生出了无数的督军皇帝。1927年以后党内党外的军阀官僚，挂了党的招牌，做成了无数的大小皇帝。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我们已经看惯，再也不能希望推陈出新。”（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10页。）
邓演达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没有借用西方的政治学说，但对“传统的中国官僚政治实为支配了中国广大平民群众近两千年的政治组织”，却看得一清二楚，对“怎样去推翻两千年来的官僚政治、官僚制度，推翻现时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注：《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25页。）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彻底铲除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官僚政治体系，为民权主义的真正实现创造前提条件。
2.在实现民权主义的途径上，孙中山由希望改良到决心革命达到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共和国的目的，主张走自上而下的道路；邓演达认为“中国现时惟一的生路是平民革命”。（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邓演达文集新编》，第388页。）“要使乡村的农民起来，使他们自己管理乡村政治，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从而掌握乡村的政权，“由各乡而至改组各区，由改组各区而至改组各县，由各县而至改组省政府”，让广大人民组织起来，“组织而成为乡民会议，县民会议，而直至省民会议”，（注：《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邓演达文集新编》，第85页。）主张走从下到上的道路，使民权主义得以真正实现。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了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随着清朝统治的土崩瓦解以及中华民国这一新政权的诞生，无数革命党人被这一度成功的政治近代化所陶醉，孙中山也为之欢呼，认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注：《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1页。）并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在后来的《民权主义》讲演中他还进一步勾勒出一幅从上到下的“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图：
政
权
选 罢 创 复
举 免 制 决
权 权 权 权
治
权
司 立 行 考 监
法 法 政 试 察
权 权 权 权 权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使之“彼此保持平衡”，让民权问题真解决，政治走上轨道，（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2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试图把封建帝王将相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得以实现，但共和国只是虚有其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都在考虑中国的路怎么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仅使“革命中断，而且把三民主义弄得扑朔迷离，为民众所厌闻”，许多人“想抛弃了三民主义去别求途径”的局面，邓演达毅然主张“使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使它更加切实的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5页。）他主张通过平民革命，来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通读邓演达的全部文稿，就能体会到他的这一思想主张：民权主义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从下而上的平民革命方可达到。因为“平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们“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3页。）只有广大的平民群众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才能把中国的革命对象消亡。（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06页。）邓演达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主张，既从政体又从国体上使孙中山的民权思想能得以真正实现，这是对孙中山的民国建立民权主义即已达到思想认识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因为邓演达从小生长于农村，对广大农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对中国国情较为深刻的认识中所领悟出的“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真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要农民参加才能成为民主政治，同时必要由乡村组织起来，以乡村为中心，再向上组织起来而成为民主政府。”（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远之计划》，《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25-126页。）
邓演达对民权主义的实现途径，与孙中山的认识迥然有异，无论是当时孙中山所认为的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即是民权主义实现的标志，还是后来孙中山提出扶助农工的设想，都同邓演达通过自下而上的平民革命实现真正民权的思想主张，难以相提并论。邓演达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阐述了他那颇有见地的思想主张：“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失却农民的基础，而整个运动领导在失意的士大夫手中。失败的结果也是复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检讨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其政治意义在于，“铲除官僚政治及军事独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绅专政的传统的政治形态彻底扫清，目的在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权；而且使政治组织与经济生活密切而不相分离。”因此，实现真正的民权，“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文集编》，第394、403、404页。）邓演达以农工为核心进行平民革命实现真正民权的主张，与孙中山的“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最终“驾乎欧美之上”这带有美好理想色彩的思想，相去甚远，而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3.在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上，孙中山经过了主张仿效欧美到倾慕苏维埃“以俄为师”的选择；邓演达主张通过“平民革命”后即建立起平民政权。
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改造，凝聚着一代代志士仁人的政治智慧。孙中山在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奋斗中，把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一开始就定在发达了的西方各国已有的模式上。他倾心于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服膺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效法近代欧美的“代议政治”与共和制度。（注：张磊著《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3页。）他认为“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1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孙中山主张通过“仿效欧美”、“改良政治”，达到“人民管理政事”的民权主义的目标。孙中山之所以要仿效欧美，是“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5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因此，“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在探索中国政治近代化之路的实践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一味仿效西方国家的现成模式，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只能出现变形和扭曲的结局。孙中山在审视了欧美的政治模式之后，从中开始窥见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局限：“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1页。）“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的先进的国家，像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0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从仿效欧美的政治模式到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认识，孙中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欧美对于民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今日我们要解决民权问题，如果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欧美既无从仿效，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4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以）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得）清清楚楚”，（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1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以便尽快找到一条实现民权主义目标的捷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他把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视为当代的一种先进政治方案。于是，他把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由仿效欧美转到了倾慕苏俄。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他对“近来俄国新发明一种政体”——“人民独裁”的政体兴趣盎然，因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注：《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页。）然而，尽管孙中山后来力图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但这一民权目标的实现仅靠“扶助农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孙中山试图“造成最新式共和国”，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目标，直到他逝世时仍未如愿实现。邓演达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之事业，在继承与超越二者之间，更多地选择了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既没有仿效欧美，也不曾倾慕苏俄。他主张建立起“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3-245页。）并把“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作为建立平民政权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以真正集中平民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军阀势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遗骸，而把政权收归平民手里。”邓演达为实现这一民权主义的目标，“收平民政权的实效”，防止中国过去的“猪仔议员”及现在的“党衙门”等怪现象的出现，主张由“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由国民会议议订宪法，实行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一，“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3-245页。）使平民政权既“是生产者的政权”，又“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作为生产者的政权，“它不但要根本铲除寄生朽腐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积极的发挥生产增进的机能。”作为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不但是在构成的成分上和传统的政权不同，而且它要适应于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使全国人民生活大众化、平民化。”总之，在邓演达把建立平民政权作为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中，“平民政权是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一种权力机关。”（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19-420页。）这种目标定位，是邓演达在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继承中和对中国国情切实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合乎中国实际的选择。既不赞成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也不附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是把孙中山晚年的“扶助农工”思想再向前推进向上升华：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这种对前人的超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民主革命以有益的启迪和帮助。
邓演达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志士仁人追求政治近代化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理念中蕴含着进步的中国人对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人们称他“忠勇奋发”、“超群出众”，赞他“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的确不为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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