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立的大惑：“红小兵一代”的幻灭与演义——兼说默默的《四十大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小兵论文,十大论文,演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这是北岛《履历》中的最后结语，用以表现其对存在的怀疑以及对自身境况的反讽。作为过去时代的“被倒挂者”，北岛的个性呈现方式在于“眺望”，在“眺望”中，熔制理性的目光，寻觅凝重的思想。他那混合着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情意矛盾的诗句，具有很强的历史寓言性，不仅说出了北岛同辈人的历史体验和精神感悟，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北岛之后，至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青年的心理症候的生存位置。
也许是因为早期红卫兵形象太耀眼的缘故，末代红卫兵形象，或者准确地说是红小兵形象（亦即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则逊色许多，常被历史有意无意地遗忘、疏漏。红小兵的心路历程、精神焦灼乃至生存尴尬，都很少进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屏幕。他们的存在就象不存在一样。他们充分体验了存在非在的痛苦、无奈和荒诞。于是，他们在社会秩序的裂缝处裸舞，在历史注视的“死角”里感受“阳光灿烂”，在成人与非成人之间的“游击地带”充当“启蒙英雄”。他们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辞、乖谬的个性、疯狂的思想、病态的生活，以及不流俗的行为、痞子化的形象来激活权利文化怠惰的目光，以期闯入特定的文化语境，成为某种象征性的命名。可是结果却不然。他们那种神圣的、试图在文化上获得再命名的努力，最终只能是平添了“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演绎了一场场睿智与荒唐、狂欢与自虐相扭结的人生悲喜剧。
其实，他们也是一群“被倒挂者”，在始料未及的“天地翻转”中，他们感到了心理的失重和生存的悬空。他们的思想方式、价值判断乃至被构成的历史记忆在很多层面上与早期红卫兵是同源的，甚至可以说在生成“思想语法”和行为理性的时候，他们的理想摹本就是早期红卫兵的形象。虽然早期红卫兵作为拆解秩序、重构历史的行为主体时，他们还只是一群自在的未成年的历史目击者或生活的初学者。但是，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却无法抹去早期红卫兵狂野而又富于尊严的呐喊。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声音，在存在与欲望的对峙中被挤压、被撕裂、被固化为一种政治化的心理情结。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红小兵一代终于褪去了未成年的特征，成为自觉的行为主体。当他们试图用早年生成的“思想语法”和行为理性去撞击历史的城墙时，历史已修复了秩序的缺口，并另辟了通向荣耀和尊严的存在之门。于是，他们成了“不得其门而入者”。由此，悲患与荒诞俱生。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悬空感、失重感和“被倒挂感”。马克思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用这话来概括红小兵一代的历史困境是极为准确的。
视觉，是一种文化性的目光。红小兵一代的生存界面终将被特定的文化目光拖出历史的海面。青年诗人默默曾经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个“分子”，也是新历史秩序中的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他那灵动而又有个性的目光也同样在“被倒挂”的历史位置上长久的“眺望”。“眺望”，也许不是默默最合宜的思想方式，但可能是他最合意的诗性表达方式，也是他别无选择的主体存在方式。默默的“眺望”其实并不可能给他带来思想的澄明和心灵的安宁。这里，“眺望”可能仅仅是一个过程，它的价值就在于特定的文化目光观照下，揭去历史地表的虚饰，裸露出粗野兀立的精神孤魂，展示出历史现实的双重拒斥和这一代人的英雄化亵渎、痞子化纵欲之间的内在关系。虽然，默默试图通过“眺望”来获得主体的历史自信和精神的自我确认，但结果不然，“眺望”反造成了主体诗性视觉的惶惑和自我确证的动摇。默默的视觉探索最后投向了“四十大惑”的精神黑洞，消失在一片虚无之雾中。主体认知努力的背后浮升出深刻的不可知。其可谓：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这是理性的胜利？这是理性的衰败？这也许是一个无解的历史之谜。
“四十大惑”显然是一种对经典话语的逆反性征用。这话显示了言说者无所信、无所皈依的言说立场，传达出一种荒诞、悲凉、无奈、无聊的复杂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出小说主人公李颇等人的生命存在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李颇等人的文化预设在新的权力语话冲击下迅速解体，崩塌。他们反叛的个性与世俗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不再被社会看成是救世性的主体或革命性的力量，在社会再分配的重新排序中，他们被置于利益的边缘，被置于刻板的底层生活位置上。他们必须象常人一样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地面对生活，斤斤计较地权衡收支。然而，这一切都与他们童年的浪漫记忆相违反。他们曾经憧憬自己应该是“身穿雪白的制服，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把罪恶、贪婪、市侩，连同黑灰黑灰的苏州河，从这个城市的户口上注销。”他们曾经想说：“我们不沉甸甸，中国就无法收获。”他们甚至“真想把自己打九折卖给共产主义”。他们不无夸大地把伟大的拯救置放在自己稚嫩的肩上。这种理想主义式的殉道精神和自我崇高化的使命感，与早期红卫兵的政治情结是相通的，但很显然这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昔日梦幻中的英雄和自由意志在现实中轻易地被世俗生活的灰色理性所挫败，散碎为意识海洋中时隐时现的苦恼潜流。于是，他们愤世嫉俗，不惜以扭曲的方式来凸现自己的存在。加缪说：“我反叛，因而，我存在。”这样的描写很适合李颇等人的生存境况。他们的反叛既是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因为，他们的反叛冲动源自十个个性的生存境遇
经济的匮乏，造成了李颇等人的生存危机，不驯服的个性和被激起的物欲又使他们难于接受刻板的生活秩序和庸常的工作环境。他们象幽灵一样在都市的阴影里游弋、觅食、寻找生机，从倒卖洋泡泡、伪劣手表、麝香、运动鞋，一直到房地产中介；从街头小贩、马路骗子、投机掮客，一直到白领买办。他们费尽心机尝试着各种谋生的活法，他们试图用生活提供的新方式来抓住辉煌记忆的尾巴，然而等待他们的仍是存在的虚无，他们无法找到灵魂的栖身之所。此情状恰如摇滚歌手崔健所唱的那样：“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在他们看来，这城市犹如一个迷宫，“路多得就象根本没有路”。他们愈努力前行，离他们设定的目标就愈远。他们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行走，却感觉不到人性的美丽和生活的活力。“人多得就象没有人”。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生存就是一种牺牲”。现实的挫败感、压抑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迸裂出一种深刻的悲凉和无尽的苦涩。“玻璃上的苍蝇，有光明，但没有前途”，就是他们对自己人生所作的最为乐观的自我调侃和自我亵渎。确实，调侃和亵渎就是他们最为安全的言说方式和反抗方式。调侃中，他们毫无顾忌地把神圣推倒在庸常的尘土里。亵渎中，他们放肆地宣泄着象憋尿一样
秩序外生存的漂浮状，使他们深切地体会了一种转瞬即逝的虚无感。在他们的价值视野中，存在情状的好坏是无所谓的。他们时而充当豪门子弟，一掷千金，时而沦为落魄文人，饥寒交迫，对他们来说，天堂和地狱距离很近，似乎随意的一步就能跨过去。因此，在他们的精神天平上，无所谓天堂，也无所谓地狱，无所谓神圣感，也无所谓罪恶感。他们既不遵循天堂的游戏规则，也不遵循地狱的游戏规则，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将不会再死”。尤其是当他们看破了某种游戏性的人生演说：“小时候，要我们学习刘胡兰，学习雷锋，长大做无产阶级接班人，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现在好，做无产阶级了，穷得叮当响，谁瞧得起你？……劝我们做无产阶级的，个个成了资产阶级。”他们开始彻悟了，不再相信道德家的神圣许诺了。他们在天堂里满地撒泼，在地狱里高兴得发抖，在价值虚空中倾听欲望的指令和感觉的召唤，行为理性变得全无章法了。他们发现，一旦拆去了道德的屏障，便“可以随心所欲”了，甚至“可以眼屎满眶，可以含笑不语，可以倾家荡产，可以无限孤独，可以泪流满面，可以破口大骂，……甚至可以象墙头草可以随时准备以矫健的手签署自己的死亡证，还可以签错自己的名字”。然而，这实在是一种沉重
不幸的是他们还有梦。童话般的梦幻中仍涌动着某种历史性的文化心理，带出了刻骨铭心的儿时记忆和言说经验。在诗意想象的回溯中，他们仍在演示青春的激情，稚气的独白，仍在流泪阅读《安徒生童话》以安慰内心的苍凉，仍在《共产党宣言》中“夹玻璃纸”。童话般的梦幻已成了这些“城市孩子”最后的思想温馨。他们曾发誓：他们是“妈妈和童话的战士”，“他们会流泪，会痛苦会有良心的不安，会有难以名状的激动和发怵。”虽然，他们“已经长大，但仍以童年的目光，打量着世界”，仍会产生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冲动。他们已经养成了“凝视恩格斯的肖像”，“害怕古老的阴谋换上了新的主角”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兴趣。长江、黄河、中国、革命、我们、太阳、新世纪等大词构成了他们启蒙性叙事的基本视点。即使对生活和历史有着深刻的疑惧和疲惫，但他们的典型语式也还是“祖国，我们累了！”祖国仍是他们动情诉说的终极对象。
也许，真正不幸的是他们精心编织的梦终于破碎了。他们“向生活投资幻想却收获悲凉”。梦幻中的单纯、天真、爱恋、激情统统被现实的冷漠和虚伪抽打成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惑和迷惘。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么战战兢兢过非人的生活，要么四面楚歌过超人生活。”他们知道自己“飞不起来”了，甚至连飞翔的欲望都懒得产生。他们实在无力改变世界对他们的改变。这种不可挽救的疲惫感从生命深处悄悄地渗入他们的血管、神经，布满了全身。“我们统统疲惫了／习惯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很久／习惯在女人唇上一吻就是几天几夜／习惯喝光了一瓶烈酒再撬开一瓶。”
在梦破的日子里，唯有性与酒能安慰他们日益枯萎、苍白的心灵。性与酒的生理物理功能能创造一种幻觉和空想的文化性质。性与酒不仅掏空了他们生命躯壳里的存在活力，并把他们推入了人工化的梦境和自淫自虐的精神循环之中。他们象动物一样在性欲里打滚，以获得征服的幻觉。他们象狂徒一样捧着酒瓶滥饮，力图摆出反抗的姿态。无论是窈窕淑女、小家碧玉，还是现代才女、半老徐娘，统统为他们实现男性权力作出了政治性的供奉和献祭。“我们搔自己的脚心／痒全世界的少女”，这就是他们被历史遗弃后试图在女性身上重新找回男性尊严的自恋性话语。这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无奈和卑微。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教会了他们如何思考，却又不让他们以思考的方式走进历史。在历史的旋转舞台上，李颇他们几乎是“匿名的一代”、“缺席的一代”。他们没有早期红卫兵那样的殊誉，诸如“革命”、“殉道”、“受难”等具有崇高意义的指认都与他们无缘。当然，他们偶尔也会在某种陪衬性的历史场合，否定性的存在状态中出现，并被命名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乃至“颓废的一代”。这一切让他们愤怒、绝望，他们承担着毫无意义的荒诞生存，索性骑在道德的脖子上撒野，在生活的边缘放肆地裸舞。他们有的愤世嫉俗，并无所信地坐禅讲佛，最后不得已重新返回“快乐屠宰场”。有的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奸商，半道上被更恶的奸商踹了下来，沦为宾馆的清洁工；有的纠缠于爱情游戏，结果被驱逐出大学，无奈之中成了色相颓败的半老洋女人的“花瓶”；有的上下寻觅，常常发出诗意的喧器，但是浮躁的心终于让他接受了他最反感的买办身份，成了一个经常倒立行走的“裹着一身名牌的僵尸”，最后，眼看着自己的恋人投入美国垃圾商的怀抱，哭倒在厨房的脚桶边。李颇的放声大哭，是一代人的放声大哭。
这是一代人的梦，一代人的梦破，一代人梦破之后的惶惑。是的，该重新命名全部的存在了！
权且以默默的诗作为结语：
失效的药方满天飘散
都来了，失血的身躯，变形的渴望
向未来漫长地踉跄
不是活着就有未来
我们已经丧失未来
该了，该重新命名全部的存在
——引自默默长诗《争取未来》（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