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致论文,经济论文,克兰福德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的出版造就了一个新名词——“克兰福德式习俗”(Cranfordism)，它被用来指称书中描绘的克兰福德镇典型特色的生活方式，包括对生活琐事的关心以及一些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的老式生活习惯和规矩。“克兰福德式习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
批评界对“雅致经济”的考证和解读众说纷纭，很多批评家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新词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对此解释得最详细也最有说服力的是特伦斯·莱特，他认为书中提到的“economy”这个词涉及三种概念：“与国家、银行以及商业有关的政治经济，①与家庭持家理财掌控收支有关的经济以及节俭意义上的经济。”②而最典型、最合理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则是詹姆斯·穆维希尔提出的，他认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使用“economy”这个词，取的是它更原始的意思，“指从操持家务到规范生活的所有一切”③。穆维希尔对“economy”一词意义的界定可以说准确而明晰，莱特对它的解释也周全而合理。批评界一般倾向于赞同穆维希尔的观点，认为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中“economy”一词意义涵盖的主要是与节俭有关的生活态度。然而，本文认为，如果我们打破《克兰福德镇》文本的封闭界限，将它放置到盖斯凯尔的社会批判视野中，会发现一个迄今为止仍被批评界忽视的理论角度：书中“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其实是对“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宏大叙事的戏仿式批判。盖斯凯尔不仅批判了新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的冲击，还反思了英国《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危机问题。
一、“雅致‘经济’”的戏仿式批判
“政治经济学”中的“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家政术”(Oikonomia)，其中“oikos”表示房子或家庭，“nomos”表示管理。它最初的基本含义指治家理财的方法，含有节约与管理等意思，后来被逐渐扩大到治理城邦与国家的意义范围，衍生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政治经济学来源于治家理财的“家政术”，但它关注的是国家经济秩序与统治宏观层面的国家银行体系、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等维系资本主义市场运转的大事，考虑问题的直接角度是从大局出发，而不是单个家庭和个体的利益。相比之下，盖斯凯尔笔下克兰福德镇女人们的“雅致经济”关注的都是居家生活中细微琐碎的小事。除了几乎所有女人都感兴趣的服饰、发型、聚会、闲聊、牌局、美食和茶点外，她们还在意那些克兰福德式的关怀，比如采集快要凋零的玫瑰叶做百花香囊送给家里没有花园的人，捎几小束薰衣草给城里人家点缀橱柜或者给行动不便的人用来熏香。她们的这些行为在外面世界的人看来都是一些琐碎和平凡的小事，根本无足轻重和不屑一顾。④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使用的“雅致‘经济’”是对“‘政治’经济”具有论战性质的隐射与模仿，她以滑稽和讽刺的语调戏仿式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代表了当时强势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冠冕堂皇的词汇。在《克兰福德镇》中，用于研究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转规律的国家“政治”被替换为女人们的个人“雅致”经营，成为她们为掩饰贫穷和吝惜琐碎物品的华丽外衣。通过克兰福德镇女人世界的“‘雅致’经济”对外面男人世界的“‘政治’经济”活动的戏仿，盖斯凯尔对后者做出了委婉却有效的批判。
盖斯凯尔本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她的父亲威廉·史蒂文森在英国财政部供职，1824至1825年间还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探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文章，题目就叫“政治经济学”。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精力充沛的盖斯凯尔在生活中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感兴趣，她至少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⑥盖斯凯尔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持抨击态度，她在自己1848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的序言中就用表面看似谦虚实则带有鄙夷的语气说道：“我压根就不懂什么政治经济学或者贸易理论，我只是试着真实地写作。如果我的描述和任何理论体系有重合或者冲突，纯属巧合。”⑦“纯属巧合”(unintentional)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的前言中，成为作者尽量避免笔墨官司的程式化托辞和策略。盖斯凯尔在这里其实是正话反说，以表达她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体系话语的抗拒立场。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玛丽·巴顿》出版后，这句接近套语的陈述竟然授人以柄，成为不少卫道士批评家攻击的靶子：他们在小说中找出详细例证来证明盖斯凯尔在诠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欠缺，进而质疑盖斯凯尔能否在小说中真实再现社会问题的能力。⑧
如果说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中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以招致非议和压力而收场，那么她在《克兰福德镇》中与之进行的第二次遭遇战所采取的策略则更加委婉，产生的效果也更加温和。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多处运用隐射和讽喻以表现她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所持政治经济政策立场的抗拒态度。在全书第一章开篇不久她就提到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最不愿提的字就是“钱”，因为“这个字眼透着商业和贸易的铜臭味”(Cranford：26-27)；而货币以及负责分配和交换的商品流通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素之一。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对支配外部世界(即书中的工业城镇德拉姆堡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采取刻意躲避的态度，她们用略显迂腐的“鸵鸟姿态”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不需要男人，因为“不需要在无谓的推理和争论上浪费口舌就可以决定所有的政治和文学问题……对穷人施以仁慈(这个基本不容争辩)以及在不幸中互相帮助、互相慰藉，在克兰福德镇有女人们就足够了”(Cranford：25)。此处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括号中的内容，它明显表达了叙述者的强烈不满与讽刺。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对穷人施以仁慈(济贫)这个社会问题的大论战。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主张大幅削减国家和社会救济穷人的力度，转而迫使穷人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马尔萨斯等人认为《济贫法》效率低下，达不到救助穷人的初衷，⑨外部救助机制无法根除贫穷，唯有靠穷人自己的道德约束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在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结束了自1601年开始由各教区负责的松散的穷人救济制度，代之以国家统一的行政干涉行为，同时提高享受救济待遇的门槛和大幅度削减救济的力度，引导和培训穷人自食其力。马尔萨斯等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治疗社会痼疾”的刚性理论，多少是以劳动阶层和贫苦人民的疾苦为代价，这种利用人性中对饥饿的恐惧来“规训”穷人的态度被形象地概括成“辘辘饥肠出德行”(starving the poor into moral restraint)⑩。
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隐射了政治经济学家这种冷酷的立场。它描写了大量聚会和攀谈的社交场合，女人们在这些场合上招待客人用的餐具都很精美，食物却很缺乏：“瓷器是精致的薄胎蛋壳瓷，银器是老式的，擦得铮亮；可吃的东西却少得可怜。”(Cranford：31)盖斯凯尔在这里运用对比的手法隐射了刚过去的“饥饿的40年代”。1839年英国遇到严重的经济萧条并且接连三年遭受灾荒，更糟糕的是，从1815年就制定和实施的《谷物法》(the Corn Laws)为保护国内粮食生产而限制谷物进口，导致粮食价格飙涨。(11)《谷物法》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维护的是土地贵族和托利党(保守党)人的利益。它对内抬高了食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对外导致他国提高英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因此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辉格党(自由党)人和自由贸易论者的激烈反对。这个让民众饱受饥饿的《谷物法》恰恰正是马尔萨斯当年以政治经济学的理由强烈呼吁英国政府颁布的。(12)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无情”政治经济学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盖斯凯尔也“和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因为她相信支配社会关系的不是盲目的市场力量，而是合乎道德的仁慈姿态”(13)。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开篇对克兰福德生活方式进行界定的时候采取了隐射的方式，声讨代表父权统治力量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政策以牺牲个体幸福来换取社会进步的做法，讽刺冷冰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穷人的无情。虽然盖斯凯尔可能对自由贸易以及海外殖民政策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14)但她与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反谷物法联盟”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人往来密切；(15)更重要的是，在《克兰福德镇》的文本世界里，最后将女主角马蒂拯救出经济窘迫境地的是她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哥哥彼得以及他从东方带回来的财富。彼得的回归不仅使马蒂摆脱了个人财务困境，还使整个女性社区摒弃以前的偏见和分歧，重塑团结的新女性社区(Cranford：174)。在这种意义上，开拓殖民地与自由贸易又是克兰福德镇的拯救力量。
《克兰福德镇》对当时政治经济权威话语的论战不仅体现在局部言语讽喻上，同样也体现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上。《克兰福德镇》最长的情节之一是马蒂投资的银行破产及其引起的系列事件。货币与金融体系是政治经济体制掌控经济秩序的核心部分，《克兰福德镇》将银行破产事件作为全书前后两部分叙事的转折点是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它象征着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经世济国愿望的失败。从1836年开始，英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连英格兰国家银行都险些破产，最后在法兰西银行的帮助下才摆脱窘境，许多乡村银行因破产无法支付储户存款，引发民众大规模的恐慌，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产生不满情绪。(16)到了《克兰福德镇》出版时的50年代初期，虽然英国经济已经步入繁荣时期，但30、40年代这段黑暗的记忆早已深入当时成年读者的心中。《克兰福德镇》对银行破产危机的描写在盖斯凯尔同时代的读者心里会引起共鸣，但是对已经脱离当时具体历史语境的当代读者来说，这一点似已失去其时的阅读效果。相反，如果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语境之外，用回溯的眼光来考察这段历史，当时英国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溃乱及其后的复苏似乎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自我调节和修复，而后者恰恰以当时主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圭臬。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也预测到了经济的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的循环与消长关系。(17)长期接触到政治经济学的盖斯凯尔对这一点自然不乏了解，可她仍然使用银行破产事件作为《克兰福德镇》的叙事核心驱动事件，显然意在以虚构叙事来控诉社会机制的失衡：作为精英阶层的政治经济学家为推动社会进步开出了治世药方，而为它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通大众。
二、“‘雅致’经济”的反讽式揭露
耐人寻味的是，《克兰福德镇》批判的锋芒一直都被忽视和掩盖，它常常被解读成美满和谐的田园牧歌；(18)也就是说盖斯凯尔所用的“雅致经济”最终并没能达到论战“政治经济”的效果。本文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盖斯凯尔对“雅致经济”这个概念使用戏仿式批判的同时，还使用了反讽这种意义更不确定的修辞手法。而且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是，盖斯凯尔同时在社会形态与性别政治两个维度展开反讽：既反讽克兰福德镇式田园生活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又反讽以集体力量形式反抗父权社会的女性社群本身。
约翰·切博认为盖斯凯尔的“雅致经济”一词可能源于1845年艾丽莎·阿克顿(Aliza Acton)的食谱《现代烹饪》(Modern Cookery)，其中有“雅致经济者的布丁”(elegant economist's pudding)这一条目。(19)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雅致经济者的布丁”指的是利用制作圣诞节布丁的剩料做出的布丁。(20)它以一个优雅和体面的名称掩盖了作为边角料的事实，与“挑选”的本意比较起来，这种“被挑剩”的“雅致”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雅致”(elegant)源于拉丁文“ēlegāns”表示精心挑选的意思，它最初在语气上具有某种责备的意味，表示在选择行为上过于讲究。在盖斯凯尔的“雅致经济”中，“雅致”已经脱离撷取精粹的本义，并不是表明在丰盛的物品中很讲究地精心挑选和占有，而是讽刺性地走到了对立面，成了保持体面的刻意做派和说辞，用来遮掩物品匮乏和使用剩料的尴尬境地，维系人物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体面。克兰福德镇女人们奉行的“‘雅致’经济”对应的是对针头线脑、纸张蜡烛和面包糖块之类生活物品过分节俭和吝惜到反常状态的怪癖心理。这种极端贫穷和饥饿年代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和50年代英国社会的繁荣景象是完全不相符的。(21)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克兰福德镇》发表前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它的文本与社会语境之间巨大裂缝所造成的反讽。在英国历史上，1851年代表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它揭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1851年5月1日到10月15日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历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除了展出当时各国工业和制造业最高水准和最新式的机器和新发明外，它还集中了引领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风尚的各式家居商品和装饰品。这次展览在英国商品消费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之后，奢靡的室内装修风格和夸张繁琐的家具摆设就在英国风行开来。展览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英国民众大开眼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展览会极大地满足了国民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虚荣心，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维多利亚人生活习俗中追求奢侈和炫耀的风气。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豪华的家居装饰、富丽精致的生活器皿以及优雅的美食。在经过精心摆设布置的家里举行聚会日益成为流行的社交方式，成为向外人展示和炫耀自己经济实力和审美品位的重要渠道。(22)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克兰福德镇》当年12月份在狄更斯的周刊《家常话》上开始连载了。
彼得·贝利指出，在维多利亚时期“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招待客人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尤其是以宴饮的形式，其越来越奢侈铺张的风气正是这个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标志，它已经背弃过去勤俭节约的传统”。(23)由此可以看到《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在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反讽意味。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因为普遍贫困而忌讳提到“钱”字，认为它“太庸俗”，这种对待金钱的“鸵鸟方式”和“酸葡萄心理”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应该会很有讽刺效果(Cranford：27)。维多利亚时期开始时，英国社会已经基本完成由早期资本主义向发达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型，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已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价值观。随着工业化的繁荣、消费文化的兴起和拜金主义的盛行，人们对体面(respectability)和贫穷的理解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已经成为纠缠社会的顽疾之一。实证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指出：“从幼时起，维多利亚人就被周围的言行给灌输了这种理念：财富和体面是同一件东西的正反两面。”(24)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无法改变自己贫穷的状况，她们对经济和商业一窍不通，所以唯有避讳提到金钱才能保持自己微薄的尊严。结合盖斯凯尔创作《克兰福德镇》前后的社会历史语境，读者在解读小说时对克兰福德生活方式——“雅致经济”的反讽式揭露意味就可以理解得更加深刻。
盖斯凯尔受邀为狄更斯的《家常话》写作时，她对自己作品潜在读者群的定位非常了解。《家常话》秉承了英国报刊业自18世纪以来“寓教于乐”的宗旨，是一本专门给中产阶级提供消遣并通过娱乐提供某种教化作用的杂志，它的目的读者群是城市(尤其是伦敦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盖斯凯尔在受邀写作《克兰福德镇》时将这一点充分考虑了进去，她将作品的受众设定为伦敦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士。于是，在第一章“我们的社会”这篇界定克兰福德式生活方式特性的章节中，玛丽·史密斯作为叙述者直接在几处地方公开向她的读者发话交谈，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用反讽的语调疏远自己作为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这在前面两章中最为明显。叙述者在开篇后即叙述克兰福德镇与时代落伍的一些行为举止，在讲述一位老姑娘撑一把几十年前的破烂红绸伞的故事时，她用讽刺和不屑一顾的语气突然向读者发问：“你们伦敦现在还用红绸伞吗？”(Cranford：26)言下之意是自己和读者一样，当然知道伦敦现在早就不用这种过时的红绸伞了。这种方法在前面两章里还出现了好几次。叙述者通过和受述者交流他们共同掌握的文化资本来获得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叙述者在这里跳出故事层面，在叙述话语的层面上直接和读者展开交流，其目的是邀请读者和自己一道从文本外部用屈尊和怜悯的眼光来看待故事中的人与事，这样可以大大加强故事层面的反讽揭露效果。问题是，叙述者和读者直接交流的方法固然可以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可是这样一来，同时也就疏远了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的距离，故事人物的滑稽行为会引起读者的优越感和屈尊姿态，无法对人物产生同情，更别提认同了。
“雅致经济”这个词汇在小说中出现是在第一章开始后不久，被引出来的缘由是介绍克兰福德镇的一些略显古怪的习俗，比如晚间招待客人时不能摆阔，在作品中是这样叙述的：
此外，如果晚上拿出什么贵重的东西——如吃的呀、喝的呀——招待客人还会被看作‘俗气’(在克兰福德镇这可是个可怕的字眼)。薄奶油面包片和松饼干就是尊贵的贾米逊夫人招待客人时端出来的全部；她可是已故的格伦米尔伯爵的弟媳，虽说她确实推行这种“雅致经济”(Cranford：27)。
叙述者在这段话里的反讽语气是相当明显的：其一，注意破折号所框起来的物品“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叙述者在表述这句话时故意将吃的、喝的与前面的句子隔离开来，潜台词是“别的东西都可以贵重，只有吃的喝的不能贵重”。这一点在后面的行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在书中多次出现的描述：“瓷器是精致的薄胎蛋壳瓷，银器是老式的，擦得铮亮；可吃的东西却少得可怜”(Cranford：31)；“瓷器是非常精致的，碟子是非常古朴的，面包和奶油是非常稀薄的，糖块也是非常细小的”(Cranford：96-97)。用先前富裕时代的精致银器、瓷器包装少得可怜的食物，以此掩饰经济上的窘态，借助“雅致经济”保有了昔日的体面。可以看出，叙述者在叙述进程中不断地重复、强调这个对比有着深刻的反讽式揭露意味。另外，在上面这段引文的最后，叙述者介绍贾米逊夫人的“雅致经济”时，还着重提到她的身份——“已故的格伦米尔伯爵的弟媳”，一个贵族家庭待客之道居然如此小气，叙事者的反讽就显得非常强烈。
叙述者对这种所谓“雅致经济”的反讽在第八章“尊敬的夫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那是贾米逊夫人邀请大家去她家做客时发生的故事。当时，叙述者看到贾米逊夫人招待客人的糖块实在太寒碜：
很明显，糖是贾米逊夫人最在意的“经济”。我现在怀疑那把金丝镶边、细得像剪刀一样的糖钳到底能不能打开夹起一块老老实实的、俗气的、像样大小的糖块。为了避免让人看见我老在糖罐里夹来夹去的，我就试着一次夹起两小块来，其中一块果然掉了，当的一声脆响，故意想让我出丑。(Cranford：97)
在这段话里有一个动词的时态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我怀疑”(I question)。这段话，甚至全章节都是用过去时叙述的，唯有“我怀疑”使用的是现在时。在这里叙述自我从话语层的背后跳了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就意味着这句话里的伦理价值判断是叙述者在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所做出的，而不是发生在故事中的经验自我身上。这表明玛丽·史密斯在多年后叙述这个故事时仍然带着愤懑情绪，她对“‘雅致’经济”的讽刺看法并没有改变。同时，她说“俗气的”糖块的时候明显是用反讽的语调，重复自己在前文中对“俗气”一词正话反说的价值判断。玛丽·史密斯将自己出丑一事归结于贾米逊夫人及其所代表的“雅致经济”。
盖斯凯尔对“雅致经济”的反讽式揭露不仅表现在贾米逊夫人身上，同时也对马蒂使用蜡烛方面体现出的“雅致”作出讽刺。马蒂经常吹灭蜡烛，就着壁炉的火光织毛衣，晚上喝茶也只点一支蜡烛；她为了节约蜡烛不惜摸黑，让玛丽·史密斯也跟着受罪，经常在晚上呆坐着，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她戏谑地称马蒂的这种做法使她被迫地度过“盲人的假期”(Cranford：63)。当然，盖斯凯尔在分别对贾米逊夫人和马蒂进行讽刺时所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贾米逊夫人是凌驾于叙述者所在的中产阶级女性阶层之上的贵族，很难得到她们的情感认同，所以用的是揭露式讽刺；而马蒂则是叙述者的好友与同侪，所以用的是戏谑式幽默。更为关键的是，克兰福德的女人们尽管各自都身体力行自己的“雅致经济”，可事实上她们根本就不懂经济，或者说她们用来操持家务和规范生活的这一理念本身存在着巨大的荒谬性。她们只关注居家生活节俭花钱的小事，对于经营与谋生挣钱的大事却一窍不通。对以马蒂为代表的这些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盼望独立却又没有能力实现独立，她们从小受的教育和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就是成为贤妻良母，对于谋生方面的知识则基本一窍不通。正如迪博拉·罗根所言，“经济或者其它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无法和体面共存，这是《克兰福德镇》这部小说的中心悖论”(25)。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被局限在家庭领域，究其原因还在于父权制社会体制中依据男女性别对立而对社会空间做出的分割。以马蒂为代表的女性在市场经济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局限性并非源于她们本身，而是源于用教育、礼仪和道德等方式压制她们的父权制社会。
三、“雅致经济”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雅致经济”这个词由“雅致”和“经济”两个语义成分组成。盖斯凯尔拆分了这两个语义单元并分别对之采取不同的修辞策略：对“经济”实行戏仿式批判；对“雅致”进行反讽式揭露。通过戏仿式批判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导向，“雅致‘经济’”就具备了前者的部分特质，这是它本身不应该有却讽刺性地直接占有的特性，因此就具有公开的论战性；而通过反讽式揭露“不‘雅致’的行为”(即过分节约以及自欺欺人的做派)，“‘雅致’经济”也具备了这一概念的部分特质，这是它本身该有的特质，却讽刺性地使它处于不在场的地位，因此便具有了隐蔽的论战性。这样一来，同一个概念就具备了向两个不同方向投射的意义领域，在同一层面上形成两股不同方向的离散力量。它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批判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极大地削弱了批判的锋芒，导致读者对“雅致经济”所代表的克兰福德式意识形态倾向既无法拒绝(因为戏仿式批判)也无法认同(因为反讽式揭露)。这样，在伦理价值判断维度就形成了双方力量相对动态平衡。盖斯凯尔在叙事进程的不同阶段将重心分别偏向这两股不同的离散力量，动态的平衡就立刻被打破，她便可以利用叙事距离的变化影响和引导读者在伦理价值上的判断。“雅致经济”这一理念同时具备的这两种离散的叙事力量使《克兰福德镇》在社会伦理维度出现含混和不确定性。
在利用戏仿式批判与反讽式揭露的力量调节故事中人物与读者之间距离的时候，叙述者在话语层面主要使用反讽式揭露，使之处于显性地位，而戏仿式批判则比较零散，且处于隐性地位。盖斯凯尔在使用反讽式揭露时大都配有趣闻轶事，形象具体且易于记忆；而戏仿式批判却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运作，抽象而隐晦。因此，它便导致戏仿式批判与反讽式揭露之间的力量出现失衡，重心偏向反讽式揭露一侧。读者在阅读《克兰福德镇》的过程中更多地感觉到叙述者对故事人物的温情反讽，而反讽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使人发笑。所以读者和批评界容易看到《克兰福德镇》描绘的乡村风俗喜剧色彩，而忽视盖斯凯尔在其中对现代化进程的多重反思。
《克兰福德镇》作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此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不断深化，《谷物法》也已经在1846年被废除了。此时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实力越来越壮大，自由贸易理论大行其道；而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土地贵族阶层逐渐失去实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长期以来由乡村土地贵族掌握的财富和权力加速转移到城市资产阶级手中，土地贵族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克兰福德镇》的贾米逊夫人来自于乡村贵族阶层，但是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变得拘谨而窘迫。因此，虽然贾米逊夫人招待客人的食物都上不了台面(Cranford：86)，但她仍然要故意当着别人的面夸耀自己家的狗喜欢吃贵重的奶油，而不喜欢吃牛奶(Cranford：97)；迫于食糖涨价(Cranford：96)，为了节俭家用只能端出小块的糖招待客人，但她仍然要配上一个金丝镶边的糖钳；自己家里只有蔬菜饼干招待客人，她便托辞不喜欢沾边贵重的果仁蛋糕，“觉得它有股肥皂味”。但是在巴克小姐家看到这种点心时，她却仍然要用贵族的做派，“带着沉思和娴静的表情吃了三大块”(Cranford：86)。与贾米逊夫人(贵族)以及马蒂小姐(中上层阶级)日益困窘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克小姐(商业资产阶级)财富的逐渐崛起。(26)巴克小姐的父亲曾是小职员，姐姐曾是贾米逊夫人的女仆，后来姐妹俩开了高档女帽店，积累了大量财产(Cranford：81)。克兰福德镇的土地贵族后裔、乡绅和小农场主阶层待客之道都是“雅致经济”，因此“饥饿”这个词在小说中不断被提及(Cranford：55，86，88，97)；只有在巴克小姐家才可以见到茶盘上“装满了丰盛的糕点”，餐桌上才有“扇贝形的生蚝、罐装的龙虾、果冻、白兰地泡杏仁饼干”。巴克小姐还特意拿出其他人见都没见过的樱桃白兰地酒，女客们都不好意思品尝，最后是贾米逊夫人带头被说服了，“迁就地”喝了一点点(Cranford：86-87)。
贵族和上层家庭受惠于封建恩荫制，继承人之外的其他贵族子嗣虽然没有继承权，但仍然可以分配到家传的精美器皿和首饰等财产。在土地贵族权力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他们的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紧缩家政开支。然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尊贵身份，争取象征权力，他们便运用一系列的社交和话语策略来维持自己的贵族形象；“雅致经济”管理家政的方法就是他们用来塑造象征权力的重要手段。贾米逊夫人等人用“雅致”的社交策略使自己的家政优雅化，用优雅的语言来掩盖拮据的经济状况，以此塑造贵族阶层的道德优势。实际上，在旁人看来，丧失经济实力的贵族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威严，连波尔小姐都敢对贵族夫人品头论足，用戏谑的语气说贾米逊夫人的弟媳妇格伦米尔夫人“穷得像约伯一样”(Cranford：90)。(27)在反映贾米逊夫人妯娌两个贵族家庭衰落的景象时，“雅致经济”不仅表达了对贵族生活方式的反讽，同时也隐隐折射出贵族阶层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没落时的凄凉身影。
《克兰福德镇》描写的是乡村中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生活，可是盖斯凯尔并没有完全将注意力局限在幽默的轶事和乡村生活的温情上，她在叙事进程中不断突破家庭话语的界限，在反讽贵族阶层用优雅语言维持自己象征权力的同时，引入公共话语对主流“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戏仿式批判，反思这些公共经济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克兰福德镇》展现了英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诸多社会矛盾。在“雅致经济”这个简约的概念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庞杂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互之间的冲突痕迹。“雅致经济”是一个充满生活细节的窗口，从中可以窥探到盖斯凯尔对英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复杂性的呈现与反思。
注释：
①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翻译“economy”的是日本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此术语很受争议，同时还与“经济学”、“理财学”混用。“economy”传入中国后出现众多译法，梁启超在1896年引进日本术语，开始使用“经济”一词；虽然受到严复等人“计学”、“佐治”的挑战，但它在民国初年以后成为国内标准译法。“economy”一词可译为“经济学”、“经济术”、“经济”、“家政”、“实惠”或“节俭”等，都与管理、方法有关。其中“经济”与“经济学”的双重含义仅为中文翻译时措辞之不同，为便于行文统一，本文对此不再作细致区别。关于“经济”一词中文译法演变渊源，详见冯天瑜《“经济”辨析》(上、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
②Terence Wright,Elizabeth Gaskell:"We are not angels"-Realism,Gender,Values,Houndmills:Macmillan,1995,p.129.
③James Mulvihill,"Economics of Living in Mrs.Gaskell's Cranford",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50.3(1995),p.343.
④详见Elizabeth Gaskell,Cranford and Selected Short Stori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1998，第38-39页。本文所有译文为笔者自译。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单词和引文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⑤See Lisa Niles,"Malthusian Menopause:Aging and Sexuality in Elizabeth Gaskell's Cranford",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3(2005),p.307.
⑥See Elizabeth Gaskell,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xxiii; See also Alison Chapman,Elizabeth Gaskell:Mary Barton,North and South,Cambridge:Icon Books Ltd.,1999,p.35.
⑦Elizabeth Gaskell,Mary Barton,p.4.
⑧与此相关的具体例证与相关争议，详见Angus Easson，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9，第22-23页。
⑨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滋生懒惰，不利于节制人口增长，还导致食物价格增高，实际工资水平降低的恶性循环。详见Martin Daunton，Wealth and Welfar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851-195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524页。
⑩Kenneth Smith，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London:Routledge,2006,p.293.
(11)《谷物法》的制定和施行当然也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说它的制定与废除一直都与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详见Cheryl Schonhardt-Bailey，From the Com Laws to Free Trade：Interests，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MIT Press，2006，第9页。
(12)与马尔萨斯不同，大卫·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
(13)Patsy Stoneman,Elizabeth Gaskel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6,p.45.
(14)See Elizabeth Gaskell,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pp.147-148,p.655.
(15)See Elizabeth Gaskell,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p.784,p.985.
(16)See Alan Horsman,The Victorian Novel,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276.
(17)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周期理论虽然没有系统地理论化，但西斯蒙第(Sismondi)和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期提出的消费不足论已经明确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18)See Peter Keating,"Introduction",Cranford and Cousin Phillis by Elizabeth Gaskell,London:Penguin,1986,p.10.
(19)See John Chapple,"Notes to Cranford",Cranford and Selected Short Stories by Elizabeth Gaskell,Hertfordshire:Wordsworth,1998,p.176.
(20)See Alan Davids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4.
(21)1851年3月30日开始的人口普查和5月1日开始的首届世博会均向世人证明，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纠缠英国的经济危机已经消除，那段艰难岁月已经成为历史。详见Martin Daunton，Wealth and Welfar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851-195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168页。
(22)《克兰福德镇》描写了聚会上的餐饮用具和器皿如何精致，家具如何奢华(Cranford：31，96，95，97)。
(23)Peter Bailey,Leisure and 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Rational Recreation and the Contest for Control,1830-1885,London:Routledge,1987,p.72.
(24)转引自Walter E.Houghton，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第184页。
(25)Deborah Anna Logan,Fallenness in Victorian Women's Writing,Missouri: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8,p.198.
(26)马蒂的父亲是教区长，受过良好的教育，根据英国阶级区分机制，她们家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巴克小姐父亲是小职员，自己是小店主，属于下层中产阶级。参见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6，第18-22页。
(27)格伦米尔夫人后来嫁给了家境宽裕但名字却粗俗的乡村医生霍金斯，贾米逊夫人认为这有损贵族体面，遂与她结下仇怨。霍金斯(Hoggins)一词的前半部分是“猪”(Hog)，故而受到克兰福德镇女人们的讥笑(Cranford：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