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社会问题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学戏剧，只知有“正剧”、“悲剧”、“喜剧”之分，进而又听到什么“家庭伦理剧”、“讽刺剧”、“情感剧”、“都市情景剧”等等，名目繁多。因何得名，未深究，谓“一知半解”或“不知不解”。
不知何人、何时提出“社会问题剧”。初期对这一冠名，似有褒有贬，每个人皆各执其词。随着多元化成共识，“社会问题剧”逐渐成为“贬义”。如对“社会问题剧”，“观众越来越不满足”，“观众不满足‘社会问题剧’对‘四人帮’浅层次的揭露与批判，希望看到有深层次的剧作和演出”，“社会问题剧带来了负面影响”等等。总之，“社会问题剧”无功有过，不可取。80年代，曹禺先生曾提出：对“社会问题剧”模式化、简单化表示忧虑：从一个问题写起，设置人物、结构戏剧故事。因之简单化。似乎对“社会问题剧”这一概念也未全盘否定。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剧”，是指那些创作与演出关注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矛盾、冲突，发生在不同环境与时间的各种人和事。有同志明确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轰动相当一段时间的舞台话剧皆属于“社会问题剧”。甚至责难80年代中期逐渐出现的话剧“危机”、观众萎缩，皆因此类话剧之过，而不是其它。
令我久思不得其解的是就中国话剧而言，这样一个舶来品，在泱泱大国得以最终得到观众认可，成为全国性的剧种，走过了百年，恰恰是因为它时刻关注着时代，反映着时代尖锐而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所致。
我确实想不出，那些有人看、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的剧作和演出，有哪一部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反映着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剧作家创作的历史题材剧作、引进的国外优秀经典剧目又有哪一出不触及历史的、具体的社会问题呢？
纵观百年的话剧发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12·9”学生运动到抗日烽火燃起，无论是解放区的戏剧创作、演出，还是大后方的蓬勃的戏剧活动，再到新中国建立，新社会的诞生与建设，话剧正是以她自身的强项，与时代同步，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积极、热情地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她才得以发展、壮大、繁荣。相反，当我们离开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一时间“探索”、“实验”乃至“拾人牙慧，进而遭到观众之诟病，才是失落观众，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这是教训。
我们还可举例说明。以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雷雨》、《日出》为例。窃以为恰恰是曹禺先生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厚的人文关怀，犀利而深刻地反映了该时代的尖锐矛盾、激烈冲突的社会问题，从而才有人看、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时至今日仍久演不衰。
《雷雨》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就令人深思。一个是阴沉、郁闷、时常“闹鬼”的周公馆。一个是低矮、潮湿、蚊虫叮咬的贫民区——鲁贵的家。两个“规定情景”已经折射出该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现实。再从人物关系上进一步分析，更可看出作家倾向关注复杂的社会矛盾之症结。
道貌岸然、内心鬼魅的周朴园与鲁侍萍、繁猗、周萍、周冲、鲁大海等人的纠葛、矛盾冲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折射着、浓缩着该社会错综复杂的悲剧时代，而决非“家庭悲剧”所能概括。
再如《日出》，亦是两个地点，一为豪华龌龊的大宾馆，一为社会底层、黑暗罪恶的妓馆。从这两处故事发生地，观众就在不同的空间、时间看透了这个社会的黑暗、不公、压抑乃至罪恶的社会层面。而不出场的金八和出场的潘四，以及他们的打手黑三，赤裸裸地告诉了人们那个社会的主宰者的丑恶。而陈竹君（白露）从无邪到堕落直到服毒自杀，翠喜的血泪控诉，小东西的以死抗争，无一不是在对那个丑恶社会的揭露与控诉。正是这些血泪的控诉与抗争，观众才从中感受到旧社会的可恶，也才引起观众共鸣。
再比如，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茶馆》，不也是深刻而动情地在反映着社会问题吗？早期田汉同志、夏衍同志，乃至郭沫若等所写的历史题材剧，有哪一出不是在紧紧地心系社会问题？至于抗战时期，解放区也好，大后方也好，所创演的、得到观众赞许的，又有哪一出不反映社会问题。再往前追索，易卜生的《娜拉》、小仲马的《茶花女》，直到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又有哪一出不反映着尖锐的社会问题，人间复杂、纷繁的人际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矛盾？
据此，我不知道那些贬斥“社会问题剧”的观点的内涵所指，定义何在？
在提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宽松大环境下，出现贬斥“社会问题剧”的杂音令人费解。我们不能忘记，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大环境中，尚需在“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引领下，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推进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窃以为：关注社会问题的原创剧目，恰恰是我们要大力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之强力一翼。丢弃它，将势必走向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之歧途。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教训，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不能等闲视之。
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另一个令人费解的情况。恰是在贬斥“社会问题剧”的杂音中，且主张：在编创或改编历史题材剧时，一定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什么？从许多作品看，不外乎是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例如：“反腐倡廉”、“亲政为民”、“团结和谐”、“关注平民”、“强国富民”等等。这一切，哪一个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古喻今”皆强调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为什么现代原创的剧作，反映社会问题，却遭贬斥？
这些并非咬文嚼字，实因这个“社会问题剧”的定义，将为我们的创作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因为一旦剧作家放弃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解读，势必走向“自我欣赏”，陷入“身边琐事”的狭小空间。
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话剧舞台出现的令人激动的情景。在广大观众中，对当时话剧舞台给与极大的褒奖，流传着：“一声惊雷（指《于无声处》）迎来了《曙光》，绽开了《报春花》，谱写了《丹心谱》，建立了《权与法》，快去《救救她》。”这样赞扬的口碑。在我参与演出的《报春花》中，我体验了从事表演工作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令我终生难忘的情景。观众在一段台词后，掌声雷动，在一段戏后，就大声喝彩，一个舞台行动会引起由衷笑声，全戏结束后，观众长时间鼓掌，不退场，我们几次谢幕不止。为何出现如此感人场面，窃以为：恰恰是这一时期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人们普遍关注，急切渴望看到、听到他们需要解开心中郁闷了好长时间，得不到明确回答的社会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不是通过文件、报告的内容，而是通过具有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舞台形象、引人爱看的戏剧故事和情节、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的舞台戏剧而获得的。
当然，这中间亦可能有个别的、少量的简单化之作，但决不是主流。认为这些所谓“社会问题剧”招致了话剧观众锐减，话剧走向低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科学判断和事实依据的。
事实是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文化消费多样化日益扩大，特别是电视的覆盖率的猛增，客观上对话剧舞台的冲击来势凶猛，话剧人思想准备不足，再加上出现的多方探索、实验，一时间话剧舞台出现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无法吸引观众的现象，使得话剧日趋下滑，甚至出现了上千人的剧场只有几十个人、乃至几个人的现象。客观的变化使得话剧界感到无所适从，而决不是所谓“社会问题剧”使然。
为“社会问题剧”正名，决非概念之争。而是涉及到话剧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如果不加分析地默认所谓“社会问题剧”之过，岂不要将话剧这一剧种有较强的时代意识，社会责任感的强势予以自我否定吗？
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娱乐”就是一切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口号的提出令人深思。如：当前我国是处在“娱乐的经济时代”或“娱乐的商品时代”，甚至有人提出“笑就是艺术”。先不讲这些提法是否科学，起码它是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的。有识之士一再提醒国人，我国当前远非太平盛世。我们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尚有不少的矛盾与困难，胡锦涛同志多次告诫国人：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是一大强项的话剧，理应学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坚决贯彻“三贴近”的原则，关注时代，踏着时代的步伐，科学地继承，勇敢地创新，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为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唱响时代的强音，让话剧舞台担负起“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