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论《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兼驳“疏不破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不破论文,批评论文,毛诗论文,毛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8)06-0012-04
奉太宗之命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以下省称“《正义》”)，是以《诗》学史上最为权威的注本《毛传》、《郑笺》为底本作疏，成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著作。但自宋以后，学者多诟其墨守毛、郑成说，不敢有所逾越。本文按《正义》批评的内容分类考察，以见《正义》对权威注家批评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毛诗正义》批评所涉内容较多，为了彰显问题的特征性和层次感，我们拟将其分为文献批评、文学批评和经义批评，大致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文献批评
批评《郑笺》的引文错误。指毛、郑对文献的征引与古籍不相符合。如，《小雅·南有嘉鱼》云：“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笺》释“绥”云：“绥，安也。与嘉宾燕饮而安之。《乡饮酒》曰：‘宾以我安’。”据《正义》考证说：“案《乡饮酒》无‘以我安’之文，……则此文在《燕礼》矣”，并举例以证，《燕礼》云：“司正洗角觯，南面奠于中庭，……。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因此“言《乡饮酒》者，误也。定本亦误”。然后，又进一步分析致误的原因在于：“以《南陔》与《由庚》之笺皆《乡饮酒》、《燕礼》连言之，故学者加《乡饮酒》于上。后人知其不合两引，故略去《燕礼》焉。今本犹有言《燕礼》者。”此引文的错误由后来学者传抄所致，不在郑玄。但也有一些引文错误是郑玄本人所致。如《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笺》释“被”云：“《礼记》：主妇。”而《正义》考证文献说：“此‘主妇’，在《少牢》之经，笺云‘《礼记》曰’者，误也。”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烦多举。《正义》都是从考察文献出发，表现出客观严谨的态度。
批评毛、郑的训诂错误。指毛、郑对经文的解释或与古文献不符，或与语境不合。如，《传》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但是，《正义》考证《释山》云“石戴土谓之崔嵬”；孙炎也说所谓“崔嵬”是指“石山上有土者”，并且还说“土戴石为砠”。《正义》因此认为，“此及下传云‘石山戴土曰砠’，与《尔雅》正反者”，可能就是《传》的错误。我们再看与语境不合者。如，《周南·桃夭》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笺》：“老而无妻曰鳏。”鳏是指男子无妻。《笺》将“鳏”限于老者，义太狭隘。于是《正义》纠正说：“鳏寡之名，以老为称。其有不得及时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无鳏民’，谓年不过时，过则谓之鳏。”然后又证之以古代典籍。《释名·释亲属》：“无妻曰鳏。”《尚书·尧典》“有鳏在下曰虞舜”，《正义》云：“《王制》云：‘老而无妻曰鳏。’舜于是年未三十而谓之鳏者——鳏者无妻之名，不拘老少。”可见鳏并非特指老而无妻。从《桃夭》诗意及《诗序》来看，《序》中的“鳏民”，显然不是老而无妻的鳏夫，而是指超过婚龄仍未成亲的青年男子。郑玄误解了原意。《正义》指出，“鳏”只有与“寡”并提，才指的是“老而无妻”，《序》中的“鳏民”正是“不得及时为室家”的青年男子，直接纠正了郑玄的错误训释，表现了客观通达的训诂思想。
(二)文学批评
批评郑玄“不明诗作具有典型性”的错误。就《诗》的特征而言，经过魏晋以来文学经验的积累，《正义》的认识要比毛、郑前进一大步。在阐释过程中，《正义》对于毛、郑认识的局限也常常加以批评纠正。如，对诗的立意，《正义》表达了不同于郑玄的见解。《诗大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这是讨论风雅是如何产生的问题。《郑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郑玄答曰：“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也就是说，郑玄认为诗立意的方式是：
诗者一人之意 天下国家之意
在“诗言志”观念里，只有“诗”，没有“作诗者”。“作诗者”的情感意象，是在从孟子开始转换了的诗学主题里才逐渐成为问题的。因此说，较之前人，郑玄是用新视野看旧问题[3]P16，而《正义》则更进一步，它认为，照郑玄的说法，则“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这种方式就是以个人之意，强加给国家，这样的诗不具有典型意义。比如，《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正义》使用两个未必，表明了对郑玄观点的断然否定。而《正义》认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即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然后形诸歌咏。这样诗的立意，便经过从国家到诗人，再从诗人到国家的两个双向思维路径，即：
作诗一人之意 天下国家之意
因此，《正义》认为，《谷风》、《黄鸟》、《北门》、《北山》之诗的典型意义在于：“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其实，《正义》是想从诗的立意的角度，说明经义的客观权威性，但就是在经义阐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深触到诗产生的本质问题，远远超越了先儒。
批评郑玄对《诗经》比兴手法认识的不足。简言之，《正义》借“体用”的哲学思辨，将《诗经》六义分为三体三用，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赋比兴是诗的三种表现手法。将郑玄时代比较模糊的认识明朗化。而且，对郑玄所谓“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关雎序》疏引郑玄《周礼》注)的比兴概念进行严肃批评，认为郑玄不敢直言，“有所嫌惧”，“嫌于媚谀”，从而用“美刺俱有比兴”纠正了郑玄的“比见今之失，兴见今之美”的偏颇观点；用“理自当然”的作文之体纠正了郑玄的“有所嫌惧”的错误认识，直接为当下直言切谏的政治和诗教张本，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有唐一代的诗文张扬了一面致用的旗帜。其文学和政治的意义自不待言。
(三)经义批评
引王肃为毛说，批评《毛传》的庸俗。《诗》学史上，有著名的郑、王之争，即，王肃以《毛传》为据处处与郑玄为敌，非其所是，是其所非，《毛诗正义》因此引王肃之说以为毛说。所谓庸俗者，指对《诗》的阐释非关义理，这是《正义》所要批评的内容之一。如：《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郑玄说《诗》，善于破字。《笺》云：“曾孙，谓成王也。攘读当为馕。馌、馕，馈也。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喜读为饎。饎，酒食也。”按郑玄的说法就是，成王出观农事，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为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馕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而王肃则另立新说，云：“曾孙来止，亲循畎亩劝稼穑也。农夫务事，使其妇子并馌馈也。然田畯之至，喜乐其事，教农以间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莱，尝其气旨土和美与否也。”《正义》因毛氏于诗无破字之理，不与郑同，便以王肃为毛说。王肃又以“妇人无阃外之事”来否定妇为成王之后。王肃说田畯看到农夫的老婆孩子带着饭菜来到田间，于是非常高兴云云，非关义理，是较为庸俗的。而郑玄说成王使世子知稼穑之艰难，立意高远，关涉王教。两相比较，显然，《正义》支持郑说，并反复批评王肃等说不合理：(1)根据《诗序》，郑玄之说与“伤今思古”的主旨相合。(2)根据语境，从整首诗的几章内容来看，从与《大田》卒章的关系来看，“不当以农人妇子辄厕其间”；而且，从句间的语法逻辑关系来看，上无农人之文，下即不得为农人妇子。仅就此端而言，王说则不通矣。(3)根据古礼，以王与后于田蚕之农事有外内之别，职司之义，来反驳王“妇人无阃外之事”的说法。以上三点，《正义》逐层说明王肃的错误，目的是对王教的张扬。《正义》云：“王者忧深思远，以世子者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故与之俱行，知稼穑之艰难，欲其重国用而爱黎民，保王业而全宗祀也。以子所亲，莫过于母，使之俱观辛勤，内相规谏，此圣贤明训，可与日月俱悬。”
《正义》为什么在这里如此强调王者使世子知稼穑之艰难呢？《正义》的话语里有潜在的时代因素，寄寓着初唐王朝的政治理念。因为唐太宗曾反复叮咛孔颖达和于右宁劝谏承干太子，使知稼穑之艰难。有史料为证，《四库全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十载：
帝谓志宁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盎之子姓艰难，耳目所未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4]。
孔颖达性格忠直，直言敢谏，曾多次面折承干太子，显然，《正义》所言正是太宗皇帝的反复叮咛嘱托；可以说，《正义》的立论完全是从唐太宗王教的现实出发，将极谏太子和贵族子弟的精神贯彻到《诗》教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正义》严厉批判王肃(实则批毛)的庸俗不合理，我们也因此更可见《正义》说《诗》的现实指向性。
别取新说，尤见批判精神。皮氏议孔疏之失，“不取异议，专宗一家”[1]P142，斯不然矣！《正义》有时也在毛、郑之外别取异说，而使新意叠出。如：《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云：“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云：“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毛、郑都将公子理解为男子，只不过阐发的经义不同。王肃申毛说：“豳君既修其政，又亲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归也。”如此理解，虽然有关教化，但是，好像与上文“女心伤悲”没有关联。而郑玄则理解为女之思嫁，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虽贵贱有异，感气则同，故与公子同有归嫁之意。虽然与上文联句而释，又参阴阳感气之说，但是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仍然难以捉摸。也许正考虑到毛、郑之说不谐，《正义》另取它说：
庄元年《公羊传》说筑玉姬之馆云：“于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是诸侯之女称公子也。
《正义》从《公羊传》的记载中，发掘出“公子”的新意，将公子视为女子，既别于传，又异于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在将此说至于毛、郑之后，却戛然而止，不再申说，或许《正义》认为“诸侯之女”的解释，更能圆通语意。但《正义》的阐释体例，只释经注，不释引文，亦不自我发挥，所以只得将新解寓于引文之中，聊备一说耳。《正义》对毛、郑的这种批评态度是极为含蓄的，也许是不经意的，但是对后人却影响极大，尤其是对于顾颉刚、余冠英等现代学者。清代学者全祖望批评《正义》说：“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汉、晋经师异同之说，删弃十九，令后世无所参考。愚尝谓《正义》出而经学隘。”(《全祖望集·唐孔陆两经师优劣论》)[6]P1532仅此而言，祖望之说未为定论。
以上我们考察了《正义》对权威《传》、《笺》所作的批评，举凡九类，大致分为文献、文学和经义三个方面，其所涉问题之多，内容之广，充分说明《正义》不仅尊重传统，而且亦具批判精神，而不是单纯地拘泥于传统，从而否定了《诗》学史上“疏不破注”的说法。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饶有兴味的启示——
《正义》的阐释原则具有多元性。“疏不破注”只是后人的界定，对于《正义》而言，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不是一个绝对严格的概念。导致“疏不破注”偏狭传统观念的原因有二个：第一，以偏概全，只看到主要方面，忽略次要方面。如一篇题为《〈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的文章[7]P48-53，从六个方面说明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其实这只是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第二，相信权威，人云亦云，心中常常忽视文本的存在。对待研究的对象，我们应该通盘考察，综合分析，次要方面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往往与主要方面相辅而行，共同说明问题的本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次要方面有可能会转化为主要方面。陈广恩的《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8]P64-66，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认为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角度较新，立论较为客观。总之，抛开次要方面，我们有可能会失去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正义》对传统的批评立足客观。《正义》对于毛、郑的批评，绝非凿空之说，亦非标新立异，基本上是立足现实，或是根据大量的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或者是从文本语境和生活经验进行缜密的推理，从而纠正了毛、郑错误或片面的认识，丰富了经学思想。因此，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经学健康、良性的发展，因为，在客观求是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经义更具有现实性和权威性。
《正义》的本质是经学的政治实践。《正义》虽然建立在诗的文本之上，它的本质却首先是经学的，从它的批判内容和精神，更能看出它的实践指向。《正义》对所选之注，基本上是回护、引申和发挥，但是当注出现基本的文献错误，影响到经典权威的时候；当注的思想庸俗、狭隘，服务于政治的力量削弱的时候，《正义》则要对注加以改造、修正、补充，甚至是批评，从而使经典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其中贯彻着皇帝和当权者的政教思想，寄寓着孔颖达等编撰者的政治理想。因此，经典起着陶铸君臣人格，规范人伦秩序的作用。
《正义》的批评表现了一定的文学进步。《正义》的本质虽然不是文学的，但是，它的经义必须附着在《诗经》文本之上。《正义》的文学进步是，相对于将经义与文本较为背离的毛、郑等以前的经学家而言，《正义》更注重经义与文本之间的联结点，因此，《正义》往往能够从文本出发，考虑到文本自身的特点，这时候，《诗序》基本上不再是唯一的阐释依据，诗的特点便凸现了出来。如上所论，诗来源于生活的问题，《正义》已经触及到诗的意象和典型性。《正义》发现诗意的典型性，诗情之所以能够感动大多数人，就是因为诗人之意是“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的。正因为诗意具有典型特征，所阐发的经义才更具有权威性。这对于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人的诗论和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启发[9]P73-76。又如，关于诗的作者问题，《正义》是想通过纠正《诗序》“国史说”的简单化判断，说明经义普遍性价值，客观上却揭示出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性特征，深化了对文本的认识。再如，《正义》对于郑玄“有所嫌惧”的比兴观的批评，要求作文之体理当自然，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有唐一代的诗文创作指明了方向。此外，通过批评毛郑对《采葛》诗意错误的理解，说明了解诗歌声韵的作用。《正义》的目的不在于张扬诗歌的形式主义文风，而是说明了形式对于表意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引导了唐代诗歌声律的健康发展。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正义》在阐释经义的过程中，正是基于对文本的尊重，不仅丰富发展了经典的政教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其贡献可谓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