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如何为贫困地区发展服务（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贫困地区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何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5年7月，在本刊与江西师范大学、爱德基金会、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高教研究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高等教育如何为贫困地区发展服务”的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本刊约请几位作者对他们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整理成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关于我国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政策以来，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各地区发展仍不平衡，地区间的差距有所扩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教育的发展同样如此，许多学者已经以大量确凿数据、材料，揭示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教育发展之间差距扩大的事实。就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而言，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社会需求的“拉动力”和经费投入的“推动力”都远不如东部发达地区，因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结构的调整与质量的提高，都处在相对缓慢而且困难的时期。其二，由于多重的人才流失，欠发达地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危机。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看待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现象？如何缓解教育发展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对此，作者作如下思考。
（一）既要承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应努力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差异甚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长期客观存在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实际上是将区域的平衡发展目标置于效率、效益增长之上，甚至一度损害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模式被突出效率、承认差异、有所倾斜的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所取代。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完整地表述了他对在我国通过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这一构想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发展有先后，发展不平衡；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带动并支持后发展地区，在适当的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避免两极分化。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实行市场经济、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国家，会出现一种被社会地理学家称为“回流效应”的现象。即由于较发达、较先进的地区积聚、吸引资源的能力较强，因而在教育的绝对水平上升的同时，“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先进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的相对差距却越来越显著。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在承认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同时，努力避免区域差异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优先考虑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教育的地区差异。
之所以强调优先考虑缩小地区间教育发展差距，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教育的落后，既是该地区经济落后之果，又是经济继续落后之因。因此，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区际竞争力。第二，差距一旦拉大，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扭转，有时甚至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方能见效。第三，如果这种地区差异又与民族的、宗教的差异相重合，则更不能掉以轻心。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钱伟长教授在《群言》杂志1995年第3期撰文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现已存在的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的差距将愈加扩大，这对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乃至祖国统一，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既要重视促成欠发达地区教育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更要加强有计划、强有力的中央调控。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一靠“投资拉动”，即投入更多的教育经费；二靠“需求拉动”，即形成日趋旺盛的对较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社会需求。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以及高等院校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生态环境：城市中心地区的发展，交通信息网络的形成，社区文化素质的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发达……。因此，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本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换句话说，取决于高等教育与本地区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经济的初步变革与起飞导致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后者又反过来成为经济进一步变革与增长的催化剂。
但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不会自然地缩小而只会相对甚至绝对地扩大；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欠发达地区教育与经济间的恶性循环难以打破，良性互动难以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经凭借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合理，极不平衡的状况，在实行市场经济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今天，政府的干预和中央的调控只应改善而不能削弱。市场的作用越是明显，区域的发展越是活跃，就越要求从总体上加以协调，越要求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职能。但是这种干预与调控，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的，不再仅仅是过去的指令性计划与行政手段。政府的干预大抵分两个层次，一是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旨在考虑本地区发展的长远利益和超部门因素，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得到尽可能多的经费支持；二是中央政府的调控，从全局利益出发，协调效益与地区平衡发展的关系，缩小欠发达地区教育与东部沿海地区教育的差距。
（三）既要提倡中西部人民的“牺牲精神”，又应适时、适度贯彻“补偿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走出“经济制约与教育发展间的恶性循环”，必须倡导一种“牺牲精神”，“从不太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多的份额来发展教育”，甚至“以牺牲一代人物质生活的迅速提高为代价”，来换取今后几代人的振兴。（傅维利：《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抉择》，《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也应承认，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财源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基数较低，可用于教育发展的份额相当有限，而“把蛋糕做大”尚须假以时日。因此，在欠发达地区提倡“牺牲精神”的同时，还必须在东部发达省、市倡导协作精神，通过中央宏观调控，适时、适度贯彻“补偿原则”。
所谓“补偿原则”，就是在通过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时，以获利来补偿受损，以获利多的补偿获利少的，从而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相对平衡，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今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建议》还提出了国家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开发的主要措施，如：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引导东部地区某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要求东部发达地区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等等。
党中央已将支持、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摆脱困境、取得长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补偿，一定要与增进该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既要“输血”，更要提高“造血机能”。而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正是提高“造血机能”的最重要举措。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扶植和支持，应当是贯彻“补偿原则”众多措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或基础设施的重点投资，还是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产业转移，都应当有相应的教育、培训配套工程。
（四）东西携手，多管齐下，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1)优化结构，降低重心，服务社区，应当成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既要关注量的扩大问题，更要关注现有教育资源的重组与优化问题。必须强调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层次的适用性与适应性。即适应中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发展趋势，尤其要与资源开发、支柱产业建设及产品的升级换代、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发展趋势相适应。
(2)建设好“发展极”和“增长点”。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但是应当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已有一定基础，在西安、兰州、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已经初步形成了高等院校群落，它们将成为西北、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对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起辐射、带动作用。而中西部欠发达省区除西藏外，一般每个地、州都建有一所或数所师专、医专或农专。这些院校尽管层次不高，规模有限，但也应积极发展，争取成为本地区普教、成教、高教发展的“龙头”，其中有条件的院校，可以通过拓展功能、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发展成为类似美国社区学院的高校。中西部地区还有十多所水平较高的国家教委和其他部委属重点大学。如何处理好追求学术卓越与致力战胜贫困，服务社区与走向世界的关系，是这些高校改革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两大课题。
(3)启动高等教育“携手工程”，与“希望工程”、“211工程”相配套，与国家科委“星火西进”战略相呼应。
“携手工程”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东部沿海发达省、市与中西部省、区对口支援，携手合作，以促进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二为业已通过“211工程”预审并正式实施的大学（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及中部发达省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携手合作，通过“一帮一”的形式为提高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多作贡献。其合作内容将包括：向欠发达地区高校选派学术骨干或主讲教师，支持其学科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定期轮换；接受对口院校青年教师做访问学者，提高中西部院校师资水平；两校合作承接科研课题和开发项目，尤其是“星火西进”的重大项目；两校合作，为中西部地区培养企业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在图书资料、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援和指导，等等。实施东西高校“携手工程”，既可使“211工程”收到更多实效，又可使“星火西进”战略在人才培训、智力开发上落到实处。
(4)拓宽思路，改变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的局面。
应当承认，在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信息相对闭塞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能否采取多种变通措施，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的中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吸引部分人才“西进”，以补“孔雀东南飞”造成的缺口。在此，笔者有三点建议。第一，80年代中后期组织的“讲师团”，仍不失为一可取之策。不过“讲师团”成员可由中直机关的青年干部，扩大为东部沿海省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由参加“携手工程”的东部省、市或高校组团，派往对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区。一至两年定期轮换式的“西进”，可将支援内地高等教育发展与东部省市技术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培养结合起来。第二，由国家或中西部省区在东部高校设专项奖学金，或降分录取一批本、专科生（东部有些省的落榜生考分甚至高于有些地区的重点院校分数线），根据自愿原则签订协议并经公证，毕业后须在欠发达地区服务8至10年。第三，东部地区重点高校为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和业务人才，几十年来已收到明显效益，现在一方面可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则不再限于“民族班”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全日制普通高校，例如，东部大学的成人高校可为中西部地区开办中、短期的“星火计划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
从实际出发，发展贫困地区高等教育
“脱贫先脱盲，致富先治教”，这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但是，对贫困地区是否应当注意发展高等教育，目前尚有一些疑虑。笔者拟就此谈两点看法。
“贫困地区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目前急需的是‘雪中送炭’——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不是‘锦上添花’——发展高等教育。”这是一些人对贫困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第一个疑虑。
应该说，这种疑虑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贫困地区的“治教”，当然只能是从脱盲和普及义务教育开始，从老、少、边、穷地区的实际需要出发。但是这绝不是说只要普及义务教育就够了。而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第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需要大量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而这些师资的培养光靠内地和沿海地区高等学校来承担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学校的教学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很难兼顾贫困地区对师资的特殊需要。因此除部分高水平的教师，需要借助内地和沿海地区高等学校的条件培养外，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和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还必须立足于本地区高等学校来培养。
第二，高等学校除了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外，还具有开展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具有人才、信息、技术集中的优势，能够起到聚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作用。老、少、边、穷地区之所以在经济、文化上暂时处于落后境地，并非是资源的缺乏，而是人才与资金的缺乏。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地方。例如西部11省区就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由于生态脆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因而更显现出远大的开发前景。因此，发展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将可充分发挥本地高等学校人才和科技的优势，以高等学校为龙头，形成一支开发本地资源的科技大军，达到振兴贫困地区的目标。
第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不少贫困地区的经济已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观。随之而来的是，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家庭和青年当中，已不断增长着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一些已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干部和科技人员，也迫切希望能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提高其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因此，发展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将有利于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有人提出，“发展高等教育与兴办基础教育不同，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因此我们不能无视贫困地区的‘贫’和‘困’的现状。”这可能是人们对贫困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第二个疑虑。
应当承认，贫困地区存在着人才和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依靠发展高等教育来改变贫困的局面。这里有一个观念变革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教育当作一种纯消费性的事业，因而把对教育的投入当作是一种纯消费性投入，这是有失偏颇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教育优先于经济、科技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地位，主张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发展高等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是着重于未来的生产性投入。我们应该从振兴贫困地区经济和推动当地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认识发展当地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要认识提高了，才有可能解决资金和人力投入问题。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地区间的相互支援合作和民族大团结是我们的优势之一。因此，在发展贫困地区高等教育的时候，除贫困地区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不断增加对当地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外，国家财政也会发挥其教育投入主渠道的作用，内地和沿海开放地区的高等学校也会在人才和科技条件上给予相应的支持。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贫困地区也可通过国际援助组织的资助和开发海外华人的智力、物力资源，不断增加对本地高等教育的支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基础、条件的不同，贫困地区高等教育不应也不能照搬内地和沿海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而应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例如在边远地区，应当以师范教育为基础，以专科院校为主体，建立相互协作的农村高等教育基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应在管理干部的培训、民族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普及方面形成自身的特色。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为国家和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先进地区的差距尚较大，高等教育缺乏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影响了其自身发展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②高等教育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差。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1992年全国为14.3%，西部各省区除西藏外均高出这一比例，广西、四川、新疆达到20%以上，1993年与1992年情况基本相同，这说明西部各省区领导是尽力支持教育的。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少，高等学校的生均预算内经费除西藏、云南外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经费短缺，西部许多高校仪器设备落后，图书资料少，生活设施差。③教师队伍不稳，人才流失严重。据统计，自1987年以来，青海有的专业技术人才外流与调入之比为14:1。新疆近两年调出专业技术人才6000余名。陕西42所普通高校在1990—1992年三年中流失专业技术人才1800余名。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目前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困难与机遇并存。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在不久的将来，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国欠发达地区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仅西部11省区就占了全国陆地面积的大部分，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能源资源和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仅西南地区的水利资源就占全国的40%，西部地区还有世界级的大煤田和大气田，我国的草原也多分布在西部。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资源优势日益显得重要，而且是无法替代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开发难度较大。资源优势的发挥必须依靠人才和科学技术进步。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转移到西部来，有许多艰巨的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西部高等学校任重而道远，在未来的开发和建设中大有可为。
欠发达地区沿周边开放正在形成，将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欠发达地区逐渐成为我国同世界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我国西部地区深居欧亚大陆，交通不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速度慢于东南沿海地区，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处于西部的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大力发展沿周边开放，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为西部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了加快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我们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教育必须先行，应由国家指导按西北西南大区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形成与未来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等教育格局。
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高等学校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高等教育的发展纳入地区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通过制定规划，明确各类高等学校在地区现代化建设中的目标和任务。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加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强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管理，优化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中央政府应加强对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在扶贫计划中应将高等学校包括进去，对于西部高校专业技术人才流失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制定特殊政策，以保证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招生收费并轨、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改革、职称评定、人事制度改革等，应分区规划指导，为欠发达地区制定特殊政策，避免一刀切。
3.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必须树立为本地区服务的思想，必须把振兴地方经济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
建议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中设立区域社会服务基地，对于为地区发展作出贡献的高校给予重点扶持，使高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技术服务上紧密结合本区域的资源优势与生产现实，增强高校为区域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效益。
4.根据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目标，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克服就教育论教育、就学校论学校，单纯追求自我完善的现象，同时也要注意克服盲目随从社会需要，违背教育规律，降低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短视行为。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综合性发展目标。综合性发展目标应包括在一定时期内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学校的学术地位；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成效和所处的战略地位；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同时还必须在战略目标中，把优化结构、增强学校自我发展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作为战略重点，这是高等学校发展的长久之计。
5.形成优势，办出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要面向社会，开展竞争。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要增强服务效益，在竞争中取胜，唯一的出路是要形成优势，办出特色，要靠优势立足于社会，靠特色在竞争中取胜。地域特色是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内容。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要积极探索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最佳模式，以形成优势，办出新的特色。
6.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首先形成能充分发挥学校作用的小区域、小环境，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高等学校生存、发展和提高的条件差，这种状况同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颇为相似。在黄土高原环境治理中，人们采用“小区域治理”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改善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提高办学效益，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使区域内科研院所、高科技产业和服务机构向高等学校靠拢，形成教育与科技、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的小区域，形成以高等学校为核心的教育科技经济的综合体，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提高社会服务效益。目前在西部地区新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等学校介入较少，这是不正常的。高等学校要调整服务方向，主动为社会服务，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信息服务的基地作用，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国家和地区政府也要积极支持，为高等学校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7.西部高等学校应注意向西部开放，向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开放。我国西部地区周边省区同中亚、西亚、南亚国家联系比较方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比较接近，这些省区正在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发展经贸关系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应抓住有利时机，在向东部开放的同时还应向西部开放。
高校为贫困地区服务的内容与方法
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但区域的振兴和国家的振兴一样，更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高等学校作为科技的主要载体及重要开发者、传播者，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变现状的工作中自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具有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鉴于高等学校的特点和条件，其为贫困地区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内容和方法可作出如下选择。
一、文化教育的扶贫。
无论是从普遍的调查还是个案的分析，我们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区域贫困的根源不仅产生于地域环境、资源条件及历史基础的不良，更产生于文化教育的落后。文化教育的落后，导致决定行动的观念的落后。有调查表明，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求变意识、创业冲动、风险意识、进取性等方面均存在严重滞后的观念问题。文化教育的落后，还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求变意识的缺乏和求变能力的不足，注定了落后地区难以从贫困的沼泽中自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具体到贫困地区来说，这两项工作也是这些区域脱贫致富的奠基工程。因此，提高文化、发展群众性教育是他们最迫切的任务。然而，由于经济的贫困，我们很难要求落后地区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教育的贫困。正因如此，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这些区域若要走出“经济落后→财政收入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整体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经济启动力弱→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有效途径就是：或借助外部经济的支持或借助外部教育的援助。高等学校虽有自身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却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人才优势，有能力组织师生到落后地区为当地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晏阳初先生在20年代就提倡“博士下乡”，并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与“泥巴佬”同甘共苦，从事乡村改造运动，通过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基础性教育培养广大农民获得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高等学校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大潜力，决不能自视清高仅囿于高级人才的培养，它有责任走向农村为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服务。
二、科学技术的扶贫。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过这样一个事实：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其实是科技的差距。这个结论在缩小了的区域范围内同样适用。由于贫困地区长期封闭的原因，与外部社会甚少交往，同时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由此导致的科学技术的贫乏成为其继文化教育贫乏之后的又一特征。而这使得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只能停留在资源的低层次开发和原材料的初级加工水平上，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及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使得他们只能走以劳力、物力及资源的大量投入和消耗为代价的粗放经营为主的发展经济的传统老路，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甚至仍处在尚未开发的自然经济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困地区尤需通过科学技术的输入改变其原始落后的生产模式和经济结构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高等学校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播者，在走出校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还应当有意识地把目光瞄准经济落后的地区，要围绕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以保证他们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经济的发展。在利用高校的科技为农村地区服务，推动农村发展方面，美国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由此诞生的一批以发展农业和制造业技术及其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的赠地学院，不仅冲破了美国高教的早期传统，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走上了高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美国农业经济的进步。随后出台的《哈齐法》其目的也在于鼓励高校从事与本地区农业生产有关的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免费向农业生产者提供。美国农业科技因此大大进步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最典型的是威斯康星大学，该校不仅建立了推广教学中心，开设短期课程以传授农业科学知识，还要求教授脚上要沾有牛粪下乡为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中，高校具有直接为贫困地区科技进步服务的良好基础，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利于这些区域科技实力的增强，同时也会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人员富余、成果闲置的问题，使高校的潜能得以有效发挥。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些高校还在远离落后地区、远离农村，尚无自觉接近这些地区并为其科技进步提供支持的意识。
三、人才培养的扶贫。
谈到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苏南模式一直被人们称道。的确，苏、锡、常地区没有任何地矿资源，原材料都基本靠进口，但它们在短短数年内何以能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呢？最终的答案是：人才培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竞争即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即人才的竞争。落后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才匮乏的挑战，因为缺少人才，他们难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总体思路、规划和策略；因为缺少人才，再多的经济外援都只是维持温饱于一时的“输血”过程，不能形成再生产的“造血”机能。经济扶贫固然重要，但人才培养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事实上，不少贫困地区每年都要从政府及社会获得为数不少的经济援助，但这种援助并不能根本改变其落后的面貌，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才去合理地使用这些钱财，使其产生以钱生钱的良性循环效应。考察一些经济脱贫并一振飞天的地区，一个令人振奋的经验就是立足于自己或借助于他人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培养懂科学技术、能参与现代管理的专业人才。苏南地区的沙洲职业工学院、江南大学及广东的东莞工学院、五邑大学等县、市办大学，就为它们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培养了大量人才，从而为区域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基础。拥有自己的专业人才，是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根本大计，高等学校应为这些区域重点培养一批热爱家乡、有志为家乡经济发展竭力奉献的专业人才。
科技扶贫：高等学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步署。我国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进一步加强科技扶贫工作，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科技和教育，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科技扶贫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许多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经验证明，只有植入科技、教育的种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贫困地区大量自然资源闲置无用，脱贫无路，大批剩余劳力无处可用，致富无门的状态。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科技、教育优势，积极主动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扶贫工作。
第一，高等学校可以利用自己学科、专业教育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培养各类技术人才，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山西农业大学经过近10年的艰苦探索，逐渐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科技扶贫、科教兴农之路。10年来，该校采取多种途径办学，培养各类技术人才10万多人，推广科技成果150多项，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5亿元，并先后被评为“山西省扶贫开发先进单位”、“科教兴农先进单位”等，当地农民称赞他们“把学校办在了农民心坎上”。
第二，高等学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科技人员集中，科研设备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因而形成了众多学科的科学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依托自己的科研—科技开发优势，可以在科教兴农、科技扶贫方面发挥较大作用。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安徽高等学校普遍把科教兴农、科技扶贫当作自己开展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七五”以来，全省30多所高校与70多个县、市建立起对口支援和科技合作联系点。他们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需要，直接向农业转让推广100多项科技成果，向乡镇企业推广科研成果600多项。安徽农大通过推广科技成果，在“七五”期间就使全省新增经济效益4.7亿元，科技投入与产出比高达1:150。安徽师范大学结合学科特点，研制的“亚硫酸氢钠在农业上的应用”科研成果，推广面积超过1000多万亩，创经济效益达5亿多元。
第三，高等学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兴办高科技产业，并通过高科技辐射扶持贫困地区或危困企业，是科技扶贫的有效途径。华西医科大学药厂近年来以其先进的技术、工艺与设备，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以高科技辐射四川和西藏地区，扶持了一批贫困地区的危困企业，转化推广了科技成果，带动了一批危困企业的发展。华西医科大学常年主动担负援藏任务，他们运用自己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帮助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制药厂建立现代化药品生产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受到西藏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华西医科大学药厂以技术入股的形式扶持四川乐山贫困地区洪雅县的四川雅达药业有限公司。华西医大一位副校长带领药厂副厂长多次前往洪雅实地考察，确定项目，进行投资，把最先进的颗粒剂生产技术转让给这个药厂，并将一个治疗心脏病的药品和抗疲劳的新药“三抗冲剂”交给他们生产，使这个药厂的经济效益大为提高。
第四，高等院校应主动加强与地方经济建设的联系，树立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学思想，积极开展适合当地经济特点的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和咨询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河北农业大学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用科教优势为本省农业发展服务，建立了一条以高等农业院校为龙头，校、县、乡、村、户一条龙的科技兴农服务体系，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们先后与94个县建立了联合体，承担8个县的扶贫任务。河北农大每年派出100余名教师、科研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推广科技成果，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帮助地方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支柱产业和高效、高产、优质农业。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已使当地农村初步脱贫开始走上致富之路。
第五，高等学校教师、学生利用假期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参加科技扶贫活动，具有广泛的有效的科普作用。今年暑期各省高校组织了数以百计的科技扶贫队奔赴贫困地区进行科普宣传和科技扶贫。沈阳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智力和专业优势，组建百余支科技团队赴工矿、乡镇进行科技文化服务。由辽宁大学、东北大学等院校优秀学生组成的10支科技文化服务小分队进驻康平县10个对口乡镇，开展师资培训、生产指导、文化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活动。沈阳农业大学抽调40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赴全市20个乡镇做兼职科技副乡（镇）长，并派出由300名学生组成的小分队奔赴100个村，开展科技服务。甘肃省今年暑假组织20所高校近万名学生结合返乡度假组成百余支扫盲志愿服务队和科技服务、师资培训小分队开赴工厂、农村、街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扫盲、科普宣传扶贫活动。
综上所述，高等学校积极开展科技扶贫活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在科技扶贫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当前，应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努力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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