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密特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4)01-0075-05
密特朗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团结左翼、争取选民，终于在1981年大选中战胜右翼高乐派，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五届总统，开始了法国现代史上左翼执政最长(14年)的历史时期。密特朗在任初，引人注目地进行了一场“法国式社会主义”试验。本文试就密特朗在野(近30年)和任初(近两年)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作点探讨。
一、密特朗“法国式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早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确立时代和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出现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法国工人也最早进行了无数次武装起义，对抗资产阶级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流血奋斗，如著名的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公。1879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成立工人党，法国工人阶级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级。一百多年来，法国工人阶级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使社会主义在法国深入人心，以致影响到法共以外的大大小小的各左翼政党，甚至对右翼资产阶级政党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密特朗之前，法国现代史上曾两度出现左翼执政和左、右翼均搞过的两次大规模国有化运动。第一次是1924年的左翼执政，并与前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二次左翼执政是在1936年，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人民阵线”的“新政”，为应付紧迫的战争形势，将铁路以及施奈德兵工厂、富诺坦克厂等10家军工企业收归国有，是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有化运动。第二次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是在1945～1946年右翼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战后法国经济，国家建立了法兰西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煤炭公司，把雷诺汽车公司、北方煤矿、法国航空公司，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等5家银行和34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1981年密特朗执政前，国有化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占工业营业额的22%，占固定资本的20%和工业部门职工的12%。[1](P187)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后，一直认为意识形态并不重要，并认为共产党人不再是一种危险了。中苏分裂似乎证明了戴高乐的这一观点。1964年，他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认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相信共产主义的潮流将席卷全世界。他与法共和左翼势力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把他们当作可以使法国社会主义化的备用工具。法国上述历史背景，说明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
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完善于70年代，全面实施于80年代初，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在戴高乐第一届任期内(1958—1965)，戴高乐派在议会形成了稳定的多数派，法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法国在全球范围、各个领域内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挑战，法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戴高乐政权处于全盛时期，密特朗清楚地知道，自己孑然一身，无权无势，要想和与日中天的戴高乐分庭抗礼，并最终取而代之，就必须标新立异。他从法国近现代史中悟出：社会主义是法国人民心目中始终未树立起来的一面大旗，只有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团结左翼，以左抗右，才能战而胜之。1965年，他于仓促中争取为左翼的共同候选人，高唱社会主义与戴高乐竞选，居然出乎意料地得到了45.49%的选票(戴高乐为54.51%)，虽败犹荣，证明了他的“社会主义抉择是对付戴高乐政权的唯一办法”。虽然戴高乐的地位一时不会动摇，但他坚信法国人民是不会安于现状的。1968年，法国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爆发了“五月风暴”，戴高乐因此下台。密特朗在“五月风暴”中虽然因急于取代戴高乐而留下历史笑柄，但他从中看到了人民建立新社会的强烈要求以及法共的软弱和左翼联盟的脆弱，使他转而认真反思，闭门著书，完善了自己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以等待时机。时值资本主义世界刚走出战后和70年代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于1979年底又陷入一次新的经济危机。持续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权多年的右翼势力拿不出有效对策，于是人们在对资本主义厌恶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才使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以后，南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相继出现社会党左翼政权，构成20世纪80年代初西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势使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奇思妙想应运而生，使他战胜戴高乐右翼势力的个人政治需要变成了政治经济形势的必然需要，使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明确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而选举获胜的总统。
二、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1963年至1981年的在野阶段和1981年5月至1983年3月的执政初阶段。
1.密特朗在野阶段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在野阶段就基本形成并系统化了。其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我的历史真相》(1969年)、《可行的社会主义》(1970年)、《手持玫瑰花》(1973年)、《蜜峰和建筑师》(1978)、《此时此地》(1980年)等政论性著作中和他的竞选纲领“110条建议”中。密特朗所主张的“法国式社会主义”，自称是既不同于“极权主义”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北欧“不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命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从而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样板”——继承法国本民族的革命传统，主张多元主义，走议会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其在野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非暴力即议会的道路取得政权。密特朗认为，在法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采取民主的方式，通过普选取得政权。他强调实现1879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以及人权宣言，认为“无论资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其原则都是言论自由，多党制和普选制”[2](P19)，“社会主义无疑是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充分发展”。[3](P113)抽象地说，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就是用民主自由的方式夺取政权之后再进一步巩固民主、自由，即所谓“平静的革命”。
2)建立包括法共在内的左翼联盟，争取法共选民的选票，削弱法共，使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成为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这是密特朗取得政权的战略手段。密特朗认为，要想战胜戴高乐，必须实现以他为核心的左翼力量的团结，使左翼在社会构成上的多数转化为全国范围的政治上的多数。这谈何容易!密特朗在20世纪60年代初处于劣境，几乎从零开始。然而他先易后难地为自己设计了“四步走”的战略，竟然步步奇迹般地实现：1964年6月，他把54个政治俱乐部与自己的小组织联合组成“共和制度大会党”，使自己有了进一步联合左翼力量的政治资本，是为第一步。1964年9月，密特朗的“共和制度大会党”与社会党、激进党联合组成“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密特朗担任主席，密特朗完成了第二步，初步确立了非共产党左翼力量领导人的地位。第三步改组老社会党，组建新的大社会党。1971年6月，还不是社会党党员的密特朗居然当选为新社会党的第一书记。舆论甚至说密特朗“劫了社会党总部”。密特朗又朝爱丽舍宫迈进了一大步。第四步联合法共。这在当时左翼内部是个“禁区”。密特朗力排众议，把与法共合作看作自己的“行动基础”。他认为要同戴高乐抗衡就必须争取法共选民的选票，同时，想借此达到削弱法共的目的。早在1947年，他就说过：“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但是，把共产党的影响降低到10%(选票)，那就不坏。”[1](P146)1972年6月，密特朗终于促成社、共两党就《共同纲领》达成协议。这是自1920年两党分裂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联合，从而适应了左翼在高水平上的联合。这样，密特朗就把通向爱丽舍宫的钥匙捏在手心了。《共同纲领》签订的第二天，密特朗直言不讳：“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在法共占据的地盘上重建一个大社会党，以此来证明：在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有300万可以转而投社会党的票。”[1](P150)当时强大的共产党和弱小的社会党联合，包括法共在内的不少人嘲笑密特朗是唐·吉诃德。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在1981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共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马歇在第一轮选举中遭淘汰，密特朗则进入第二轮。法共终于改变态度，转而无条件支持密特朗。马歇说：“我们不能让右翼捡便宜，应该号召选民投密特朗的票。”1981年5月21日，密特朗终于入主爱丽舍宫，宣告了他的走议会道路和左翼联盟战略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在野的实践取得了成功。
2.密特朗执政之初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密特朗执政之初的“法国式社会主义”试验主要是兑现他的竞选纲领“110条建议”——一个包罗万象的内外政策主张，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内政改革。可归纳为四类：一是社会改革。旨在平衡国民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其中包括对财产300万法郎以上者征收“巨富税”，把遗产税从20%提高到40%等税利改革和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措施，如增加家庭补贴25%，住房补贴25%，老人补贴20%，增加最低工资10%，每周39小时工作制，并逐步减少到35小时；每年五周工资照付的假期等。二是改革司法制度。最重要的是废除死刑和审理“政治犯”的国家安全法院：贯彻社会党所主张的“司法民主”和司法“人道主义”。三是“自治管理”：改革沿袭了几百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取消省长制，分阶段把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并以民主监督、自治管理、人民参政的原则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密特朗以上述三项改革建立法国式的“真正平等、自由、博爱、人道”的社会主义，来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四是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来区别西北欧“不触动大资本利润来源”的社会民主主义。密特朗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只能以国有化为代价。”1982年2月11日，议会通过国有化法律。政府以向私人购买股权并向持股人支付补偿金的方式(总数达510亿法郎)，将法国最大的两家新型金融垄断集团“巴黎—荷兰”和“苏伊士”金融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等5家工业垄断集团及36家大银行收归国有。对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和马特拉军火公司以国家控股51%的方式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对洛林炼铁公司则以所欠国家债务转为国家股份的方式实行国有化。这次国有化比上两次国有化的规模大得多，且深度也不一样，并触及到金融垄断资本的主体。连同原有国有化企业，国家对银行系统的信贷控制高达85%—90%，国有化工业营业额占整个工业营业额的42%，国有企业职工占工业职工的23%，国有企业占全国固定资本的53%，占出口额的30%，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约4000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1](P188)这样就使法国在西欧各国中，成为国有化程度是最高的国家。
2)让法共参政。密特朗上台伊始，不顾同党要人的冷淡和美国的强烈反应，吸收法共入阁，把四个次要的技术性部长让法共担任。这是自1947年以来，法共在野34年之后再一次参政。密特朗如此有他“一箭三雕”的理由：一是出于“左翼联盟”的战略考虑，即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左翼政权的政治基础，又可继续获得法共选民的好感，争取他们的选票投入社会党。二是借助法共的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可借助法共领导的法国总工会(会员240万)等组织的影响抵制私人垄断资本和右翼政党对社会经济改革的反对，保持社会安定。三是最根本的一条，即通过联合，约束和削弱法共，这是密特朗的一贯思想。
3)“第三世界主义”。这是密特朗对外政策之一，也是“法国式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延伸。目标是追求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对第三世界国家，密特朗宣扬富国援助穷国的“道义责任”，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的所谓“新国际主义”。密特朗还免除了一些非洲穷国对法国的债务。他在第三世界也推行“人权外交”。
三、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兴衰的原因及其启示
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兴衰原因颇为复杂，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1.在野和执政之间存在着难以预测的鸿沟。法国人民从密特朗的既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西北欧的“第三条道路”的“法国式社会主义”中得到了充当世界“样板”的“虚”的满足，也从他的竞选纲领“110条建议”中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实”的东西。应该说在民心、党心、左翼、总统、政府、议会六位一体的大好形势下，密特朗上台之初的改革成功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他的高明理论一旦付诸实践，一下使整个法国面临困境，使人民普遍失望和不满。密特朗用“时运不济”一句话是很难解释的。密特朗的理论和实践再明显不过地又一次告诫政治家、学者们和所有向往改变的普遍人们：在野和执政，党的纲领和政府政策，高明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难以预测的鸿沟。
2.理论自身的矛盾性使其缺乏实践的适应性。密特朗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公开宣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宣称“法国式社会主义”是继承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原则，又强调既是不同于前苏联又不同于西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说：“革命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首先必须与资本主义决裂。”[1](P149)然而，他上台后居然全盘继承戴高乐设计的政治体制。他的走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费边社会主义”的主张。他的国有化改革是蒲鲁东的只反对大资本家，但维护小私有者利益和勃朗的“国家工厂”的翻版。他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蒲鲁东和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这虽然符合他多元主义的主张，但在错综复杂的法国现实变化面前就显得难以适应，只有草草收场。他的左翼联盟中削弱法共的理论更是自相矛盾，使他既尝到了社会党的影响终于超过共产党的喜悦，也促使了社、共的分裂，动摇了他所依赖的政党基础，给右翼以可乘之机，造成在他执政期间两度与右翼总理共治，其权力大受钳制的尴尬局面。
3.密特朗的内政改革，尤其是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重复了刚执政的政治家、改革家的通病——贪大求快、期望过高。密特朗上台之初的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措施和一下收购那么多的私人企业权，花钱太多，使本已孱弱的法国经济无法承受。加之资本家抵制改革，大量资金外流(估计为400～500亿法郎)，引起财政赤字猛增(1984年达4200亿法郎)，通货膨胀加剧(一年内物价上涨14%)，失业人口增加(从5.8%上升到12.3%，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1%的人长期无家不归)。密特朗本指望通过经济社会改革，尤其指望国有化企业的效能来摆脱危机，谁知刚刚国有化的企业效益普遍不佳。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3%；本国经济回升有限，而进口激增，外贸差扩大，黄金外贸储备流失(一年内减少700亿法郎)，导致法郎疲软，18个月内(1981年10月至1983年3月)三次贬值；也不得不一再“紧缩”，且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缩减家庭消费，等于收回密特朗上台时许诺给人民的所有“好处”。人民普遍失望，不满。为了人为地支撑法郎的地位，密特朗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由于美国拒绝支持，不得不先后向沙特阿拉伯和欧共体借款300亿和270亿法郎。密特朗在西方“福利社会”、“消费社会”渐露顽症的形势下，仍然向人民广泛许诺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措施，这是所谓高度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的本性。是改革步子过快，摊子铺得过大，许诺太多等造成的“经济”失败而导致其“法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失败。
4.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候，往往向社会主义寻求“灵丹妙药”，以巩固甚至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罗斯福果断实行“新政”。罗斯福“新政”在整顿银行、复兴工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面加强了国家计划性指控，尤其是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法》，在听证会上，有人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在听证会上，有人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上逐字逐句抄下来的。罗斯福的“新政”，缓和了阶级矛盾，挽救了美国，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也抑制了美国法西斯右翼运动。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4](P320)那么，资本主义所有关于扩大国有化(公有制)和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以及加强经济计划性的改革都可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更深远地为了整治长期停滞和萧条的“英国症”，阻止英国迭入二流国家的行列，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英国首相艾新礼(工党)不得不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如对英格兰银行和部分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化，使英国国有企业占全国工业的20%，政府实行干预社会经济的管理政策，还建立了中央计划署等等。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试验”奠定了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基础，保证了英国仅次于美国而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的位置。法国的两次国有化运动和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都是在西方世界面临新危机，而企图摆脱的应急措施。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像美、英、法这样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借鉴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试验”，那么，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吸收有用的经验，则更是自然和无可厚非的。
5.“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将具有世界意义。邓小平吸取东欧、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近期具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纠偏的意义，就远期来讲，则具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由列宁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意义。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列宁的可以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用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解决经济任务，即“从政治到经济”的道路的初步成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上均未达到既定目标，以致社会主义矛盾和危机总爆发。邓小平理论，可以认为是在列宁主义的“从政治到经济”的基础上，以“经济”的成功来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即回到马克思的“从经济到政治”的轨道，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一盏新的灯塔。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愈来愈辉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
6.法国有可能将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第一个国家。其理由：一是法国是具有悠久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法国主要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认同社会主义，都深感“资本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法国现总理罗斯潘语)，并都在各自的执政期间进行过社会主义因素的改革。法国目前仍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三是密特朗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1500万张选票(占法国选民的一半以上)上台执政，说明了社会主义在法国深入人心的程度。这在美、英是不可能的。四是法国人民中蕴藏着难以估量的革命力量，“五月风暴”已证明了这一点。五是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勃里埃所言：“法国人一向怀有充当全世界的灯搭的雄心。现在仍然如此。”[1](P184)在新的形势下，法国人民和社、共两党将以怎样的革命活力来反思总结，再度使法国充当世界的灯塔，我们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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