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艾思奇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发展历史上，艾思奇、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谁也绕不过去的重点研究对象。中国学术界通常把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奠基人、开拓者。然而，以往对他们的研究一般都是分别进行的，至于他们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理论关系，则较少有人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本文打算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艾思奇、毛泽东当年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方法，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新形态，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阐述
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使艾思奇、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在理论上予以论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适应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实际需要而传入中国的。它和中国历史上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一样，从传入中国的那时起，实际上就开始了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中国化”的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在经历了1927年的严重挫折之后，就初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转折，中国社会矛盾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他们对中国化问题的探索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艾思奇、毛泽东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觉者，最早感知时代发展、社会实践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理论需求，并且自觉地将这种理论需求具体化为一种理论呼唤，同时展开理论论证。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在这里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这里初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并初步阐述的历史根据有二：一是抗战的实践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艾思奇在文章中说，在“抗战之伟大的事实”面前，中国人究竟如何面对这场战争，是彻底坚决抗战还是妥协乞求和平？这就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而这些正是哲学的内容。因此，“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这是一个推动的作用，并非没有意义的”。艾思奇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哲学运动，就是“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二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必须向中国化发展，不能止步于通俗化。为此，艾思奇在文章中专门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做了说明。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按：指在这之前的以《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1](PP490-491)
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之后，艾思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初步阐述。他明确指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艾思奇在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而是用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这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但在文章的最后，艾思奇还是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并且说明这个中心的确立是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1](P491)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学界所说的“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在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发表半年后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1](P492)①毛泽东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因此，同样应该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只在于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而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和深刻内涵则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段论述，是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它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认识，已经摆脱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和束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直至今天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表述，可以说都是这一经典论述的展开和发挥。
艾思奇和毛泽东都是在1938年明确提出中国化问题并展开理论阐述的，这似乎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然而在这种貌似巧合的偶然性的背后，是时代必然性在发挥作用。而这样的必然性则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根植于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当社会实践发展的某种客观需要被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意识所感知、所把握，也就或迟或早会形成一种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并以一定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成为指导社会实践、主体实践行为的指南。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自实践；而从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通俗化向中国化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就像艾思奇说的，只有真正做到了中国化，才能够充分的通俗化。通俗化和中国化既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又有层次上的差异和超越的必要。正因为如此，艾思奇、毛泽东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共同的实践需要，在同一年中先后意识到中国化的必要性并展开理论阐述，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然而，由于艾思奇、毛泽东两人身份和立场的差异以及理论视野的不同，这就使得他们关于中国化的理解和表述各具个性特色。可以这样说，艾思奇主要是从理论研究和传播的角度，毛泽东则侧重于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的。
艾思奇基本上是个学者、哲学家，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出发，阐述从通俗化向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必然性，以及通俗化和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什么是中国化的问题上，艾思奇强调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再把这种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指出“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由此可见，他的基本立足点是在理论本身，即理论本身的发展。他虽然也讲到了应用，讲到了理论指导行动，但并不具体。
毛泽东是个革命家，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的使命和视野决定了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出发，将思考的着眼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尤其突出的是他作为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的具体参与者、领导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有更独特的体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危害有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方面的独特体会和经验教训，使他对什么是中国化比作为学者的艾思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阐述。因此，像“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抽象地应用它”这样的话，只有亲身经历过抽象应用(教条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痛苦的毛泽东才说得出来，而没有这方面经历的艾思奇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亲身体会和经验教训。这就如同毛泽东也不可能从通俗化与中国化辩证关系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一样，因为他同样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教训。
艾思奇、毛泽东关于中国化的理解和阐述虽然各有特色，但基本思路和主要着眼点则是比较接近的、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都强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吸收哲学的养料，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用它们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在这里，具体应用、丰富发展、指导行动是他们两人共同强调的重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
二、艾思奇、毛泽东在中国化问题上的理论关系
在人类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史上，杰出思想家由于身份、立场、阅历等因素的制约，通常都很有个性、有自己的理论特色，由此也就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理论差异。这样的理论特色和理论差异也就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有了可能。历史上思想家、理论家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取长补短，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艾思奇、毛泽东之间的相互启发、借鉴和吸收主要是横向的。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中偶有涉及，但不具体，也不系统。根据我自己的研究，认为他们之间在中国化问题上的理论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艾思奇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为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提供了启发和帮助。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在借鉴、吸收艾思奇的思路和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表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艾思奇在1940年2月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则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做了最为全面、系统的发挥。这三篇理论联系密切的历史文献，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内涵。
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时所强调的它“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1](P491)，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内涵的初步阐述，这对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是有启发和帮助的。这样说的根据有三：一是毛泽东长征达到延安后，特别注意收集和阅读哲学理论书刊，曾多次写信给在重庆、武汉的同志托他们帮忙收集带回延安。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发表在1938年4月出版的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上，毛泽东是有可能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二是1937年底艾思奇就到了延安，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到来非常高兴，两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往十分频繁[2](P154)，艾思奇的思想观点毛泽东应该是了解的、熟悉的，从中得到启发并予以吸收也是顺理成章的，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他从艾思奇的论著中“得益很多”；三是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两人基本思路和基本着眼点的接近和一致，例如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都强调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固定的死公式。
艾思奇关于中国化的有关论述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被毛泽东所吸取，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又结合自己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中国化问题的独特理解，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并将它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提交给全党同志，使之成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这也正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既吸收艾思奇的思想理论，又超越艾思奇、高于艾思奇的地方。
艾思奇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经典论述并提交全党付诸实践后，又自觉地承担起对这一经典论述做必要宣传和发挥的重任。1940年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为主要依据，针对毛泽东的经典论述发表后在社会上所引起的理论争论，特别是叶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和否定，专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为全面系统、最为精彩的阐述，成为当时宣传和发挥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论述的一篇最有分量的文章。它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特点和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非常明确地从“应用”和“创造”的不同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个“化”字的两层含义：一是从“应用”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或理论的表现形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就是艾思奇是把“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种不同说法用一个“或”字等同起来的。然而“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只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中国化的全部内容，所以艾思奇紧接着就谈到了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即创造性的问题，也就是从“创造”的角度，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种创造，就是“在不变的正确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1](PP74-775)
显然，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艾思奇这里特别强调“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点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这里讲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是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表现，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运用于“特殊条件”的“具体环境”，在“特殊条件”的“具体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一般原理、一般规律，正是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下，实践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这些一般原理、一般规律才能因适应中国“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的需要而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这个“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我们可以说，艾思奇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论述的精神实质，同时有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而毛泽东的精神实质和艾思奇的发挥集中到一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去学习研究、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历史对现实的启示
艾思奇、毛泽东当年有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他们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在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向前推进。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更是被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党中央要求全党及全国理论界关注它、研究它，深刻理解它的新使命，为它增加新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特别是像艾思奇、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领军人物，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新创造，肯定是有启发和帮助的。这样的启发和帮助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艾思奇、毛泽东当年所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环境出发，从正在从事的社会具体实践出发。这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立足于此，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应用中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并将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形成具有中国内容、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实践的产物。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被不断向前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遵循、实践这一根本原则，历史上才有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今天也才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实践的理论概括，反映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新实践中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经典中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反映中国特点、具有中国内容和特色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
艾思奇、毛泽东当年有关中国化问题的论述，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理解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因为今天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律具体应用于21世纪的中国“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的一次新尝试。我们今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守，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创造性的发展。正如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面临着理论创新、形态创新的历史重任，这是新时代、新实践的客观要求。如何完成这个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借鉴前人的思想和实践，需要认真地科学地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揭示和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使我们今天更自觉、更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从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实际出发，立足现实，在回答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所在。尤其是在我们发现前人已有的理论与今天的现实实际发生矛盾、已有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今现实实际问题时，就更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觉，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正在进行中的新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人类在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优秀的文明成果，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形态创新的正确途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实践，大胆探索。要突破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的观念，敢于根据新情况、新实践说新话，得出新结论。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态创新显得尤其迫切，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都是全新的，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没有、也无法预见的东西。对这些新实践的理论指导，只能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探索、总结，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新的社会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社会实践也必然产生新的理论，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定能够实现理论创新、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就一定能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新形态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和展示。
二是从理论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领袖和学者之间在思想理论上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是有利于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在实际生活中，政治领袖由于身份和具体环境、具体任务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理论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常常不同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这一般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所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一种高度。但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在理论功底、理论眼光，以及严密细致的理论逻辑方法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互补才有可能和必要，这种互补也才会有益于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当年艾思奇和毛泽东之间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良好合作。正是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形成系统的理论，有了明确的思路和操作方法，并成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仍然需要借鉴艾思奇、毛泽东当年的合作经验，在政治领袖和专业学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实现思想理论方面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作为专业理论研究者要发挥自己的长处，用自己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为政治领袖的治国理政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而政治领袖更要像毛泽东当年那样，善于与学者沟通、交流，注意从学者那里吸收有利于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然离不开领袖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仍然需要他们之间的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相互吸收。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吸收到政治领袖的思想理论中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实现它的社会价值。而政治领袖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获得必要的学术支持，才能使自己的政治实践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能得到党心、民心的拥护。
注释：
①这是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页的原文。在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将毛泽东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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