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风土与文思培育——关于写作的一项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东论文,文思论文,风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008(2000)02-0001-06
享有盛誉的山西省重点中学——运城康杰中学，要举行五十五周年校庆，这是以其前身太岳区晋南中学的创建来计算的。为此，学校友人要我为校庆拟出的校友文章专辑写篇谈写作经验的文章。回首数十年从事文化、记者、编辑工作的经历，我只是业余有些文学、学术写作，从来未曾成为专业作家之类的人物，成果虽有一点，并不能全合自己和师友的期望，谈不上像样的经验；何况工作中也有失误，值得写吗？学校友人又劝说，可以写写体会，以供校友间交流，对现在在校同学也有好处。如此想来，倒不能说写作中连点体会也没有。考虑到我有点自觉练笔意识的写作活动是从晋南中学开始的，又由于近年来注意于美学与俗文学、风俗文化及取名学问关系的研讨，这些研讨都与康中所处河东地区风土文化的启发有关；再说，写这些文字时的一个重要思路，还与“晋南中学”或“康杰中学”命名所系河东风土文化一些重要史实和人物有关。于是，就打算选择“风土与文思”，或者更具体点说“河东风土与文思培育”这个视角来说点自己写作的体会。这也许和近些年教育界有的人士倡导多向青少年介绍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包括注意介绍当地风土文化优良传统的好意能够相通。至于涉及我由此启发而写出的某些文字有多少分量，那要靠方家去评议了。
这里，我把此项体会分为四点，凑成韵语，总述于下，然后分别做些说明：
古今雅俗唐晋韵，广狭浅深酌精神；
美品转多因人彰，名随实流浪花新。
一
先说“古今雅俗唐晋韵”。
这里先拈出“唐晋韵”来，因为晋南中学命名标明所处地域风土文化环境，正是古代的唐尧时代和春秋时期晋国所辖的中心地区。晋南，也就是通称的狭义上的河东地区，河东地区的广义还指全晋，在唐代，晋南曾设河中府，指此为黄河中部的要地。后来以晋南地区著名革命烈士嘉康杰的己名二字为这一学校改名，则显示了在过去风土文化基地上增加了革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象征着在新中国人们心目中，风土文化有了新的内容。了解河东风土文化，不仅要重视古代、近代的优良传统，还要重视现代、当代革命与建设发展给风土文化带来的新特点。唐晋风土之韵这种延续和发展，对于自觉领悟其特征的人们，应该也可以有助于激发新的文思。
但是，对风土文化这种流变及对文思关系的认识，并不是轻易可以提高的，要经过以生活和写作体悟相互促进的过程。我自己的写作经历也表明了这一点。这在与风土文化关联更为密切又更为形象化的文学现象认识和领悟上显得更为突出些。
关于风土，人们过去常常偏重于从狭义的风俗事象的意义上去了解。其实从广义上看，风土应该指与一定地域民众生活密切联系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有价值的、珍贵而优良的东西，将长期发挥有益的影响。记得在上高小的时候，有位李慎德老师在历史课上特别着重地讲解了河东地区的唐风是珍贵的传统。他是从唐尧建都晋南和在古曲沃建晋国等史实讲起的，由此所讲的风土知识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这给我以强烈的撼动，但我当时并不能从文学意义上具体、深入地领悟唐风晋韵。后来研读了《诗经》“唐风”中的《采苓》、《扬之水》、《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以及历代河东名家与风土有关的作品，又读了人们整理的革命民歌和新出现的文学名作，唐风在我的心目中更生动了。我从这些与风土密切联系的作品身上看到了风土文化的实证。但是，对这种文学形态实证做进一步的观察，又会发现文学作品不但分古今，还有雅俗之分，其间存在着相互比较和转化的情形。它们用不同的方式体现民众心声，但又在同为特定风土组成部分的意义上可以相通。这里有深层的文艺审美道理存在。我发现要认识与弘扬民族文化中珍贵的东西，离不开对风土文化中珍贵东西的领略。因为风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风土文化既是一种进行更广泛的比较参照的基底，又是燃亮其他文化材料的引煤。在文学和美学的研究中，凡是我的思路获得新的进展的情况，几乎都为此做着印证。
在1977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俗文学概论》一书中，有我撰写的专章，题为《中国俗文学审美理论批评史略》。此文被学界友人评为对中国俗文学这方面发展脉络做了前人“未曾触及”的梳理，“很有新意”，很为“难得”。从我为文思路的激发和展开来说，却正是得益于以河东风土文化有关雅俗文学及其理性认识发展状况做为与其他地方同类文化状况进行比较参照为脉络的。比如，我曾考虑到先秦河东地区唐风、魏风和其他地方民歌创作思路的比较，北方雅颂诗歌与南方楚地吸收与改造民间歌舞词形成楚辞的比较，北朝在河东玉壁城唱出的《敕勒川》等歌词创作心态与南方《大子夜歌》作歌主张的比较，唐代传奇、变文中流露的创作主张与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关于向风土文化中寓言、谐谑文和《竹枝词》、《杨柳枝》等吸取营养的论点的比较，金代河东戏曲家关于歌唱的论点与南戏作家对通俗与风化关系论点的比较，元曲河东作家群与其他地区作家创作风尚的比较等。这些比较使得所梳理的俗文学审美理论批评发展面貌，具有一定的立体实感，也具有更多的可信性。
这种力求从风土文化深处寻找文思启发的效果，在向读者讲述旅游美学这样的课题解说鉴赏道理时就更显得重要了。前些年，为了写《美的发现——旅游美学书简》一书，我把黄河中游特别是河东地区风土文化做为援例解说的重点之一。在“审美需要想象续谈”这一部分里，我曾运用了家乡流传的神秘的流浪汉画家为好心的老农和小孙子画的木炭，晚上会在墙上燃烧和发光的故事，说明民众向往和故事中提供想象条件的融合。那里也着重以蒲剧艺人所演的《藏舟》、《卖水》、《挂画》等折子戏里如何处理正与背、虚与实、轻与重、动与静等关系，从而发挥调动观众想象的艺术魅力的。在我的思路展开中，这些来自过去生活印象的风土文化素材，已经不只是往事的印迹，它们经过领悟变成了我进行文化比较的参与者。它们涌入甚至是抢入了我要阐述的文理之中。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得用自己对风土文化的情感和领悟去联想并激活它们。
要把这个意思说得简明一点，用得着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句深情的话。他在《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的开篇就说：“河东，古吾土也。”他表明自己本为河东人，因为迁居关中，系念“气盖关左”的故乡。他羡慕独孤生能奉母“至于晋”，在具“胜概”的风土熏陶下，创作“必有美制”。这种对“吾土”的深情是他多次借河东风土史实与有关著述发挥文思的一个重要动因。多向柳宗元这种拳拳于“河东，古吾土”的精神学习，继续从风土文化中取得文思启迪，或许可以更有一些长进。
二
其次，要说“广狭浅深酌精神”。
这是想说明，人们对风土文化的领略可以有广狭或浅深的差异，重要的是看对风土文化所系人的精神面貌特征领悟得如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毛泽东总结历史、文化经验提出的命题。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反复重申这个命题。在同样条件下，由风土文化培育和有倾向性地吸取而形成的人的精神面貌不同，办事情的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联系河东文化给予文思的启示，也是这样的吗？只要把风土文化优良传统体现于人的可贵精神风貌，从历史具体内容和对后人的启发做统一的了解，对此完全可以做肯定的回答。我从河东风土文化优良传统著名代表人物身上越来越突出地感悟到的正是这一点。
人们过去传扬过河东地区历代出现的英烈志士、奇才豪俊显示其精神风貌的故事。先秦那个赵氏孤儿故事中，为反抗权奸迫害，前赴后继地不惜舍己而救孤儿的公孙杵臼、程婴等人的精神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个故事历经风土文化传述，又经编成元曲搬演，成为传播中外的名作。法国哲人伏尔泰还特地将其改编为一部话剧，取名《中国孤儿》。尽管他对中国风土特别是河东风土的具体情形不大了解，但他由对元曲的领悟，抓住了特定风土文化培育出这些为道德理想而不懈地抗争精神人物具有的人格力量这个要点。该剧也就大体传扬了与元曲相通的文思，体现了这种人物所具精神的强大感召力。这应该说是西方有眼光的作家在文思中对河东文化精髓的一种体悟。做为河东人，我曾经收集了有关赵氏孤儿故事的各种材料，原准备从美德的培育与文艺审美深化的关系上加以研讨。但是，从风土文化发展看，还应该放大一些，要从风土文化整体体现各类价值观念相互关系对培育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优良传统的作用去做研讨。在这方面，又是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晋问》所提供的思路可以帮助人们一步步加深对唐尧遗风要略的了解。
在《晋问》里，柳宗元把晋地风土重点看做是唐尧故都遗风。此文假设吴子与柳先生问答，逐步接近“晋国之风”的精华所在。柳先生对吴子的提问曾分别以晋有表里山河、甲兵之长、名马之产、北山异材、黄河之鱼、猗氏之盐及晋文公曾为霸王的成绩作答。吴子认为这些都只是风土的重要条件，后者也只是“近之”，并非最可贵的。最后，柳先生答以“尧之所理”都城之地所遗唐风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影响，这才使吴子心服口服。柳先生这里点的最可贵的东西，条条扣紧“人”的精神方面的优良传统，正打中了吴子“欲闻”的心愿。吴子连称“美矣，善矣”，并对柳先生所说“人”的俭、让、谋、和、戒、恬以愉等表明自己的理解，还作了引申。吴子还把柳先生从风土文化中提炼出重视人的精神培育的唐风要略称为“道之奥者”。当然，其中问答所说“人”的精神有历史条件规定的具体内容，但其总的论点是要从人的精神面貌了解河东风土文化特质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这应当说是精深之见。
回顾我对于河东风土文化特别是有关人物材料的编选与写作，也正是从这个视角上去观察才得以逐步有所深化的。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在返回山西工作期间，我曾经帮助临猗县农民快板诗人李希文整理和改定他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长篇快板自叙诗《我来唱首歌》。此首诗写了他的经历，含有风土韵味，发表在《山西文化》杂志上。但后来看，其中对涉及人物精神面貌的体现仍不够。那时期，在与晋南革命前辈金长庚同志长谈基础上，又加上其他访问所得材料，我写了《中条山的火焰——嘉康杰烈士生平片断》。这是用传记文学样式写中条山起义的，也是对改名为“康杰中学”的母校整理校史资料起点帮助作用的一种表示。此作1959年在《山西文化》杂志分两期连载，曾引起许多人注意。可惜，正值“反右倾”，金长庚同志因为关心民生有些求实的正确意见而被列为批判对象。此作也没有能再继续下去。其中曾试图展开嘉康杰烈士精神风貌描写的全书写作计划也就搁置了。
我于六十年代初到人民日报工作以后，曾返回山西采访。为了适应那时提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以战胜困难的社会需要，我的心里又产生了晋地今昔杰出人物这方面优良传统探求文思的想法。为此，写了几篇描写太行山当代农民模范人物的散文，写了歌颂太行山人民为支持革命战争作贡献的散文《苍山似海》，在访问刘胡兰家乡后，又写了散文诗《在刘胡兰走过的路上》。当时，有一个如何进一步结合对风土文化的领悟表现嘉康杰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风貌，以体现为坚持实现理想而奋进的精神力量的课题反复地萦绕心间。由此就产生了杂文《长命草》。这篇杂文的具体话题是从在中条山小路旁看到长命草即卷柏开始的。文中从此展开的情思则是把小草与人的精神面貌联系起来。我从古代先贤联想到嘉康杰所代表的革命志士的精神，对小草与人的精神关系所作的形象鉴赏就提到了新的层次。在文章里，我说，“我觉得这朴素而倔强的小草仿佛生来就正是要为我们许多坚强的革命者作个小影。”我特别提到：“我想起就在中条山一带，嘉康杰同志为发展革命力量、开展工作，曾经含辛茹苦、坚持斗争多少年。他钻山洞、宿荒庙、啃干馍、喝泉水，一次次起义失败，一次次再来，终于和同志们一起在这里组织起游击武装，让革命势力在这里不断发展。”我还提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们和其他一些令人敬佩的名字。在引用古医药书记载长命草有治妇人难产，“含之咽汁即生”这个作用后，我把“能含生，才更显出你那可贵的长命”作为志士们为理想而奋进那种精神的赞语。正是在这种探求中，我感到风土文化的精粹可以给文思的成果以始料不及的力量。
《长命草》这篇杂文起初发表于1962年4月18日的《羊城晚报》上，继之被评为获该报向全国征文的杂文奖。前几年，它被收入《中国杂文鉴赏辞典》的“当代编”里。编者给予此文以热情的肯定，认为此文“也可以说是一棵‘长命草’”。我心里明白，这显然是鼓励之言。就此文能有这点感染力的来历说，不正是向河东风土深处，从有关人的精神风貌方面做了些探求的成果吗？
三
第三部分要解说“美品转多因人彰”。
这是要说明，在风土文化与文思展开关系上看，各种审美品类滋生繁多，也是如柳宗元所说，是“因人而彰”的。
我曾经在与各地遗存的文学、美学文献做比较中，介绍过河东几位先贤对中国美学有关审美的文艺品类思想的贡献。我感到他们的观察和论断既有对处于黄河中段地带风土文化中多样审美成果的领略，又有以更多地方的文化见闻与河东风土文化中审美品类事实相比较而得的见解。经过多少年，他们这些见解的内在文脉竟然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人们知道，随着西晋皇室南迁而成东晋，郭璞为避永嘉之乱，也从河东家乡南渡而流荡长江一带。他的丰富见闻与河东风土文化熏陶相结合，使他在古籍整理解说中显示出对审美多样品类的鉴赏能力，并对其成因作出了精辟的论断。他在《山海经序》中不但对风土文化传说的形成提出“触象而构”的艺术机理，而且为新异这一审美现象的形成与人的条件联系起来，形成了实质上属于审美价值论的命题。他认为“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这实际上把物与人相联系、相对待的审美价值及品类形成的基本路子点明了。
到了唐代，柳宗元被一再贬谪，久居南国。但他以所领悟的河东及关中二地之间相近的风土文化为比较参照的根柢，对南方风土文化多所吸取与融化，形成中古时代难得的美学新论断。他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以马退山提供的自然特性经人们鉴识和加工而呈现的审美风貌作了描绘，并由之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命题。他写了许多记述山水、园林、亭池以及评议诗文等富有美学见解的文字，而这一命题是贯穿于那许多文字中的精华，也为风物中多种多样审美品类的形成作了总评议。我先后在几处文字中对柳宗元这一命题的意义作了介绍，并且建议把柳宗元有关著作选进我与叶朗等共同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唐代卷”中去。联系对河东风土文化的领略，还应该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柳宗元这一命题不但是对郭璞所论“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那个命题的改造、扩展和向更深处的开掘，也为晚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对审美品类所持的总体观点打开了通路。
长期以来，文学界部分人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在理论上贡献不大”。我对此说不能苟同。实际上，司空图继续郭璞、柳宗元先后所提命题的思路，对诗歌代表的文艺审美品类范畴系统首次作了认真而难得的概括和诗体语言的描摹。他为中国美学审美品类学说发展比较西方美学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样的历史文化局面作了开先河的贡献。其形制上以诗为评的特征，也为诗体艺术论和文艺、美学理论可以有更多形象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开创了良好的传统。再看司空图所列诗品二十四则，实际上包容了刚柔、阴阳、虚实、浓谈、内外、边中等多种组合而呈现的审美类特性，这些都是如柳宗元所说是“因人而彰”的。司空图还结合其他文字用境外之境、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说明审美品类与人们把握形象价值的层次不同，因而得以彰明的方向与程度也不同。他以“得其环中”为得以由人彰明的要略，又以“流动”为二十四品之殿表明了由人与物相互为用而得以彰明的审美品类转盛的必然性与变动性。试想，这不是使郭璞、柳宗元的论点更为发展了吗？
有趣的是，我对这一问题结合河东风土文化进一步阐发的兴致，倒是由一家山西办的文学刊物发表北京两个人的文章引起的。那篇文章是要做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其中心论断大意却是说：西方审美文化特征富于雄壮、崇高之类美，其总体特征象太阳，中国审美文化特征富于柔弱、婉巧之类的美，其总体特征只是象月亮。据说，中西美学理论各自提倡的也就是如此的不同。用唐风晋风影响下的审美文化传统结合其他材料与这种观点做些对照以资驳正，是很有必要的。于是就为当时拟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关于汉唐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蔡邕、司空图与中国审美文化品类思想研究》。论文以审美文化历史事实，特别是司空图立论意义的评估，证明前述所谓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文章所下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后来，西安的学术会议我因有事并没有去成，但递交该会的论文却是在《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一书中发表了。此文受到学界友人好评，继之，被选入《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三辑一书。
此外要说起这篇论文，是因为所论涉及对待风土文化及整个民族文化中审美文化总体特征及审美文化品类思想发展应有科学、求实态度的问题。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在论文中对杨深秀重视司空图审美理论贡献的论诗绝句做了强调地介绍。论文中说：“近代为戊戌变法献身的‘六君子’中有个杨深秀。他在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五十首（专论山右诗人）中特地为司空图写了一首，其中说：‘坠笏朝堂伪失仪，吟成廿四品尤奇。王官谷里唐遗老，总结唐家一代诗’。这里也说司空图理论造诣与人品均奇，而且把其全面阐述各种审美文化品类的《诗品二十四则》称为‘总结唐家一代诗’。这‘总结’二字份量下得不轻。正可说明司空图是唐代审美文化的品类学说发展中的集大成者。”文中还说：“我曾经建议对司空图这部作品正确地当作审美文化品类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来对待，现在更愿重申此见。”现在，写体会时，对杨深秀肯定司空图贡献的论断呢？我也更愿重申此见。因为杨深秀在作此诗的同时，还为编写山西省志、修改闻喜县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其中风土文化记载部分尤其尽心，自己还写了多首描述风土人情、反映民众审美趣尚的竹枝词。可以说，他关于风土文化中审美文化的理论成果和对风土文化的艺术反映是兼而有之的。如此人物致力于晚清的维新变革，以期整个民族和河东故乡风土均能有更宜人的风貌，其志趣不是很值得赞赏的吗？
四
这部分要说“名随实流浪花新”。
这是近几年来我研索取名的学问，主要是中文姓名文化学问时，再次从河东风土文化优良传统中取得启发文思之益而得出的想法。
前些年，在处理一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的书稿时，我把河东地区民俗资料中关于取名活动及其中包含的风土文化的意识，参照其他史料，做了些梳理。我发现古代河东地区作为唐风遗绪的一个组成部分，曾是很注重延续中文姓名文化中全名基本结构齐备的优良传统的。前述赵氏孤儿故事结局有个情节在这方面也是突出例证。史载，孤儿赵武被重新确认为赵朔遗孤之后，恢复继承赵家世爵，并成为正卿。屠岸贾这个残暴的权奸被下令攻灭。而为救孤儿忍受了十五年苦难与骂名的程婴选择谢世的时机是孤儿赵武长到二十岁，举行了冠礼，同时获得表字为“孟”的年月。这时，依风土文化的准则，赵武的姓名全名基本结构已全，显示赵武已经长大成人。程婴认为曾与先死的公孙杵臼相约誓死救孤至成人的目标已达，他不肯独生于世。单就对取字以示成人这个风土文化准则的尊重来看，这个史实把当时英烈人物实行唐风遗绪在姓名文化优良传统上的严肃性与执著性体现得很耐人寻味。当然，在现在许多地方的民俗事象里，古代所行与取表字并行的冠礼大多已演变为与婚嫁礼仪结合，但是对于取表字在全名结构齐备中起的重要作用，则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中文姓名文化，近几年来我先后撰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给人取名的学问——中国姓名文化略说》，一本是《人名与文化——少儿及成人取名参谋读本》。后者是前者的扩展，进一步加强了关于中文姓名文化源流、特征及其在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不可忽视的地位的论述。其中也着重讲了继承与发扬中文姓名文化全名基本结构齐备这一优良传统所涉及的学理、思路、句法、修辞等问题。全书文思有个重要视角，也是从河东风土文化与其地方风土文化比较中展开的。
谈中文姓名文化的学理，必得谈古代对姓名文化在学理发展上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这方面不能不谈晋地出现的思想家荀子为此所作的贡献。书中阐述了《荀子·正名篇》中对命名，包括给人命名，所发挥的名实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对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和语言文字学有重要意义，对风土文化中绵延不绝的中文取名活动准则做出了古代少有的理论概括。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取名如何适用交往所用，又在组字成名上达到更高的审美价值，荀子也提出了简明的尺度。他说：“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这不但适用于广义的命名，对于为人取名来说，更是精辟之论，有长远的启示作用。
谈中文姓名文化学理，又必得谈现代化进程中加强科学管理对人名选取、正式记载规范化的要求，和姓名文化建设面临要解决的课题。两本书都联系现在一部分人姓名选取和使用上的混乱现象，指出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出现不少重姓名现象；二是一些人姓名全名基本结构不全，或无表字，或以任意取的小名通用一生，有的还抛去姓氏等。这些都妨碍交往中准确识别，不利于姓名代指特定个人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记载规范化与管理上的科学化、现代化，也不利于弘扬中文姓名文化的优良传统。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风土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要充分发挥自身历史积累的又可以利用的那内在的优势，还是要弘扬与风土文化密切联系的中文姓名文化的优良传统。要在进行推陈出新式改革的意义上，使之为新时代的人们取名、用名服务，并焕发出新的光彩。
依此总的思路，《人名与文化》一书分的四篇、十二章都将历史材料与现代情况对照来写。其中许多部分还得益于河东前贤的记述。在以《三国志演义》为例展开人物姓名全名情况分析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有名的注本，在提供人物全名和姓名不同成分在不同场合如何使用的情况，给了文思具体展开以非常重要的凭借。当然，此书在姓名文化建设中提出的问题还要靠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实践中予以解决。但是，荀子所说的“用丽俱得”的尺度在中文姓名文化建设中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和掌握，则是可以预期的。
写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嘉康杰烈士来。嘉康杰同志毕生不断探求家乡与祖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又热爱风土文化，还是中文姓名文化全名基本结构齐备那个优良传统的实行者。他的姓氏为“嘉”，已名为“康杰”，表字为“寄尘”。这个全名基本结构既发挥了姓氏“嘉”字的含义以带动全名其他成分，又在表字与己名的呼应中显示了在风尘仆仆的奋斗中成为人中豪杰的志向。这一全名的文义堪与他的生平业绩相互映照。后来人也可以从这一事实在中文姓名文化建设的范例意义中得到一些启发。
可以相信，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文姓名文化优良传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振兴也必将得以实现。名以指实，名随实流，跨进新世纪的中国人也必定能在自己姓名文化发展的长流中飞溅起新的浪花。
馀语
“风物长宜放眼量”。风土文化也在发展变化，也要放眼量。放在风土与文思的关系上，它也是适用的。处在河东风土文化氛围中正在康杰中学学习的年轻一代，比我们先离开的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会更好地成长，并为河东风土文化增添新的更可喜的成分。我们将会从中得到更多更新的启发。
收稿日期：200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