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扬弃与超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观念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生态论文,工业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05－09
生态文明是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扬弃与超越，有着显著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观念特征。对此，本文将从支撑生态文明形态的价值观、技术观、消费观、发展观和自然观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价值观：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自己赋予自己或自己派给自己的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亦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或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定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①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类对自然价值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对待自然的行为。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这是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出发点。历史地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包含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和要素，同时也隐喻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客二分虽然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机械二分，使得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唯一具有尊严的神性的存在，而自然客体则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摆布和操纵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②由此，自然客体成为失去了生命和没有了灵性的摆置物，失去了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完善的能力与价值属性，丧失了自身的情感、精神、目的与内在价值，其存在不过是为人且只有工具意义的存在。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帕斯莫尔(J.Passmore)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④很明显，这等于从根本上对自然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定。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所谓的价值，仅具有被人利用或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其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换言之，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已。依此逻辑，既然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享受任何道德主体的关怀资格，无论人类怎样改造、操纵、处理它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甚至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之间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人类也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用顾及生物界生存的权利和大自然的承载能力。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的实践取向，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对自己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过程，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日趋恶化。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充分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上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但也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生态道德问题。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此，生态文明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绝不只是人类，“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因而都拥有主体性和生存下去的权利”。⑤我国自然界内在价值论者余谋昌也指出：“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⑥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同时也都具有以这一目的为尺度去评价他物的内在价值。而且，从价值存在论的维度来看，早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作为物种生存进化所依据的自然准则就已经存在了，而“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⑦由此可见，自然价值并非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自立之自性”。事实上，不仅生命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就是矿物、水域、山脉等非生命系统也都持存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属性，这主要缘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是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能自在和自为的”，⑧其本身固有着以自身为评价尺度的和不依赖于人类作为参照的价值。如此一来，和人一样，动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无机物，它们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蕴含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融合体。“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彼此变换，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整体的合二为一，各种各样的价值都镶嵌在地球的结构中。”⑨事实上，既肯定自然界所具有的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界也拥有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这不仅能为人类在开放与利用与自然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人类正确地评价和善待自然，进而在促进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动态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生物圈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故此，罗尔斯顿曾明确指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⑩
二、技术观：征服型技术观与和谐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把握以及对技术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所要达到目标的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地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技术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态文明时代，技术观实现了由征服型向和谐型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有助于发挥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一)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和束缚，人类从此不再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成为“大写的人”。然而，“大写的人”所受到的启蒙思潮并非要呵护或敬畏自然，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大胆地去拷问自然，而技术则充当了这种拷问的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和力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逐渐膨胀，现代技术向自然世界提出了更加蛮横的要求，使得现代技术的框架在本质上日益表现为征服自然与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11)这样，在发达工业文明体系中，受征服型技术的驱使，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呈现出空前强化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态势。人类坚信，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一切人之外的客体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和人为的，“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12)现代科技为人类所展现出来的这幅美好图景，使人类似乎更加有理由自信：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然而，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度发展的现代技术在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福祉和效益的同时，也因为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引起了自然界生态链的失调甚至断裂，最终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秉承和谐型技术观
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后果以后，人们开始思索建立一种新技术观，并寄希望以此既能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能承载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和谐型技术观应运而生。和谐型技术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的技术价值观”。(13)它克服和突破了以封闭性、控制性、征服性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技术观的“负面”缺陷，实现了将社会物质生产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以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与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转变。其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遵循闭环型的经济流动模式。现代社会的机器大工业采用线性的非循环流水线，其产品沿着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流程生产出来。和谐型技术观摈弃了这种传统的线性经济流动模式，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界的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在生产链条中的循环与可持续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型增长模式。这种循环性既体现在诸多生产环节的环形系统闭合(上一流程的废弃物会成为下一流程的生产原料)上，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环形系统闭合(最终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消化吸收)上。这种封闭的循环技术系统，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
第二，坚持预防型的源头治理原则。“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环境风险，是遏制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14)为了规避生态风险，和谐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从源头治理的方针，在技术方案的构思、规划阶段就注重引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创新理念，始终把产品的环境属性(可制造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作为设计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全面推进绿色产品，因而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生态型的。
第三，追求生态型的效益评价标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观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的。和谐型技术观摒弃了这一传统的定向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在对发展效益进行权衡和评价的时候，应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为战略目标，切实把生态效益纳入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把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沿着有利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式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化方向协调发展。由此，和谐型技术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传统技术观全面而深刻的伦理反思，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追求相统一的理念。
第四，倡导共处型的自然开发理念。和谐型技术观强调遵循自然的生态运行和发展规律，反对借助以功利化、定量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巨型工业技术对生态存在状态的自由摆布、对生态演变进程的强行干预和对生态内在节律的肆意扰乱。它强调人类应该具有与自然共荣的智慧，在开发技术从自然中汲取营养时就必须把解决环境问题也一起考虑进去，学会善待自然、修复自然，并与自然融洽相处。
三、消费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和生态消费观
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反映，消费观折射出了人们对待消费活动的基本认识和思想态度，指导、规约着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合理的消费观有利于促进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而盲目扭曲的消费观不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以及人格分裂等严重后果。
(一)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的消费观
作为一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消费至上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崇尚体面的消费，沉溺于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追求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便发生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指出的消费异化的现象。首先是消费目的的异化。本真意义上的人类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旨归是对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促进与提升，但异化消费却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扭曲和价值取向错位，并最终使人迷失自我。在消费中，人们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欲望的满足、财富的炫耀和身份的建构，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使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而是演变成为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其次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初衷也就在于满足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它表现为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和恣意的消费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攫取和疯狂掠夺。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折射。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所深刻总结的：“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15)
(二)生态文明践履生态消费观
建立在对消费主义消费观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秉承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注重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的协调，倡导热爱自然、节约资源、关爱他人。生态消费观之所以能够取代消费主义消费观而成为当代人应该选择也必须选择的消费模式，是因为它在消费过程当中同时兼顾了消费者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的关系，具有更全面、更广泛的伦理意义。
首先，生态消费是尊重自然、践行环保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消费内容上，即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没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体现在消费过程上，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体现在消费结果上，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音、废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其次，生态消费是崇尚文化、满足心灵的精神消费。生态消费不是以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费为衡量尺度的，而是以突出人的文化消费含量与精神享受高低为标准的。本·阿格尔(Ben Agger)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而是根据质的消费(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的。因此，人类应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事实上，人类只有从对物质的“虚假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追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存悖论，实现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消费是崇尚健康、注重节俭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的承载力、养育力、修复力相适应的消费。地球是人类栖身之所、衣食之源，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任何人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人生存的健康限度，而且要考虑源环境的承受载荷，切实把消费水平限定在人口、能源、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之内。适度消费还是一种旨在追求代内和代际之间公正的均衡性消费。它强调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到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时兼顾起来。
四、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它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关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不同的发展观，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道路，就会产生迥异的发展效果。
(一)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式的生态缺位的发展观，它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在这种把发展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发展模式支配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在认识上，人们一方面不再考虑环境养育能力，不再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而是把自然视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专门供人类无偿地“单向性”索取和“掠夺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把自然界当做随意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以为它有着无限的修复力、承载力和透支能力。在实践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并不关心诸如“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问题。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片面张扬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不断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被异化为控制和破坏自然的力量。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控制对于自然的控制成为今天的大问题。”(16)人类的这种以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为工具的托勒密式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留下了一个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制造了人类自身的“囚徒困境”，其最终结果无疑是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对此，英国学者托勒(H.Tol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的供应都遭遇忽视。”(17)
(二)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
有别于工业文明的单向度片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它“既追求人的发展，又追求自然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整体发展”。(18)其核心与本质，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和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耦合，但同时又在追求视角上偏重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表达和宣示了人类在文明旨归上的一种全新取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与重建。
与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相比较，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经济、社会和自然看做一个动态复杂系统，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可持续发展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在实践目标上所要达到的两大根本旨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二是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既然是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就应该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把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与实现非人类生灵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都得到公平对待。既然是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就应该从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发展战略，谋求做到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发展，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发展实质看，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需要、限制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所下的定义，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这一定义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取向上的两维向度：一是在空间维度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合理的代内公正；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即保证充分的代际公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公正，可持续发展都是以满足人在现代条件下的需要为诉求的。这样，可持续发展战略将“需求”概念和“发展”概念有机联系起来，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发展观把发展仅仅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纯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局限，给发展概念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昭示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人本”精神。
五、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包括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法，都会形成相应的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
(一)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工业科学革命中。机械论自然观在整体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特征，即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性、对立性和超越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表述：机械论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仅承认它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20)如果把机械自然观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是一架机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将这种隐喻又扩展到人的身体：“我认为人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世界机器的隐喻透射出了“控制”自然的核心理念：既然世界是一台机器，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个有机体，不再具有生命和活力，进而引出人是大自然的唯一主体，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大自然这部机器进行为所欲为的操纵和控制。如此一来，蕴含在自然之中的神性消失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终极目的消失了，希腊意义上原初的自然——一个有生命的、具有外在形式与内在本性的自然祛魅了，并随之分裂为物质与精神的两极，由此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已被一分为二以后，人类在实践上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这“异在”于自己的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指出的：“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21)机械论自然观不仅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论证，更为人们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说明。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整体性的。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是指人类在把握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观察与处理问题，从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思想出发，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首要表现在它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思想上。它不再把人和自然机械地分割为决然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们的连接视为一个高度相关和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互动的生物圈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发展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人虽为地球上万物之灵，但它也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和周围的环境一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整体，并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信息交换，共同维持和推动着整个生物圈向着高度整合、整体优化与可持续的方向协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于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22)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在本体理论上所具有的同根同源整体共生性，决定了人类不能也不应该主宰自然。如果人类肆意摧毁自然，那么必将引起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链条的断裂，一旦生态链条断裂，就必然导致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所警示的“自然之死”和“人类之死”。因此，“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23)生态文明不仅把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且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人类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人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也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态文明自然观的整体性思维把对整个宇宙以及对人本身及其在其中的地位的认识都提到一个有机整体的高度，但这种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并不是一种极端的整体主义，它同样承认并努力维护世界和生态价值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共生”。(24)
六、结语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尽管二者在诸多观念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又与工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作为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所以，只有在反思、扬弃与批判的基础上建设好生态文明，才能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注释：
①(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②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③雷毅：《生态伦理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④雷毅：《生态伦理学》，第79页。
⑤(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⑥余谋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环保运动的唯一旗帜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9期。
⑦(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⑧李锐锋、彭慧芳：《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比较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第297页。
⑩(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第2页。
(11)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12)宋祖良：《拯救地球——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3)张鹏、张苗：《重构技术观》，《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4)李锐锋、彭慧芳：《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比较研究》。
(15)(美)拉夫尔：《我们的家园——地球》，夏堃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6)(美)莱斯特·布朗：《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7)(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18)徐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19)刘增芝：《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河北学刊》2008年第7期。
(20)(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1)(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6页。
(23)(美)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4)(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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