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文精神的起源、演变与整合_人文精神论文

中西人文精神的起源、演变与整合_人文精神论文

中西人文精神的源起、演变与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6)02-0018-05

人文精神作为概念提出,必然根源于“人文”思想,也只有在思想中才能孕育出精神。“人文精神”概念本身没有中西之别,但由于中西“人文”思想的不同,从而使“人文精神”在根本上有了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和宗教的态度不同。中华人文精神采取“人文”态度,融自然与宗教于“人文”思想中;西方人文精神采取抗衡态度,自然、宗教互为对立面。二是对“人文”的把握不同。中华人文精神是“人”“文”互动的,是“人文主义”的;西方人文精神是“人”“文”割裂的,是“人本主义”的。三是对“人”的本质规定不同,中华人文精神是伦理型的,“人”是道德性、社会性存在;西方人文精神是自然型的,“人”的本质在于感觉性、个体性存在。

一、中西人文精神的分途发展与内涵演变

中华人文精神的发展与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在汉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其人文思想的核心。“究天人之际”目的在于论证“天人合一”,也就是自然之“天”合于人伦之“人”,其主体在“人”,“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天,它的存在依着人的存在,不把“天”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以得出自然科学的结果。“穷古今之变”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清理历史文化传统,从“文”中发现“人”的精神沿革与“人事”的变迁,从而培育厚重的历史精神与朴实的德性品格。“人”“文”互动亦是汉代人文精神的特质。魏晋时期,其人文思想偏重于对“人”的自然情感的张扬,个体意识凸显,唐君毅认为:“魏晋人尚自然,尚无为,尚放任,尚自得,在精神上变得轻灵、疏朗、飘逸、清新、潇洒,缺乏历史责任感。”这一说法是就精神而言的,魏晋人相对于汉代人厚重、朴实、有深沉历史感的精神有一转变。但就思想成就精神而言,魏晋人“名教即自然”的思想,说明他们在追求自然个性之“人”时,给名教一定的位置,注重人的道德性建构,其人文精神的关注点仍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和谐发展,他们不是忽略“文”,为《老》、《庄》、《易》“三玄”、《论语》作注就是有力明证。

就隋唐佛学来讲,其整体特点是“超人文”的,但中国化的禅宗讲求顿悟,提倡“人”的修养德性本于自身。宋明理学虽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结果,但这一时期的人文思想却传承了先秦儒家,其主题就是心性之辨。赵行良认为:“理学的代表人物所走的都是这样的一条理论行程:由宇宙论始,以伦理学终。这就说明,他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塑造天道,构造精巧的宇宙论体系,都是自觉地以构建伦理学为目标。因此,在他们这种对于天人整体的独特立意和深刻把握中,时时处处都显示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撼人的人文力量。”性与天道的契合为儒家人文精神确立了本体的意义,而在如何修养人的德性上,“诚”、“静”、“敬”是宋明思想家提出的主要方法,强调道德的主体自觉性。清代之人文思想,侧重于“文”,唐君毅认为:“清代人对古代文献整理的学术精神,是依于一种由文物文字之研究,以重构以往之人文世界之图像,为求当今之治平事业之用。”通过对“文”的把握,以解读古人并用于治世,这就是清代人以“文”入世的精神。

西方人文精神的真正发展,当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特质,唐君毅把它概括为:“一方在使人由中古之世界解放,而有‘人的尊严’一辞之提出,人们多有对自然美之尊重,对新世界之发现的兴趣,一方在复兴古典文学历史之研究,一方在任人之想像,作多方面之奔放,对于人之才能之多方面表现,皆加以肯定。……当时人有乌托邦、太阳城各种理想国之提出。”可见,西方“人文主义”在此时期有较大转变:一是对“人”的认识。虽然还未摆脱对“人”的自然特性的强调,但是提出了对人的多方面才能的重视与人的尊严问题,对“人”的重新认识,目的是要反抗中古之宗教神本。一是对“文”的认识。以复兴古学求与古代文化相通的历史精神,比起古希腊对“文”的忽视进了一步,但这种进步服从于超越中古时代禁锢的目的。

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19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唐君毅认为“此新人文主义时代之人之浪漫精神,使其能不拘限于已成之社会文化及自己之创作成就,与此成就所得之名誉,即此精神之能显其超越性或内在的主体性。此精神,亦即人之未受规定束缚的原始生命,恒洋溢于已成之社会文化成就之上所显的精神。”德国浪漫人文主义的“人”超越于“文”,人的内在主体性得到了极度张扬。但“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自然人”,是出世的,而不是“社会人”,与“文”是分成两截的。这种“人文”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乌托邦的特点,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中华人文精神随着人文思想的发展,其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西方“人文精神”因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与德国浪漫“人文主义”的丰富,其特质有了一定的转变。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华人文精神作为重要的文化传统,它是一时代承续着前一时代的,没有本质的改变和断裂,也不是对当时代思想的反动,而是与时代的主题思想紧密契合的。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大转变,不同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其时的“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本主义”的,与中古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与精神相抗衡,提倡新精神而不传承旧精神。

具体而言,第一,中华人文精神在发展中,虽有在某一阶段偏重“文”、某一阶段偏重“人”的变化,如在汉代与清代较重“文”,在魏晋与宋明较重“人”,但“人”“文”互动一直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时,表现了复兴古学的历史精神,对“文”的承传复兴与对“人”的尊重高扬成为“人文主义”的两面旗帜,可以说全面表达了人文精神,而不只是人本精神。但“人文主义”对“文”的重视与中华的“人”“文”互动有所不同,“文”只是复兴的工具,是凸显“人”的历史依据,外在于人。可以说,是借古希腊的“文学”之久远的历史标签,来达到与中古强大的宗教势力相颉颃的目的。第二,中华人文精神的发展延续了先秦人文思想的特质,不把自然作为客观对象,而是作为人格化的自然来看待。对宗教,虽然隋唐佛教盛极一时,但一直没有切入中华文化的主流,反而被以儒家为主的主流文化同化,没有与“人文”思想长久抗衡。所以,中华人文精神是延绵不断的,是文化的主流思想。西方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开辟了崭新的精神领域,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就其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而言,它始终处于危机中,因为有宗教哲学、自然哲学的并立,三者共同主导西方文化的发展。第三,中华人文精神是朴实入世的,把人文精神的实现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树立并实现人文价值是人文精神的内核。西方人文精神是超越出世的,不刻意追求“人文”价值的实现,只关注“人”的主体精神的真正存在,这种存在和社会发展无所关联。所以,一般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是社会人格的,西方人文精神是个体人格的。

二、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融合与时代特质

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文”的契合。“人”与“文”昭示了人的价值、道德、品格、人性等,说明文化精神体现于人自身。在实践中,“人”通过“文”提升自己,也促进“文”的提升。二是“精神”和“思想”的契合。在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中,这一特质较为明显。近代中国,思想处于碰撞激荡的时期,精神尚未沉淀形成,“思想”与“精神”出现背离。而在西方,其人文精神一直外在于主流思想。在当代,人文精神在特质上回归传统,与“主流”思想融合。“人文精神”在当代体现出与“自然”、“宗教”的融合,与“科学精神”、“经济精神”的融合。李维武认为:“所谓人文精神,概括地说,就是把对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通过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反对把人的存在归结为神的世界或人的文化世界的某一部分(如科学、技术、经济)。”陈章亮也指出:“在我国的现代化时期,则包括批判传统,反思现实,创造未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等诸方面的内容。”当代中华人文精神不像传统人文精神对自然、宗教采取“不言”或“人文”态度,也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宗教精神并立,而是在承认“人文”、“自然”、“宗教”分属不同领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有所区别的前提下,互相融合,真正实现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价值。

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融合,体现为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的融合、当下追求与终极关怀的融合。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是中西人文精神的区别所在,在现代社会里,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人文精神的“当下追求”与“终极关怀”,就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来讲,注重入世精神多于超越精神;就西方人文精神而言,是超越浪漫的,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精神较为忽视。张立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一种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它作为道德的基础,应该具有超越层面的和终极关怀的性质。”人文精神在当代,融合了中西人文精神的内涵。在具体实践中,就当代人文精神建设对象的文化基础而言,其层次包括:公共人文精神、文人精神、群众的生活精神。公共人文精神是全社会普遍的价值信仰;文人精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与社会批判精神;群众的生活精神是指人文精神贯穿在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人文精神是老百姓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就建设的主体而言,公共人文精神建设的主体应是各级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文人精神的主体,应是社会上有一定文化教育基础的人,而不仅仅是学者这样的精英群体;群众的生活精神构建主体,既需要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引导,也需要自觉地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融合,也印证了中西人文精神发展融合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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