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决定的理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决定的微观考察
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决定与经济制度的安排紧密相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着全社会的投资分配,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动无疑受政府偏好的影响。对此,科尔内和林毅夫等人已作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注: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由企业自主决策,投资用于何种产业部门,则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动态地考察,某一产业部门某一年度资本存量的多少,等于该产业部门以前年度投资累计额,加上当年投资增加额,减去以前年度资产累计退出额及本年度的资产退出额。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进入行为,还取决于企业的退出行为。
(一)企业投资进入的产业决定
西方经济学家对投资进入何种产业部门的动机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企业以利润率为决策标准,投资进入何种产业部门,取决于各个部门利润率的高低比较;按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企业以资本边际效益为决策标准,投资进入何种产业部门,取决于各部门资本边际效益的高低比较。这都是就企业投资进入产业决定的一般原则而言的,同复杂的经济现实相比,这些显得过于简单。事实上,不同市场和不同风险条件下,不同类型资产及不同企业类型的投资进入决定,是不尽相同的。
1.市场结构与企业的投资进入。市场依据其竞争的充分程度可以分为从充分竞争到完全垄断的多种不同类型。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决定企业预期资本收益高低的价格运动主要取决于各产业部门的供求状况。如果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生产该种产品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企业会增加对该种产品的投资;反过来,企业投资增加,产品供给扩大,又会使该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当供给等于需求时,该产品的市场价格等于其均衡价格。如果不考虑一部分企业的退出,企业的投资扩张将持续到该产品的市场价格等于其均衡价格为止。超过这一点,该产业部门的投资就会过度。但是,在现实中,企业的投资扩张并不会就此停止。如果某一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具有规模递减的特征,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将会进一步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或进一步投资更新技术和推出性能更优的产品。自由竞争的结果将导致垄断。
在完全垄断市场条件下,独占企业的供给便是市场供给,因而可以通过控制供给量来规定市场价格,从而使市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从长期看,独占企业可以通过投资调整它的生产规模,使边际收入等于短期边际成本和长期边际成本,短期平均成本等于长期平均成本,从而使它的长期利润达到最大。
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企业投资不仅会考虑市场的需求及本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会考虑竞争对手的投资决策。企业只有在设定竞争对手是否投资及投资多少后才能决定自己是否投资及投资多少。反过来,其竞争对手的投资决定亦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决策是寡头企业间的博弈过程。寡头企业间可能通过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进行合作博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将面对非合作博弈的局面。对于不同的产业部门来说,企业的博弈规则是不尽相同的。
2.资产类型与企业的投资进入。依据企业资产的内在联系,可以将企业的资产分为可分性和非可分性两类。不可分性资产如大坝、桥梁等,需要企业一次性投资较多,企业投资必须达到一定限额,并经历较长的时期,才能将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企业投资这类资产的难度较大,仅仅靠个别企业的资本积聚常常难以完成这类资产的投资,企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融入资本。因此,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及融资成本的高低,对企业是否进入这类资产具有重要意义。可分性资产如普通机床、纺织机等,这些资产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亦可将它们集合在一起进行规模生产。企业投资这类资产既可通过资本的积聚逐渐追加投资,亦可集中相当数量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因而投资进入的难度相对较小,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弱。
3.企业类型与企业的投资进入。企业可以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里所要分析的是非国有企业。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将非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为上市企业;一类为非上市企业。传统的企业为非上市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者通常既是投资者,也是投资经营的决策者。企业所有者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形成或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能力,获取该种产品的销售利润,从而实现投资的增值。对这类企业而言,各产业部门预期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它选择进入何种产业部门。上市企业是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这类企业的投资者是股东,企业投资的经营者是经理。股东的投资收益有两种来源:一是股利收入;二是股份的转让收益。前者直接取决于企业每年度的经营利润收益的高低;后者则取决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从长期来看,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固然与企业的利润率相关,但并非完全决定于企业的利润率,还取决于许多其它市场因素。对这类企业而言,投资进入何种产业部门,不会仅仅只考虑该部门资本预期收益率的高低,而会着重考察进入该部门后企业市场价值的高低。进入何种部门后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企业投资就可能优先用于何种产业部门。
4.风险与企业的投资进入。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影响投资的总量,而不会影响企业投资进入的产业决定;非系统性风险则将影响企业投资的产业决定。一般而言,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是相对称的,即投资风险高的产业部门投资收益也高;相反,投资风险低的产业部门,投资收益也较低。在这种情形下,风险在企业投资进入的产业决定中将成为与收益相反的约束因素。风险规避型企业,可能将投资用于风险小和收益低的产业部门。在现实经济中,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可能出现不对称的情形,如果这样,企业将投资进入风险较低而收益较高的产业部门。
5.政府管制与企业进入。如果政府基于某种理由而对某些产业部门进行管制,这些产业部门的投资进入必然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政府管制的形式和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作用也会不同。在政府通过定价进行管制的条件下,如果政府定价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将会导致企业对该产业部门投资过度;相反,如果政府定价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则将导致企业对该产业部门的投资不足。在政府通过利润控制进行管制的条件下,如果政府所规定的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将鼓励企业对该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在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进行管制的条件下,进入某一个产业部门的投资多少将直接取决于政府的偏好。
(二)企业退出的产业决定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考察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决定时,一般假定企业可以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决定其投资的产业进入和退出。当某个产业部门的市场供给小于需求时,企业就会增加对该部门的投资;相反,当某一个产业部门的供给大于需求时,企业则会将多余的资本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企业的退出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不需要任何成本。这种假设有助于分析价格机制对投资产业决定的调节作用,但是不实际。事实上,各产业部门的投资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逆性,企业的退出需要支付调整成本。调整成本越低,企业的退出越容易;相反,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退出越困难。决定企业退出调整成本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一些:
1.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一般要经历介绍、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但是,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各阶段起伏变动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一些居民生活必需的产品可能经久不衰,而且市场需求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如电力、供水;一些产品的市场需求可能相对减少,但始终为市场所需,如粮食;一些产品可能只能风靡一时,如“呼拉圈”。对于第一类产品来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要求企业退出:一是企业投资过度超过当前时期的市场需求,企业通常会采取停产的方法来进行调整;二是以新的技术替代原有技术,这要求采取新技术的收益大于调整成本。对于第二类产品来说,如果没有超过当期市场需求的过度投资,也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则不需要从原有的产业部门退出;对于第三类产品来说,随着消费时尚的变化,产品进入衰退期后,企业则需要从原有产业部门逐步退出。
2.资产类型。资产按其用途可以分为专用性资产和通用性资产。完全的专用性资产,指该资产只有单一用途,企业从原有产业部门退出,该类资产只能全部报废,企业的调整成本等于该资产的净值减残值收益;完全通用性资产,指该资产具有多种用途,企业从原有产业退出时,无需对该资产加以改造或搬迁便能让其继续发挥作用,企业的调整成本为零。现实中大量的资产介于完全专用性资产和完全通用性资产之间。这类资产可以改变其用途,但必须追加改造费用或搬迁。采取专用性资产越多的部门,企业的退出就比较困难;相反,采用通用性资产较多的部门,企业的退出也相对容易。
3.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企业进行产权交易的中介。在缺乏资本市场的场合,企业退出原有的产业,只能将其资产作报废处理,或通过一对一的谈判将资产转移给其他厂商。这样,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信息搜寻费用和谈判费用。在资本市场上,企业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实现资产的重组,从而降低企业的退出成本。
4.劳动力市场。企业的顺利退出要以劳动力的自由转移为前提。如果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都具有充分的弹性,工资能够灵敏地反映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企业退出就不会遇到来自劳动力方面的障碍。但是,在现实中,劳动力工资具有一定的刚性,企业并不能随意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更不能随意解雇员工。这样,企业退出就会遇到来自劳动力方面的障碍。企业退出的调整成本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成反方向变化,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企业退出的调整成本越低;反之,劳动力市场越是不完善,企业退出的调整成本越高。
5.政府保护。在企业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政府出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考虑,可能对企业采取保护措施,包括提供补贴、发放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等,甚至还可能包括运用行政手段阻止所辖区域外的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等。政府保护会使一些本来应该退出的企业不能及时退出,从而将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必须指出的是,企业的退出决定和进入决定是相互影响的。企业在决定进入何种产业部门时,必然会同时考虑退出该部门的难易程度。一般地说,投资的不可逆性越强,企业退出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进入越谨慎;企业退出的调整成本低,企业的进入也越容易。
二、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决定的宏观考察
上文考察了决定企业投资进入或退出何种产业部门的一些基本因素。这里仅考虑了企业投资的行为动机及企业投资决策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至于市场需求会如何变化,并没有考虑。而且,还假定企业投资进入何种产业部门不会受到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限制。要考虑这些因素,就必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的决定加以考察。
(一)需求结构是决定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时曾经指出: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还特别指出: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这一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16页,人民出版社,1975。)
从宏观层面上说,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必须保持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社会需求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要保持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就要求投资结构随消费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必然导致一些产业部门的产品供不应求,而另一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则供过于求。一方面一些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则有一些社会资源被闲置浪费。对居民、企业而言,其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资本增值,投资回流和增值的前提条件是产品能够顺利销售出去。在竞争性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决定于社会对该产品的有效需求和供给。当产品的供给等于需求时,该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相等,投资的报酬将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如果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该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居民和企业投资的收益就较高;如果产品的需求小于供给,该产品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居民和企业投资就不能盈利甚至亏损。虽然不能说企业投资适应社会需求就一定能够盈利,但如果投资不适应社会需求,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先天性的不足,造成居民和企业投资回流的困难,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事投资活动,除要有需求外,无疑还要有相应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土地等资源。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可以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居民和企业进行投资不仅可以用自有资本,还可以通资本市场筹资;一国的资本不足,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引入资本。如果不能主动地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即使在资源禀赋方面具有某种优势,也可能逐渐丧失;相反,如果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即使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某些不足,也可以在发展中赢得竞争的优势。“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投资供给方面的因素和需求方面的因素相比,后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社会需求包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生产资料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前者是中间需求,后者是最终需求,对生产资料需求是由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派生出来的。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重要的是要与消费需求相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投资决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支付能力的大小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结构是不同的。依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而用于非食品支出的比重则将逐步增加。很显然,如果收入的分配过于平均,将导致消费结构变动的同步振荡。但是,如果收入分配过于集中于少数人,而大多数人的收入仅仅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消费需求则将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对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的需求,一极则是对低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这就是说,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化,就不可能有消费需求结构的合理化;没有消费需求结构的合理化,也就不可能有投资结构的合理化。
(二)现存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投资不同的产业部门需要有不同的投资品,而投资品的供给只能来源于现有的生产。如果企业有进入某个产业部门的意愿,但没有相应的投资品供给,企业还是不能进入该产业部门。另一方面,现存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和决定社会对投资的需求结构。在社会需求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对投资的需求取决于现有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现有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越高,对投资的需求就越小;相反,现有生产越是不能越足社会需求,对投资的需求就越大。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相比较,第二个方面的比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往往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静态地看,一种物品往往有多种用途,如同一种钢铁既可用作建筑材料,也可用作生产机器。动态地看,某种投资品供给不足,正好表明过去时期对该产业部门的投资不足,社会不应简单地根据现有产业结构提供投资品的可能来决定投资结构,相反应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来确定投资结构,并通过投资结构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可见,投资结构是社会需求的正函数,同时也是现在产业结构的反函数。
如果我们将社会需求结构、现有资产存量结构与投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随着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三者间的搭配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社会需求增长,超过现有资产的供给能力,要求追加投资;二是社会需求不变,现有资产的供给能力正好与社会需求适应;三是社会需求减少,现有资产存量的供给能力大于社会需求,这样就不仅不能追加投资,相反应将一部分现有资产存量退出原有产业部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投资结构都取决于社会需求结构与现有资产存量结构的对比关系。
从长期看,现存的产业结构是过去时期投资的结果;现期的投资结构又塑造着未来时期的产业结构。因此,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是相同的。例如,第一次产业的资本存量占全社会资本存量的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但是,就某一个时点或某一段时期而言,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又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钢铁工业资本存量的比重较高,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除了增加必要的技术改造投资,一般不宜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投资,其投资比重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必然较低。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差异与各产业部门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处于成长期的产业部门,其资本存量比重相对较低,但投资比重则相对较高。在资本存量比重和投资比重的上升过程中,投资周期短的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比重上升速度将快于周期长的产业部门。进入成熟期后的产业部门,资本存量的比重相对较高,但投资的比重将相对较低。进入衰退期后,一些产业部门还会出现负投资的情形,资本存量的比重也会相对下降。
现存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要通过市场比价关系来传递。在竞争性市场上,现存产业结构的均衡程度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偏离程度来表现。某个产业部门的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偏差越大,其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偏差也越大。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企业有利可图,将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将减少投资或从原有产业部门退出。
(三)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变化的动力
考察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新的产业部门、新的能源、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的出现,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没有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人类社会便不可能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继而迈入信息社会。技术进步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演进:
从需求方面看,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供给方面看,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着生产对象、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长期不变,人们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原有的生产。这样,即使有生产规模的简单扩大,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基本动力来自于对利润的追求。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获得利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取得新的发现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这样,企业可以抬高其产品的价格而不会失去所有的顾客。二是开发更经济的生产方法,使其产品价格低于对手的生产成本,从而可以将对手挤出市场。但是,技术创新是有成本和风险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支出开发费,还可能遭到失败。因此,只有当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能够补偿开发费用支出时,企业才会有技术创新的需求。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然而,如果竞争对手可以对创新迅速加以模仿,则该创新企业就不能维持其竞争优势,该企业的超额利润就会迅速消失。如果企业创新失败,它只能自己承担一切损失。为了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就需要有专利保护制度。在专利保护有效期内,未经专利持有者允许,其他生产者不得生产同一种产品。这样,就可以使创新企业处于一种垄断经营的地位,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如果企业将技术专利卖给其他企业,获取技术转让费,则可以直接获得技术创新的回报。
(四)市场范围与市场容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收入的分配要由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其前提条件则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且资本和劳动依据其价格比例可以相互替代。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曾专门探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因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72。)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演进归根到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既然社会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动自然也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我国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宋元明清时期,工商业便有长足的发展,但现代经济的发展却落于西方国家之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对市场范围的束缚。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到处关卡林立,过一关卡要交一次税。如明代长江上顺流而下的货船,一天要交五六次税;仪真与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地,却有两道关卡。这种关卡林立、重征叠税的局面,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从宋到明清,工商税税率不断提高,宋代过税值百抽二、住税值百抽三,至清代商品交易税竟高达10%~20%。在一些时期如明代后期,工商税简直成了一种对工商业毁灭性掠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形容明代后期的情形,是“矿、税两监遍天下,……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注:转引自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28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还对产业组织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一国市场不存在区域分割,某一产业的市场范围覆盖全国,市场容量为该国对该产业产品社会需求的总和。这时,企业可以根据全社会的需求来确定本企业的生产规模,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反,如果一国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每个区域内企业的生产规模都受到本地区市场容量的限制,因而往往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
三、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及投资结构的决定
在国际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条件下,一国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其国民福利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重视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为此,在分析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动时,就必须考虑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封闭条件下,一国某一产业的需求就等于该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需求的总和,对该产业部门投资多少则视国内需求的大小而定。在开放条件下,对某一部门投资多少,不仅要看国内需求的大小,还要考虑国际需求的大小。对某一产业部门产品的总需求可以下面的公式表示:
对某一产业产品的总需求=国内需求+出口需求-进口需求
很显然,对某一产业产品的总需求是大于或是小于对该产业产品的国内需求,就取决于该产业进口和出口需求的对比。
国际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一国的经济规模。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60年代曾把15个发达国家按国民收入从高到低排列,发现随着国民收入规模的减小,进出口总额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趋于上升。他认为:“外贸比重与按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大小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从量的方面来看是不言而喻的。”(注: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第263~264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考虑到用对外贸易比率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的局限性,世界银行应用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同样发现一国经济规模与其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经济按贸易战略的性质可以分为四大类:坚定的外向型经济;一般的外向型经济;一般的内向型经济和坚定的内向型经济。据世界银行对41个发展中经济的分析,选择坚定外向经济的只有香港、南韩、新加坡这样一些地区和小国。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缺乏,国内市场小,国内分工限制大。相反,大国很少选择坚定外向型经济。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大,国内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贸易可以进行适当的专业化分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余地。(注:世界银行:《1987: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82~84页,1987。)
其二,一国的资源禀赋。按照赫尔歇克—沃林模式,国际贸易首先是由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异引起的。如果甲乙有A、B两种商品,A商品在甲国的价格比在乙国便宜,而B商品在乙国的价格较在甲国低廉, 那么必定发生甲国以A商品交换乙国商品的贸易行为。甲乙两国A、B两种商品价格存在差异,是因为两国生产A、B两种商品的成本不同,而生产成本的不同又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别则在于两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总起来看,生产要素的差异对于国际贸易具有决定性意义。(注:B.Ohlin:《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第 10~30页,1935。)值得指出的是,资源禀赋的差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而不同的产业对资源的需求不尽相同。同时,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重要性也是不尽相同的。在工业化时期,物质资本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则越来越明显。
其三,一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说传统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以资源禀赋差异的互补性的贸易,那么,随着国际经济日趋一体化,竞争性贸易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国际贸易范围的日趋扩大,多边贸易不断增多。同时,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性也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对于其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固然与该国的资源禀赋有关,但资源禀赋不是决定一国国际竞争能力的唯一因素。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首先取决于该国企业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动的回应能力。其次,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还来源于该国产品的异质性。在现代经济中,企业不能单纯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还应积极主动地推出具有异质性的产品,引导消费需求,创造市场需求。
(二)国际投资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 1981~ 1985年为 4%,1986~1990 年为24 %,1990~1996年高达25%,为同期GDP和国内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 3倍,同时也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投资对一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静态地看,假设某一产业的投资需求总量一定,该产业的国内投资需求量则可以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某一产业部门的国内投资需求=该产业的投资需求总量-外商投资
很显然,当投资需求总量为一定时,外商投资进入多,某一产业部门的国内投资需求就缩小;相反,如果外商投资少,该产业部门的国内投资需求就较大。
动态地考察,外商投资对一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影响,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外商投资既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可能减少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西方学者一般将起减少东道国进出口作用的外商投资称为贸易替代型或贸易挤出型、逆贸易型投资;把起促进东道国进出口贸易作用的外商投资称为贸易互补型或贸易创出型、顺贸易型投资。如果进一步细分,外商投资对东道国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项外商投资可能带动原材料的进口同时而且产出与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相竞争的产品,也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材料而生产出替代进口的产品或增加东道国的出口。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进口贸易的替代关系,较早的经典理论证明是由曼德尔做出的。在曼德尔看来,国际投资起因于贸易障碍。在两国生产函数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贸易是替代关系。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贸易替代关系的证明,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其一,假定资本产出效率在A国和B国是一样的。直接投资以后,B 国产量增加量与A国产量减少量相同,两国总产量不变, 从而直接投资产出量恰好替代了贸易量。其二,假定两国消费需求不变,在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两国供给和需求的差额是通过贸易来解决,在发生直接投资的场合,投资出自于投资国供给大于需求的产业即出口产业,进入东道国需求大于供给的产业即进口产业。两国各自需求与供给的差额通过生产转移来解决。两国各自需求与供给的重新平衡保证了直接投资产出量恰好替代了贸易量。其三,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由要素禀赋差别所决定的两国各自的供求差额,是决定贸易和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也是决定贸易和直接投资发生规模的界限。在世界总产量和总需求量不变的上述假定下,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进口产业,是以使东道国该产业供给与需求相平衡为最终界限的,这一界限决定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进口贸易起替代作用。(注:曼德尔:《国际贸易和要素移动》,《美国经济评论》,1957(47)。)
关于外商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有两个经典性的理论模型。一个是帕尔维斯的理论模型,另一个则是小岛清的理论模型。帕尔维斯指出,当东道国Y产业比X产业生产率高出的相对程度比投资国Y 产业生产高于本国X产业的生产率的程度更大时,从投资国Y产业流向受资国Y 产业的直接投资,使东道国Y产品增加量大于投资国Y产品的减少量,增加了两国的贸易机会,东道国Y产品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成为可出口产品, 投资国Y产品供给小于需求的差额部分需要弥补。(注:D.D.帕尔维斯:《技术贸易和要素流动经济》,《经济学》,第82卷,第998页,1972。)小岛清则认为,只有在直接投资资本从投资国比较劣势的产业移向东道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条件下,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起促进作用。他在分析中,假定投资国是资本丰富国,东道国是劳动密集国,东道国受资产业越是劳动密集,东道国的生产就越可发挥比较优势,投资国所转移的技术与东道国的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移植和普及。由于技术发展一般总是以节省劳动为目标,相对差距越小的技术,就越有利于发挥东道国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这样就既可以推动受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又可以促进投资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注: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37~43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上述两种顺贸易投资模型反映了现实中两种不同类型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增加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竞争型产业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出口的增加与投资国出口形成竞争关系。另一种情况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出口的增加与投资国出口的增加不形成竞争关系。从短期来看,采取这种顺贸易投资模型则对东道国和投资国增加出口都有利。但是,从长远发展考察,采取第二种顺贸易投资模型有可能恶化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导致东道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从而使东道国在国际市场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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