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书——对于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几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盛世论文,全集论文,几点意见论文,年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2)02-0001-12
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六种《鲁迅全集》(注：指1938年版《鲁迅全集》(1～20卷) ，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1～30册)，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1～10卷)，19 58年版《鲁迅译文集》(1～10卷)，1981年版《鲁迅全集》(1～16卷)，1976～1985年版 《鲁迅手稿全集》(15函127册).)中最具权威性的一种版本，但不能称之为“定本”。 据我所知，鲁迅研究界并没有任何一位同人否定这一版本的成就和特色；相反，凡是当 年参加过这一集体项目(或者称之为“国家重大的图书出版项目”)的学者，无论出力多 少、贡献大小，都感到能为这个版本尽绵薄之力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光荣，也是敬献给 鲁迅在天之灵的一瓣心香。很多鲁研界的朋友只是认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虽然收 罗比较齐备，但并不是没有遗漏；虽然校勘比较精确，但并非没有错谬；虽然注释比较 详尽，但并非没有失误。特别是二十余年来，鲁迅研究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进展( 包括新资料的挖掘，旧观念的转变)，所以这一版本就更加显得需要增补修订。鲁迅著 作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经典，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历史 上的经典又无不经过后人的反复校勘、辑录、注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新世纪 之初，重新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工作终于摆上了日程，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情。借此机会，我想发表几点粗浅的意见——主要谈校勘、注释和内容增补问题。
(一)校勘问题
校勘是注释的基础。没有精细的校勘，就没有准确的文本，以文本作为依据的研究工 作也会因此出现偏离。
现行1981年版本中，校勘方面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古文校勘的问题、外文校勘问题 以及现代白话文的校勘问题。比如《古籍序跋集》的文字多处与手稿不符，既有误抄， 也有擅改：原稿《唐书》排成了《新唐书》，《新唐书》排成了《唐书》，《玄怪录》 排成了《玄怪》，唐朝大和年间排成了太和年间。鲁迅自署的“周树”改成了“周树人 ”，而周作人则变成了三个空白。白话文中校勘的问题更多。《呐喊·社戏》中“舀一 瓢水来给你喝”排成了“舀一瓢水来给你呵”，《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谈到日记 的“正脉”排成了“正派”、《三闲集·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中的“同仇敌忾”排成 了感慨的“慨”。
除了讹误，疑点更多。比如《热风·随感录二十五》起句：“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 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了。”“一直”疑为衍文。《<幸福>译者附 记》中说“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也不可解。人都有血，难道会有“无血的文人”吗? 所以，我怀疑“有血”是“有血性”之误，脱一“性”字。《彷徨·伤逝》中说子君“ 捶着一个人的衣角”，捶是敲打的意思，朱正先生怀疑“捶”是“拽”字的笔误，我以 为很有道理。
那么，如何校勘出一种最为精确的鲁迅著作文本呢?根据史料学的原则，最佳方案是凭 善本校正俗本。这就有一个如何确定善本的问题。比如《朝花夕拾》，有1928年9月未 名社的初版本，也有20世纪30年代北新书局的再版本，但在我记忆中，鲁迅似乎比较信 任未名社的版本，觉得北新书局版“大约不过多几个错字”。又如《中国小说史略》， 从油印讲义本到铅印讲义本，再到初版本，再版合订本，最后修订本，前后经历了十五 年，最完善的是1935年6月北新书局出的第十版。《嵇康集》，鲁迅从1913年至1931年 ，十年反复校勘十次，自然以1931年的最后校本最为精审。
但是，并不是所有“定本”都比此前的版本文字精确。比如《呐喊》，是鲁迅著作中 版本最多的一种，仅鲁迅生前就出过23版，其中1930年北新书局发行的第13版抽掉了《 不周山》，改名《补天》，另收入《故事新编》。就所收篇目而言，这一版成为了《呐 喊》的定本；但就文字而言，因为第13版系重排本，错字反比初版为多。因此鲁迅手写 了两张纸的《<呐喊>正误》，共改正误植45处。所以校勘《呐喊》，绝对不能以第13版 为依据。
此外，并不是每一种鲁迅著作都有公认的明确的定本或善本。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使用的校勘法应该是尽可能先确定一个相对完善的底本，遇到疑难问题，再采用 “多本对照，择善而从”的方法解决，以避免所择底本的局限。我所谓“多本”，其中 包括了手稿、最初发表的报刊、初版本、鲁迅生前最后版本，以及1973年出版的白文本 。目前出书付排前都要求“齐，清，定”，出版社的校对只对原稿负责，但是鲁迅著作 的原稿出书后大多陆续毁弃，比如《呐喊》，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阿Q正传》 的一页手迹(《不周山》的手稿归入《故事新编》手稿)。即使保存了原稿，其中也有笔 误。比如《故事新编·奔月》的手稿中，就把“悄悄地”写成“俏俏地”，同书《非攻 》中描写墨子到了宋国的都城商丘，看到城里一片萧条，商店虽然减价而仍无买主。查 手稿，“买主”写成了“卖主”，显系笔误。鲁迅日记、书信手稿中笔误更多。如日记 手稿把辩证法的辩写成了分辨的辨，把费慎祥写成费仁祥，把《挥麈录》写成《挥尘录 》。专有名词、人名、书名都有错误。书信原件中把颧骨的“颧”写成拳头的“拳”， 把蜡烛的“蜡”写成腊肉的“腊”，把“军阀脑子”误写成“军阅脑子”，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可见校勘时不能不加鉴别，一律以手稿为据。对照手稿校勘，还应正确辨识 鲁迅手迹。鲁迅1930年12月28日日记，手稿为：“午后内山书店送来特制本《乐浪》一 本，其直九十元。”“全集”本将“直”排成了“其十一”，无人能懂，这就是误认鲁 迅手迹的后果。
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无疑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因为鲁迅著作成书之前，大多已在报 刊发表，结集时又作了苦心推敲，增删改动了不少文字。两相对照，是我们学习写作的 生动教材。比如《呐喊·孔乙己》从初次发表到结集，就修改了五六十处。这篇小说提 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原刊“温酒”均作“烫酒”(还有一处作“ 热酒”)，虽意思一样，但以“温”字最为妥贴。同篇小说写穿长衫的酒客才有资格“ 踱进店里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原刊写的是“慢慢地吃喝”。长衫 客“坐喝”跟短衣帮“站喝”形成了鲜明对照，“坐喝”当然要比“吃喝”准确。这是 改得好的例子。但也有初版本文字反不及原刊文字的情况。比如《呐喊·一件小事》中 ，车夫见老女人伏在地上，便放下车子问：“你怎么啦?”原刊是“您怎么啦?”用“您 ”这个人称代词，既表示了人力车夫对老女人的尊敬，又更符合北京人的方言特征，我 认为比通行本中的“你”要更好。此外，初版本对原报刊出现的错误，也并非一律作了 修改。比如《人之历史》一文在《河南》月刊创刊号发表时，把《圣经》中的《创世纪 》误为摩西的作品，实际上《创世纪》虽为《摩西五书》之一，但并非摩西所作。鲁迅 编辑《坟》时，因为此文是旧稿，采取了“随他错去罢”(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信) 的态度，在初版本中并未改正，1981年版也未在注释中指出。
最近，北师大朱金顺教授在《鲁迅研究月刊》撰文指出：为避免具体操作时的各行其 事，以致造成混乱，校勘鲁迅小说、杂文应以初版本为底本，两本《集外集》以原始报 刊为底本，《中国小说史略》以第十版为底本，据手稿收入《全集》的日记、书信，以 原始件为底本，等等(注：朱金顺.浅谈《鲁迅全集》的校勘[J].鲁迅研究，2001(10).) 。这些意见我大多赞同。这实际上承认，校勘出一部“准确无误”、“符合历史原貌和 文献价值”的《鲁迅全集》，还是要调动包括手稿在内的多种文本。大约十年前，我跟 朱正等老友曾对《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作过一次校勘，工作有粗有细，均以初 版本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原始报刊和现存手稿。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初版本并 非都是定本或善本，不能认为凡初版本的文字都尽善尽美。
听说《鲁迅译文集》的校勘工作也开始进行了，已经有几位校勘者到鲁迅博物馆的典 藏资料部查阅初版本。借这个机会我还想再多说一句：鲁迅译文初版本中的错误比1958 年版《鲁迅译文集》的错误要多得多。比如《月界旅行》、《域外小说集》的初版本中 ，误字都多达一百多处。1958年版的编校者校正了错字，统一了标点，把不少古字、异 体字改成了规范化的汉字(比如初版本中的“笑”写作“咲，“胸”写作“匈”)。是 不是这次校勘又统统要恢复原貌呢?当然，1958年版的译文集也有把原文改错的地方。 以《月界旅行》为例，初版本写阿兰陀号汽船10月2日从法国起航，于10月22日抵达美 洲，航行时间为20天。《译文集》将起航日期改为10月2日，显然不对，因为轮船仅用 一天的时间怎么能从欧洲驶达美洲呢?再比如，《月界旅行》中有一句：“造个九百尺 长的”大炮。1958年版的编校者可能认为太长了，不可思议，便将长度缩小一百倍，改 为九尺。但这是科幻小说，不能与现实生活比拟。另外，原文说这座炮的长度是二百二 十五尺的三倍，九尺怎么可能是二百二十五尺的三倍呢?可见这种改动是不慎重的。这 类教训，应该作为这次校勘工作的前车之鉴。
为了保证校勘质量，我还建议出版社特聘精通英文、日文、俄文的人员对《鲁迅全集 》中援引的外文分头进行通校。已故马蹄疾先生校勘鲁迅书信时就发现多处外文的错标 、误校，仅1910年12月21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一句话，就有两处误校。目前参加《鲁 迅全集》注释的同人(特别是我)外文程度不高，因此请外文专家加强外文校勘极有必要 。
校勘鲁迅著作，还有一个通假字如何统一问题。比如“雅片”和“鸦片”，“豫备” 和“预备”，“前途”和“前塗”，这些异体字都是在鲁迅著作中同时出现过的 。有些文章已统一成通用字，但有些文章没有统一。此次重新校勘，似应有统一要求。
鲁迅著作的本文需要校勘，引文是否也需要校勘?如果引文原来发表时就有讹误是否也 需要订正?这一点也需要统一要求。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引用梁实 秋在《新月》上的文字：“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磅，如何可以到××党 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知道呢?”记得1958年版在“至于如何可以”之后漏 掉了“做走狗，如何可以”七个字。漏掉了“做走狗”，鲁迅的反击就缺乏了针对性。 1981年版改正了这一错误，才使文章的内容变得顺畅。
(二)注释问题
注释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华彩乐章，集中体现了《鲁迅全集》编者的学术水平 。但注释是一种专门学问，非常渊博，非常艰深。鲁迅著作被称为中国20世纪初期至30 年代的百科全书，要注释好鲁迅著作自然需要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我们不是狄德罗 ，没有他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不过，即使渊博如狄德罗，他也只不过在二十余年中 撰写了关于哲学、史学的条目一千多条，平均一年写五十多条。所以，要完成《鲁迅全 集》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必须集思广益，通力合作，非个人之力所能为。
搞注释首先要明确注释的目的。古代注释的体例很多，有的叫“解”，有的叫“笺” ，有的叫“诠”，有的叫“微”……但我最欣赏的一种名称叫“义疏”。这是盛行于南 北朝的一种注释体裁。“义”就是解释正文义理，“疏”就是疏通其义。我这样讲，绝 不是提倡照搬“义疏”的体例。我只是欣赏其中的这个“疏”字。“疏”者通也。如果 把鲁迅著作比作中国现代文化的汪洋大海，那么我们做注释工作的目的就是疏通通达这 个汪洋大海的河道。注释的目的主要是让读者了解鲁迅著作的本义，并不需要离开文本 发表注释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那是研究者的任务。研究者在自己的论著中，尽可以对 鲁迅著作各抒己见，而不必强求一律。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给《鲁迅全集》中涉及人物作 盖棺定论，就很难保证注文的全面、准确、客观、公正。请允许我随手举几个例子。鲁 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曾说到“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很跋扈。1981年 版对“拳匪”有一个注释。除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功过作了评价之外，还特别指出，“拳 匪”一词是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对义和团成员的诬蔑。我认为这样注显得画蛇添足。 因为在鲁迅著作中，“拳匪乱后”只是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出现的，并不涉及对义和团运 动的总体评价。加上这样一条注释，固然为义和团辩了诬，但同时也把鲁迅推到了“统 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边。又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关于“费厄泼赖” 设有一个词条，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注文在解释“费厄泼赖”的原义之后又加上一句断 语：“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 号”。我认为这样写不但超越了《鲁迅全集》注释的任务，而且也不一定尽妥。事实上 ，鲁迅此文的主旨，并不在对“费厄泼赖”进行评价，而只是在借题发挥。鲁迅的文章 不是在谈英国文化，而是在总结中国的历史教训。鲁迅自己声明：“我不懂英文，因此 也不明白这字的涵义究竟怎样。”鲁迅所议论的，主要是要不要“打落水狗”，亦即对 本性不改的有害事物要不要实行恕道的问题。我想，前些年，《鲁迅全集》的注释问题 之所以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了一个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史，而且涉及到 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涉及到八十年党史，以致关系到文艺界团结、政治思想战线 稳定的这样一个重大而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鲁迅全集》 的注释提出了过多过苛的要求。比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谈到陈独秀，仅仅是因为 康有为在五四运动前夕提倡“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跟主张“民主共和”的陈独秀 展开了一场辩论，但1981年版的注释并没有介绍陈独秀反驳康有为的具体论点，因此读 者对文中“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一句仍然不解，而把笔力集中在对陈独秀进行全面评价 。然而事过境迁，回头一看，这条注文除对陈独秀早期的评价站住了脚之外，其它所有 评价几乎全都发生了动摇。如果当时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便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尴尬局 面。《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谈到林语堂，本来只需要介绍那篇引起争议的《 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但注文仍然要在极其有限的文字里对 他进行全面评价，说他三十年代“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 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这样概括，自然在学术上要出纰漏，因为林语堂提倡‘幽默 ’是在1924年五六月间，并非始于三十年代。幽默理论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有正 负两个方面，并不是用‘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一句话可以蔽之。同样，鲁迅1921 年1月3日致胡适信，只是代表周作人声明对于《新青年》的意见，然而注释中又偏偏要 对胡适作盖棺定论，说他“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后来先后投靠北洋 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看来，用“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替换“右翼代表人物”的 提法更为科学。至于胡适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远非“投靠”二字所能概 括。因为跟胡适一起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不仅有蔡元培、陶行知，而且还有李 大钊。胡适固然参加了北洋政府操纵的善后会议，但不久即辞去了善后会议会员，退出 了会议。在《双十节的鬼歌》这首诗中，胡适还公开号召“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 ”。国民党执政时期，胡适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并不想参加实际的 政治活动。基于以上情况，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给《鲁迅全集》的注释“减 负”，要明确我们注释的目的主要是扫除阅读鲁迅文本的知识障碍，而不是要对鲁迅著 作中涉及的数百起历史事件、四千一百多位历史人物一一作出全面评价。那不仅不是修 订《鲁迅全集》应当承担的任务，也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任务。
“减负”之后的精力用在哪里?当然应用于疏通鲁迅文本的障碍，在诠解典故、介绍背 景、探明语源上多下些功夫。比如《呐喊自序》提到老朋友金心异访问S会馆，鼓励鲁 迅为《新青年》写些文章。此处为“金心异”设了一个注释，指出“金心异”指钱玄同 。因为林纾在小说《荆生》中虚构一个人物“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根据读者的需求，似乎还应补充两点：一是钱玄同在《狂人日记》发表前夕访问绍兴 会馆的情况。这在《鲁迅日记》和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日记》中都有记载。二是林纾何 以称钱玄同为“金心异”。《荆生》中说“姓金者性亦嗜金”，影射攻击钱玄同“贪财 好钱”。“异”跟“同”是反义词。“心”跟“玄”同属二十八星宿之一。我不知这样 理解是否穿凿附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鲁迅文本本身的错误要不要在注释中指明?我认为，只要态度审慎 、事实确凿，为了对读者负责，是应该在注释中一一指明的。比如鲁迅写《柔石小传》 ，因为时间仓促、资料不足，把柔石的出生年代、考入杭州一师的时间、到北京大学旁 听的时间、创办宁海中学的时间统统搞错了。1981年版注释中指出了这些错误，这是郑 重负责的态度。如果不予指出，读者很可能以鲁迅的这篇文章为权威性史料，以讹传讹 ，贻误后人。但1981年版也有有错不纠的情况。比如，《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从尼 采《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中引用了两段话。第一段是：“真的，人是一个 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后来，鲁迅纠正了这段译文的错误，在《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中改译为：“真的，人间是污秽的浪。人早该是海了，能容下这 污秽的浪而没有不净。”前一译文中“浊流”是比喻“人”本身，后一译文中的“污秽 的浪”(即“浊流”)比喻的是“人间”，即人类社会。后一种译法应该比较接近于原文 。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应该提供鲁迅的新译文以便读者对照鉴别，否则对文章就会领 会错误。再如，《说鈤》中说“铋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于铀盐”，“四千 倍”是“四百倍”之误。同一篇文章中还将“鈤盐”误为“铜盐”，将“钡盐”误为 “锡盐”，将“热量”误为“温度”，等等。这些错误，1981年版没有指出，而日本学 研社的译本中已经一一纠正。这种谨严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效法。
注释工作中另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行文遣词应力求中性，避免使用轻蔑性的词语 和简单定性的词语。如不要轻易将某种报刊定为“反动报刊”，而应该具体介绍这些报 刊的政治文化背景。介绍历史人物时，也不要轻易使用政客、官僚、军阀、党棍的称谓 ，而应该准确介绍他们的具体任职。“国民党反动政府”、“北洋军阀政府”是在20世 纪20～40年代执掌政权的中央政府，以直接称国民党政府或北洋政府为宜。
(三)内容增补问题
最后谈谈内容的增删问题。“删”就是删除收入《鲁迅全集》的他人作品，“增”就 是增补未收入《鲁迅全集》的鲁迅佚文。删的问题比较简单，增的问题比较复杂。
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有没有应删的诗文?我认为数量虽少，但的确有。比如第13卷 第685页附录部分有一封“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的书信，系据根德林《北方妇女 的歌声》(注：根德林.北方妇女的歌声[J].苏联妇女(中文版)，1961(2).)一文收录， 内容是鲁迅寄赠几首配有乐谱的中国民歌，表示收听该团节目之后的谢忱与敬意。该文 说：“鲁迅的这封信是1927年高尔基用俄文转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的。”可疑的 是，在现在掌握的鲁迅生平史料中，既无鲁迅跟高尔基直接交往的记录，又没有收集“ 有谱的中国民歌”的记录——只发现过一份1914年的《儿歌六首抄注》。更何况鲁迅并 无从收音机中收听歌曲的兴趣，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的歌声当时能否“飞越万里”也颇可 疑。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既未看到中文原信，也未看到俄文译信，因此，本着收录审慎 的原则，此信应予剔除。再如收入第8卷第476页的《惜花四律》，原视为鲁迅早期诗作 。现《周作人日记》已经影印问世，确知这四首七律原出自周作人手笔，鲁迅仅改动过 一二两首的个别词语并作圈点(注：周作人日记，上册[Z].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29 4～295.)。因此，《惜花四律》应确定为周作人诗作，而不应收入《鲁迅全集》；正如 同鲁迅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也作过润饰，但不能因此将《小河》视为鲁迅诗作一样 。
应该考虑增补的鲁迅佚文则更多。2001年9月，群言出版社出版了天津业余研究者刘运 峰辑录的《鲁迅佚文全集》，分上、下两册，共收录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曾收录的 鲁迅著作，包括杂文、书信、联语、诗歌、题跋、广告、谈话、讲演、考证文字以及近 年来发现的鲁迅翻译作品等，共计58万字，为我们此次增补鲁迅佚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鉴别基础。我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一般来说，文章也应遵循宇宙万物的发展 规律：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文化巨人的文字。文化巨人是人 类的精华，历史的瑰宝，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为了使后人全面评估他 们的业绩，清晰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他们留存的只言片语也会有人搜罗撮录。因为这 些巨人的经典之作固然能显示其辉煌，就连他们的起步之作乃至败笔也能展现他们艰难 的成长轨迹，从而使他们的形象更加清晰，更加真实可信。鲁迅就是这种吉光片羽皆足 珍贵的文化巨人。”为了维护《鲁迅全集》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鲁迅全集》当然应该 尽可能求全，但求全的前提是求真——即收入诸篇均应确系鲁迅作品。“全”而不“真 ”则滥，“真”而不“全”则漏，这两者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妥善。像1925年12月北京女 师大复校时24名学生合照上的题词《偕行》，1936年《作家》杂志1卷3期刊登的《草明 女士启事》，虽然据当事人回忆系出自鲁迅手笔，但尚无实证，本着“宁缺毋滥”的原 则，似以不收为宜。在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中，还附录了“书信钩沉”和“讲演 汇编”，所收资料对于鲁迅研究无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正式作为鲁迅著作收入《 鲁迅全集》则不妥。因为这些“书信”大多原信散佚，系受信人根据回忆追忆其中若干 片断，尽管追忆者再三表白“至今记忆犹新”或“早已铭记于心”，但仍难免跟原文有 或多或少的出入。因此，凡无原信可资校勘者，追忆的书信片断一律不应收入。如鲁迅 1929年1月24日致卜英梵信、1933年10月23日致金帆信、1935年4月18日致尹庚信均属此 种情况。“讲演汇编”亦然。因为讲演记录难免失记或误记；个别记录者甚至有意歪曲 报道，致使记录稿跟鲁迅原意相反。所以，凡未经鲁迅生前修订认可的讲演记录，也不 应作为佚文收入《鲁迅全集》。
辑录鲁迅佚文，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字可以称为佚文的问题。一般说来，所谓文章 ，必须具有独立的作品形态，即既有文字，又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只言片语是不能称之 为文章的，也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迅佚文。比如1926年2月21日《弦上》第2期载有《 一句诗》：“春秋两季骂西滢。”署名L。《弦上》是狂飙社主办的一份“袖珍小刊物 ”，由高长虹和郑效洵编辑。高长虹说：“以后的《弦上》周刊篇幅小得同游戏一样， 撰稿者不署真名，只以一拉丁字母代替。而鲁迅仍然惜墨如金，不给一点稿子，我只得 把他说的一句诗登了，以和缓中间的感情。”(注：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A].高长虹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20.)我在《鲁迅与狂飙 社》一文中也说过：“鲁迅没有为《弦上》撰写过专文，但该刊编者却从鲁迅的谈话中 摘取了‘春秋两季骂西滢’一句……据该刊编者郑效洵说，这句话是在事先征得鲁迅同 意后才发表的。”(注：陈漱渝.鲁迅与狂飙社[A].鲁迅史实新探[M].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1980.126.)《鲁迅日记》1926年2月12日载：“晚长虹及郑效洵来。”13日载： “下午长虹、效洵来。”这两次拜访之后八天，《弦上》第2期出版，鲁迅的《一句诗 》发表了出来。尽管鲁迅说“春秋两季骂西滢”是完全可能的，“在事先征得鲁迅同意 后才发表”也是可能的，但作为佚文收入《鲁迅全集》我仍然以为不妥，因为它不具备 作品应有的相对完整性。此外，《周作人日记》中摘引的鲁迅致祖父周福清书信片断， 如1898年2月22日“已到绍”，同年3月15日“绍有雪无雷”，4月27日“欲往金陵，已 说妥”，5月5日“已到申”，5月7日“已到秣”……此类语句也不能作为佚简收入。至 于鲁迅致母亲鲁瑞信中“要朱安姑娘另外嫁人”一句，系出自鲁迅族人周冠五先生的谈 话，内容或可征信，但文字则不可信，更不能作为佚简收入。从鲁迅生前亲自编定的文 集来看，鲁迅杂文集所包含的文体已经相当庞杂，除了正宗杂文和随感之外，还包括书 信、日记(如《厦门通讯》、《马上支日记》)、序跋题记。有的文章近于美文(如《夜 颂》)，有的文章近于小说(如《智识即罪恶》)。比较特殊的是，还收录了一份著译书 目(《鲁迅著译书目》)和一篇译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逝世之后编定的佚 文集(如《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包括文体则更加驳杂，如小引、附记 、抄校说明、按语补白，乃至残稿(如《<劲草>译本序》)和废弃的文稿(如《势所必至 ，理有固然》)。此次增补佚文，应以书信和杂文为主，一般性的应用文，如鲁迅留日 时期填写的《入学志愿书》《学业履历书》，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时张贴的《布告 》，等等，一般也不必收入。据不完全统计，鲁迅收藏的金石拓片约六千张，包括碑帖 、造像、墓志、石阙、砖文、瓦当、铜镜、古钱等。鲁迅在有些画像上写了说明文字， 对所藏碑帖也多作校补，这些说明和校记，无疑是鲁迅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成果，不应 忽视。建议在对鲁迅所藏金石拓片进行系统整理之后，再将这些文字辑录，收入《鲁迅 辑录古籍丛编》的“补编”。
此次拟增补进《鲁迅全集》的佚文约二十余篇，比较重要的有刊于1918年12月29日《 每周评论》第二号的《<美术杂志>第一期》和刊于1919年3月30日《每周评论》第十五 号的《<随感录>三则》，均署名“庚言”。这是首次发现的鲁迅笔名。鲁迅幼时曾拜一 位和尚为师，法名“长庚”，本是星名，也含长寿之意，鲁迅也偶尔用作笔名。“庚言 ”显系由“长庚”演化而来。佚文发现者孙玉石教授有详细考证文字，题为《介绍鲁迅 五四时期四篇佚文——关于<美术杂志>第一期和随感录三则》，载《北京大学学报》19 78年第1期，大家可以参阅。此次增补的佚简计16封：1911年11月某日致张琴孙信，192 0年1月3日致周心梅信，1920年8月16日致蔡元培信，1920年8月21日致蔡元培信，1921 年1月15日致胡适信，1923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1927年1月15日致林文庆信，1927年7 月12日致江绍原信，1927年8月17日致江绍原信，1928年12月12日致郁达夫信，1933年1 月21日致宋庆龄、蔡元培信，1933年5月19日致申彦俊信，1934年3月17日致森三千代信 ，1934年10月25日致冈察洛夫信，1935年10月17日致伊罗生信。其中鲁迅致胡适信和致 宋庆龄、蔡元培信，对于研究鲁迅与时代文化名人的关系以及研究鲁迅后期的革命活动 ，尤具重要的文献价值。鲁迅在致清水安三的明信片上写有四句话：“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形象揭露了当时中国军阀的反动性与虚伪性，以及反复 善变的两面派嘴脸，但因为不具备书信的规范性和完整性，拟置于《集外集拾遗补编》 的“外编”。
在研究《鲁迅全集》内容的调整时，对以下三个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
1.1936年3月29日与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信是否收入?主张收入此信的理由是 ：此信原载1936年4月17日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对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抗 日讨逆表示拥护和声援，是鲁迅后期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也是研究鲁迅跟中国共产党 关系的珍贵史料。同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 略方针》的报告，明确提到“东征动员了全国”，“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同年 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 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等拍发了一封长电，也提到鲁迅、茅盾等来信拥护党与苏维 埃中央的抗日主张。这些珍贵文献，都为证实鲁迅、茅盾的来信提供了权威性的旁证。 陕北党中央正是在收读这封来信之后，才于1936年4月20日左右派冯雪峰来上海，传达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倒“四人帮”之后，茅盾虽然多次表示他 并未参与起草此信，不愿再牵连进这件事情，但他仍承认鲁迅事前曾跟他谈及此事，并 交给史沫特莱去办理。茅盾在致鲍祖宣信中，还提到叶紫当时也知道此事(注：韦韬， 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七)[J].新文学史料，1996(3).)。
反对收入此信的理由是：此信原件未存。知情人冯雪峰、茅盾、许广平等以前的回忆 都是说鲁迅等电贺长征，现在发现的却是书信并非电文，内容也不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是 拥护东征，前后矛盾。原来回忆的电文要点计16个字，即“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 人类的希望(或将来)”现已查明，这16个字出自上海抗日救国会给中共中央的来信，跟 鲁迅、茅盾完全无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鲁迅书信集》，曾将1947年7月27 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的有关文字以《致中共中央》为题置于卷首。现在发现的 贺信直呼“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显系致红军官兵信，受信主体并不是中共中 央。再则，此信文风与鲁迅不符，信中涉及的政治信息又绝非鲁迅在上海所能了解，而 且同一信存在几种异文。所以，在书信起草者、转信渠道及书信原件均未查明的情况下 ，不能贸然收入《鲁迅全集》。经过议论，目前有一个带倾向性意见：即将鲁迅、茅盾 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信一事写入《鲁迅全集》附录的《鲁迅著译年表》，但原信暂不收 入，因为鲁迅同意撰写此信的事实应该肯定，但对书信的原文尚需作进一步考证。
2.《两地书》原信是否收入?鲁迅、许广平之间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1日，迄于1932 年11月26日，共计往返书信164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信共78封。1933年4月，经鲁迅修 改删削，将其中的135封书信分为三集(北京，厦门——广州，北平——上海)由上海北 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公开出版，其中鲁迅致许广平信有67封半。1981年版《鲁迅 全集》收入了青光书局版的《两地书》，又将鲁迅致许广平的其余10封半信按时间顺序 分别插入鲁迅书信部分，收录于《鲁迅全集》11卷至13卷。1984年6月，鲁迅之子周海 婴将《两地书》原信交湖南人民出版社铅印出版，名为《鲁迅景宋通信集》。1996年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两地书>真迹》影印出版。此外，鲁迅还手书了一部《两地 书》留赠后人以为纪念。虽然跟青光书局版一样抄录了135封书信，但文字跟《两地书 》的铅印本也有不少差异。这样，《两地书》实际上存在三个版本：原信，青光书局铅 印本，手写本。
不同意在《鲁迅全集》中增收《两地书》原信的理由是：《两地书》尽管有三种不同 版本，内容毕竟大同小异。将原稿跟铅印本同时收入，于编辑基本上是重复劳动，于读 者基本上是重复阅读。鉴于《两地书》原信已有多种公开出版物，专门研究者并不难找 到，更没有必要收入全集。此外，《两地书》原信属于隐私，原作者不愿披露全貌，才 在公开出版前认真作了修订。如果公开出版，是否有违作者的生前意愿?主张收入的理 由是：书信是作者最能坦露心迹的作品。跟原信相比较，青光书局版《两地书》包含有 再创作的成分，其特色与价值跟原信不能等同。再则，《两地书》原信(主要指许广平 致鲁迅函)虽然个别文字有些芜杂，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时人或时政，在当时公开发表易 招忌讳，但时过境迁，原信则显得更为真实，细节更为丰富，特别是对情爱心理的展示 更加坦诚细腻，因此，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在中国现代，鲁迅已成为公认 的最为透明、最无隐私的作家。周海婴先生在公布《两地书》原信时曾经说明，许广平 不止一次对他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保管人员说过：“我的信件，可以在我死后发表。” 海婴补充说：“我感到，今天再不实现母亲的遗愿发表这些书信的原稿，将是对研究者 和读者大众的一种欠债了。”(《书后说明》，收入《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 998年10月出版)。经讨论，带倾向性的意见是，青光书局版《两地书》按原体例照收。 《两地书》原信中的鲁迅致许广平部分，校勘后按时间顺序插入鲁迅书信部分。
3.《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如何处理?《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是鲁迅与日本汉学 家增田涉1932年至1935年间的质疑应答书简，计80余件。增田涉的弟子伊藤漱平、中岛 利郎编辑，杨国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其中第一部分是增田涉翻 译魔女社版《支那小说史》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二部分是增田涉编译改造社版 《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支那篇”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三部分是增田涉翻译 岩波书店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和鲁迅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 问答。原信几乎都不署日期。
增田涉是1931年通过内山完造的引荐结识鲁迅的。他当年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中文水 平有限，曾有半年多时间去鲁迅寓所求教，归国后决定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 但疑难之处很多。由于远隔重洋，只有通过书信问答方式解决。比如，增田涉问：“‘ 瓦舍’可以理解为街名吗?”鲁迅为了使这位日本翻译家了解宋代的都市状况，作了以 下浅显而易为日本人理解的回答：“宋朝都会十分可怜，多数是草屋。瓦屋寥寥无几， 大多在繁华地区。因此，瓦舍具有繁华街市之意，并成为地名，恰好东京银座。”为了 增强直观效果，鲁迅还用绘图方式解说一些外国人不易理解的中国名词，如“鸦黄”、 “地炉”、“花枪”、“桩橛泥犁”、“报君知”、“隔扇”、“碌碡”……对于中文 造诣较高的人来说，《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并无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正如增田 涉的友人、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所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读罢此书，最令人感 动的无过于这两位异国师生间的绝对信赖关系。增田君犹如投入母亲怀抱撒娇的孩子， 而给予温暖及搂抱的则是鲁迅先生。即便对那些稚拙的问题，他也决不含糊，诚恳而又 耐心地详加解释。鲁迅先生此种诲人不倦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当时正值鲁迅先生夜 以继日地用文章同各种敌人作斗争的时刻。百忙之中，他以欢快、诙谐的笔调写下这些 解答，我们从中仿佛瞥见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 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注 ：松枝茂夫.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序[A].伊藤漱平，中岛利郎编.鲁迅增田涉师弟答 问集[Z].杨国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反对收入此书的理由是：增田涉成为知名学者和教授之后，认为他当年向鲁迅“提出 了一些幼稚得令人脸红的问题”，故将原信作了裁剪处理，并不想公开发表，以致书信 失去了原貌(鲁迅致增田涉原信用毛笔写成，字体是近似楷书的行书，用日文书写，几 乎没有涂改。信封一律用墨笔书写，寄件人的名字大多用笔名“隋洛文”，偶尔也用“ 唐俟”或“关道清”。当然也有直接在增田涉质疑书上答复的情况)。照目前状况收入 《鲁迅全集》似不严肃。同意收入此书的理由是：鲁迅大宗书信重见天日此属首次，可 以说是既空前又绝后。书信内容如前所述，既有学术文献价值，字里行间又闪耀着鲁迅 人格的光芒。讨论后带倾向性的意见是：鉴于这批书信内容重要而又失去了原有形式， 故责成专人对照片重新翻译整理，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外编”。
关于鲁迅的科学论著(如《中国矿产志》、《人生象
》)是否应该收入《鲁 迅全集》，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对收入者主要持以下两点理由：(1)这类著作 资料陈旧，错误甚多。(2)《中国矿产志》系与顾琅合编，著作权归属不清。赞同者则 认为：鲁迅的科学论著本来就是鲁迅全部著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收入全 集不应受到指责非难。这些著作在今天也许已被新的科学成果超越而失去其应用价值， 但它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的减损。比如《中国 矿产志》，历史上就曾四次出版，经清政府的农工商部和学部审批鉴定，作为“中学堂 参考书”和“国民必读”书发行。该书字里行间洋溢的爱国激情，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 的教育和巨大的鞭策。当然，这部书是鲁迅和他的同学顾琅合写的，不是鲁迅个人的专 著。但并非鲁迅个人的作品，也有收入《鲁迅全集》的先例，如周作人和瞿秋白以鲁迅 名义发表的杂文。为什么收入《中国矿产志》，就一定要以分清哪句话属于鲁迅、哪句 话属于顾琅作为前提呢?事实上，1981年版中已经收入一些鲁迅的科学论著，如《中国 地质略论》、《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如果用资料陈旧与否作 为取舍标准，这些文章岂不统统都应该割弃吗?经讨论，带倾向性的意见是，将鲁迅的 自然科学作品另行编辑出版，删去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生理实验术要略》。
建国前后在报刊上发表的鲁迅谈话，有《关于猪八戒(与本年干支的关系)》、《“面 子”和“门钱”》、《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与<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与 申彦俊的谈话》、《同斯诺的谈话》、《在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会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 》等。这些谈话记录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未经鲁迅审定，不能与鲁迅著作等量 齐观，故暂不编入《鲁迅全集》。
总之，校勘、注释和内容增补，是这次修订《鲁迅全集》面临的三大问题。此外还有 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某些著作名称是否需要修订，像《汉文学史纲要》，从手稿本到 厦门大学的油印讲义本都叫做《中国文学史略》，中山大学采用此讲义时改名为《古代 汉文学史纲要》，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时才改用此名。是否要加修正，可以讨论 。还有标点问题。鲁迅先生重视标点，他似乎说过，标点并非捆白菜的草绳，可有可无 。因为改动标点，可以改变文意。比如《两地书》(一一三信)：“现在是十七夜十时， 我在‘苏州’船中。”苏州加有引号，说明乘坐的是苏州号客轮。1958年版去掉引号， 读者可能误解为在苏州坐船。目前整理鲁迅文本的标点有些混乱。鲁迅使用标点有其特 点，比如多用逗号，少用顿号，现在加了很多顿号，如鱼鳖鼋鼍，犀兕麋鹿，丝麻米谷 ，金银铜铁锡，甚至“须发”两字之间也加顿号，有些过繁。此外，鲁迅使用的着重号 ，分空心点与实心点两种。实心点标明检查官删去的文字，空心点才表示着重的意思。 这种使用方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两地书》中都有出现，现在也改得有些混乱。
以上所谈各点，由于准备仓促，又受知识水平所限，难免有很多不尽妥当之处。好在 我发言的目的是抛砖引玉，旨在通过自己的肤浅之论，引出很多高明独到的见解。盛世 修书，功在千秋。我希望同人通力合作，精益求精，在今明两年修订出一套更为完善的 《鲁迅全集》，为弘扬鲁迅精神、宣传先进文化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