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刚[1]2004年在《独立后印度与中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7年8月以来，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坎坷、起伏不定的艰难历程，探究印度发展与中东关系的政策、历程、本质、特征及其规律，科学地预测印度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前景，填补我国在印度与中东关系研究领域的空白，以资作为中国发展与印度和中东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参考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47年8月以来，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1)尼赫鲁时期(1947年8月～1966年1月)：尼赫鲁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制定了印度的中东政策，并被以后印度历任政府所继承。其主要内容有：亲阿拉伯反以色列政策、不结盟政策、支持中东国家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主义斗争、积极开展政治合作解决国际争端、争取中东国家在南亚事务中对印度的支持等。(2)英·甘地时期(1966年1月～1977年3月)：英·甘地政府在继承了尼赫鲁的亲阿拉伯和反以色列、不结盟、反帝反殖政策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了经济外交政策，提出了印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加强与中东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主张按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的242和338号决议解决阿以冲突。(3)人民党政府时期(1977年3月～1980年1月)：人民党政府邀请以色列外长秘密访问印度，但由于国家利益远远高于党派利益，印度与以色列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人民党继续奉行亲阿反以政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片面媾和，主张全面、公正地解决阿以问题，赋予不结盟以“不干预”的新内容，在此基础上承认伊朗和阿富汗新政权。(4)80年代的不结盟时期(1980年1月～1989年12月)：英·甘地第二次执政和拉·甘地政府执政时期，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中心，借助不结盟运动作为印度开展中东外交的平台，谋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在阿富汗问题上为苏联辩护，也严重损害了印度和不结盟运动的形象。(5)90年代以来的平衡外交时期(1990年至今)：自从纳拉辛哈·拉奥执政以来的历届政府，根据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印度的中东政策作了调整，在阿拉伯一以色列之间奉行平衡政策，反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及其伊斯兰国际组织干预印度内政，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联合中东国家反对恐怖主义，加强与伊朗、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全面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加速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印度中东外交特点可以概括为“平衡外交”。 回顾1947年以来印度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中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为实现“亚洲中心”地区战略目标和有声有色大国全球战略总目标服务。自贾·尼赫鲁总理执政以来，印度历届政府中东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相同，这就是:(1)实现“亚洲中心”地区战略目标是印度中东外交的首要目标。(2)保证印度进口石油的供应和占领巨大的中东市场是印度中东外交的经济目标。(3)争取在南亚事务中对印度立场的支持是印度中东外交的现实目标。在印巴战争、克什米尔争端以及中印边界战争等与印度有关的南亚事务中，谋求中东国家的支持，承认印度主导南亚事务的霸主地位，是印度中东外交的现实目标。 (4)保障印度在中东的陆路和水路贸易通道畅通是印度中东外交的安全战略目标。(5)为印度的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超级大国在中东和印度洋的争夺、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越境恐怖主义的猖撅等等都对印度的安全带来隐患，因此，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地区大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和平解决中东地区的局部冲突，共同维护中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和平与稳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为印度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和平环境，就成为印度中东外交的基本目标。 印度独立后历届政府发展与中东关系主要奉行下述政策和原则:(1)亲阿反以是印度对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基本政策.在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中，贾·尼赫鲁总理制订了印度的亲阿拉伯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以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2)不结盟是印度处理与中东关系的根本原则。印度通过不结盟政策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独立自主地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对中东事务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为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对外战略目标，采取相应的对策.(3)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保证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是印度中东政策的立足点。由于中东的战略地位、石油资源、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等关系到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发展与中东的友好关系，谋求和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是印度中东外交政策的立足点。(4)扮演“有声有色”大国角色是印度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印度积极参与中东冲突的调解、斡旋，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中东争端的各种建议和方案，争当第叁世界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国际代言人，努力实现“亚洲中心”地区战略目标和全球大国目标，成为印度中东政策的核心。 (5)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印度中东政策的基本方针。60年代中期起，印度政府更加强调?
冯璐璐[2]2006年在《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文中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现代化既具有国家或者地区性的特点，也表现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之间的互动。因此，一方面需要对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研究中东经济现代化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走势。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传统发展模式为不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中东工业化模式大体应归于资本主义不完全市场经济工业化模式：其贸易模式则表现为四个“大于”，即进口大于出口，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于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地区以外的贸易大于地区内部的贸易，工、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以及技术含量低下的制成品的进出口大于技术产品和技术本身的进出口。中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则带有政治主导性、内部封闭性、逐强趋欧性、盲目照搬性的特点。二战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东经济现代化存在着经济关系的外源性与依赖性、生产结构的单一性与脆弱性、发展节奏的突发性与波动性、工业分布的条块性与偏斜性等特点。对中东经济现代化传统发展模式及其依附性的特点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技术上的缺陷、石油、战争、民族主义、国家干预和伊斯兰教等。 全球化时代的演变与定型、中东经济现代化传统发展模式的形成均与它之前的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历史上，中东地区的国际经济交往经历了早期接触性的经济交往——扩张性的国际经济交往——以欧洲人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欧洲人绝对控制下的不平等性国际经济交往——逐渐面向世界的全方位性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的影响和自身改革的努力下，中东经济现代化呈现出七个新特点，即基本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体系，私有经济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明显加强，确立起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进程获得进一步发展，经济现代化中部分主权让渡，经济现代化的劳动力来源多样化，世俗文化在经济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突出。其总的态势是正进一步打破自我封闭的枷锁和对由中心——外围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抵触，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内向走向外向、由对西方国家被动的依附走向“自主”性的依附。 尽管中东的工业化程度较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以色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少数国家已经跻身于中等或初等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东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中充满着风险和阻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从国际经济秩序和环境以及中东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来看，全球化对中东则更多的
王文俊[3]2016年在《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南亚是一个具有深厚多元宗教文化特点的地区。在东南亚现存的诸多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信仰人数也最多。从全球伊斯兰教分布的版图来看,东南亚地区在地理意义上属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尽管在地缘上与中东相距较远,但从伊斯兰教传入至今,东南亚地区就一直受到来自伊斯兰教中心—中东地区的影响。在两地以宗教为主要纽带的交往史中,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文明体系和价值观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将打破东南亚区域内部的文化地理藩篱,基于历史学、民族学、国际政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世界体系”中的“伊斯兰体系”及“宗教文化圈”视角出发,以东南亚和中东两地之间伊斯兰教交往史的时间为线索,来研究探讨一种处于普遍联系且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官方、民间、甚至是宗教极端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项研究的初衷,旨在使我们更全面和更深入地了解作为世界性叁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整体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考察伊斯兰世界传统中心地带对其边缘地带的影响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进而考察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发展特征和趋势。立足于宗教关系和宗教文化关系史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炼出当代东南亚与中东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纽带而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分析其呈现出的普遍性规律、总体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围绕主题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为绪论,主体部分包括五个章节,最后一个部分为结语。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并对与此选题相关的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界定和相应说明。文章的主体为第一章至第五章。作为背景,第一章简要概述了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历史源流及其与中东的早期联系。其内容以伊斯兰教的起源、伊斯兰教的特点及伊斯兰教的传播为主,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的简史和早期传播的特点,并概述了西方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与中东的关系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人民殖民抗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简述西方殖民统治时代基督教文明的兴盛与伊斯兰文明的式微后,本文考察了东南亚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所做出的回应,以及该时期中东反殖民主义新思潮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第二章以二战后东南亚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为基础,集中论述了同为亚非民族独立浪潮中的中东和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重点分析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民族主义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伊斯兰教在上述国家民族独立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始终不能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发挥了作用。并分析了在这一时期两地伊斯兰教关系中的官方联系和民间联系。第叁章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高涨,现代化进程中的东南亚伊斯兰社会面对来自中东伊斯兰思潮的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也在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论文以马来西亚为例分析了东南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影响。第四章则根据逻辑时序,以“9·11”事件为背景,集中论述东南亚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基地组织”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并使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及缅甸西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别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和论述。第五章论述了“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东南亚与中东的关系。以“阿拉伯之春”的序幕和蔓延为出发点,分析了“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阿拉伯之春”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在此之后,论述了“伊斯兰国”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及对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所带来的挑战。论文最后部分为结语,对东南亚与中东伊斯兰教关系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总结,并预测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归纳出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对当今国际社会秩序构建的启示。
陈柯旭[4]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石志宏[5]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王宝龙[6]2018年在《21世纪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层面,本文的研究则指向另一个对俄罗斯而言意义重大但却较少为学界所重视的方面,那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稳步推进且影响重大的中东能源外交。与针对独联体、欧洲、东北亚等能源进口国实施的以能源作为谋求政治利益外交工具的传统能源外交不同,俄罗斯的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是以外交手段来谋取广泛的能源安全利益,其中包括通过多边机制谋求国际市场能源的“合理高价”,通过双边合作增强国家企业实力,以及通过油气管道政治博弈来维护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俄罗斯这一系列的能源外交实践,也在客观上提升了它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本文在探讨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把俄罗斯的中东能源外交概括为多边、双边两个合作机制以及油气管道政治博弈等叁个层面,并以此为框架系统分析了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所发挥的日益显着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欧佩克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的多边机制,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和维护自身市场份额;并通过双边能源合作,来增加本国能源企业的油气储备和输出能源服务;同时通过油气管道政治博弈,维护其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尽可能排斥来自中东的竞争者。在结构上,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章论述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驱动机制、理论内涵以及传统的实施对象;第二章探讨了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目的、手段以及各种阶段性特点;第叁章分析了俄罗斯在欧佩克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这两个多边框架下展开的中东能源外交;第四章选取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作为案例,分别论述了俄罗斯与这叁个国家的双边能源合作状况和水平;第五章从油气管道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推进“土耳其流”管道建设以及通过介入叙利亚冲突来影响中东天然气流动方向的战略;第六章总结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成就、影响和制约因素,并对其前景作出展望。论文通过系统的分析,认为俄罗斯新世纪以来的中东能源外交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在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以及加强其能源大国地位的同时,还促进了对外军火输出,巩固了与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其在中东的存在地位,从而实现了能够对未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较为深远影响的目的。本文的研究,对于研判未来世界能源形势的发展以及中东政治格局的走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能源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以及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惠男[7]2016年在《印度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7年-2014年）》文中提出南亚和中东这两个地区在现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印度和以色列分别是南亚和中东地区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国家。自1947年8月印度独立以来,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不定的艰难历程,彼此的外交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因此,研究印度和以色列两国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印度为主要视角,印以关系发展的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顺序,分析了印以关系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从印度与以色列交往的重大历史事件出发,探寻影响印以关系发展的因素。本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将印以关系发展分为叁个阶段:冷淡时期(1947年-1964年),恶化时期(1964年-1984年),改善时期(1984年-2014年)。在冷淡时期,尼赫鲁沿袭了圣雄甘地的中东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和巴基斯坦的双重压力下,印度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拒绝以色列参加万隆会议、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坚定的支持埃及,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不过,印度于1950年承认了以色列建国。同时,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面对军事上的失败和埃及的背弃,印度也寻求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这一时期,印以关系正常化被搁置,但两国在某些领域仍然保持一些往来。1964年尼赫鲁去世尤其是1966年英迪拉·甘地上台后,两国的关系走向冰点。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20多年间,受冷战及亲阿拉伯外交政策的影响,印度对以色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然而,这种亲阿反以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阿拉伯国家满意的回应,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选择支持巴基斯坦,即便如此,印度仍然表示理解阿拉伯国家的态度,除此之外,还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医疗援助。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印美关系的改善及印以两国在经济改革、防务需求、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地缘战略利益的趋同等因素的影响下,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防务等领域也开展了日益密切的合作。当前,两国关系中仍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政治方面,中东政局的动荡以及阿以和解进程缓慢,为印以关系的发展埋下隐患;经济方面,印度对海湾地区产油国的依赖加剧使印度偏向阿拉伯国家;思想方面,传统的亲阿反以思想根深蒂固,一些人在反帝国主义的框架内生活了几十年,无法适应新的现实。印度认识到并承认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尽管如此,印以彼此有很强烈的合作需求并且在短时间内不会减弱,所以两国的战略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师学伟[8]2013年在《21世纪初印度亚太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初的十年，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舞台最具活力和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世界各国对亚太地区的局势与格局变革尤为关注。作为新兴大国，印度也对亚太地区也给予了更多关注，将其未来的战略志向同亚太地区紧密相连。在大国理念的指引下，印度不断推进与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和多边组织的全面关系，努力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试图成为该地区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大国。本文试图对21世纪初印度的亚太战略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本文认为，印度亚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其长期恪守的大国理念，而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亚太地区始终未完全脱离印度的战略视野。21世纪初，印度的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威慑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再加上深厚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具有了向外部世界拓展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这是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前提条件。亚太地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成为了印度亚太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外部因素。印度的亚太战略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全面性的战略部署，其蕴含印度在亚太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通过对印度亚太战略目标、手段、影响和挑战的分析,可以判定未来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姿态。其中，印度在亚太的战略目标具有多重性，包括实现经济崛起、战略自治、权力平衡以及海权等等。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手段包括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双边外交以亚太大国为主导，同时兼顾较小国家，多边外交以亚太主要多边组织为主线，同时关注较为边缘的多边组织诸如太平洋岛国论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互结合使得印度在地区事务中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印度亚太战略实施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和构成；其二是提升了本国实力，扩大了在亚太的影响力；其叁是为印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其四是促使中国的周边局势更加复杂。本文还认为，印度亚太战略实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印度国家内部以及印度周边地区。印度动荡的国内局势、各个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都会迫使印度调整战略目标和转移战略资源。对于未来印度在亚太的姿态，本文认为一个倡导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印度能更多受到亚太国家的欢迎和认可。最后，本文认为，印度的亚太战略是其世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亚太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平衡外交。这项原则将贯穿印度亚太战略的始终，直到印度成为真正的亚太大国和全球大国。
王术森[9]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四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总体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自提出以来,中国新安全观历经叁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逐渐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形成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出发,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基础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二、叁章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本章第一节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国家安全观做了简要梳理,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演变的叁个阶段;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与完善;第叁节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然后,第五章对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指导意义做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合作安全”的概念,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为例,分析了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安全合作的理论。最后,第六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第二,区分“可合作安全”和“不可合作安全”,提高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很多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看得过重,也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其次,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思路:第一,“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要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差异很大,要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第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第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外,在具体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要加强对沿线地区安全形势的研判,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第叁,充分利用现有科技合作的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第四,要特别重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田馨文[10]2012年在《印度与以色列关系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曾经都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印度认为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建国理念与实践方式与自己的大相径庭,因为他们不仅借助帝国主义为其服务,而且不顾及现实,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和阿拉伯人的权益。所以整个冷战期间,在道义外交以及国家利益的驱动之下,印度中东外交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印度方面看,自从90年代,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印度外交政策新的指导思想,在处理对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印度认为与以色列建交能够更好地参与巴以和平进程,通过外交渠道向以色列施压,从而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建交有利于印度军事现代化,印度可以从以色列购买先进武器及利用以色列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与以色列在反恐方面进行合作,因为以色列拥有丰富的反恐经验；与以色列建交还可借鉴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吸引全世界犹太人对印度投资；美国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的促使下最终在1992年1月29日,走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印度与以色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2003年,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印度,两国关系迎来一个高潮,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政治领域,双边互信不断提升,高层互访不断,在军事领域,发展尤为迅速,以色列已成为印度最大军火供应商,印度也是以色列军火的主要买家,同时双方合作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更是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反恐领域,双方建立起不同级别的委员会,就反恐问题进行定期磋商,还经常交换一些反恐情报,同时,以色列还向印度派遣反恐专家小组,帮印训练安全部队,建立反恐特种小组及建立情报网络；经贸领域,双边贸易额逐年稳步增长,除了传统的钻石贸易,双方在软件、通信、医疗设备、生物技术、制药、机械及化工等高科技领域也开始密切合作。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势必会对中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印以关系的发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鉴于两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以及需求,特别是两国在军事以及反恐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继续推进战略合作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参考文献：
[1]. 独立后印度与中东关系研究[D]. 赵兴刚. 西北大学. 2004
[2].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D]. 冯璐璐. 西北大学. 2006
[3]. 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D]. 王文俊. 云南大学. 2016
[4].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6]. 21世纪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研究[D]. 王宝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7]. 印度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7年-2014年）[D]. 冯惠男.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8]. 21世纪初印度亚太战略研究[D]. 师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9].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D]. 王术森. 兰州大学. 2018
[10]. 印度与以色列关系探析[D]. 田馨文. 云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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