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6)03-0051-22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6.03.003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的缩影，它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原则。自此，欧洲的历史便陷入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主导下不断进行的“战争→谈判→条约→和平→战争”的循环往复之中。其中，国际安全是主导这个循环得以持续运转的核心，且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共同关心的议题。国家之间因为“安全困境”而进行军备竞赛甚至发动战争，同时也为了获得安全而签订条约，约束彼此行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近四百年时间里，欧洲国际关系历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正是以影响深远的战争和随之签订的条约为主要标志的，这些条约所确立的原则、规范、制度又进一步构成了某一时期的国际安全格局或是国际安全体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法战争后签订的《巴黎和约》所确立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会议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这些国际安全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国际安全制度和安全理念是国际霸权历史的缩影，同时也反映了处在不同时期、不同体系下，人们所关心的不同的安全问题，诸如均势和结盟等。也正因此，一系列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等等，都是由西方学界最先创立，而后在全世界发展传播开来的。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国际安全问题日益让位于新兴的非传统全球安全问题，相应地，传统的国际安全体系开始朝着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化。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内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战争、均势和同盟等关键要素，而是已经开始扩展为广义的安全，即一方面在议题领域包括政治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发展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等；另一方面在实现安全的方式上，不局限于传统的均势和同盟等手段，更加突出制度和规范的作用，也就是力争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占领制高点，这一点深刻体现在二战后及冷战后美国建立国际和全球霸权的过程中。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对于参与和建设全球安全治理的热情和责任与日俱增。中国在该领域的突出贡献表现为发起并建立了一系列促进全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发展安全的制度和机制，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此外，中国在完善和丰富全球安全治理的规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中国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的原则和方式等。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分析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的辩证关系，笔者将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构建和结构布局。 其一，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发展的时代，安全是一个具有广义内涵的概念，它既分为传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也分为硬安全(军事对抗)和软安全(制度和规范之争)。但是，作者之所以选择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作为重要分析单元，主要是考虑到崛起后的中国对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有形塑造更多地集中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 其二，鉴于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各国或国家集团争夺权力的种类和方式都不再是以传统的硬安全领域和手段为主，而更多地在软安全方面做文章。由于没有一个高于各国政府的世界政府以及不存在一个可以凌驾和兼顾各国法律的全球安全法，这就更加突出了制度设计(国际组织、沟通机制)和规范设定(行为准则、问题解决方式)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换言之，谁在制度和规范方面占得先机，谁就将对全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定和处理方案等问题具有主导权。因此，本文将以制度和规范两个层面为主要分析路径，结合前文所述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构建出一套理解和解读崛起的中国参与和影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 其三，从结构上，作者将通过以下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演进”，将对冷战后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分析，阐述自二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安全体系所发展而来的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制度和规范两个层面所分别蕴涵的内容、特点和影响，以此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轮廓和实质有一个整体认识，并为接下来的危机和转型部分奠定理论和现实基础。第二部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危机与转型”，将对美国治下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制度和规范层面所出现的危机(内部和外部)进行研究，以此对当代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转型进行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第三部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因素”，将以中国为主要分析对象，以近些年来中国所主导创建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以及所倡导的诸多规范、价值、理念为分析基础，具体研究中国崛起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转型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演进 作为二战后和冷战后最具实力的国家，美国毋庸置疑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和冷战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主导力量。换言之，战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迁与美国对其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及其对外安全战略的演变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单边全球主义”(unilateral globalism)到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ism)两大阶段。为了更加系统地回顾这一演变过程、并且为下文论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奠定分析基础，笔者将结合“制度”“规范”“政治”和“经济”四个维度，构建出一套理解和分析框架，即每一个时期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以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主要方面，且这四个方面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和相互反应的辩证关系。 (一)单边全球主义——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 众所周知，二战后和冷战时期虽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但当今全球安全治理的诸多制度安排和规范设定可以追溯到该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行其“单边全球主义”安全战略，该战略根源于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根本认识，这种认识可以从冷战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的一段表述中窥见一斑，他认为“我们(美国)拥有世界财富的50％，但人口仅仅占到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成为被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真正的任务是设计和制定国际关系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使我们能够保持在这种关系中的总是立足在受益位置上……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和民主化等话题。当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直接的力量对比时，我们越少被理想主义的口号所阻碍越好。”①凯南的直言不讳表述了美国战后全球安全体系设计的宗旨，即：一是要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独享的、可以为其带来巨大财富的不对称性特权，二是在世界秩序制定和执行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时必须嵌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内涵和机制。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建立在四大支柱上：第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自由贸易、美元货币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第二，全球性和地区性集体安全框架的确立，即美洲—欧洲—亚洲军事同盟的形成以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第三，全球贸易机制的强化，即巩固以欧亚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美国明白其自身的繁荣及全球秩序的运转与盟国的成功紧紧绑在一起，因此美国愿意并且有能力维护其伙伴国家的安全和繁荣。②第四，美国主导的一整套价值和规范体系，即基于冷战思维和反共价值观的两极争霸、推广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维护美国不对称优势的行为逻辑。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提供以全球安全为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而且通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提供经济发展援助以及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手段承担起了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霸权国责任，并推进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市场的拓展。这种“单边全球主义”后来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理论化为“霸权稳定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单边承担起全球秩序保护者的角色。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过去六十多年间的国际体系本质上都是由美国创建的，没有美国，或者说没有美国的领导，世界将享受不到和平、繁荣和自由。③ 基于以上论述，如图1(见下页)所示，本文将从政治制度安全领域、经济制度安全领域、政治规范安全领域和经济规范安全领域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进行剖析。
图1 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政治制度领域 二战尚未结束之际，在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倡导下，美国便开始与苏联、英国等有实力的战胜国共同谋划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战后全球新格局，建立以大国领导、协调为中心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④通过联合国的建立，美国试图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这种大国协调共治的思想很快就被冷战逻辑所取代。北约以及美日韩军事同盟确立了美国在冷战两大前沿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加强了对盟国的绝对控制，同时也赋予美国独自承担为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提供安全保护伞(核保护伞)的重任，以对抗共产主义对中西欧地区(德国、法国、英国等)以及东亚地区(日本、韩国等)的渗透，确保了这些作为美国战略前沿的国家的“政治安全”，为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安全制度基础。 2.经济制度领域 经历了二战的欧洲，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积攒的财富和资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战后的美国有能力并且有意愿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安全付出必要的成本。一方面，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用以复兴欧洲经济，并且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加大经济援助，从而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在这些具有极强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有利于构建起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日资本主义同盟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开始筹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主导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三个支柱性国际组织用以整合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经济和贸易三大领域，从而确立以美国为首的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美元货币稳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⑤这些国际组织和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安全与发展，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军备竞赛的加剧及其对经济实力的要求日益增大，这些制度的设计，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僵化和畸形的经济体制逐渐显现出了优越性，并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 3.政治规范领域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际安全体系将其政治规范建立在以“两极争霸”为特征的冷战思维基础之上。美国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以及对欧洲盟国进行全方位援助，都是为其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按照凯南在《苏联行为根源》一文中的分析，如果说苏联的行为源于其根本的不安全感，⑥那么作者认为，在冷战爆发之初，美国同样对其未来在两极争霸格局中的走势也深表担忧，这些可以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报”⑦以及杜鲁门主义等一系列政策宣示中窥见一斑。这些政策宣示表明，在失去了轴心国这个共同的敌人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相当深刻。因此，在“驱除俄国人、留住美国人、遏制德国人”⑧的指导思想下，美国极力需要建立起一个从西欧到东亚的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经济同盟，其中就包括北约和美日韩同盟的建立。凯南“危言耸听”的八千字长电报是在战后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颇受欢迎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目的之一便是维护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规范的合法性安全。也正是在共同政治规范(争霸逻辑、冷战思维、反对共产主义)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体安全体系(北约)得以最终建立。 4.经济规范领域 冷战时期，两极争霸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同样也表现在“两个市场”相互竞争的“低政治”领域。无论是1918-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还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斯大林模式，都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等经济规范一度展现出其强大的吸引力和优越性。因此，战后初期，为了避免苏联将整个欧洲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美国通过构建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将中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到自己创建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有效地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规范(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安全(合法性)底线。反之，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等资本主义经济规范优势地位的确立和扩展，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为美国最终赢得两极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⑨冷战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经济战胜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 (二)全球单边主义——冷战后美国治下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关系从冷战时期的两极争霸格局转变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在世界舞台上逐渐退居次席，诸如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以及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占据国际关系的主要位置，这些由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面对和解决的全球性难题，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安全治理并使其得以迅速发展。然而，这一时期的全球安全治理，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规范设定方面，都是建立在以西方(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从“两极争霸”转移到“霸权护持”，其战略走向也从冷战时期的“单边全球主义”转向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单边主义”，这种“全球单边主义”所延伸出来的“制度单边”和“规范单边”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导向性作用。 在诸如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美国试图构建和扩展一系列地区性和全球性制度。北约东扩，世贸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的创设，都是基于“全球单边主义”的指导思想。通过设立这些制度或国际组织，即使以牺牲美国在某些方面的自主权(autonomy)为代价，美国也要将其他国家“锁在”(lock in)自己的既定政策轨道上；别的国家也愿意利用这些制度作为限制美国行为和促使其承担更多义务的主要途径。⑩ 1.政治制度领域 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令人始料未及，但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联合国、北约等依旧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的孱弱，同时中国专注于国内的改革和民生，彼时的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因此，其单边主义倾向日趋明显。在后冷战体系中，美国开始在多方面积极介入全球安全治理，例如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美国推动国际社会达成了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议，并进一步促成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1)此外，这一时期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北约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虽然其覆盖范围不断东扩，但是其战略方针开始由冷战时期的“全面性介入”转变为后冷战时代的“选择性介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愿过多地卷入与其利益相关性较低的政权转型或是地区冲突中，即使该行动可能关系到其盟国的利益。由此可见，该时期，美国在维护其一手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北约、安全同盟)时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不计代价”，而是更多顾虑美国的意愿和利益，其行为宗旨从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的“全面性介入”逐渐转向“务实”的“选择性介入”。
图2 冷战后美国治下的全球安全治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经济制度领域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个市场”并存的局面最终消失，美国开始着手构建一个覆盖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体系。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力量基础开始从霸权秩序(两极世界中国际体系下的均势状态)转变为霸权自由主义和覆盖全球的市场经济(多极世界中跨国体系下的不对称状态)。(12)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开始主导构建一个新型的全球贸易体系，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力图将WTO打造成一个既能够凝聚全球资本主义，又可以将世界其他类型的经济体系进行拆解后融入到全球性规则的制度。WTO被视为现行全球贸易体系的法律和制度根基，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和责任义务不仅适用于其所有成员国，而且为其成员国之间存在的争议性问题提供磋商和仲裁机制。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占据WTO成员席位的3/4，理论上具有更强的投票权和影响力。但实际上，WTO谈判和协商更多是基于互利原则或是平衡折衷原则(balanced trade-offs)，即一国在某一方面进行让步，可以换取他国在其他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这种交易方式将更加有利于经济实力强大的欧美国家，因为它们在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本进行交易，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则明显处于下风。随着WTO的常态化运行，美国突破了冷战时期仅仅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具有经济主导权的局限，真正实现了后冷战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由此开始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并独享维护世界经济安全与稳定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地位。 3.政治规范领域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全球霸权的价值和规范支柱才凸显其功能和效应，其政治规范的根基由“两极争霸”转移到“霸权护持”。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解释性和预见性的学术论断，例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极强优越性，这些学说为美国的后冷战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基于此，美国首先在老布什时期提出要承担新型责任并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后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涌现出许多“进步国际主义者”。(13)这些“进步国际主义者”热衷于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提出的“独断的多边主义”，(14)即一种切实可行的全球集体安全体系。这些政治价值和规范集中反映为美国以人权、民主为核心的“例外主义”，以此为巩固美国冷战胜利成果、构建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而服务。在该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中，这种例外主义具体表现在保护对一些国家(科威特)边界不受暴力改变以及平息在“失败”国家(索马里、波斯尼亚等)内部发生的暴力行为，美国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广泛义务，从而使得美国的霸权得以在全世界迅速扩展。(15) 4.经济规范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作为一个涵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规范、价值和规则的经济术语应运而生。美国宣称，自由市场民主是世界上唯一适用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催生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开放、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16)在该体系中，各国政府应当以如下方式进行政策甚至是体制改革：(1)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降低财政赤字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2)通过贸易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本国市场；(3)通过私有化和减少政府管制干预对本国生产和市场实施自由化。在此经济规范指导下，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制定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华盛顿共识”已经逐渐成为那个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17)体系内大部分国家纷纷主动或被动接受诸如自由市场、资本自由流动和低关税等经济价值规范，以求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危机与转型 (一)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危机 2000年以降，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全球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在联合国未授权的情况下，接连对主权国家内政进行武力干涉甚至发动战争，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治理开始面临冷战后的全面危机。这种全面危机具体表现为“功能性危机”(crisis of functionality)、“权威性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代表性危机”(crisis of scope)和“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四大方面。(18)换言之，传统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安全问题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及“西方的主导性及其导致的非西方力量在这些制度内的不完全、不充足代表性越来越不符合世界政治的现实”。(19)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者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和凯文·格雷(Kevin Gray)认为，“西方国家已经渐渐失去了教导非西方国家如何管理和调节经济以及确保经济安全的道德合法性”。(20) 自2000年以来，由于美国相继发生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关塔那摩虐囚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粗暴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图3所示，美国治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制度性危机和规范性危机。
图3 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的危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政治制度领域 首先，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倾向于反对恐怖主义，美国相继卷入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由于缺少一个足以与其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美国开始扮演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多项决策开始绕开其盟国和联合国，被诟病以单边主义而声望大跌。其次，美国一直以来是联合国最大的会费缴纳国，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可以影响联合国的政策和决定。但是近年来，美国多次欠缴联合国会费，例如，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全额缴纳2014年会费的国家。再次，美国拒绝成为诸多重要国际条约的签字国，例如，美国自2002年起就没有再批准参加任何有关国际人权的条约。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欧洲和东亚的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愿意过多承担集体安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北约在21世纪的战略也随之在“选择性介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开始陷入合法性、功能性、范围性危机。综上所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已经不能继续有效地应对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 2.经济制度领域 自2000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世界银行和IMF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往往绑定了极为严苛的政治条件和附加条款，例如，进行贸易自由化和必要性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这些改革方案常常违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以及那些他们认为对自身发展有帮助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附加条款对当地本就十分贫穷的居民而言可谓雪上加霜，由于公共服务部门大批进行私有化，使这些人在获取必要的医疗和教育机会时变得更加贫困。(21)其次，世界银行和IMF面临的另一大危机是其代表性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投票权上)，并通过这种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优势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然而，2000年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这种不平衡的体系结构所具有的代表性不足问题日益凸显。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经济影响作用的增强，新兴国家不再满足于继续作为游戏规则的接受者，而是越发有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动力和资本。在这个背景下，世界银行和IMF的多次改革方案依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期目标，其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也是情理之中的。最后，冷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在21世纪头15年屡次受挫。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当属2013年底达成的WTO成立以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巴厘一揽子协定》。但是，好景不长，该协定中最为重要的、旨在加速全球贸易的《贸易便利化协议》却遭到了来自印度、玻利维亚、南非、古巴和阿根廷等国的反对，而未能按计划如期通过，这对于WTO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挫败。(22) 3.政治规范领域 这一时期，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多场局部战争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已经使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声誉大大受损。在回顾当代美国对外关系史时，可以发现其更多地是利用人权问题为其对外战略和霸权主义服务，这主要表现为美国多次假人权之名并以“人权卫士”自居，不顾他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对其内政进行粗暴干涉。从伊拉克战争就可以看出，美国从先前的以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的合法性的彻底失败，后又以推翻独裁者的民主、保护人权为口号把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伊拉克变成目前的地狱般的废墟。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将其粗暴干涉叙利亚内政所导致的难民问题描绘成为“全球问题”，而将本应属于美国的责任推向其欧洲盟友，这在欧洲各国内引起了强烈不满。(23)此外，美国对于其欧洲盟国的电话监听等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彼此之间愈加不信任，这无疑使美国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遭受很大的打击。 4.经济规范领域 “华盛顿共识”曾经作为一种“普世性”的经济规范而得到支持，但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其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过分强调私有化以及对金融监管的不力等造成的恶果，使得华盛顿共识备受批评和质疑。其中，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式就曾经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这种挑战正是通过提出一系列不同的价值和规范而展开的。当“华盛顿共识”着重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由上而下、附加条款的援助以及出口导向性经济的时候，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式则认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这种发展方式应该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援助国共同参与和平等的关系基础之上。(24)这种理念的反差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加之新自由主义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更加深了美国主导安全体系下经济规范的危机。 (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转型势在必行 除了上述美国治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所遇到的“内部性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其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了更加多元化和更具代表性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给该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改革压力，或称为“外部性危机”。在这种“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转型已经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领域不可回避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此次转型中，中国的贡献尤为明显。相对于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和规范层面均已备受质疑和挑战的情况，中国崛起所蕴含的制度要素和规范要素已经开始为全球安全治理的转型注入新鲜要素和强劲动力。 三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渐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过程，并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保持在平均每年大于9％的增长速度，并成功实现让4亿人脱贫，被世界银行誉为“前无古人”的非凡成就。除此之外，中国还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地区层面，而是已经具有深刻的全球意义。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与需求开始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升降；中国巨额的进出口贸易日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其影响力；中国在金融、货币、贸易、安全、环境、资源管理、食品安全、原材料和商品价格等方面的政策越来越被视为对中国以外数以亿计人经济生活有巨大影响。总而言之，当今的中国已经开始被拿来与之前美国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相提并论，(25)这足以证明其全球影响力之大。 (一)中国崛起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嵌入式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开始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参与全球治理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积极态度。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26)换言之，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并且已经开始在制度、规范、理念等软实力领域有所建树和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中国崛起对全球安全治理在制度安排和规范塑造方面已经表现出与其经济大国和负责任大国身份相称的影响与作用。
图4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政治制度领域 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在应对安全问题上更加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这首先表现在其与联合国的关系上。中国始终认为，尤其是在当今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超越传统安全占据全球议程的今天，联合国应当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作为一个最具普适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现多边主义、采取集体行动应对纷繁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的重要平台。(27)与此同时，中国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区域和跨区域的多边机制，诸如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以及有中国参与的诸多双边或多边政治、经济或安全对话等，这些机制和制度的建立将在进一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同时，加强各国之间共同协商应对安全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打破美国单边主义给全球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 2.经济制度领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七国(G7)日益感觉到仅仅靠自身力量已经难以应对危机，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共同努力下，20国集团(G20)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制度，开始在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G20中发挥着平衡和协调的“桥梁”作用，有利于G20成员国之间更好地交换意见、进行合作。(28)与此同时，中国审时度势，开始谋求自己主导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以适应中国崛起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中国已经相继牵头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诸多国家(韩国、澳大利亚)和国家集团(东盟)建立了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等。此外，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话语权。通过这些新兴经济机制和制度的建立，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愿意更多承担维护全球经济安全的责任，这不仅将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也将通过积极的竞争关系提升现存多边制度(多边发展银行)的效率。它们更多被认为是对现存秩序的有力补充，而非挑战。(29) 3.政治规范领域 中国在安全领域的首要政治规范是其所积极倡导的多边主义，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主导并参与设计诸多多边性质的机制和制度方面，更表现为中国所提倡的一系列有利于维护地区合作与稳定的价值和规范理念。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在2014年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和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分别深入阐述了“亚洲安全观”和“命运共同体”两个新时期中国大力倡导的安全规范理念。这些理念清楚地向全世界传递了崛起中的中国是如何看待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诸如“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安全应该是包容的”等。(30)此外，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行为框架，即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31)中国所提出的这些政治价值规范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在地区安全建设和繁荣稳定方面已经开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表明中国的崛起绝非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担忧和畏惧之上。 4.经济规范领域 除了在政治规范领域有所建树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还体现在其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创造的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中国模式”，有西方学者把它概念化成“北京共识”。(32)与以往被奉为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capitalist fundamentalism(33))的“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模式”所蕴涵的价值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强调独立探索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性。其二，打破西方式“民主与发展”的必然联系，强调“治理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始终认为，一国如果想要本国经济能够长久繁荣，先要确保经济的稳定与安全，这主要体现在一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层面。其三，表现为“中国模式”的非外向性，即中国绝无向外输出发展模式的诉求和野心。(34)与西方传统的自由放任模式所带来的周期性危机不同，中国始终强调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不忽视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正是坚持这一经济治理规范，才使得中国不仅有效维护了本国的经济安全，更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时，起到了稳定和重振世界经济的关键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在同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进行贸易、援助和投资等对外经济行为过程中也创造性地构建了诸多经济规范理念，例如“不干涉原则”“发展优先原则”等，这些独特方式和理念大大促进了全球治理的规范多样化趋势。(35)以上内容说明中国的崛起对于完善和丰富当今全球安全治理的价值规范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塑造 作者对于上述中国崛起对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嵌入式影响的论证，其主要目的并非要论证中国的崛起将要取代现行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极大地得益于该体系。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制度性和规范性的外溢效应，是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或“非主观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些影响不仅不会推翻现行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而是进一步推动其朝着更加具有多边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基于中国强大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将由规则追随者(rule-follower)逐渐转变为规则制定者(rule-maker)，由被动参与者逐渐转变为主动塑造者。这一转变趋势可以从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实践中觅得大量佐证。对此，本文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该趋势进行分析与解读。 1.组织制度和价值规范：灵活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后冷战时代出现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已经多次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要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并更多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中国正不断探索并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并与中国的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36)中国开始不断认识到将其国家利益与普遍流行的全球惯例相结合的价值和重要性，中国逐渐意识到通过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可以帮助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一旦某些特定的干涉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将更倾向于支持该行动，而不是把自己摆在“蓄意阻挠者”的位置上。(37)对于中国在维和问题上行为变化的解释，可以归因于新的“边界侵犯”(boundary-transgressing)规范结构和跨国身份构成的显著加强和增长，这些因素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思考有关平衡主权和干涉问题的方式。(38)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而是在不违背其原则性的基础上，增加其灵活性以实现其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承诺，同时又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传统干涉手段。中国在判断其政策定位时，同样十分关注地区行为体的态度。与欧洲国家常常强调“遵从原则”(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的规范干涉不同，中国更倾向于由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区域内行为体把握解决地区冲突的主导权。(39) 此外，中国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丰富和修改，具体可以依据两个层面。实践层面，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由于通讯科技、信息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不同地区的安全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可以在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够及时介入制止发生在某国的安全性事件，则该事件的负面效应可能迅速波及其邻国、其所在地区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这就需要当事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协调协商，在保证该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由国际社会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积极介入以将安全事件(危机)的危害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理论层面，对于当今国际社会中流行的有关干涉或是介入的理论和学说，大多数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利益或是历史经验而提出的，往往具有其主观目的性。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大国，应该积极参与有关干涉/介入的最新讨论，努力对传统的西方主导的干涉/介入理论和原则进行平衡和影响，使之能够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40) 2.全球“安全”概念的转变：“关系安全”原则(relational security) 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进行观察，中国自古以来便坚持“不明显的国家利益”(nonapparent national interests)，即那些长期的需要通过稳定关系培养才可能产生和获取的国家利益。这种关系的培养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仅仅关注对于明显的国家利益的计算，而是着重强调稳定的关系对于维系自身长远利益最具有的重要作用。(41) 与西方国家特别强调“恰当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不同，中国更加注重“关系逻辑”(logic of relationship)的重要性。中国的“关系逻辑”认为，正常的关系不是基于对称的伙伴关系或是平等的交换关系，而是需要一种互惠关系的存在。(42)这种“关系逻辑”的关键在于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规范不再仅仅是那些被西方主导国家定义的所谓“权利和义务”，而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多数国家逐渐接受的那些“行为标准”。(43)相对于西方主导的“恰当逻辑”，“关系逻辑”更有利于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构建社会化效应，而且有利于促进早期集体行为的发展。(44) 西方的治理模式更倾向于以规则为基础。欧洲是由诸多个体社会组成的，并且具有长期操作约束性安排的历史经验，因此，欧洲更易于通过正式的规则和合同进行(安全)治理，其中欧盟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较而言，东亚地区(中国)更加突出关系要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东亚是由诸多提倡公有的社会所组成，并且在不完全排除规则治理的同时，更加强调关系治理的重要性。(45) 3.全球安全的根基：“发展优先”原则 西方国家在干涉/介入时更强调在当事国进行制度的建立，例如民主、法律系统以及有效和透明的治理体系。反观中国，其更加重视当事国的经济发展，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济政策的整套措施以及投资。相较而言，前者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制裁甚至是军事干预来强迫冲突双方遵从解决方案。相反，中国则更多关切经济发展在冲突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更多地是通过积极发展当地的教育、医院和道路建设来促使接受国改善其治理水平。(46) 随着西方式干预越来越无法有效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中国倡导的“发展优先”原则则为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奠定全球安全根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项。长远来看，从发展经济入手，可以使得东道国更好地消除贫困、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问题的生存土壤，达到持久的治理效果。 四 结语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崛起，并且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已经崭露头角、有所贡献。这些国家不再仅仅是全球安全治理领域被动的跟随者和接受者，而是已经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基于此，全球安全治理结构已经开始由“单独由西方主导”向由“南北方共同主导”的方向转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国将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将不仅决定中国在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而且也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次转型的最终形态。换言之，这次转型乃是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有利时机，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能否把握住这次数十年来基于自身发展沉淀的机会，将关系到未来全球安全治理的格局能否更加有利于“南北合作”的发展、更加名副其实地具有“全球”意义上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的评论及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承担。“全球治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作者加入“安全”，即全球安全治理，目的是直接点到全球秩序和安全的政治、经济的架构和制度以及相应的规范、价值。 [收稿日期：2015-11-15] [修回日期：2016-01-06] 注释： ①乔治·凯南是二战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负责人。上述引用源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书Staff/23(1948年)。完整文本于1976年发表在《美国外交关系1948》，第一卷，第2期，pp.509-529，https://en.wikisource.org/wiki/Memo_PPS23_by_George_Kennan。 ②Li Xing,"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of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Vol.7,No.3(July 2014),pp.343-362. ③李形、彭博：《美国应为欧洲难民潮买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5日。 ④陈东晓：《美国国际体系观的演变及其内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5页。 ⑤Li Xing,"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of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Vol.7,No.3,(2014),pp.343-362. ⑥George F.Kenan(X),"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Vol.25,No.4(1947),pp.566-582. ⑦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⑧David Reynol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⑨王缉思：《美国靠什么维持自己强大》，2015年7月15日，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gaojian/special/wjsmghygrymxm/。 ⑩G.John Ikenberry,"State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gain:America's Ambivalent Economic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1)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9-16页。 (12)Li Xing,"From the WTO to the NMD:America's Dual Strategies to Permanent Preeminence,"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Vol.3,No.2(December 2001),pp.45-67. (13)John Steinbruner,Principles of Glob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 (14)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New York:Basic Books,2004. (15)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Vintage,1998. (16)Christopher Layne,"The Waning of U.S.Hegemony-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1(Summer2009),pp.147-172. (17)Charles Go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Vol.28,No.5(May 2000),pp.789-804. (18)Li Xing,"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of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Vol.7,No.3(2014),pp.343-362. (19)庞中英：《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42页。 (20)Craig Murphy and Kevin N.Gray,"Introduction:Rising Power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4,No.2(2013),pp.183-193. (21)Eurodad,"World Bank and IMF Conditionality:A Development Injustice," Eurodad Report,June 2006,pp.1-32. (22)《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受挫》，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04/12857820_0.shtml。 (23)李形、彭博：《美国应为欧洲难民潮买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5日。 (24)Charles Go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Vol.28,No.5(May 2000),pp.789-804. (25)Li Xing,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Farnham:Ashgate,2010. (26)习近平：《中美应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09/22/content_21952796.htm。 (27)Zhang Guihong and Feng Yuqiao,"China's UN Diplomacy:1971-2011," Strategic Analysis,Vol.35,No.6(2011),pp.973-981. (28)Lin Hongyu and Li Xing,"G20 and C2:Sino-US Relations as a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Game?" in Li Xing,ed.,The BRICS and Beyon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Famham,England:Ashgate,2014,pp.111-128. (29)David Dollar:"China's Ris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The AIIB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Brookings,November 3,2015,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5/07/china-regional-global-power-dollar. (30)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1/c_1110796357.htm。 (31)习近平：《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28/7166282.shtml。 (32)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33)Li Xing,"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between Econocentric Capitalism and Logocentric Radic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Vol.3,No.1(January 2015),pp.71-97. (34)金波：《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载陶坚、林宏宇主编：《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8页。 (35)李形、彭博：《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软实力话语》，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5日。 (36)张忠祥：《试析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15页。 (37)Chin-Hao Huang,"Principles and Praxis of China'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Vol.18,No.3(June 2011),pp.257-270. (38)Chin-Hao Huang,"From Strategic Adjustment to Normative Learning? Understanding China's Peacekeeping Efforts in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17(2013),pp.248-271. (39)David Kerr and Yanzhuo Xu,"Europe,China and Security Governance:is there Evidence or Normative Convergence?" Asia Europe Journal,Vol.12,No.1(March 2014),pp.79-93. (40)王逸舟：《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5-6页。 (41)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Harmonious Intervention:China's Re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Farnham:Ashgate,2014,p.6. (42)Brantly Womack,"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in Nathalie Tocci,ed.,Who I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Global Partners,Brussels:CEPS,2008,pp.265-300. (43)Yan Xuetong,"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3(Autumn 2011),pp.233-264. (44)Emilian Kavalski,"Chinese Normativ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Realtional Governance of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in Li Xing and Osman Farah,eds.,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urrey,UK:Ashgate Publisher,2013. (45)Qin Yaqing,"Rule,Rules and Relations: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2(Summer 2011),pp.117-145. (46)David Kerr and Yanzhuo Xu,"Europe,China and Security Governance:is there Evidence or Normative Convergence?" Asia Europe Journal,Vol.12,No.1-2(2014),pp.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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