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本质主义运动与“伟大历史”的兴起_基督教论文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历史”是冷战结束后，在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由历史课程教学领域延伸至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史学流派，主张“从最大可能的时段(宇宙的时段)对整个过去做出连续一致的研究”①。全球化背景下，“大历史”是西方历史学家对现代性困境做出回应和探索出路的结果。首先，遭受“自信危机”的现代历史学家开始正面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进一步推进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高现代史学对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全部历史进行全面描述和解释的能力。其次，面对卷土重来的基督教基要主义神学历史观对知识话语的争夺，一部分历史学家开始与“新无神论”者联合，借助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解释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大历史”试图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重新建构宇宙学视角下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通过宏大叙事再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科学理性的普遍性，以及无神论世界观和进步历史观的合法性。

      一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史学的挑战与“大历史”的理论进路

      “大历史”是西方“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传统的复兴，也是宏大叙事的回归。“复兴”和“回归”的前提是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的西方现代历史学发生的重要变化。“大历史”理论进路是宇宙学、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弗雷德·斯皮尔、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著作的理论基础是物理学“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构想。自然科学用“统一”法则解释宇宙的设想，与西方“世界历史”将世界置于单一法则之下的本质相一致。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经过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后的复归。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绝非易事。基于研究主题相关性考虑，我们选择回到“后现代”一词在西方出现的原初语境，讨论其与科学和神学的关系。在学术领域，“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1917年德国学者鲁道夫·潘维兹(Rudolf Pannwitz)的著作《欧洲文化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

ischen Kultur)一书。他用“后现代”一词指称否定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喜欢颓废的虚无主义的尼采学说的追随者②。英语世界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伯纳德·贝尔(Bernard Bell)。1926年，他在著作《后现代主义：和其他》(Postmodernism：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宣称“基要主义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过时旧物。现代主义也已不再现代。我们正准备迎接一种后现代主义”③。二战后，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使用了“后现代”一词，特指1875年以后的西方世界，也是西方历史继黑暗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后的第四个阶段④。因此，从“后现代”产生的特定历史情境来看，它是与19世纪末叶以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深刻改变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科学主义、全球化进程加速；另一方面，基督教基要主义、民族主义狂飙。各种理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与冲突，使西方社会二元对立、分裂的特征日益明显。“后现代”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描述，也是试图摆脱二元对立状况，例如，潘维兹关注的存在与虚无、贝尔侧重的宗教与科学、汤因比强调的秩序与混乱，代之以一种新的社会事实认知方式的观念和取向。

      20世纪5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观念开始全面冲击西方知识领域，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开始在不同学科出现。“后现代主义想要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不是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判断现代性，而是去思考它和解构它。”⑤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统一性、合法性的历程中，结构主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后现代主义去主体化、去时间化的开端。西方现代史学遭受的最严峻挑战也由此开始。1962年，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代表作《野性的思维》中对西方现代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否定整体史观念，认为人类无法全面地再现历史，只能建构局部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自认为是通史的历史，仍然只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在这些历史内部(并在这些历史之间)，空缺之处比充实之处要多得多。”⑥其次，否认历史的线性连续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把历史过程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发展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矛盾的”，因为“所谓历史连续性就只能借助为虚假的图线来得到”⑦。再次，否认历史学解释过去的社会功能。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学家对于他舍弃的每一种历史领域所做的相对选择，永远只是在教诲多而解释少的历史与解释多而教诲少的历史之间的选择”⑧。通过以上三个主要方面，列维—斯特劳斯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史学合法性的基石，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史学确立了“总纲领”。在否定理性主义整体论的同时，结构主义者们强调认识世界的“一种在系统之内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定义”的结构主义方式⑨，从而将历史学的特性由历时性引向共时性。不仅如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史料转向文本。他认为只有语言学是唯一达到自然科学精确程度的社会科学。各种文化系统都可以看作是语言，特别强调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还有符号价值⑩。当结构主义方法在年鉴学派学术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后，西方现代史学的时间性、主体性等都开始被消解。历史不仅脱离了时间，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开始被剥离，历史事件及个人被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结构”吞噬。西方历史研究陷入系统要素之间“共时性”互动之中。

      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后结构主义史学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史学在西方的兴起。不同学科的后现代主义侧重的领域和主题不同，但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试图打破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确定性、统一性、综合性，呈现世界与社会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后现代主义史学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是此前极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的边缘群体和日常生活。以福柯为例，《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研究对象在本质上是大众主义的，“关注于历史上受到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疯子、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性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11)。研究方法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解构、主观解释和象征性建构。研究目标不是追求真理或因果关系，而是诠释文本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繁荣使西方历史学开始了人类学转向，侧重于对人类社会阴暗角落的扫描，差异性和偶然性成了历史进程的主宰。后结构主义彻底否定了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进步性和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西方开始的“新历史主义”继续沿着福柯道路对西方现代史学进行批判，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雅克·德里达激进地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12)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不再具有“真实客观”的特征和基础，它只是历史研究主体关于过去的文本建构。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引起了西方历史学家的“自信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新历史主义”视为西方现代历史学的三大威胁(13)。在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冲击下，西方现代史学自身也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首先，跨学科研究盛行。兰克确立的重视证据、强调客观、排斥理论的现代史学虽然不断受到批评，但其主流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使经济、政治、宗教、人口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同时，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史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又不断对西方现代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挑战。历史学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是促使跨学科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早在年鉴学派创立初期，深受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提出的历史学应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习理论和方法的观点影响(14)。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对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和接触非常重视，并在历史研究中重点引入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追求对历史的总体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在结构主义的冲击下，为了求得对“过去”更科学、更准确的“理解”，历史学家更加积极主动地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15)。例如，年鉴学派在地理学、社会学的基础上，开始将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气象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融入历史研究。布罗代尔在地理学的影响下，提出了“长时段”理论；拉迪里在地理学、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生态”演进模式(16)。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微观史学的兴起，又强化了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宏观史研究勃兴与历史学理论的自然科学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的提出不仅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还将人类认识的空间范围扩大至宇宙世界。对于生物的社会生活，生物学取得了权威的解释地位。这使历史学家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人类的“史前史”。对此，列维—斯特劳斯曾断言历史学家想要摆脱对历史解释不力的功能困境，可以“借助于生物学、地质学和宇宙学解释史前史有机物的一般演化”(17)。事实上，这也的确成为后来“大历史”寻求突破的学科进路。

      “大统一理论”及自然科学成果对于历史学家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从科学角度给予世界历史整体性和根本性观念以确定性。历史学的空间转向更对这一趋势的强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空间受到关注。“空间”是除时间之外历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尺度。在传统西方史学的时空观中，时间优先于空间，空间从属于时间。历史事件的因果、前后相承的连续性都是以时间为框架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后，“空间”不再从属于时间，获得了独立性。结构主义方法成为促使西方现代史学发生空间转向的主要驱动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社会系统的各种成分的稳定布局，它不受外界强加于它的变动的影响”(18)。这就是强调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共时性”。随着宇宙学、地质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进展和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空间”由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处所(place)、地点(locale)、区域(location)向更广大以及更抽象的范围延展。例如，地中海，在布罗代尔学术研究中是贸易、交换交会的地点，是近乎静止的地理标识，也是一种文明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影响，“空间”更深入地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它不仅与地形地貌相关，也与感受相关，成为差异的象征。但是，与人文或艺术意义上的“空间”不同，“大历史”关注的仍是物质层面的“空间”，亦即伽莫夫等人大爆炸学说中的宇观世界。

      西方现代史学开始重视理论分析和空间作用，历史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的同时，基督教基要主义有关宇宙起源的宏大叙事及其对世界观塑造话语的争夺，又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本体论的复归提供了契机。历史学家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演进的普遍规律。

      二 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观念出现本身与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出现密切相关。伯纳德·贝尔的后现代主义建立在对基督教基要主义和科学理性的现代性进行双重批判基础之上。从现实来看，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汤因比将基要主义试图与现代科学争夺的知识领域称为“圣经地带”(Bible Belt)(19)。现代科学的勃兴，使基督教在知识领域的权威话语不断丧失。相比天文学、宇宙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基督教基要主义最为痛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进化论从根本上瓦解了基督教知识体系。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教义与人类是由猿到人的进化理论有如水火，势不两立。这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缘起的根本原因。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是指“20世纪初期产生于北美的一场维护和促进保守的、以圣经为核心的正统基督教的超宗派性的神学运动”(20)。就空间范围来讲，主要以美国为中心，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基要主义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科学对基督教教义的挑战。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从科学角度阐释生物进化进程，对基督教神创世论构成直接威胁。在科学知识的影响下，一部分基督教神学家开始接受现代主义思想，主张摒弃上帝的绝对权威，基督教神学体系应与时俱进。这一部分基督教神学家的主张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19世纪末，自由主义神学家提出圣经高等批判学，提出对待《圣经》应与其他著作一视同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21)。围绕着进化论和圣经批判学，基督新教发生了分裂，现代派试图调和圣经阐释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激进的福音派则将上述变化看作是对圣经的攻击，为维护“正统”教义发起了基要主义运动。以格雷沙姆·梅琴(J.Gresham Machen)、鲁宾·托里(Reuben A.Torrey)、约翰·A.斯托默(John A.Stormer)等激进派为代表，美国基要主义者全力宣扬基要主义核心观点：一、《圣经》准确无误；二、基督乃贞女所生；三、基督乃为拯救人类而受难；四、基督死后复活；五、圣迹真实可信(22)。基要主义者表现出好斗、极端的特征，在基督教内部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在基督教之外反对所有与进化论相关的理论与主张。20世纪初至冷战时期，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在民间有组织地展开，美国浸礼会和长老会是基要主义运动的主力。许多教会采取共同的斗争形式和坚持天命主义的神学立场。基要主义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落(23)。冷战结束后，全球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基要主义开始积极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借助双方在反达尔文进化思想和反科学理性方面的一致立场，在欧美重新活跃。

      后现代主义反理性的根本特征使之对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神学理论同样持批判态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基督教神创论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建构而已，无所谓真理或谬误，只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无所不在的、长久弥散在人们心中的情绪和动机”(24)。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当代一些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主张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观点采取不同策略。他们积极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对话，寻求在反对科学理性，特别是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方面的共同之处(25)。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都反对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宏大叙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体史观尤为敌视。

      在冷战时期，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基要主义形成了呼应之势。1964年，极端基要主义者约翰·A.斯托默的著作《无人敢称之为叛国》(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出版，书中充斥着阴谋论和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力宣扬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书中还竭力鼓吹修订中小学教科书，将神创论写入历史(26)。冷战结束后，斯托默的这本著作不断再版，销量高达700万册，影响之广泛，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批判。以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和法国解构大师让·鲍德里亚为代表，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它们是启蒙运动理性和自由思想的产物，当今社会不再需要这些假设(27)。后者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原理，提出：“经济人类学不可能说明没有历史、书写或生产关系的社会。”(28)他认为：“生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历史主义，所有这些人类学的时兴物，都在自己的想象中面对对象，使对象脱离原来的位置，以回应他们的理论操作。”(29)总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共同攻击的目标。

      冷战结束后，在基要主义运动复兴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基要主义运动没有所谓的国家团体和官方声明，但由于当代西方宗教政治化的特点，基要派与政治相互呼应、彼此影响。以基要派为核心，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形成了保守的基督教右翼势力。这一特点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尤其突出。无论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还是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陆克文，都与基督教基要派领袖保持了密切关系(30)。在对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中，基督教神创论和进化论一直是西方国家相关课程设置争夺的焦点。以美国为例，从1925年田纳西州著名的“猴子审判”，1981年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创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和进化论在学校教育中平行进行，到1999-2001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内部有关进化论的州会考之争，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人类起源问题与政治、权力、知识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Philip E.Johnson)的著作《审判达尔文》一书出版，提出所谓“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理论，无疑成为基督教基要主义对抗进化论的一针强心剂。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利用这一理论，在美国生物学教授迈克尔·J.贝希(Michael J.Behe)的带领下，掀起了“智慧设计”运动。以约瑟夫·休斯顿(Joseph Houston)、罗纳德·纳什(Ronald H.Nash)等基要派为核心，发表了《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讲述的神迹：对休谟的批判》《耶稣是驱魔人》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从唯心角度宣扬圣迹真实可信，还从知识史角度对大卫·休谟提出的“神迹是对于基本自然法则的违逆”主张进行批判(31)。同时，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当代基要主义主要代表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肯·海姆(Ken Ham)等利用现代传媒，通过电视布道、创办“创世纪的答案”(Answers in Genesis-US)等机构，极力宣扬：“圣经绝对正确，在所有信仰和实践的问题上都是一贯正确的，在地理、科学和历史方面亦如此。”(32)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基要主义者认为：“科学，当被正确地理解，即与圣经的阐释相一致时，你就会一再地发现《圣经》被真正的科学所证实。”(33)但与《圣经》相悖时，基要主义者眼中的科学就成了导致社会道德堕落和社会秩序解体的根(34)。

      面对基要主义的死灰复燃，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美国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粒子物理学家维克多·斯滕格尔(Victor Stenger)、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科学家为核心，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威尔勒曼(C.J.Werleman)等为主要力量的“新无神论”运动(New Atheism Movement)。与基要主义针锋相对，新无神论者著书立说，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宣扬孔德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道金斯《上帝的骗局》(The God Delusion)、希钦斯《上帝并不伟大：宗教是如何毒害万物的》(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哈里斯《致基督教国家的一封信》(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斯滕格尔《上帝：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表明上帝并不存在》(God:The Failed Hypothesis-How Science Shows That God Does Not Exist)等著作是新无神论者的主要武器。他们从自然科学出发，认为宗教是人们对自然界过时的解释，是愚昧、无知时代对自然界的看法；科学才是对自然最真实的描述，科学应代替宗教。新无神论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一切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基要主义。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是危险、混乱和虚妄的，是信徒们暴力行为的主要诱因。新无神论者的著作畅销欧美，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普及作用，在学术界和民众间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史学家开始自觉反思“理性化”追求，提出“叙事史”的复兴(35)。但是，依附于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厚描述”只体现在微观史学中，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仍复兴乏力。冷战后，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重新活跃及其与“新无神论”运动关于宇宙起源的争论，客观上为“大历史”宏大叙事的复兴创造了条件。面对基要主义对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争夺，在新无神论者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宇宙起源、进化的角度解释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等终极问题。

      三 “大历史”对后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的双重回应

      自近代以来，科学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社会领域。历史学纳入科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也同样如此。启蒙时代后，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主义出发，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以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基础，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对过去进行有目的的研究，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代表，历史研究不仅具有“知识的地位”，还对社会变革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经过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冲击后，历史学服务现实的功能大为减弱。然而，理性的探索是历史学的本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历史”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复兴现代史学，重新确立宏大叙事的尝试。客观上，“大历史”形成了西方现代史学对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双重回应。

      首先，从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来看。

      第一，“大历史”是已知世界的全部历史，体现的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

      “大历史”是西方“世界历史”传统的当代演绎。“基于“大统一理论”构想，“大历史”从整体史观出发，尝试整合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全部成果，将非人类史和人类史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两者互相补充。“大历史”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这是迄今人类知识所及范围内最大规模的气势恢弘之作。作为“大历史”首倡者和最主要的实践者，克里斯蒂安将“大历史”看作是对“过去”寻求所有可能尺度(all possible scales)的理解，远至宇宙起源，近至当下，兼顾历史的偶然性和特异性(specificity)所蕴含的正义和帮助理解细节的总体模式(36)。“大历史”突破了“历史学的对象本质上是“人”的传统观念，借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再现知识的力量，建构了一部人类和一切“他者”的“世界历史”。

      第二，“大历史”体现了历史在时间尺度内的最大连续性。

      “大历史”对“历史”进行了更为宽泛的定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皆为历史，而不仅仅是人类，也包括所有的生物、地球和整个宇宙(37)。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大历史”选择了最大范围的时间尺度，从时间的起点到今天，世界历史连续且呈现出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联结的主线是“进化”。在“大历史”宇宙时空观下，历史不仅是智人进化以来的历史，也是自然演化的历史，包括大爆炸宇宙的诞生，时间、空间的起源，星系和恒星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起源，以及智人进入世界历史图景的内在统一性。克里斯蒂安对此的解释是：“我当然相信人类是地球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但是，人类仅仅是地图展现的全面图景的一部分。所谓‘大历史’要向人们展示的正是复杂性、脆弱性和我们面临的危险，同时也向人们展示我们全部知识的力量(collective learning)。”(38)因此，“大历史”再现自然与人类历史的连贯性的规模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宏大。

      第三，“大历史”是试图揭示宇宙演进规律转化为人类社会规律的历史，再现了历史学解释的社会功能。

      从进化论角度解释宇宙、意识及思想演变的科学模式是“大历史”历史观的主要特征。“大历史”涉及的学科众多，且多为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技术手段和知识传统各异，将其整合在一起的共同基础至关重要。以“大统一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大历史”，整合相关学科知识的主线是“物质”和“能量”转化与守恒以及能源利用的变迁，以此揭示世界历史演进规律(39)。斯皮尔、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学派认为，无论是分子化学规律、微生物生物学规律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内在一致的“普遍原则”(40)。在“大历史”时空框架内，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相关事件之间建立起普遍联系，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探索宇宙演化普遍规律的人文价值是“大历史”的突出特点。例如，克里斯蒂安建构了“宇宙—引力(原子云)—恒星和银河系”自然演进模式和“农业共同体—社会引力—城市和国家”人类社会进化模式。他认为星体和城市两者在转换模式方面具有相似性，进而确立了从自然界“引力”到“社会引力”规律的解释模式。在“大历史”中，“科学”是世界单一起源和演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对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回应来看。

      19世纪末叶以来，基督教基要主义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科学知识体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在现代社会，科学是产生知识的主要途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得益于欧洲科学革命期间的思想解放和知识独立地位的获得。首先，知识摆脱神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1597年，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吁，正是针对上帝在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而提出的。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培根从科学实验出发，提出科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真理是从实验观察中得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培根的主张确立了科学知识体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启蒙运动促使从理性出发的新思维相继涌现：对信仰进行逻辑推理、重视物质世界的经验、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对宗教权威提出质疑等等。由此，一套关于世界与知识本质的假设、对知识的取向以及获取知识的程序、技术和工具的新体系——科学知识体系得到确立，并不断地被科学技术成就所确认。

      基督教基要主义与科学知识体系是完全不相容的知识观、世界观、历史观。基要主义关于《圣经》权威和核心教义都试图延续前科学时代的知识产生方式，维持神学的权威地位。在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看来，他们所主张的唯心主义宗教知识体系的真理性不容置疑。基督教基要主义反人道主义、反历史进步观念、宣扬极端爱国主义的特点也体现了当代一切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根本特性，即反智、排他和极端。

      “大历史”是西方现代史学再次用知识的力量对抗神学挑战的勇敢尝试。“大历史”从宇宙起源写起，应用大爆炸理论解释宇宙起源，是用科学“现代创世神话”对抗基督教“神创世”的宏大叙事(41)。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西方现代历史学对基督教基要主义神创论的回应。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勒南(Joseph Renan)曾说：“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42)关于起源问题，在西方，能给人们以“确定性”答案的只有科学和神学。由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神创论在宇宙起源及演化方面具有重要话语权。即使在21世纪，神创论和进化论都在美国争夺对学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以宾州共和党参议员瑞克·圣道伦(Rick Santorum)命名的教育法修正案“Santorum Amendment”，仍将神创论与进化论同时安排在课程体系之内。对此，克里斯蒂安认为：“创世神话是强有力的，因为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社会上有一种深层次的需要，那就是要有一种定位感、一种归属感，而创世神话正满足了这一种深层次的需要。”(43)历史学家也曾借助生物学进化论，关注“人类”起源，书写“智人”以来的全部历史。但是，历史学依然没能回答“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基要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在现代社会，乃至于后现代社会，保持基督教有关起源问题的权威话语。能与基督教神创论分庭抗礼的唯有达尔文进化论。基要主义与新无神论之间对“真理”话语的争夺，促使历史学家与新无神论者联合，通过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为民众提供一种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确定性回答。对于试图从科学角度对起源给予解释的出发点，克里斯蒂安毫不讳言地指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决定了一切创世神话的普遍原型。”(44)基督教神创论为“大历史”学派建构时空框架提供了灵感，即从人类社会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建构“大历史”，借助于宇宙学、进化生物学、地质学等相关知识对起源问题进行科学阐释。

      因此，“大历史”在西方兴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世界历史进程统一于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历史观之下，并通过课程对欧美民众施加影响。“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书写至当下，是科学家和民众信仰之间的桥梁；是结合新无神论，针对“神创论”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回应和反击。

      四 “大历史”宏大叙事的新特点

      作为经过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洗礼过的西方现代史学，“大历史”不是西方世界历史的简单复归，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分，体现出当代西方宏大叙事的新特点。

      第一，从本体论角度看，“大历史”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历史观。

      经过年鉴学派结构主义史学、福柯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演进不断地“去主体化”后，生态、环境保护等西方后现代社会关切的主要问题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意识逐渐被强化。后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将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归咎为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后果，这使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意识不断受到地理学意识、生物多样性和统一性意识的冲击与渗透。历史由时间性转向空间性的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彰显的人的主体性也彻底让位于在自然与人类共同组成的体系内寻求永恒“确定性”的主体间性。“大历史”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虽然“智人”出现及进化同样也是“大历史”的主要内容，但“大历史”更重视“起源”问题。智人出现在宇宙起源、星际起源及生命起源之后，世界历史“史前史”不再是“智人”，而是向前追溯到宇宙产生、时间起点和生命开端。“起源”问题是科学和神学争夺的焦点。“大历史”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对起源问题做出有力的解释，才能给予基要主义者以致命一击。因此，“大历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宇宙起源、时空起源、星际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上，探索“大历史”演进规律，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coevolution)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

      “大历史”研究主旨决定了叙事的简化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被淡化，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被凸显。虽然大历史学家强调“复杂性”，但他们将重点放在“起源—进化”拐点的复杂性层面。这一方面深受“大统一理论”构想中自然界简单性原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大历史”针对基要主义回应“起源”科学解释的主旨有关。因此，智人以来，人类社会演变的复杂性、思想性和差异性被简单化。“大历史”彻底颠覆了现代历史学以“人”为主题的传统。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历史”采用时间与空间兼容的“共时叙事”方法。

      如何在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下重构宏大叙事，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复兴的难题。“大历史”在这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探索性一步。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大历史”在时间连续性框架内兼顾到了“空间”，并努力通过“共时叙事”(simultaneity narrative)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兼容。“x与y共时是指x在场，y也在场，或是x是n个单位的过去和y是n个单位的过去，或者x是n个单位的未来和y是n个单位的未来。”(45)“大历史”共时叙事的方法是将同一时段内的世界历史并置，借鉴了后现代主义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的方法，在叙事中插入图、地图、表、年表等时空表征元素。“大历史”扛鼎之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书名本身就是时空观的隐喻。“时间”是历史学的主要尺度，是每一个“瞬间”连续的度量，也是“事件”发生的顺序。“地图”用表、图和面方式表现场所，是地理学“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地图中，“空间”既不是动态的，也不是辩证的，而是静止的。“地图”固定了一个特定时间段的状态，同一时间内不同系统或同一系统内因素之间的共同存在，是共时的表征。“时间地图”恰好表达了兼顾时间与空间的“大历史”时空观。例如，克里斯蒂安通过“引力中心”概念，将公元前20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的农耕文明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黄河流域、印度北部为核心的区域交换网络，采用了共时性的空间叙事方式(46)。“共时叙事”现已成为西方史学表现复杂性、差异性的主要手段，并在史学实践中不断完善。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罗格(Karl Schl

gel)在《莫斯科，1937》(Moscow，1937)中将“大清洗”“事件按时序及其发生的地点及空间被重新建构”(47)。

      时间和空间兼容的历史学强调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使历史学和地理学更紧密地结合。共时叙事使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丰富性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得到保留和解释，进而使以往线性时间框架内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的简化局面得到改观，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和立体。“大历史”在宏大框架内的方法论尝试，显然对我国历史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大历史”是历史学家知识整合基础上的建构。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史学挑战的诸层面中，最具建设性的莫过于敦促我们对历史研究主体的作用进行反思。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说：“认识论中的客体，已经不是自在的东西，它是主体的建构，是主体认识能力、主体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48)“大历史”史学家群体面对各方质疑，表现出宏大叙事复归后的强大生命力。与斯通等西方现代史学的捍卫者相比，弗雷德·斯皮尔、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学家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批判时的态度显得更加从容、自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神话”都是一种建构，“大历史”的“现代创世神话”也不例外。对此，“大历史”学派承认“现代创世神话”是一种建构，但强调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大量科学证据支撑的(49)。克里斯蒂安还针锋相对地提出，解构的前提是建构，“建构优先于解构”，强调历史学家建构的重要性(50)。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反弹尤其明显。一方面，他们借助于物理学、生物学知识，继续发展“智慧设计”理论和年轻地球论(Young Earth Creationism)，并提出不可化约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理论、c衰变论以及“创造论宇宙学”等对抗大历史(51)。另一方面，在课程体系中，基要主义还与“大历史”激烈争夺对学生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抨击“大历史”课程计划的主要支持者比尔·盖茨支持了错误的历史(52)。对此，大历史学家不仅更紧密地与自然科学合作，提高“大历史”解释历史、预见未来的能力，还积极努力解决“大历史”进入大学院系课程结构和师资紧缺等问题，推动“大历史”课程的发展。

      职业历史学家对“大历史”的研究主题、科学视角多持否定态度。对此，“大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坚称：“只是关注国家、宗教与文化之分野的那些历史叙述，现在看来是狭隘的、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53)如果忽略当代西方现实语境，克里斯蒂安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如果我们充分考虑神创论争夺历史观、世界观，后现代主义争夺知识话语权的特定情境，“大历史”宏大叙事有力对抗了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挑战，也改变了后现代主义冲击下历史学碎片化、断裂化的局面，这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价值乃是无法估量的。

      五 “大历史”对我国历史学的启示

      以“大历史”为代表，宏大叙事在西方的复兴已成为一种现实。如前所述，“大历史”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如何看待“大历史”的兴起？它对我国历史学有何意义？我们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1.审慎地看待“大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大历史”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在基督教基要主义与科学争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背景下，思辨的历史哲学复兴的结果。毫无疑问，“大历史”表现出西方历史学家从结构到主题建构宏大叙事的能力。虽然其缺少“细节”、思想以及情感的叙事受到中外历史学家的批评(54)，但从宏大叙事的框架来讲，或许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史学有如建筑物的建构，从完整的图案到一砖一瓦都不能缺少。但整体图案与一砖一瓦的地位不同。一砖一瓦(史料)的缺失，或许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物(史学)的安危和整体运作。整体(全史、通史)图案设计的缺失，却必然影响整个建筑物的安危运作，非千万块精制的砖瓦所能补救。”(55)对宇宙时空观下的“大历史”来说，“细节”似乎已无关宏旨，它要建构一种自然与人类、万事万物之间的“统一法则”。“大历史”的出现，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西方现代史学试图从人类普遍关切的环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出发，通过寻求自然科学的帮助，达成普遍和解与认同，进而摆脱困境的努力。

      “大历史”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以科学为根本出发点，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困境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变目前西方历史学研究过于碎片化、分裂化的局面，从根本上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协同发展的整体史。从宏观环境来看，“大历史”是西方国家后现代社会条件下，普遍主义被瓦解之后，神学与科学争夺知识/权力的权威话语背景下，从历史学角度建构新的时空观和世界观的尝试。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说，“大历史”试图在西方“真理”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背后有新无神论者、比尔·盖茨等诸多学术共同体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都取得巨大成就的西方，“大历史”表现出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职业发展的新取向——知识的整合者。“大历史”著作起到的是科学普及作用，通过课程体系对欧美青年进行无神论世界观、进步历史观的教育与影响。

      虽然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与处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气候、环境等全球问题的面对和解决，我们不仅无法回避，更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联，是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领域。因此，加强对西方“大历史”学派的研究，并积极与其交流对话，提高我们建构宏大叙事的能力，对我国历史学以及国家发展都大有裨益。

      2.历史学应加强学科间的整合，及时更新人类知识的全部成果

      “大历史”兴起表明，20世纪以来，新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为国家治理提供经验，还是寻求对过去的理解，经过“科学化”回归叙事的历史学，必须与其他学科紧密交叉，才能实现它的社会功能。马克·布洛赫曾说：“每一门科学，单独来看的话，常常会在邻近领域发现最成功的巧匠。发展了生物学的巴斯德，一辈子都不是生物学家；就像涂尔干和维达尔·白兰士，20世纪初，他们对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名字并不在历史学家的名册里。涂尔干先是一名哲学家，后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而白兰士是一位地理学家。”(56)这不仅体现了学科交叉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历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做出自我调适的必要性。

      “大历史”在西方课程教育领域兴起之时，大历史学家们尝试将天文学、物理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综合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整合到历史学科，以满足整体史教学的需要。“人类科学”概念提出后，西方现代史学以科学化为途径，试图成为社会科学的统帅。“大历史”的出现，是这一追求的新阶段。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大历史”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作为知识的整合者，宏观史、微观史研究的成果可以不断地被充实进“大历史”宏大叙事的“细节”中。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历史”使历史学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方面也会不断加强。例如，“大历史”学派领军人物斯皮尔的新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受到天体物理学家艾瑞克·蔡森(Eric Chaisson)启发，运用“金发女孩定律”(Goldilocks Principle)解释复杂性，并提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宜居带”(Goldilocks zone)等问题(57)。

      因此，“大历史”的兴起，是对西方现代史学既有研究领域的补充，而非互相替代。作为一种拓展至宇观世界的宏观史，“大历史”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历史研究的视野，重新审视时间、空间等概念，通过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系统论、进化论角度考察和解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进化历程和规律。它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历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对象等核心问题。

      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与人文意义探索

      虽然许多西方专业历史学家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历史学的威胁，但是，作为现代史学进行内省的一面镜子，后现代主义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西方现代历史学学术实践层面，“大历史”正是西方现代历史学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给养后的复兴。

      我们看到，虽然“大历史”在解释人类历史方面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不足，但是对“复杂性”的关注仍是其主旨之一。随着“大历史”理论、方法及内容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也必将延伸至“大历史”的人类社会领域。“大历史”另一主旨是强调宇宙演化科学及其人文意义的完美结合。上述两点主旨对于我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我国历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仍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历史学并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对学科合法性及其存在基础的威胁。但是，以时间为框架，对空间重视不足，热衷于构筑因果链，也是我国历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这导致历史研究中多数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和原因的多样性被忽略，使人类历史进程变得抽象、简化。“大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对历史进行历时性考察的同时，应给予空间以更大的关注，将历史立体化、丰富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我国历史学，更应关注自然科学成果在历史学中的体现和更新，以提高认识历史和服务现实的能力。

      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在我国，无论是教育体系中的学科设置，还是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方向，都不存在进化论与神创论争夺课程体系话语权的问题，但存在着对公民进行唯物史观及人文主义教育的使命。对此，内容包罗万象的历史学似乎责无旁贷。“大历史”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历史学科教育和研究中应多一些科学和自然史内容，更重要的是揭示科学和自然的人文意义，如物理学、化学展示给我们的规则、秩序；生命科学体现的创造、进化、进步的方向；地理学表现出的包容兼蓄、差异有序的和谐等。遗憾的是，这些在自然科学中所体现出的人文价值，在我国只少量存在于相关学科教育中，而在历史学学术研究和课程教育中却多为空白。

      综上所述，“大历史”在西方兴起有着特定情境，是现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双重压力下的回应与反击。“大历史”兴起表明，以自然科学为学科进路，复兴世界历史宏大叙事在西方已成为现实。“大历史”基于唯物主义的整体史观体现了西方社会对秩序、和谐、连续性、内在一致性等确定性的追求和需要。整体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人类社会规律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历史学研究需要更积极主动地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用知识的力量证明和阐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寓意。

      ①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②鲁道夫·潘维兹：《欧洲文化危机》(Rudolf Pannwitz,Die Krisis der europ

ischen Kultur)，纽伦堡：汉斯·卡尔出版社1917年版，第64页。

      ③伯纳德·贝尔：《后现代主义和其他》(Bernard Bell,Postmodernism:And Other Essays)，密尔沃基：莫尔·豪斯出版社1926年版，第5页。

      ④阿诺德·汤因比，D.C.索麦维尔：《历史研究》(Arnold J.Toynbee and D.C.Somervell,A Study of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39页。

      ⑤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⑥⑦⑧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4、298、300页。

      ⑨大卫·佩斯：“历史结构主义与社会科学”(David Pace,"Structuralism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30卷第3期(1978年7月)。

      ⑩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和社会法分析”(Claude Levi-Strauss,"Language an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Laws")，《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53卷第2期(1951年4月)。

      (11)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12)雅克·德里达著，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译：《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Of Grammatolog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3)劳伦斯·斯通：“历史和后现代主义”(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131期(1991年5月)。

      (14)弗朗索瓦·西米昂：“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Francois Simiand,"Méthode histor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第6卷第17期(1903年4月)。

      (15)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对社会功能的新探索，可参见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著，杨豫等译：《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7)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300页。

      (18)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3页。

      (19)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页。

      (20)董江阳：《基督教基要派的形成与分裂》，《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

      (21)哈里·波尔：《圣经和高等批判学》(Harry R.Boer,The Bible and Higher Criticism)，大急流城：伊尔德曼斯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22)董小川、白丰绩：《试论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的特征》，《东北师大学报》2009第4期。

      (23)有关20世纪基要主义详细发展历程，可参见董江阳：《现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系2001年；白丰绩：《20世纪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09年。

      (2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论文选集》(Clifford James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伦敦：冯塔纳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25)罗杰·奥尔森：“后现代保守福音派欢迎后现代时代”(Roger E.Olson,"Postconservative Evangelicals Greet the Postmodern Age")，《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第112卷第15期(1995年5月)。

      (26)约翰·A.斯托默：《无人敢称之为叛国》(John A.Stormer,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弗洛里森特：自由钟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27)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28)(29)让·鲍德里亚著，仰海峰译：《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7页。

      (30)玛丽恩·马多克斯：《上帝在霍华德的支配之下：澳大利亚政治中宗教右翼的兴起》(Marion Maddox,God under Howard: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ustralian Politics)，悉尼：艾伦与昂温出版社2005年版。

      (31)迈克尔·J.贝希：《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Michael J.Behe,Darwin’s Black Box: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2006年版；约瑟夫·休斯顿：《讲述的神迹：对休谟的批判》(Joseph Houston,Reported Miracles:A Critique of Hume)，剑桥1994年版；J.格雷沙姆·梅琴：《童真女之子耶稣》(J.Gresham Machen,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伦敦：詹姆斯·克拉克公司2000年版；罗纳德·纳什：《福音书和希腊人：新约全书来源于异教徒的观念吗？》(Ronald H.Nash,The Gospel and the Greeks:Did the New Testament Borrow from Pagan Thought?)，菲利浦斯勃格：长老会与改革出版社2003年版；格雷厄姆·H.特尔弗托：《耶稣是驱魔人》(Graham H.Twelftree,Jesus the Exorcist)，皮博迪：享德里克森出版社1991年版；约翰·梅尔：《一名边境犹太人：对历史耶稣的再思考》(John P.Meier,A Marginal Jew: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1994年版。

      (32)杰瑞·法威尔：《听，美国！》(Jerry Falwell，Listen，America!)，纽约：班坦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54页。

      (33)肯·海姆：“寻找‘魔弹’：为什么神创论的捍卫者经常看似能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新‘证据’？”(Ken Ham,"Searching for the 'magic bullet':Why Do Creation-defenders Often Seem to be too Quick to Jump onto the Latest 'Evidences'?")，《创世纪》(The Creation)第25卷第2期(2003年3月)。

      (34)唐·巴腾、肯·海姆、乔纳森·萨尔法提：《答案书：关于创世论，进化和创世纪疑问的20个最常见问题》(Don Batten，Ken Ham,Jonathan Sarfati,The Answers Book:The 20 Most-Asked Questions About Creation,Evolution & the Book of Genesis Answered!)，格林福里斯特：经典图书出版社1990年版。

      (35)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85期(1979年11月)。

      (36)大卫·克里斯蒂安：“世界历史的回归”(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9卷第4期(2010年12月)。

      (37)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和人文学科的未来》(Fred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霍博肯：威立—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9页。

      (38)大卫·克里斯蒂安：“人类历史的偶然性、模式和S型曲线”(David Christian,"Contingency,Pattem and the S-Curve in Human History")，《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Connected)第6卷第3期(2009年10月)，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6.3/christian.html，文献下载日期：2014-10-08。

      (39)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如何运作”(Fred Spier,"How Big History Works:Energy Flows and the Rise and Demise of Complexity")，《社会进化和历史》(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第4卷第1期(2005年3月)。

      (40)(43)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译：《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2页。

      (41)马克·戴维斯：“宇宙学：现代创世神话”(Marc Davis,"Cosmology:The Modern Creation Myth")，《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45卷第8期(1992年5月)。

      (42)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44)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7页。

      (45)R.L.普瓦德万：“时间、时态和类型学”(Robin Le Poidevin,"Time,Tense and Typology")，J.梅斯特和W.谢努斯主编：《时间：从概念到叙事建构：读者视角》(J.Meister & W.Schernus,eds.,Time.From Concept to Narrative Construct:A Reader)，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46)(49)(53)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324～329、、32～33、10页。

      (47)卡尔·施罗格：《莫斯科，1937》(Karl Schl

gel，Moscow，1937)，纽约：政体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8)李振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50)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历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全球史》(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4页。

      (51)亨利·莫里斯和约翰·莫里斯：《现代创世论三部曲》(Henry Morris & John Morris,The Modern Creation Trilogy)，格林福里斯特：经典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肯·海姆：《新的答案书：创世论/进化和圣经的25个问题》(Ken Ham,The New Answers Book:Over 25 Questions on Creation/Evolution and the Bible)，格林福里斯特：经典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迈克尔·比希：《进化的边缘》(Michael J.Behe,The Edge of Evolu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2008年版。

      (52)拉里·威瑟姆：《当达尔文遇到圣经：美国的神创论和进化论》(Larry A.Witham,Where Darwin Meets the Bible:Creationists and Evolutionist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54)孙岳：《超越人类看人类——“大历史”批判》，《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55)陈启云：《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氏著：《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56)苏珊·弗里德曼和马克·布洛赫：《社会学和地理学：邂逅改变学科》(Susan W.Friedman,Marc Bloch,Sociology and Geography:Encountering Changing Disciplin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7)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的复杂性”(Fred Spier,"Complexity in Big History")，《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第2卷第1期(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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