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道德教育：西方领导理论的一次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理论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领导理论是伴随着主流管理思想的演进与完善而在领导人才培养和开发中逐步繁荣起来的，并形成了所谓的“领导理论丛林”。近年来，重视道德教育和领导者的修养成为许多西方领导理论阐述的重点，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注重官员的道德修养)一致，西方学者开始从东方管理文化中吸取养分。这表明，西方领导理论研究正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超越，以适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需要。
一、现代西方领导理论大多加入了道德维度
上世纪末以来，西方主要的领导理论流派都把道德作为其研究的重要维度，比如变革领导理论、服务领导理论、团队领导理论、诚信领导理论等。
变革领导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领导理论研究的焦点，虽然变革型领导理论没有把道德作为核心问题，但它却提供了领导的一般思维方法，即强调理念、激励、革新和个别化关怀。本尼斯和纳拉斯等人强调，变革型领导者的行为应该有道德维度，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传统领导理论之处。
服务型领导理论(Servant leadership)带有强烈的利他主义的意味，强调领导者应该关心和重视他的追随者所关注的事情，应该照顾和培育追随者，有责任去关注弱势群体，并同等看待他们。Monash University的Sen Sendjaya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从6个维度、35个项目对服务型领导行为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受到服务导向、整体观念、道德精神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团队领导理论重视高效团队建设，领导者应该懂得听取他人的意见，让自己的行为更像一位辅助者而不是指导者，应该致力于干实事而不是相反，应该学会分析和平衡团队及成员的内在和外在需要并作出适当回应，应了解影响团队的过程，掌握决策、人际沟通、解决冲突、建立关系网络等领导技能，合乎人性伦理的领导者对员工一视同仁，但又不会一刀切，这有利于人类利益的积极愿景。
诚信领导理论(authentic leadership)是由Luthans等人以领导学、伦理学、积极心理学及积极组织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基础提出的。著名的盖洛普领导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了一次峰会，专门探讨诚信领导及其发展问题。诚信领导指的是一种把领导者的积极心理能力与高度发展的组织情境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首先分别介绍了诚信领导的概念、特点及测量方法，并比较了诚信领导与其他类型领导的联系和区别，诚信领导者表现出不伪装自己，不是为了地位、荣誉或其他形式的个人回报从事领导活动，而是出于一种信念，他们是原创者，而非拷贝者，其行为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的。诚信领导者率直、开放，勇于承认自身不足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愿意为下属的成功做出承诺，并鼓励下属诚实和正直的品质。这些领导行为将会促使下属对领导者及其价值观、信念和目标的认同(即个人认同)。这一理论强调了一些诸如情绪过程、领导者道德等以往领导理论所忽视的方面，开拓了领导理论研究的视野。
二、领导者道德修养及其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
萨乔万尼(Sergiovanni)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提出了道德领导的概念，他认为：“领导这个话题代表着社会科学莫大的悲哀”。20世纪，“绝大部分领导研究只是停留在研究决策的风格和水平、下属满意程度的结果评估、个体的顺从与表现、组织的效能等方面”。他初步构筑了道德领导的理论框架，提出：领导是一种态度，而不只是技术的运用，道德领导处于领导之中心位置，领导者根据道德权威，利用各种可行的领导方法，激发人的潜力，使其部属成为追随者，进而共同建立有品德的学校(virtuousschool)`的一种领导方式。
所谓道德领导，就是领导者必须分享其精神层面与宗教世界之观点，实践高度道德理性，鼓舞成员为共同愿景而行动，为社会正义而实践承诺。领导者扮演带领组织迎向未来的核心角色，而道德领导则是指反映社会改变以符合人们需要的一种领导形式，它的精髓在于确立伦理价值观，它所发出的指令涉及道德价值，不只是发挥角色任务的领导方式，而是兼具关怀、实现梦想、接受错误、鼓励回馈、欢迎异议、乐观积极、希望忠诚等领导面向。道德领导理论之所以令人关注并形成影响，主要在于其并以一种更为接近领导真实世界的立场，揭露了以往理论在领导关键问题上的一系列误判。
近年来的国际领导学研讨会都把道德领导作为重要议题。2007年温哥华国际领导协会年会上，Virginia Militaru Institute的Thomas Meriwether教授指出，道德风气直接影响着领导风气、领导有效性及其转换后的领导行为，因而，创设组织中良好的道德风气是领导的职责之一。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Steven D.Olson提出了一个道德领导的分析框架，并将之运用于Ken Blanchard著名的情境领导理论之中。他认为，Ken Blanchard的理论在道德领域有两个创新：一个是内隐道德，内隐道德控制着人们提高工业生产的行为；一个是外显道德，外显道德寻求着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的外在规则。Olson认为，Ken Blanchard没有证明其隐含的道德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如何协调领导人的变化，而基于道德领导的分析框架从道德领导的角度充实了情境领导理论。
2008年洛杉矶国际领导协会年会上，George Fox University的Craig Johnson提出，道德领导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通过诚实、一致和热情等行为获得下属的信任，进而用自己道德的行为促进下属道德的发展。实践证明，道德领导有助于组织道德的生成，也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Weichun Zhu和Tsinghua University的Taoxiong Liu在对13个不同行业的335个组织雇员调查后发现，道德领导影响着下属的道德辨认，他们从心理角度探讨道德领导对道德辨认的影响机制。Richmond大学的Terry Price和Crystal Hoyt运用道德理论和心理学实证研究考察了领导者的道德问题。他们认为，领导们出现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有理由违规。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自己违规是正当的。
着眼于未来领导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了代际型领导理论(intergenerational leadership)。纽约大学的Angie Chan关注代际领导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逐渐走入工作岗位，新老领导交替引发了多方面问题。比如，新一代领导者如何看待责任？他们的工作归属感如何？他们如何融入组织，并发挥作用？年轻领导在领导力发展和代际合作上有什么障碍？在推动组织持续发展中，新一代领导者面临什么挑战？老一代领导者如何支持新一代领导者？等等。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代际时间差越来越短，但代际观念差异却越来越大。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之间可能有着挑战和冲突。团队中常常因为代际差异而引致紧张氛围，进而工作效率下降。领导者需要了解不同时代人群的价值观和需求，了解如何最大化激发他们的潜能，如何跨越他们之间的价值观代沟。美国瑞金大学的Dail Fields教授选取了674名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和160名中层管理者进行代际对比研究。应届大学毕业生和中层管理者同时对影响个体成为杰出领导的因素进行重要性评定，据此，分析两代人对个体成为杰出领导的影响因素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代的人群对领导力的不同理解，应届大学生和中层管理者在11个维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三、重视领导道德教育，以超越物质主义的顽症
领导者处于社会的管理层，肩负着统摄领导系统的全局，以造福人类社会为重任，历来受人关注。为了保障人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领导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我国具有德治传统，自古以来始终把领导者的道德修养看得很重。而西方近代文明特别强调个性解放，推崇科学思维，注重发挥科技的力量，因而早期的西方领导理论并未把道德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但随着西方实现工业化之后，出现了许多“社会病”，道德的失落和道德教育荒废的情况令人堪忧。
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由于工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人越来越沉溺于物质世界，变成了他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奴隶，陷入了物质主义的泥潭。科学技术能够满足人的许多欲望，很容易使人感到科技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产生科技至上的思想。在领导和管理过程中，实施科学管理始终占据主流。这样，舍弃了许多人文价值的追求，导致道德教育也被科技教育所淹没。当人们慢慢发现造福于人类的科技也可以用以残害人类时，便开始寻找超越物质主义泥潭的道路。
1995年52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发表了著名的《迈瑙宣言》。他们说：“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对人类来说，科技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统治力量，人在物质和技术的压抑下，变成只讲物欲，不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将来；只按技术合理性行为，不要批判性和创造性，不求对终极价值的追索和生存意义的反思。如何谋求人类的永续发展，如何更好引领人们的实践，都是领导者和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道德领导理论倡导的是一种榜样道德，没有领导者的正确引领，就很难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更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领导者道德建设的状况，关系到领导活动的成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也关系到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
人类必须从以往的经历中成熟起来，重视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使社会在文化上成熟起来，这是学习和教育上的一场“人类的革命”。领导和教育都是指向未来的事业，必须具有前瞻性。在人的面前存在着两种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它是由现存的一切事物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另一个是可能世界，它以事物可能存在的状态呈现于人的精神、思想之中。正因为在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存在着这个可能世界，才使人能够成为唯一的、得以超越现实存在的动物。对人来说，现实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活动就是要以他所拟设的可能世界去取代现实世界。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可能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前进与发展，而人的生活才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非常关键。
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把握。道德这一特性规定了道德教育的超越的本质。道德教育的要旨不在于使受教者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是怎样的，而在于使他们掌握：人们的行为可能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道德的理想是什么？人何以接近这种理想？西方领导理论在反思领导与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道德教育问题，这也是物质主义走向极端后所呈现的一种历史逻辑。审视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庸俗文化泛滥等等因素所带来的人的退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社会团结意识、责任感的下降等等的各种问题，西方出现了一场道德教育复兴运动。1989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以“学会关心”为主题，把道德教育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现实来看，受制于科层体制，组织中员工的潜能得不到自主发挥，压抑了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科层下的“等级制”严重地妨碍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领导者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被领导者因为处于被管制、被监视的状态，从而产生为“统治者”服务的心理感觉，导致其在工作中失去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积极性，工作处于“要我做”的被迫状态。这种“猫鼠关系”不仅直接影响领导效果，而且在这种组织结构形态下进行的领导活动从根本上影响组织变革与创新。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把道德领导引入组织中，以驱动组织成员自觉的道德、情感、共同价值观的实行。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服务，但对于这种服务，我们不能把它视作一种简单的服从、消极的顺应，而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超越，也就是要使它形成一种人的自主力量，用以掌握和操纵经济和物质的发展。通过道德教育，塑造人们爱和善的思想与品质，晓人以生活的意义和终极的目标，使人们得以从各种物质主义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它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的力量，使人们在一切生产、生活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进行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按人自身的尺度、美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使人懂得世界是怎样的，同时，理解世界应是怎样的，使得道德的价值合理性能够成为工具合理性的批判力量，这正是时代赋予领导道德教育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