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我国就业影响及其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3）08-0027-03
SARS（“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为“非典”）之灾不仅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命与健康，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尤其使原有的社会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分析“非典”对我国就业方面的影响，制定出既适应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又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就业措施，是目前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非典”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1.“非典”对我国当前就业空间的影响。
要深刻分析“非典”对社会就业的影响，首先应理性地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可用以下函数来表示：
L=f（Y）=ay[α]（1）
在（1）式中，L为就业人数，Y为总产出水平，a为常数，α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此函数中为非线性方程，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如果对两段分别求导，便可以得到就业增长率函数：
I=lnL=Ina+αlnY（2）
在（2）式中，I为就业增长率，Y为经济增长率，a为常数，α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从（2）式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就业尽管与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有关，但更与经济增长率密不可分。在就业弹性系数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越景气，就业形势越好，反之则相反。
根据上述就业函数，我们先分析此次“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说，“非典”对我国三大产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又以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的影响最为明显。据统计，我国的旅游业在今年3月份就受到了冲击，4—5月份影响最大。以北京、天津为例，4月份北京接待游客仅为11.6万人次，同比下降59.9％，天津自3月中旬以来，旅游人数和收入同比减少70％左右。根据全国假日办公室预计，SAR5对旅游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其中包含了“五一”黄金周，从今年黄金周的现实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颗粒无收”。因为前两个季度的旅游收入占全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从而我国今年的旅游收入至少要减少1000亿元。“非典”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也极其明显，国内三大航空公司自4月以来相继减少或取消15，000个航班，占全年航班总量的30.8％；铁路、公路和海运也因客流量的大幅下降而减少运营。4月份全社会运量下降6.9％，客运周转量下降8％，增幅比一季度分别下降12.1％和17％。五月份全社会运量继续减少，同比下降9.1％，客运周转量下降12.3％。同时，餐饮业也是受“非典”影响严重的行业。据权威部门统计，4月份北京各企业营业额仅为去年的一半，上海、广州也比去年下降了近35％。5月份以来，“非典”对餐饮业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由于大批商业活动取消或推迟，居民出于自我防范，外出就餐减少，致使大批旅店、旅馆入住率大幅下降。据北京商委的统计，“五一”期间北京的餐饮业零售额下降了70％，比去年同期减少500万元，出现了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太原、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等也分别下降了50％—70％。据估算，我国今年餐饮业至少损失450亿元。另外，零售业、房产业也受到了重创，广大居民由于惧怕外出感染“非典”病毒，大部分的消费欲望受到了抑制，全国商品零售额和房产成交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
第二产业受“非典”的影响程度虽较第三产业较轻，但实际上也受到了影响。众所周知，制造业是“二产”中的重要行业，占我国GDP的一半左右，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此次“非典”中受到了严重冲击。据央视报道，亚洲最大的IT制造业基地广东东莞，仅来自香港的订单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另一生产基地江苏昆山，4月份就有22批拟来考察和洽谈项目的客商已经全部取消或推迟。“非典”期间，将近200个国家对我国实行了进出口限制，致使我国一大批外向型企业商品积压，运营资金滞留，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此次“非典”疫情主要在城市爆发，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没发现疫情，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较长，因此，到目前为止，还很难判断“非典”对我国农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但潜在影响是必然的。由于“非典”病毒传染的特殊性，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相继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流通管制，致使相当一部分春季农产品不能进入市场，造成农业周转资金的匮乏而影响农业的再生产。另外，4—5月份正值农业用工的高峰时期，以湖南、四川为例，今年有30％—47％的民工滞留在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使不少良田荒芜。
从上述“非典”对我国三大产业的经济影响的概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典”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比原先预计的严重。如果加上“非典”对我国外贸、投资等其他方面的影响，据我国权威人士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1.5个百分点。根据就业率函数，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就业容量最大的是第三产业，而此次“非典”之灾中影响程度最大的也是第三产业。我国的第三产业今年4—5月份不仅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一部分行业还出现了裁员的势头，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变得极其困难，而原本吸纳就业率就较低的第二产业，又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社会就业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2.“非典”对我国就业群体的影响。
针对不同的就业群体，“非典”造成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下岗人员的影响。这部分人员具体包括季节性失业人员、“摩擦”性失业人员和“非典”因素下岗人员。一般而言，这部分人员的就业主要在第三产业中消化，由于在此次受损的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最严重，基于岗位的不足，致使下岗人员很难在短期内顺利就业。二是对高校毕业生的影响。尽管毕业生的毕业时间一般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但据以往的经验，找工作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4—5月份。由于正值“非典”肆虐的高峰时期，相当一部分单位为防止感染相继取消或推迟招聘计划；另外，国家为防止大规模人口流动也限制了在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寻求就业机会，到目前为止，高校里没有就业的毕业生均在30％-50％之间，这也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三是对社会新增劳动力（毕业生除外）的影响。这部分劳动力因为岗位不足、限制流动或本身学历问题大多数也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3.“非典”对我国就业培训的影响。
鉴于“非典”的易染性和对人体损害的致命性，各级政府明令禁止大规模的集会，尽量减少公共活动，这对劳动市场上的就业培训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同时，一大批短期培训的职业学校也因“非典”生源不足，效益低下而被迫关门。根据权威部门估计，4月份至今，培训机构和培训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52％和57％。因此，培训作为重要就业手段的作用受到了制约，大大提高了就业高峰到来时期就业的机会成本。
二、灾难时期就业政策与措施的国际借鉴
理论上讲，任何国家在灾难时期对就业市场的救济都不能是权宜之计，必须既符合灾难时期的紧急需要，也应该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纵观国际灾难时期的就业举措，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借鉴。
1.灾难时期各国的宏观政策。
一般而言，各国在灾难时期的宏观就业救济政策可能不尽相同，但原理趋于一致，都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带动岗位数量回升。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利用财政政策追加公共事业建设和基础性产业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二战后的日本，国内一片废墟，国民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政府采取的就是集中财力进行了以城市市政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效果证明，既恢复了国民经济，又大大降低了城市失业率，第二，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增加就业机会，这主要是降低存贷款利率，激活民间存量资本，扩大企业融资渠道，从而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改造力度，扩大就业容量。第三，利用外资政策，尽量减小由于进口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对劳动密集型的进口物品通过进口配额和附加税的形式予以适当的限制，以保证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满负荷运作，扩大其安置富余人员的能力。第四，利用投资政策合理导向投资。灾难时期，国家应重点支持新产品的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实施合理的国债投资政策，有针对性地扶持一批有较大市场前景且使用劳动力较多的新型企业。如西方国家比较流行的“企业投资基金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增加就业的措施。第五，利用税收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大多数国家都是根据受灾行业的程度合理地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直接减免税收，尤其是对那些在灾难前对就业贡献较大，在灾情中受影响严重的企业，往往优惠力度更大。
2.灾难时期救济就业的具体措施。
概而言之，各国在特殊时期救济就业的具体措施有如下一些方式：第一，集中财力发展就业空间较大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美国的做法是采取个人集资、银行贷款和政府资金、技术扶持的办法，大力发展服务业、商业和建筑业等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行业。第二，激发中小投资者的创业激情，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改造力度。民间私人资本的开发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灵活性，如果国家对此有比较成熟的政策，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它是采用为自营产业者提供创业计划，在失业人员中培训创新人才，并在资金、技术、信息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第三，奖励吸纳就业的企业。比利时对创造就业的企业予以政策物质上的资助，如减免社会保险，减少企业对员工的某些义务，实施用工补助等；荷兰、瑞典和芬兰直接采用“就业补贴制度”对企业予以支持。第四，缩短劳动时间，增加新的就业。德国实行的是就业市场“弹性化”（减少工作时间，劳动组织就业多样化，减少对企业的过多限制等等）和工作分享制度（职工和工资分别减少20％和10％，政府对不足部分予以适当补贴）；丹麦推行的是“替换工作计划”，允许职工休无薪假、脱产学习进修等等，政府适当补贴。第四，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构建了完备的管理网络机制和就业信息网，提高岗位成交的时效性，降低就业成本。如美国1994年“再就业法案”强调建立全国劳动市场信息系统，及时收集各种就业信息。另外，各国政府十分注意完善社会保障系统，特别加大对特困群体、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力度。
三、我国“非典”时期就业的对策分析
“非典”对我国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产生了巨大冲击，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仅会有碍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非典”期间的就业对策要根据我国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并结合国际灾难时期各国成功的就业举措来制定。我国应对“非典”就业压力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宏观的就业政策。
1.迅速抑制“非典”疫情。可以说，“非典”疫情的控制是缓解“非典”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关键。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认为，只要“非典”能在6月结束，我国今年经济年增长8％的目标依然能实现，“非典”带来的就业影响具有暂时性。因此，有效控制“非典”蔓延，尤其控制其在农村地区的扩散，成了当前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疫情的监控力度和防治力度，追加对农村和城市“非典”防治的资金，集中科研力量进行抗“非典”药物攻关。事实上，从4月末到5月中旬这段时间里，国家财政已经拨出防治“非典”的专项资金28亿元，同时，地方配套资金50多亿元。据权威部门估计，后续资金的力度还会加大，预计整个防治“非典”的中央和地方两级资金将超过200亿元。这一方面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也为“非典”时期增加就业岗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实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2、调整财政支持方向，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首先，国家在保证一批国家重点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不再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压缩党政开支，节约财政资金，加大对城市卫生环保系统以及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其次，引导国外资金和本国民间资本进入第三产业，在积极恢复第三产业活力的同时，抓住政策机遇发展一批规模不大、就业空间不小、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小企业。
3、利用信贷、税收政策，尽快恢复和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综合就业弹性系数远远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因此，加大特殊时期对第三产业的特别扶持，意义尤其重大。主要措施包括：第一，适当调整利率，激活消费市场，引导超前消费，尤其是刺激房地产、汽车消费等市场，有效拉动内需，从而恢复“三产”元气，扩大就业。第二，可以采用缓税、减税和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为受影响较重的服务型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如免征某些企业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等等。第三，为经营出现困难的小投资者有条件地提供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
4、采取合理的投资政策，建议国家尽快发行较大规模的“非典”特别国债，用于“非典”防治、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和城市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既可以避免国家由于抗击“非典”挤用正常的其他建设资金，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使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有充足的资金保证。
（二）应对就业压力的具体措施。
农村和城镇是两个不同的就业市场，二者相互牵制，密切联系。就当前的就业措施而言，应该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方面是拓展城镇就业空间。具体包括，第一，调整、规范、扶持第三产业。“非典”期间第三产业受到了重创，政府对影响较重的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有了相关的减免税收的扶持政策。同时，政府也应抓住这一时机，及时调整和规范以往良莠不分的第三产业，如对吸纳劳动力较多的服务业，解决其就业周期短，消除其就业不稳定的隐患。第二，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在保证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同时，应该在政策上对那些劳动密集型的新型企业予以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而言，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方面不是很苛刻，适应大众就业。对它的支持资金，同样可以采用发行“非典”特别债券的办法加以解决。第三，发展非接触经济。由于“非典”的易染性，人们为避免与商业组织和个体面对面的接触，迫使非接触经济应运而生。非接触经济包括网络经济、利用电视电话进行商品销售、餐饮的配送、复合型家政公司等等。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国家应该加大宣传舆论力度，促进人们的心理认同。另外也要从资金等方面加速其基础建设，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四，加强岗位管理，奖励吸纳就业。规范企业的岗位管理，既可以避免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人为失业，又可能增加新的岗位。主要做法是规范企业在此期间的裁员，促使大中型国有企业采用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安排富余人员的办法减轻社会压力，增加就业岗位。在“非典”期间对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尤其要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如减免社会保障基金，减少雇主对员工的某些义务等等。第五，完善城市就业托底机制，提升社会保障能力。到目前为止，我国很多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就业托底机制，主要做法是靠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积极打造城市社区就业空间，通过购买公益性岗位，如城市保绿、保洁、社区保安、保养等等，对无法靠个人能力解决就业的困难人员实施保护性安置。因此，目前首先应尽快完善市、区、街道三级困难对象的就业托底机制。其次就是要合理确定困难人员的认定程序，集中财力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第六，实施失业人员成本分担制。这一措施在西方国家比较盛行，效果非常明显，丹麦、德国的做法尤其值得借鉴。具体到我国，可以采用“腾岗”的办法将那些家境较好又想获得较长时间休整的就业人员的岗位暂时转给失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这一措施在我国香港已经有效实施。第七，降低就业成本，减轻就业者负担。就业成本过高也是限制我国当前就业的重要因素。针对部分一时找不到合适岗位的失业者，政府应该在降低就业成本上采取措施。具体做法有，一是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如失业者通过培训后到政府指定的机构参加考核，凡考核合格者由政府负担其培训费用。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将就业培训合同委托给社会中介组织，节约政府培训成本。三是政府对社会公益性培训机构给予政策和物质上的优惠。这些措施既有利于降低就业成本并保证培训效果，又能减轻就业者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是深掘农村就业潜力。农村是个就业潜力巨大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就业前景。第一，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近些年来，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其增幅与其他行业相比差距较大，投资力度不够，严重限制了农村就业容量。尤其是“非典”时期，在城镇就业岗位开发存在一定难度的前提下，扩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做法有：中央在原预算的基础上，再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农业水利灌溉的投资，这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继续实施农村改水改厕政策，既能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又能吸收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加快对农村公路和低网改造速度，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条件。第二，鼓励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引导农产品的精细加工。我国的乡镇企业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辉煌后，现已趋于平静，但不可否认，乡镇企业仍不失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剂良方，尤其在大灾之年，国家更应该鼓励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新型乡镇企业，尤其是那些农产品的精细加工企业，这样既能追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又能发挥其小企业大就业的优势，安置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另外，引导民间投资，发展一批规模小、适应性强的家庭型企业，为其提供信息技术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也是稳定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途径。第三，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指数远远大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指数，导致农业成本过高，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国家应该尽快落实相关政策，平衡二者的价格差距，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真正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刺激农民消费，激活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另外，也只有当农民务农的收入与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相当时，才能真正地稳定农民，避免农民的盲目流动。第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我国农民已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尤其是国家的大灾之年，作为暂时性的弱势产业，很容易受到冲击，农民应付外界变化的能力又极其薄弱。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力度，加大财政支持，保证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禁止挪用和截留。完善困难群众的确定程序，做到应保尽保。改救济式社保方式为开发式社保方式，提高受保群众的自救济能力，甚至是创新能力，使就业者变为创业者。
“非典”虽然给我国的就业带来了显性和隐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科学应对，积极探求新的就业空间并为“非典”过后的就业和经济建设打好基础，我们就一定能够把“非典”带来的经济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