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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骤跻巍官
张荫桓，字皓峦，号樵野，“别号红棉老人”〔1〕， 原籍广东新会县小范里， 先祖迁居南海县佛山镇， 生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1837年3月8日）。早年童试落第，埋头研究洋务。同治初年随舅父李宗岱（山农）赴济南，同治二年（1863）由监生捐资知县〔2〕， 投效山东军营，奉命训练马队，镇压捻军。入鲁抚幕僚，起草奏折及文稿，先后受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的器重。五年，捐分湖北，仍留山东剿捻出力。十月奉旨到湖北后，归军功候补班补用，并赏戴花翎。六年七月，以剿办防守黄河出力，奉旨免补知县，以同知仍留湖北补用，并赏加知府衔。旋因率军攻克直隶饶阳，八月奉旨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湖北补用，并赏加道衔，十一月因肃清捻军会案，又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湖北遇缺题补，并赏加按察使衔。从七年起，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5 年间郁郁不得志。十三年，日本侵犯台湾，沿海督抚奉命增强防御。翌年，丁宝桢以张有海防知识兼具外交才干，专折奏调张回山东。光绪元年（1875），张到保定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教海防事宜，随之考察山东海防，向丁条阵修筑烟台、威海卫港口炮台，治理贾庄河出力，荐赏二品顶戴。十月，署登莱青道员，翌年二月交卸。随李鸿章赴烟台处理马嘉理事件，并拜在李的门下。此后，张奉命主持修筑烟台港口要塞，至光绪四年竣工。七年二月，署理山东按察使，四月交卸。九月，转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员，八年正月抵任，整理芜湖口岸，增加关税。光绪十年正月，署理安徽按察使。二月，经曾国荃保举，李鸿章与奕的力荐，张奉旨进京引见，以备出使外洋，受到慈禧的赏识。五月十五日，“赏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3〕。 随又补授太常寺少卿，在中法战争期间，张首发私电怂恿曾国荃向法国赔款议和。张非科举出身，被视为暴发户而遭嫉妒，借张向苏松太道员邵友濂泄露朝旨予以弹劾，于九月十一日降为直隶大顺广道员。他牵连同僚周家楣、吴廷芬等人，“朝列益衔之”〔4〕。
张以谙知外交，于光绪十一年六月六日，奉命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交涉美国杀害华工索赔等案件。在美三年多，学习英语，广事交游，时常举行宴会，有时客人多达千人，喜爱旅游与观剧，参加各种集会，研究外国的典章制度，借以了解美国社会与外交问题。他生活豪华，也带来了入不敷出的尴尬〔5〕。十五年经欧洲回国。 十六年闰二月九日至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张荫桓任总理衙门大臣，又先后兼任太仆正卿、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兼理钱法三库与礼部右侍郎，赏加尚书衔。参与清朝中枢的决策，特别是在财政、外交上，具有很大的权势。
甲午战争中，张与台湾巡抚邵友濂奉命赴日求和被拒，日方指定李鸿章为谈判全权大臣。二十二年初，李鸿章出访欧美，张继任全权大臣，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林董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29条，日本攫取大量的经济特权与领事裁判权等。张根据中国与奥地利《通商条约》及《中美续修条约》之例，提出中国商民与商船往来日本也应受优待，以及商谈向日本分期赔款利益问题，均遭日方拒绝〔6〕。 日使的原约稿计40款，经近半年艰苦谈判，“张荫桓将日使原稿驳删九款，驳改七款……遂定议”〔7〕。事后舆论纷纭，或谓张“专擅”， 或称其“揽权”，甚至称张“得贿甚巨”，张甚为心寒，并长期被这些罪名困扰。
二十三年二月，张为特使赴伦敦庆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纪念，“得GBNG之封号”〔8〕， 英国政府授张“圣迈克尔与圣乔治十字勋章”。张在伦敦期间，经办对日赔款第二期借款，英国争得了这次贷款权。他还借道访问了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
百日维新时，张荫桓作为洋务派中的激进派，承受来自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张倾心西学，“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9〕。故张在变法中仅能起到一些有限的作用， 为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传递信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张与王文韶奉命主持京师矿务、铁路总局，统辖各省开矿、筑路公司，制定“章程”。他还增补道府功过章程，资助创办通艺学堂，拨款给北京强学会。以额生小疮，六月初至七月初请假一个月，略施“韬晦”却无补。
张荫桓官运亨通，首先是得到慈禧的赏识，每次召见，“皆卷帘见，必赏饭。……屡蒙温谕，并云：‘尔办事勤能，未免遭忌，国家赖尔等辅佐，决不为浮言所动’。前赏朝马，亦特恩也”〔10〕。张受到慈禧的宠信参与枢要，虽“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之”〔11〕。被时人誉为“奇才”、“绝才”、“冠世之才”、“绝域使才”。年轻的光绪帝载湉亲政后，想有作为。张“曾出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其为人虽无足取，然启诱圣聪，多赖其力。朝中守旧诸大臣皆忌之，……呼张为汉奸”〔12〕。梁启超说，光绪帝向张“屡问以西法新政”〔13〕。王照也说，光绪帝亲信大臣中，“张荫桓为第一”〔14〕。在帝后之争中，张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就埋下了祸根。
张在同僚中的人际关系也甚微妙。“荣禄为西后第一亲信之臣”〔15〕，由兵部入内阁，出督直隶，统率北洋三军，实为慈禧策划政变之先声。张对荣禄及其党羽的新职，却认为是“政令一新”。聪明过人的张荫桓，对慈禧的这一步棋定有想法，只是想借重于后党人物。他与崇礼的关系，便佐证了这一点。
张为李鸿章的门生下吏，张李后在总理衙门共事，张“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持，文忠（李鸿章）或有未允，辄曰：‘吾师过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顾”〔16〕。李鸿章对张的作为也无可奈何。张李之间在外交上争权，张认为李的“外交政策愚不可及”〔17〕。在接待外宾中，张“甚谓文忠年老，所答之话，我亦不放心等语。恣睢精概，旁人亦觉过当”〔18〕。张的声望地位均低于李，慈禧对李宠信不衰，张在政争中的劣势显而易见。
二、贪污洋款
李鸿章与张荫桓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被迫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时，共同从中受贿巨款。当俄国与英国争夺对华贷款权失败后，决定进一步霸占我国东北地区，清廷坚持不肯割让。沙俄财政大臣谢·尤·维特事后回忆说，“皇帝陛下不会让步，如果缔结不成关于将关东州租给我们的条约，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登陆；要是对方抵抗，就会发生流血事件。这时，我插手了此事：我打电报给财政部的代表波科季洛夫（后任驻北京公使，即璞科第——引者），请他去见李鸿章和另一名官员张荫桓，以我的名义劝告他们施加影响，使我们提出的协定被中方接受，同时我答应赠给他们各一份厚礼；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给张荫桓二十五万卢布”〔19〕。维特回忆录，原为手稿，分别由美籍俄罗斯人亚伯拉罕·亚莫尔斯基摘编译成英文本，192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德裔俄国人约瑟夫·弗拉基米尔罗维奇·黑森整理成俄文三卷本， 1923～1924年由苏联出版，两书内容虽有详略，对沙俄收买李张的记载却相同。
沙俄向李张行贿的目的与数额，前后也有不同。1898年1月19 日，经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同意，“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20〕。其目的是为了达成中俄续借款合同签字，贿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1月26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巴夫洛夫（旧译作巴布罗福）与财政部代表璞科第，“一起和张荫桓秘密会面，答应酬他银二十万两，条件与李鸿章相同。张荫桓保证说，我们在此事及以后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户部尚书翁同和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可是他秘密与李交涉，与李分润”〔21〕。由于英德先行一步，又有总税司赫德从中活动，张荫桓经手，清政府续借了“英德洋款”。沙俄即以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为由，强行出兵侵占旅顺大连，又策划“旅大租地条约”，对张荫桓的贿赂金额增加至白银50万两，并要求在3月27日前签字。 张的身价提高与李鸿章相同。由于沙俄的贿赂得逞，旅大租约按俄方之意签订。维特为了将旅大租约顺利办妥，给璞科第的密电训令对李、张“可付款百万两，此外，我交拨您五十万两作同一事件必需的其他支付”〔22〕。《旅大租地条约》在谈判或正式签约时，维特称，“无论我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23〕。1898年3月21日， 璞科第致维特密电称，他“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使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24〕。翌日，李鸿章如数收到俄贿赂款市平银50万两。据璞科第称，张荫桓“对目下收款一事非常害怕，据说，对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闲话平息以后。我告他所允付他款项无论如何是归他支配的。在旅顺口仅支付一万零六百两，因为允许送礼之官员目下业已离开，稍迟当再付款”〔25〕。对此，从张荫桓日记中可窥见一斑。三月初六日（3月22日）张氏称，“余语合肥，以奉派俄事， 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意云”〔26〕。
八月初六日，张荫桓被革职下狱，查抄财产。璞科第在给罗曼诺夫的密码急电中自幸地称，他至今未支款给张。八月十五日，张出都赴新疆戍所，途中向璞科第请求再付给15000两。俄方经协商， “外交部并不反对付给张荫桓一万五千两，因为可以使以前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对我国有良好的印象，可能以后对我国有用”〔27〕。
关于张荫桓秘密接受沙俄的贿款，时人也有风闻。史载张“存金华俄银行，立折外复存一照片，人照不符，虽有折不得取，人符照，无折亦不得取，所约家人不知也。戊戌变政，其子垲征虑及祸，先窃其折归粤，及荫桓遣戍，速垲征不至，恨而就道。既行，垲征潜以折至。行出照与约示之，始知其父所为之密，然无如何。荫桓既戮，其金遂为华俄银行有矣”〔28〕。此载虽不知张荫桓存华俄道胜银行款的来源与数额详情，对于俄方侵没这笔存金的记载属实。据报载，张被看管之日，曾“连发五电，令其子火速来京，其子竟不复，亦不来”〔29〕。张被捕后，急需重金活动，其子张垲征曾与某言官“争妓挟恨”，此时惧怕祸连己身，至翌年正月三十日，才和其叔赶到哈密随戍，直至张荫桓被杀。这笔存款据中外史料所载，张氏仅取用25600两， 余款为沙俄食言拒付”〔30〕。
张荫桓由于政声不佳。曾参与维新的王照称，“其为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荫桓求庆王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31〕。王照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翌年与日人笔谈又称，“太后于去岁二月遣步军统领抄其家，伊纳银二十万于中官免”〔32〕。王照这两处记载，似谈的是一回事，却有纳奉银20万两与15万两之分，难辨真伪。
清政府续借外债，李鸿章主张借俄款，张荫桓主张借英款，第一期支付对日赔款借俄款，第二期由张经办借英款，第三期双方各不相让。“传（傅）相以借款有成甚怒，既嗔子斋，复嗔余”〔33〕。张氏之弟张荫棠，以员外郎在总署管理对英交涉事务，又说动翁同和助己，“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佣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借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34〕。御史王鹏运弹劾张、翁此次借款回扣，翁后来被罢职回乡，虽不以此为主要原因。张却躲过这一关，一些人甚为不平。沙俄通过对华续借款的失败，认识到张在清政府中地位的举足轻重，不仅收买李鸿章，也开始收买张荫桓，贿赂砝码越来越大。这时清政府借债，多为对日的甲午战争赔款，有谓“洋商以外债盘中国重息，皆由荫桓关说，私分润以自肥”〔35〕。此说欠准确，如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对英借款，就是由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签约，至于铁路等借款，也多为李的亲信。
通过“贿保”，是张荫桓敛财的手法之一。王照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劾张荫桓奏稿》中称，“张荫桓役志于声色货利，为外人所轻笑，于洋务仅识皮毛”〔36〕。并揭参张蒙混列保因私罪被革职的张上达、黄玑、陶锡祺等人。张早有布置，也轻易过关。光绪十一年，交涉美国杀害华侨案件时，对于美国赔偿，“余下480.75美元没有分出，张把这笔款迅速地退还给了美国国务院”〔37〕。这一廉洁的品质，在张从政的后期找不见了。张的家产传闻七八十万〔38〕，被抄没价值不知。看来说“张氏无积财”〔39〕，为溢美之词。张被捕在刑部坐监一天，就被狱吏敲诈11000多两白银。 同时被关押的直隶提督叶志超，被狱吏勒索银6400两。张对此心中不平，人们认为他有钱，以钱买得安宁。
张被流放乌鲁木齐，自喻如井中之鱼，受尽窘辱，心情坏透了，曾写下遗嘱。虽然边城百物腾贵，但生活安排得却不坏，说明张的开支还是充裕的。
三、谤书盈匣
张荫桓才华横溢，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在外交上自视甚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记载：“据张说，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40〕。沙俄驻华代办巴夫洛夫谈到张与他就租旅大之事作秘密交易时也称，“我们在此事及以后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41〕。光绪帝责成张李管理总署事宜。由于张荫桓在外交中接宾议事，较多出头露面，“俄使尝笑言，初谓贵署仅君一人耳”〔42〕。对此张也毫不隐讳地说：“我因众人不谙外交音綮，又不与诸使臣相洽，我不得已出头代办，及至事后，又群忌我擅专，我既被遣，总理衙门更无人了事矣”〔43〕。据此可知张的外交地位与作风。
张在外交上与李鸿章曾一度共事，两人协作多于矛盾，张精通英语，出使外洋多年，对西方的了解略胜一筹。同维新派的关系，张也较李更为密切，两人的结局却是荣辱不同，其关键原因，是李忠于慈禧。李的侄婿孙宝鍹（字仲愚）记载，李云奉懿旨捕康梁，如获二人可进爵，功大于平发捻，语毕大笑，问孙是否康党，孙答是，并说可先捕也。李说我也是康党，怎能捕你，数十年想变法而不能，故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焉”〔44〕。而张对帝后“扶此抑彼”，即招杀身之祸。
光绪帝变法的左膀右臂是翁同和、张荫桓，成为守旧顽固派打击的目标。据《翁文恭日记》闰三月初七日载，安徽藩司于荫霖弹劾翁、张“误国无状”。四月初十日，御史王鹏运弹劾翁、张“朋谋纳赂”。尤其是恭亲王奕临终前有将翁罢官的遗言，慈禧于四月二十七日翁69岁寿辰，突然勒令开缺回籍。对翁氏遭此横祸，张荫桓“骇甚”。
二月间，司业贻谷就弹劾张“跋扈，买船中饱”。二十三日，徐桐密参张为变法的“罪魁”，立即严遣，禁锢终身。光绪帝对张被劾，疑与翁有隙，要翁力保，翁“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45〕。御史胡孚宸于五月初三日劾张“借款图私利”。还有御史王廷相。严参张的奏折共有六人之多，“真谤书盈匣也”。如说以前是对张的作风看不惯，这次则是要彻底击垮他。张对此甚为天真，从其戊戌日记中仍深信守旧派能助己。对于立山“承谕慈圣保全之意，为之感激”。并认为“今年徐桐、王鹏运、胡孚宸之劾，或谓悉出虞棠所为”。杨宜治字虞棠，张认为与杨有个人恩怨，徐桐为人“性最刻”。张在翁同和被革职后甚不安，问卦占卜，“谓节过芒种，坏事尽出”。因占卦时芒种已过，张对自己的命运仍是疑惑不定。对于徐用仪四月二十八日劝告其“格外韬晦”，立山告之近日召见，“恐于君不利”，将抄其家，而阴险的慈禧却说，“汝无大劣迹，可好好当差”。他未引起戒心。故当李鸿章告他“以胡参余甚重，余却菲然”。五月初五日，慈禧在颐和园与守旧大臣奕劻、刚毅、廖寿恒议惩张荫桓，廖称张遇事专擅，对外交涉行踪诡秘，弹劾者众，以许景澄代张的官职。次日在光绪帝面前对质，廖等无言相对。张欲具折澄清是非，再引退，被世铎、廖寿恒、奕劻、李鸿章劝阻。对于查抄张家，廖寿恒、刚毅也似荣禄口蜜腹剑，对于其结拜换兰谱的崇礼的行为，张也是事后清醒。为此张又去见翁同和，翁对查抄一事甚为焦急，要张确查实情。许应骙劝张“自为计”，盛宣怀也劝张“乞外”，张也有意到京外任职。实际上张已无退路，五月初五日晨，慈禧已令英年、崇礼抄查张宅，“拿交刑部治罪”〔46〕。说明后党与帝党之争，已到了白炽化。值得注意的是，向张传递被参案情的多是守旧派官员，就是慈禧决定查抄重案，也是敬信告知，“始恍然得其详细”。
后党御史文悌，与康有为相识往来，窥探维新变法的隐情。康“曾访樵野，即以为吾宿樵野所，樵野无端被祸，实文悌妄指为之”〔47〕。七月二十四日，“王照参折系老师授意，冀泯交通，迹悠悠之口，实属深文周内”〔48〕。如果以前严参张的多属后党，为严惩张制造舆论，一些与变法有牵连的官员也来助阵。好“大言欺人、毫无见解”的御史张仲炘，曾参与北京强学会活动，这时也严参张及新进诸臣。八月初六日，慈禧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政变，当天清廷借捕康有为搜查张宅。初八日上午，张被押至提督衙门，即未有旨先逮捕。初九日，张成为被革职的七位官员之首，交刑部入狱治罪。实际上慈禧已秘密决定处死张荫桓等人”〔49〕。十一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严惩张荫桓及康有为等多人”〔50〕。
徐桐极力进言，“不杀张荫桓，是举无名”〔51〕。兵部侍郎徐致祥，上疏请传谕新疆巡抚，将张正法。“太后深恶张侍郎蛊惑皇上，定欲杀之。上代白非康党，庆邸亦奏并非康党，始获生全”〔52〕。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政变记事本末》中称，清廷对张“拟于致死”，被英国阻止。据张在戍途中所述，十三日要处决被捕八人中的六人，留下杨深秀、康广仁两人，也说明张在被杀之列。而杨、康遇害，未杀张荫桓与徐致靖。慈禧原拟于八月九日夜晚或次日晨处斩六人，九日黄昏，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闻知要处死张荫桓，立即联络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连夜活动营救张，深夜去访李鸿章，由李函告荣禄，再转告慈禧。窦又电令驻威海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舰队，在24小时内赶至大沽口，并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清廷惧怕“列国的干涉”〔53〕，故更改了被杀的人员与日期，为此不能不给独裁专横的慈禧心中埋下隐恨。同时也反映帝后党外交路线的不同，帝党变法中联合英日，从而引发了外国人要劫张荫桓的谣传。为此，清廷派重兵押解，并令各省督抚按站解押，昼夜防护，逐日具报。
张暂时保全性命，完全是英日联合干涉的结果。他到兰州时，曾请陕甘总督陶模援李端棻之例，留在甘肃养病。陶让张的乡友黄子斌转告，“张侍郎病大愈，盖使之闻之也。荫桓遂出玉门关”〔54〕。因陶模也接到了清廷的谕旨，“张荫桓发往新疆，现已起解，不准沿途逗留，所有经过地方，著各该省督抚，随时电奏”〔55〕。陶模在慈禧盛怒之时自然不敢抗旨，而张又无同年门生为之奔走斡旋。
四、死日辨证
张荫桓在清廷严催之下到达戍所乌鲁木齐。据新疆巡抚饶应祺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折称，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谕旨，“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发遣新疆，……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到戍所”〔56〕。
清廷又谕令严加看管。是年五月七日，饶应祺复旨称，“得旨，仍著懔遵前旨，严行监禁，妥为防范，毋得稍涉松懈”〔57〕。张先住在迪化直奉义园祠院内（后作湘军祠堂），地址在今乌鲁木齐红山饭店以东，与两广义园毗连。“新抚饶应祺，荫桓门下士也，馆之抚署，供给周备”〔58〕。说明饶对“严行监禁”的谕旨，并未认真执行。
张荫桓“戍西陲不废风雅”〔59〕。为了赎罪释回，捐资办理屯垦等公益事业。据载，“鉴湖在迪化西关外，湖中有阁，为张侍郎荫桓所建，周种翠柳，外有长河及石戈壁，盛夏清凉，居之忘暑，俗于旧历六月六日争赏之”〔60〕。这座重檐雕梁画栋的二层小楼，至今仍耸立在湖中，以长桥与南岸相连，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荫桓捐资修建的。
流放之初，张对于死活心神不定，在戍期间似还悠闲。当守旧派乘义和团运动之际兴风作浪时，远在新疆的张荫桓也未能逃脱厄运。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列强勒令其归政，她决定二十五日向列强宣战。迫于武力威迫，又于六月三日向列强求和。于是将一切羞辱怨恨倾泄在对开战有异议的大员身上，也没有忘记远戍新疆的张荫桓。六月七日（7月3日），“谕军机大臣等，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著即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61〕。此谕旨何时到新疆？何日执行？史载甚为混乱。
李希圣《庚子变国记》称，六月十六日，“杀张荫桓于新疆”。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称，六月十七日“复矫诏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复侬氏、杞庐氏合撰《都门纪变百咏》称，“六月初七日，谕斩废员张荫垣（桓）于新疆戍所”。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录《拳乱纪闻》载，六月初七日，“有电旨，饬新疆巡抚将遣戍之前户部侍郎张荫桓就地正法”；同时又称六月初九日，“张樵野侍郎，被人指为通俄，故奉旨正法”。朱彭寿撰《旧典备征》称，张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于戍所处斩”。《清史稿》、《光宣列传》张荫桓传均称，“越二年，拳乱作，用事者矫诏戮异己，荫桓论斩戍所”。罗惇曧撰《宾退随笔》记载，与前二书雷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留华四十五年记》称，张“被放逐到喀什噶尔，于1900年在那里被义和团领导者下令处死”。林权助撰《谈谈我的七十年》称，张被流放到甘肃，“然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他为太后一派所遣派的刺客，乘乱杀死”。可见中外各书记载不一。尤其外文史籍，多为猜测。
今诸家论著与辞书，或仅记卒年，或以下诏日子作为张被杀日子，较严谨的学者采取张祖廉撰《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记载，张氏遇害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62〕。据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饶应祺呈保定藩台的鱼（六日）电称，七月初六日（7月31日）， “饬兼按察使衔潘效苏监视处决”了张荫桓〔63〕。七月十四日，饶又呈奏折说，根据六月初七日的谕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于七月初六日饬镇迪道兼新疆按察使衔潘效苏监斩，“着即正法”。八月十七日，慈禧率光绪帝等已逃抵太原，饶的奏折上批有“奉硃批知道了”〔64〕。饶的两种记载可互为印证，为何饶的电稿与张氏神道碑记载相差20天？张受刑时张垲征在乌鲁木齐，对其父的忌日定会牢记，请张祖廉为其父撰神道碑之误，可能出于梓人之手。至于有的史籍称，“庚子后，再以俄人请，释之，未及还，竟卒”〔65〕。其说不知何据。维特伯爵回忆录称张“被缢死或绞死”〔66〕。只作为“听说”。
史载，谕旨到时，“张方与新抚同桌午餐，新抚发封色变，张就阅之，谈笑自若，午后在门前搭一草棚，临命于此。邻近之人，多目见之”〔67〕。张监刑前，还为其子作画，“即出扇面二页画之，从容染翰，模山范水，异常缜密，盎然有静穆之气”〔68〕。吴永对张怀有知遇之恩，抱怨饶应祺未辨谕旨的真伪。又称张在临刑前有知交劝其自尽，张则认为既有明旨斩决，自尽后仍需执行，与其二死不如一死。
张荫桓被杀后，其尸棺暂厝于乌鲁木齐近郊。“在红塔中间，相近乌鲁木齐之处，有坟一，巍然高耸，后为湘军祠堂，祠中有园，后总理衙门之侍郎张荫桓，曾侨居于此，一千九百年被戮，葬于祠前，即前所言坟是也”〔69〕。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末，张垲征将张荫桓灵车扶迁回原籍广东佛山旧宅，“各亲友前来吊唁者尚不乏人，然显赫已不如前矣”〔70〕。
是年十月十八日，慈禧由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谕内阁，据奕劻等奏，英美两国使臣，请将张荫桓处分开复等语。已故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著加恩开复原官，以敦睦谊”〔71〕。因美英驻华公使柔克义与萨道义，于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先后照会清政府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要求开复张荫桓原官，慈禧拖了数月才被迫为张平反，而无谥恤，可见其阴毒。
张荫桓一生从政30余年，正是晚清内忧外患多事之秋，为救亡图存，力求富强，支持光绪帝变法，这是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但由于为政揽权，锋芒毕露，收受洋款贿赂，政声不佳，谤声四起。平心而论，张氏的一生应是功大于过。
注释：
〔1〕此据李伯元著《南亭笔记》卷15，中华书局1982年版。 [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张荫桓传作“号红棉主人”，《张樵野戊戌日记》编者按语称，“又号红棉居士”。
〔2〕《张荫桓履历单》，载《历史档案》1985年1期，《南海县志》等作同治三年报捐知县，以下从略此类注文。
〔3〕《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总1718页。
〔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42，列传229。
〔5〕〔30〕〔37〕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48～450页，页451作25万卢布，449页。
〔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662～670页。
〔7〕《清史稿》卷158，邦交志六，王庆保等撰《驿舍探幽录》作，“删除十一条，改订九条”。
〔8〕〔67〕〔69〕西人某《新疆风上志》， 载《新游记汇刊》卷33，中华书局1926年。
〔9〕〔15〕梁启超《上谕恭跋》， 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8页、21页。
〔10〕〔43〕〔48〕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一，502页、490页、502～503页、495页。
〔11〕〔16〕〔17〕〔34〕刘体仁著《异辞录》卷 3 ， 上海书店1984年。
〔12〕〔52〕苏继祖辑《清廷戊戌朝变记》，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331页、349页。
〔1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戊戌变法》第一册，283页。
〔14〕〔31〕〔36〕王照《小航文存》，载《戊戌变法》第二册，354页、355页、365页。
〔18〕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12页。
〔19〕〔23〕〔66〕[俄]谢·尤·维特著，约·弗·黑森整理，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录》，111 页、110页、12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
〔20〕〔21〕〔22〕〔24〕〔25〕〔27〕〔41〕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204页、206页、208 页、207页、210页、212页、206页。
〔26〕〔33〕〔46 〕《张樵野戊戌日记》， 载《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3～4期，1988年1～2期。
〔28〕魏元旷撰《光宣佥载》，载《戊戌变法》丛刊四，311页。
〔29〕〔70〕《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32〕《大公报》（天津版），史地周刊，1936年7月24日。
〔35〕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戊戌变法》丛刊四，82页。
〔38〕〔68〕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出版社1985年。
〔39〕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
〔40〕李提摩太著，林树惠译《留华四十年记》，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四册，557页。
〔42〕〔51〕〔 65 〕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127页、127页、82页。
〔44〕孙宝鍹《日益斋日记》，载《戊戌变法》一，539页。
〔45〕《翁文恭日记》，载《戊戌变法》一，523页。
〔47〕《康南海自编年谱》。
〔49〕[英]窦纳乐《戊戌政变旁记》，《戊戌变法》三，541 页。
〔50〕《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446页。
〔53〕[日]林权助《戊戌变法的当时》，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557页。
〔54〕慕寿祺（少堂）著《甘宁青史略》正编，卷15，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
〔55〕〔57〕〔61〕〔71〕《清德宗实录》，卷428、卷444 、 卷465、卷490。
〔56〕〔63〕〔64〕《饶应祺函·电·奏稿》，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58〕罗惇曧《宾退随笔》，《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320页。
〔59〕李俊之《清画家诗史》，壬集上，1930年刊本。
〔60〕贾树模撰《新疆杂记》迪化府之名胜，载《地学杂志》第79号，《清朝野史大观》卷8转录，改动了少数字句。 今门楣上题此亭建于光绪元年，误。
〔62〕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6，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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