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南北朝论文,时期论文,百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胡十六国时期，不仅是在周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的猛烈冲击下，国内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崩溃的时代，也是汉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秩序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到北魏统一中原，南北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各项制度都在变动中重建。那么，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国际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据朝鲜《三国史记》的记载，北魏高祖年间，魏军曾经讨伐百济。这一事件，历来不为研究者注意，未见有所论述。究竟其原因何在，是朝鲜史籍记载语焉不详，难以为据？或者是事件发生纯属偶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对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研究史籍记载的可靠程度，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对南北朝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对东亚各国有着一种称之为“册封体制”的国际关系秩序①。这种见解，虽有利于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总体把握，但在具体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研究“册封体制”表象下国家关系实质时，却常常显得过于僵硬和公式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固然有其相对稳定的方针与目标，但也经常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理论和实践必然是富于变化与适时调整的。特别像南北朝这样变动较大的时代，与隋唐相比，其外交政策显现出更多区域性与短期性的特点，造成这一特点的深刻根源是中国的南北分裂。只要中国不统一，那么，中国的内乱就将波及周边地区，形成各个民族国家间的实用主义外交，不可能真正存在相对稳定与持久的国际关系秩序及其结构。这是在研究该时期东亚国际关系时不能不特别留意之处。
国际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许多在史书记载上显得孤立偶然的事件，却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并对全局发生影响。本文试图对南北朝时代东亚发生的若干事件钩稽探赜，联系比较，从而把握住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要脉络。
一、“魏伐百济”事件的考订及其背景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四，东城王十年（488年）条记载：“魏遣兵来伐，为我所败。”联系前后各年的记载，这一事件显得十分孤立与突然，看不出有什么前因后果。
考诸中国史籍，北朝方面全无记载；但在南朝史书中，《南齐书》卷五八《百济传》载：“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是岁”为何年，由于《百济传》散佚不全，不得而知。文中记载百济王名牟大，考上引《三国史记》，“东城王，讳牟大”，可知乃东城王时事。上述记事之后，紧接着引录了牟大的上表：“建武二年（495年），牟大遣使上表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这是牟大请求论功册封其下官员的表文。在册封名单里，见到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四人，恰好与上引《南齐书》记载一致。由此可知，《南齐书》是根据百济王的表文记载的，二者为同源史料。
在《建康实录》卷十六《魏虏传》百济条里，我们也发现一条关于此事件的记载：“永明二年（484年），魏虏征之，大破百济王牟都。”“牟都”，未见于《三国史记》。以年代考索，永明二年在位之百济王为东城王牟大，则“牟都”为“牟大”之误。另外，《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一载：南齐建元二年（480年）三月，“百济王牟都遣使贡献。”是年之百济王亦为东城王牟大，益证“牟都”即牟大。《广雅》说：“都，大也”，故“都”可能是“大”字的混用。但上引《册府元龟》又载，永明八年（490年），南齐“策命太（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东城王的祖父为盖卤王，名庆司，不叫“牟都”。所以，南齐策封诏书中的“牟都”系误记。《建康实录》作者许嵩，大约为唐肃宗时人，其书多采遗文，颇补六朝正史之遗漏。上引这条材料，颇异于《三国史记》和《南齐书》，显然另有所据，估计很可能出自北朝的记录。
这样，关于魏伐百济事件，可以找到三条各不相同的记载。《三国史记》和《南齐书》的记载大概都出自百济的称述，可视为同一系统的材料；而《建康实录》则为另一系统的材料，可能源于北魏的记录。这三条记载内容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首先，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有484年、488年和“庚午年”三说。离建武二年最近的庚午年为490年，即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是年，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崩，国丧期间，北魏不可能大举讨伐百济。由此亦可看出，百济的上表，颇有不实之辞。至于484年和488年二说，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颇难确定。就国际关系来说，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到爆发战争程度的紧张关系，势必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笔者注意到，在488年前后，和百济对立的高句丽不同寻常地频繁遣使赴魏，通观5世纪80年代，在480-483年的四年间，未见高句丽入魏朝贡；到484年有一次，485年有二次，486和487年各有一次。由此看来，在平常年间，数年一次或一年一二次朝贡属于正常情况。但在488年二、四、六月，却见高句丽三次入朝，翌年二、六、十月亦多达三次②。如此频繁的交往暗示东亚发生了异常的情况，双方有必要增加磋商，此其一。上引《册府元龟》记载，永明八年（490年），南齐遣使策立百济王牟大。实际上，牟大早于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即位，翌年即遣使入齐朝贡，获得册封。而武帝永明八年再予以册封，殊不可解。但若与魏伐百济一事相联系，则此疑问便豁然明朗。即百济遣使向南齐报告抗击魏军的事迹，而南齐则通过再度册封以示支持与褒奖，此其二。综合以上对国际关系的分析，笔者以为魏伐百济很可能发生在488年，即《三国史记》的记载比较准确。
其次，战争的地点与规模。据《南齐书》的记述，魏军为数十万骑兵，战场在百济境内，但具体地点不明。《建康实录》和《三国史记》则无北魏军种数量的记载，只反映战场在百济。北魏和百济之间隔着高句丽，因此，若无高句丽的允许，魏军是不可能越境作战的。而这方面的记载，中韩史籍均无所见。此时期，高句丽和北魏虽然密切，但如后所述，关系十分微妙复杂，决不可能允许数十万魏军过境。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海路进攻百济了。无庸赘述，北魏的水军是很弱的，完全不具备大规模越海作战的能力，在国内战争时，水上作战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南朝手中。运送数十万大军，即使在强大的隋唐时期亦不可能做到，更遑论北魏。因此，北魏与百济的冲突只能是小规模的。更重要的是，北魏高祖时期，其政治的着眼点在于国内的改革，如实行均田制、迁都洛阳、汉化运动等等，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力求维持和平局面。因此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彻底征服北方民族的情况下，舍近求远，大规模征伐百济。《南齐书》和《建康实录》的记载源于作战双方的战报，可信程度都不高，所以后人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我们知道，朝鲜三国同南朝均有往来，而北魏对此颇为警惕，在光州海面巡逻防范，力图阻断其交往。高祖时就曾在光州海中截获高句丽前往南齐的使节③。所以，北魏和百济的冲突很可能也是由此引起的。即北魏拦截并追击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战斗蔓延至百济境内。
这样一次低层次的冲突，为什么百济要大肆渲染，并向南朝吹嘘报告呢？我们不能不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略加分析。
从中国五胡十六国到北魏高祖即位，百济交替向北方和东南方向拓展，一直未与北朝建立外交关系，而高句丽也积极地向辽河流域扩张。342年，前燕慕容大举征伐高句丽，破丸都城，烧其宫室，逼使高句丽向南退缩。到高句丽广开土王时期（392-413年），屡屡与百济作战，其向南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427年，高句丽长寿王移都平壤，加强了对百济的攻势。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472年（魏高祖延兴二年），百济盖卤王采取断然的外交措施，首次遣使入魏，揭露“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辱齿，谋陵王略。”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同时请求北魏发兵讨伐高句丽，并愿以此为条件，臣服于北魏④。
百济欲与北魏结盟的请求，具有一举改变东亚权力结构的战略意义，使得北魏颇费踌躇。自魏灭北燕以来，高句丽几乎年年遣使入朝，甚至一年数至，竭尽全力在调整与北魏的友好关系。北魏没有任何理由打破内外安定的形势，突然间与没有外交关系的百济结盟，冒然去改变东亚的关系格局。因此，魏显祖在回诏中说：“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拒绝了百济的请求。同时又说道：“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仇也”⑤，实际上是要求百济入守臣礼，只是允诺将来高句丽不臣时可一起伐之。此既是一种遁辞，亦反映了北魏对东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态。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北魏既无意于东亚采取主动，又想以将来共伐高句丽为诱，招引百济入朝。而百济企图与北魏夹击高句丽的一厢情愿落空，难免怨恨失望。反倒是高句丽从北魏的态度受到鼓舞，遂于不久之后的475年对百济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陷汉城、杀济王，逼使百济迁都熊津，再无力北举。就在北魏与百济关系冷淡的时候，双方又发生了上述冲突，偶然的事件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就完全歪曲了事件的真相，似乎成了有预谋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北魏对此事件不以为意，而百济却大肆渲染的一个原因。
百济对北魏彻底失望后，遂采取了向南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遣使南齐，将其与北魏的冲突铺张渲染。一方面利用中国南北对立的局势，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另一方面则夸耀实力，以提高国际地位。这是百济夸张事件的另一个原因。事件一经夸张，便越吹越玄，因此史书上就留下了矛盾混乱的记载。
二、北魏与高句丽、百济关系的变化
高句丽和中国的关系十分悠久，远的不去追溯，兹将五胡十六国至隋朝统一约两个半世纪其与中国的交往整理列表如下⑥：
表1
五胡十六国 北魏 东魏北齐 北周 合计
12 79
1561 113
宋齐梁陈
3 22511 6
47
从表1可知，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高句丽同中国有12次交往。其交往的国家和次数分别为：后赵2次，前秦2次，前燕4次，后燕1次，南燕1次，北燕2次。这时期，高句丽趁中国大乱之机，于313年攻占乐浪等二郡，推翻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郡县统治，继而大力向辽河流域扩张，而与东北地区的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燕国激烈冲突，大规模战争连连发生。上述与中国的往来，除330年遣使后赵属打探中国消息等少数例子外，基本上都与该地区的军情密切相关。一直到北燕建立，双方的关系才相对平稳。也就在这时期，即长寿王时代，高句丽才真正与北魏建立关系，使节往来极其频繁，在高句丽派往北魏的79次使节中，这时期占了42次，达53%。突如其来的频繁交往意味着什么呢？兹将长寿王及其后继者文咨王时代同北魏的交往抽出列表如下：
表2
长寿王 文咨王
（413-491年） （491-519年）
宋
22
齐
2
1
北魏 42 33
高句丽刚和北燕建立起相对平稳的关系，东北地区的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这就是北魏统一北中国的兵锋指向了北燕。418年，北魏征伐北燕，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灭北燕战争。425年，高句丽长寿王始遣使入魏⑦，显然与东北的局势有关。到了30年代，北魏的攻势大大加强。432年，魏世祖亲伐北燕；435年，派遣李敖到高句丽，册封长寿王，同时还负有告诫高句丽切勿介入战争的使命；翌年，再度遣使告谕高句丽。紧接着，魏军攻灭北燕。但高句丽并没有因为北魏的事先告诫而保持中立，反而派遣数万大军迎取燕王冯弘一行，并将燕都和龙大掠一空，从而形成与北魏正面对抗的局势。愤怒的魏世祖拟调陇右骑卒讨伐高句丽，被乐平王丕谏止；而高句丽也赶忙采取外交措施，连连遣使入魏善后，总算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暂搁一旁。可以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很不愉快的。
从“冯弘事件”暂告一个段落的439年到462年，未见双方有使节往来，可见关系之冷淡。然而，强大的北魏控制了辽西，断了高句丽觊觎西进之念，却也使得双方的关系在冷淡中渐趋稳定；另一方面，高句丽也因此调整政策，转而南进，从而使东亚的局势为之改观。
462年，史籍上又见到高句丽入魏朝贡，而北魏的政策取向也更加注重内政，故文明太后于466年要求长寿王荐其女充显祖六宫，以图稳固与高句丽的关系，但长寿王借故推托，遭到北魏严词切责，可见双方的不信任感犹深⑧。
这一时期，高句丽和南朝的交往也十分频繁。长寿王遣使南朝多达24次，占高句丽47次遣使南朝总数的51%。显而易见，高句丽向西扩张而与中国北方王朝冲突，进而又与北魏不睦，所以积极开展对南朝的外交，意图利用中国南北对立的局势，与南朝遥相呼应，牵制北朝。这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长寿王骤然密切与南朝关系的根本原因。就在“冯弘事件”的翌年，即439年（宋元嘉十六年），“（宋）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直接在军事装备上支援刘宋。这样的事例不止一次，457年（宋大明二年），也就是与北魏关系冷淡的时期，高句丽又再向刘宋“献肃慎氏楛矢石砮”⑨。十分明显，高句丽和刘宋的关系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互相支援，颇有联盟的色彩。日本学者常称高句丽对中国实行“两面外交”，即同时与南北朝交往的政策。笔者以为，较有实质意义的“两面外交”，主要存在于此时期，以及隋朝建立到陈朝灭亡这两个时期。如后所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南北朝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有所变化。“两面外交”是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因时势的变化而改变。有的学者认为，高句丽一直在与中国北方、西方和南方的民族与国家相勾结，构筑对北朝的环形包围圈⑩。部分日本学者在阐释隋初国际形势时常常持有这样的见解。这难免有对数百年间国际关系一概而论之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难以成立。
就在南北朝和东亚国家都在调整改变对外政策的微妙时期，百济突然遣使北魏，提出了上述与北魏结盟共同对付高句丽的国际战略。北魏虽然拒绝了，但仍然希望百济入朝，以此为契机同朝鲜国家建立多边关系。因此特派使者取道高句丽前往百济，但被高句丽所拦阻。此后，北魏再次作出努力，于475年派使者从东莱渡海前往百济，却又“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11)。应该说，这时双方还是有可能建立关系的。谁料朝鲜半岛风云突变，高句丽大举南下，而北魏和百济之间又发生了上节所论的冲突，于是百济彻底断绝与北魏的交往。一直到北齐建立为止，也就是有魏一代，百济都不与北朝来往。
百济突然靠拢北魏，对高句丽是很大的刺激，引起其高度的警惕和不安。为了避免南北受敌局面的形成，遂一方面迅速击破百济，另一方面则一改以往对北魏冷淡的政策，频繁派遣使者，密切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表2见到长寿王后期和文咨王时代与北魏频繁交往的情况。北魏外求和平、内行改革与高句丽弃西进转南下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上形成一致，给双方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于是，双方的关系进入了稳定友好的时期，并历经北齐，一直保持到隋朝建立为止。
三、南朝与百济、高句丽关系的演进
晋室虽然在中原溃败南迁，却保持着中国王朝正统的荣光，并为以后各朝所继承。因此，和北朝相比，南朝与东亚各国都有着外交关系。东晋和刘宋两代，似乎特别注重高句丽，这从册封关系上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
东晋册封高句丽王为征东将军，刘宋则进一步册封其为征东大将军，至刘宋末又晋升为车骑大将军。而同一时期，东晋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将军，刘宋则为镇东大将军；册封日本王为安东将军及安东大将军(12)。由此可见，东晋和刘宋两代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是按照高句丽、百济、日本的顺序排列的，其间刚好各差一个等级。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和百济关系的发展。兹将百济遣使到南北朝的情况整理成表如下：
表3
五胡十六国北魏 东魏北齐 北周 合计
12 25
东晋 宋齐梁 陈
6124 7
433
从表中可以看出，百济和南朝的关系一直比较平稳，不像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那样起落较大。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百济与南朝的交往，尤其注重制度和文化的吸收与交流(13)。
根据文献的记载，中国和百济的交往始见于《晋书·简文帝纪》咸安二年，即372年百济遣使贡方物，晋册封其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但在日本奈良天理市石上神宫发现了百济王赠予日本王的七支刀，刀上铭文为：“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七支刀，……”近年对七支刀X射线及显微摄影研究表明，刀铭年号所缺字为“禾”偏旁(14)。由此推测，其年号很可能为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或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可见百济和中国的交往早于文献的记载，而且很早就使用中国的年号。《北史·百济传》称其：“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同样说明百济传统上使用中国的年号历法。使用南朝年号，表明奉南朝为正朔；而使用南朝历法，势必在文化上深受影响。《宋书·夷蛮传》说：宋元嘉二十七年，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南史·夷貊下》亦载：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称：枕流王元年（384年）“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等等，均说明百济与南朝文化联系之深。所以，上引《北史》称其国“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
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奕棋”，既显示其文化水准之高，又可看出与中国文化习俗的高度相似性。百济是东亚最发达的农业国家，自然接近且易于接受南朝的文化。同高句丽相比，南朝与百济的关系不但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而更多地体现于内在文化联系上。因此，百济在晋宋两代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上虽然地位不如高句丽，但双方的关系不易为时局所左右，尤能持久与亲密。特别在国际局势变动之时，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就表现得尤为明显。兹将百济、高句丽和南朝的关系作一比较(15)：
表4
从表4可以将高句丽与南朝的关系清楚地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413-480年为第一个时期，其地位迅速上升；480-548年为第二个时期，其地位急剧下降；548年到陈灭亡为第三个时期，其地位稳定在“宁东将军”，没有变化。第一和第二时期时间上基本相等，加起来恰好为一个周期，即从“征东将军”起步，最后又回落到相同级别的“抚东将军”。第三个时期虽无变化，但地位却比东晋初受封时略低。
百济的地位，虽然变化不如高句丽醒目，却在稳步地上升。东晋一代为“镇东将军”，宋、齐两朝则上升为“镇东大将军”。梁时，因其世代交替（武宁王→圣王）而地位有所升降，但基本持平，甚至有所上升，最高点为武宁王时的“征东大将军”，陈代保持同级的“抚东大将军”。
若把百济和高句丽的地位作一比较，醒目的变化在于自南齐以来，高句丽地位的急剧下降。到梁初，其地位已和百济大体相同，而到了520年，则跌至百济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一大转变。而且，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南朝结束，所以不能视为偶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把南朝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其分水岭就在于5世纪末。这样，在南朝方面也看到和北朝方面同样的变化，即在百济试图打开与北魏的关系失败后双方发生的冲突，对南北朝与百济、高句丽的关系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其结果是形成了高句丽和北魏、百济和南朝各自相对密切的外交关系格局。
为慎重起见，对于上述结论，笔者拟以南朝的材料再作验证。
研究南朝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无疑是传世的《职贡图》，现存其中的12幅外国使节图，藏于南京博物院。关于此图的作者，自宋元以来一直被误认为唐朝的阎立德。经金维诺和王素两位先生的研究，可以确认为梁元帝(16)。现存12位外国使者，其顺序依次为：1.（滑国），2.波斯，3.百济国，4.龟兹国，5.倭国，6.狼牙修国，7.邓至国，8.周古柯国，9.呵跋檀国，10.胡蜜丹国，11.白题国，12.末国。其中，东亚部分的顺序为百济第一，倭国第二。由于现存图不全，所以有必要参考前人所见的情况。李公麟所见为：11.百济，12.龟兹；吴升所见较全，为：3.百济，4.龟兹，5.倭国，6.高句丽，7.于阗，8.新罗。各人所见的东亚部分，均以百济为首，以下顺序依次为倭、高句丽、新罗。这与笔者上述关于南朝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结论完全吻合。此外，百济使者的服饰与南朝极为相似，显示出其与南朝密切的文化关系，和笔者所论亦相符合。因此，笔者认为，以上的分析及其结论是成立的。
四、结语
以往的研究，一般都认为中国对朝鲜三国关系的秩序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南史》卷六九《夷貊下》说：“东夷之国，朝鲜为大”；《梁书》卷五四《诸夷传》里也有相同的说法。魏晋以来，“朝鲜”一词在专指国家时，所指的就是高句丽。以上二书所言，代表的都是初唐人的看法，但由于写在南朝的正史里，所以容易使人造成误解。实际上，中国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刘宋以前，南北朝均以高句丽为首要国家。而从南齐至隋，则形成了北朝与高句丽、南朝与百济各自相对密切的外交格局，南朝齐、梁、陈三代，都以百济为主要国家。这一外交格局的形成确立，发生在5世纪末。此时期百济试图打开与北魏关系的努力及其后双方的冲突，对时局产生了极具意义的影响，这一变化常为研究者所忽视。到了隋朝初唐，高句丽又成了中国关注的主要对象。不久之后，新罗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唐朝的盟国，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局势。
上述外交关系格局，从高句丽、百济到中国使节的统计里也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高句丽派往北朝的使节为113次，派往南朝的使节为47次，前者为后者的2.4倍。而百济派往南朝的使节为33次，派往北朝的使节为5次，前者为后者的6.6倍。由此不难看出各自交往的重心所在。
5世纪末发生的变化，似乎是偶然因素使然，其实不尽如此，更有其深刻的内政原因。对于北魏来说，内部改革的需要，使其重视国土接壤的高句丽，羁縻安抚，寻求外部的和平环境，而对于南齐以下各朝来说，重新统一中国的宏伟抱负已成难圆旧梦，则高句丽的政治、军事价值自然大大降低；而且，“冯弘事件”时，宋文帝曾派军队到高句丽迎接冯弘一行，险些与高句丽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还是文帝忍隐退让，徒劳一场(17)。此事清楚地告诉南朝，高句丽并非顺从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以对付北朝而已，难免使南朝深以为戒。入齐以来，南朝的对外政策已颇为消极，对东亚局势的演变大有顺其自然的味道。另一方面，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转向文化上的享受陶醉，也使得南朝更乐于发展同文化亲近的百济的关系。在上节我们看到梁武帝向百济大量输出文化，而其集中典型的体现，就是彻底南朝化的百济武宁王陵(18)。在此背景下，不是某一方的战略意图，而是各方的内外因素交相作用，促成了5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的上述演变。在此走势中，北魏和百济的冲突，却是影响重大的偶然事件。
高句丽在西北方与大国或善战部族接壤，生死大战频频发生。因此，外交就成了其求存图强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从“冯弘事件”的处理到改变政策迅速靠扰北魏，其应变措施和对国际关系的敏感反映，都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技巧。就是在和北魏关系密切的时期仍不忘时常遣使南朝，使自己得以经常保持最大限度的外交活动余地。反观百济，则颇有不如，在努力打开与北魏的关系上既不能审时度势，又急躁冒进，颇有孤注一掷的味道；其后在处理同北魏的偶发性冲突时，又显得意气用事，错失扭转形势的时机，越发显得其外交政策和技巧的不成熟性。由于百济过早地自行退出北魏国际关系舞台，减少了国际关系的变数，使得各方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遂从客观上促成了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的转变，形成了南北朝后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这种新格局的产生，不仅对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百济大量吸收南朝文化，同时又将自身的和南朝的文化转而向邻国输出，从而形成东亚文化圈里南北两大系统文化争奇斗艳的局面，对东亚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 “册封体制”是西岛定生氏在解释东亚国际关系时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中国通过对东亚各国的册封，建立起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东亚各国，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自成体系的东亚国际社会。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クジゾ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日本历史の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这一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所以自提出以来，对日本史学界影响重大。
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
③ 《魏书》卷一○○《高句丽传》。
④⑤ 《魏书》卷一○○《百济传》；《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三，盖卤王。因为北魏显祖虽然已经禅位于高祖，但仍然执掌朝廷大政，故上引二书均作“显祖”回诏。
⑥ 表中只统计高句丽遣使到中国的次数，主要依据南北朝各代正史帝纪和朝鲜三国传、《册府元龟》外臣部、《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和《三国史记》的记载，不一一注明出处。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史籍在对外交往的记载方面遗漏不少，所以上述统计只能视为最低的数据。
⑦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
⑧ 以上史实根据《魏书》卷四《世祖纪》；《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魏书》卷一○○《高句丽》传整理。
⑨ 《南史》卷七九《夷貊下》。
⑩ 金宝祥等著《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魏书》卷一○○《百济传》。
(12) 根据南朝各代正史之帝纪、朝鲜三国传，《册府元龟》外臣部，《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建康实录》，以及《三国史记》整理。表3及表4亦同，不再注明出处。
(13) 关于百济与中国交往的文化特色，以及百济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与作用，笔者在韩国第七届国际百济史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可参阅。
(14) 王仲殊《中国ろめほち日本》，日本学生社，1992年。
(15) 南朝的将军序列，大致上按照骠骑、车骑、四征、八镇、八安、四平顺序。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有所改置，《南史》卷六《武帝本纪》载：“（二月）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以法如数；凡二十四班，以法气序；不登十品，别有八班，以象八风；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合一百九号。”也就是将授予外国的将军封号另立序列。在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册封实例中，可以见到“抚、宁、绥”三类，其品级见于《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四抚，东南西北，拟四征，为二十三班；四宁，东南西北，拟四镇，为二十二班；四威，东南西北，拟四安，为二十一班；四绥，东南西北，拟四平，为二十班。”兹按上述记载制表。
(16) 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7期；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文物》1992年第2期。
(17)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18) 关于武宁王陵与梁朝的文化渊源关系，请参阅前述拙文《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三上次男《百济武宁王陵出土つ中国陶磁とゎわ历史的意义》，收于《古代东わるゎ史论集》下卷，吉川弘文馆，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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