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就呈现出多元发展的面貌。首先，研究议题从贸易、金融与跨国投资等国际经济关系（或称低级政治）扩展到讨论性别、阶级、种族、人权与环保等问题。其次，研究方法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式的三大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演变为IPE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与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或者说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竞逐。这样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较完整地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提出可行的问题解决之道。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等学者所言，IPE已经超出原先国际关系学（IR）的研究范畴与方法，不断地融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很难再将IPE单纯视为国际关系底下的次级学科。①IPE应为一门不断开放的学科（open discipline），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feminist IPE）就是其中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大辩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里，女性主义观点渐受重视，②并与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后现代主义以及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等同被归为后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的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展开方法学上的争论。但经过30年的努力，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它的非主流地位仍未改变。而与此同时，同样是基于反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而兴起的IPE研究，对于性别议题（gender issue）与女性主义观点却是忽略的，顶多是将妇女（women）问题加入讨论。例如，探讨全球化所导致的妇女地位低下或女工受到严重剥削等现象，而未能深入去了解性别本身其实是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或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过去主流IPE未能在认识论、本体论或方法论层次上纳入女性主义的观点。纵使一些持批判观点的IPE研究，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为首的新葛兰西主义，在处理阶级剥削与种族或国家冲突问题时，也常将性别因素排除。面对IPE的这种发展趋势，难怪乔治娜·韦伦（Georgina Waylen）到了2006年还一再呼吁，女性主义不但必须与主流的IPE对话，而且也有必要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critical IPE）进行对话交流。③
本文主要探讨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融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Feminist IR）、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 PE）与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尤其是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与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IPE新的研究路径。本文首先将试着厘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就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学）的继承与创新进行比较。一些文献认为两者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将相关著作归入同一阵营，许多女性主义作者也没有明确意识或宣称其是属于IR或IPE学者。不过，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途径既然已普遍被接受，并经常与新葛兰西主义、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建构主义同被归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④必然有其特殊的指涉意涵。英文文献中常见以“Feminist IR/IPE”的方式呈现，表示两者之间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是否就能完全等同起来倒是值得讨论，否则统称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就好了，何必还有斜线（/）之后的IPE呢？这个问题就如同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问的关系一样，纵使认为IPE是属于IR底下的次级学科或研究领域，但也不能否认IPE有其独特的研究议题与研究途径。其次，本文将讨论主流IPE的两波发展如何将性别议题与女性主义观点排除，指出吉尔平式的三大研究流派侧重于体系层次与国家中心的分析，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IPE结合国际与国内分析层次，且是倾向理性选择的研究发展趋势，同样具有“性别盲（gender-blind）”的问题。两者都没有讨论妇女的处境问题，更不用说能够将性别视为IPE研究的关键变量。再次，本文将讨论是否能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归属于英国学派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在此必须先厘清英国学派、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三者间的关系为何，之后接着讨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其他同为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新葛兰西主义）又有何批评意见。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重点归结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与面临的挑战。由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并非指单一的系统性理论，而是一种研究途径，且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当中，内部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理论，主要研究学者也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因此，无法简单地、具体地界定出何谓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仅期待经由厘清其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来理解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此一新研究途径的学术立场与观点，而且也较能完整地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图像。
二、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逐渐形成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特殊研究途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共同孕育发展而成，主张性别（gender）是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揭露现实主义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认识，并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醒应注意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妇女角色（经验论）。换句话说，此阶段仅是将女性经验加入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来研究。第二阶段更多地尝试从社会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并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学。在本体论上以个人取代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来建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与价值中立的宣称；而方法论则是在性别的视角下，采用交叉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场论）。同时，不再将女性视为铁板一块，而是重视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领/蓝领妇女处境的差异性，并且体认到性别是与其他形式（如阶级和种族）的认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观点）交错在一起的。
女性主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是扩张而非取代性的。现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关注的议题从国家主权、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扩展至对非国家行为者、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案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等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国关核心概念（如理性、权力与安全等）的重新诠释，基本上也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接受（参见表1）。例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观或新的和平研究类似，⑥或者说在相互影响下，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安全的概念，以个人的人身、经济与生态安全取代过去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注重，从直接暴力转向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的研究。⑦如此，打开传统“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人为界线，去除了公/私、国际/国内以及政治/经济领域的二元划分，形成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⑧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安全威胁的真正去除必须解决性别间的不平等权力支配关系，以追求全人类免于暴力的威胁为最终目标。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后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似乎已超出这些研究议题与相伴的研究方法，如结合市场经济生产与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所进行的全球化或社会发展研究就是显著的例子。面对这样的趋势，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似乎比国际关系学更易于将性别议题纳入讨论。⑨
除上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之外，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知识来源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feminist PE），亦有学者称为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 political economy）或者是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虽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批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指出此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的自利/利他、独立/依赖与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甚且将此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而成为公/私领域、市场/家庭，尤其是男女性别间的优/劣关系，如此不仅无法解释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利他性、依赖性和感性等特质，也忽略了妇女在家庭和其他私领域中的活动价值。这一源自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性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期刊上。
这种延续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发展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女性主义研究范畴拓展至全球层次，在研究议题和方法学部分（参见下页表2），试图在全球化脉络下建立一个结合市场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析途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妇女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对于正式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凸显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这经常遭到忽视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从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探讨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劳动分工以及妇女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家庭劳务分工并非因为“性别关系”而与生俱来，而可能是生产模式改变或者是欧洲殖民经验所导致的现象。⑩不过，纵然在已开发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但妇女除工作时间之外，仍需付出更多时间照护家庭、小孩及年长父母，亦即妇女在家庭责任上的不平等负担。例如，一位日本职业妇女一周平均工作40小时，但却需额外付出30小时在家庭劳务，相较之下，丈夫只需负担3个小时的家庭劳务，这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晚婚，或者是选择不婚。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亦是如此。（11）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展”和“全球化”两大核心议题。发展研究的重心在于凸显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结构重整方案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计划时对妇女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注意妇女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womenin development，WID），通过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证明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并强调国际组织以及发展研究常局限在西方白种、中产阶级的男性观点，欠缺对妇女的重视。WID观点主张解决之道在于透过司法或行政程序，在目前的结构内来保证妇女能较好地被整合进经济系统中，以降低妇女在生产部门所受到的剥削和歧视，如此就能逐渐改善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12）然而，WID并未质疑妇女从属或受压迫地位其实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也没能注意到阶级、种族或文化等因素对妇女处境所造成的影响，（13）更忽略了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从事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可见WID观点并未采行批判性思考，反而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相同，都属于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思维。第二阶段则是发展于80年代，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发展议题，即从WID转移至性别与发展主题（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研究模式，重视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权力和性别认同关系。GAD批判既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指出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紧密联结关系，反对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体认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是跨越阶级关系对妇女造成压迫；同时认为妇女不仅是发展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可以自我组织来进行有效的政治行动，以争取本身的权益。相较于WID，GAD采行较为整体（holistic）的批判观点，许多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socialist feminists）即持此立场，主张国家应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福利）以减轻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所承受的负担。（14）
随着全球化现象及伴随而来的研究热潮，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全球化研究不应该是“性别盲”，不能忽略女性议题和性别关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亦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理解全球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架构，亦是一套性别的社会关系，反映在由商品、服务、观念及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结构内部及其互动过程中。（15）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化的研究涵盖几个面向：（1）不仅需要理解全球化的物质经济层面，更要能够解释政治特别是观念和文化等面向；（2）研究全球化对妇女所造成的冲击与不公平的对待，同时关注妇女在全球化中的积极参与角色，并强调性别关系与全球化是互为建构的过程；（3）全球化并非由外而内或由上而下的单向运动，而是由全球、国家、地方与个人等不同层级间的互动而形成。（16）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研究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等议题，若是忽略妇女个人与结构关联，或者是单凭经济数据进行性别比较，都不能够完全理解全球化图像，而是需要一套更加包容且多元的研究途径，结合个人生活经验与全球政经结构运作过程，才能够真正发展出独特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亦连带影响到其方法学的建立问题。
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除了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的本体论立场外，也认为世界不单是由国家或市场所构成，运作上也非仅遵循自然法则，而是应考察国家与市场镶嵌于社会的复杂图像。此种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现象不是通过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谓的科学研究法来划定事实范围界线并进行实证研究所能够理解的。缘于此种本体论立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认识论上基本可分为实证的（positivist feminist IPE）与批判的（critical feminist IPE）两大类研究。（17）这种认识论上的内部矛盾其实不难理解，从上述所杷梳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脉络来看，由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本身对认识论立场就有分歧，进一步促使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化。如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架构底下，联结不同的分析层次（全球/国家/地方/个人等），并且打破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的人为界线，来研究资本主义或经济全球化的运作过程。
简言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渊源一方面来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另一方面源自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反思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考虑到“性别关系”，并进一步思索如何将“性别”因素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
三、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如前所述，性别议题与女性主义观点是被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在一些教科书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论文集里，也仅是列为其中的一章或归为非主流的批判研究途径下而稍微被提及带过。（18）在近两三年掀起的跨大西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辩里（transatlantic divide），也呈现出同样的忽视问题。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在论及两学派比较时，虽然认为英国学派不同于主流的美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反思的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开放多元的研究议程以及较关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亦即英国学派采取的是批判理论研究途径，但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问题——世界秩序、国家能力与分析层次——都未将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列入其中，事实上，性别研究在英国学派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尔后，在2008年《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和2009年《国际政治经济学》（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这两本英国期刊所制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专辑讨论中，亦未见女性主义学者的性别观点，因英国学派常被等同于新葛兰西主义，而较重视阶级而不是性别分析。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所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即使被认为是持后实证主义的立场，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仍是被边缘化的。（19）可见，直到今日，要发展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同时面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别盲”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流（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首先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也就是将传统国际关系学讨论的“高级政治”议题如军事、外交与安全等转向对“低级政治”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等的关注，分析了解其中的政治因素作用。此以吉尔平提出的三分法研究途径最具代表性，其试图结合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后者指的是探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至于两者间是怎么互动或该如何互动较好，则有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即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20）将此三大途径放在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分析，可以分别产生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 theory）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值得探讨的是，吉尔平将国家视为依权力逻辑运作的实体，而市场则为一个自我需求满足的封闭体系，两者似乎可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运作。换句话说，吉尔平讨论的是国家与市场这两个公领域问的互动关系，而没有将社会或家庭私领域纳入，更不用说去讨论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功能角色。安·蒂克纳（J.Ann Tickner）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就曾逐一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进行系统性的批判。
蒂克纳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的假定是属于个人工具理性的思维，更是认定经济理性行为是男性特质的展现，如此就排除了人类的其他行为动机，如爱、利他合作或同情心等的考虑。此外，自由主义亦不重视妇女在整个资本主义运作中的无偿劳作（unpaid work）价值与其在家庭中扮演的母性或其他社会再生产角色，更遑论能够认知到此背后的父权体制（patriarchy）是如何形塑性别关系与认同的，而这常是妇女遭遇不公平处境的症结所在。在国际层次上，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能达成社会资源的有效运用。然而，此观点忽略了生产利得在不同国家、阶级与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例如，占有全球1/2人口、提供1/3有偿劳动力以及负责2/3工时的妇女，却仅取得1/10的世界总收入（world income）与拥有不到1%的世界资产（world property）。许多实证研究也显示出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绿色革命、发展援助、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等如何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对女工的剥削。（21）
女性主义同样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途径，虽然后者的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个人（更不用说是妇女），但依然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里主要是关注国家的军事安全与追求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未考虑女性更关心的是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国内性暴力、文化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威胁、国家追求财富积累后在国内不同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等。此外，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军事产业或策略性工业的发展不仅攸关国家生存，而且军工复合体亦是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以特别保护扶持。然而，国家财政资源毕竟有限，扩大军事预算以追求国际权力必然会排挤教育、托育、老年看护与社工等福利预算支出，而这通常会增加女性在家庭内的工作负担。换句话说，对妇女而言，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常是一个尖锐的交换（trade-off）选择问题。（22）
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知识论上同样反对普遍抽象的理性概念与存在所谓的客观知识，同时女性主义认为，经济学不应只是研究理性计算或资源如何最佳配置，而应关心生产和分配的整个过程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给（provisioning）问题，这也和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类似。不过，女性主义仍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较重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阶级关系，而未深入探讨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再生产角色。此外，纵使马克思主义脉络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不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生存安全与利益合作问题，而是探讨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如何造成后者的不发展，但主要还是从国际结构和阶级不平等关系来理解妇女的处境和地位，并未直接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在全球市场生产分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低估了妇女在家庭私领域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之价值。（23）何况，女性地位的低下不全然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和文化的父权体制影响。因此，女性的解放不可能仅经由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是必须争取两性不但在公领域也在私领域的平等地位。（24）
简言之，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定义“理性”、“安全”与“权力”等基本概念，（25）超越体系分析层次与国家中心主义，视国家与市场是镶嵌于特定社会而运作，并非独立自主的抽象实体。如此，才能跳脱吉尔平三分法研究途径中潜在的男性特质认识论偏差，不至于忽略妇女在国际劳动力（或性别）分工中以及国内家庭中所扮演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角色。
在实践上，由于女性主义并非单一的理论，其内部存在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主张加强保障妇女的工作、教育与财产权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则认为，唯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其将工厂有偿生产活动与家庭无偿劳动二分所导致的女性地位低下问题；一些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改善妇女处境不能单靠阶级斗争，必须同时挑战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社会上的父权体制才能达成。（26）蒂克纳则是支持一种地方经济（local economy）的发展形态，因这种生产方式通常没有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活动或者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做明显的区隔，并且首先考虑满足地方的基本需求。这不仅使妇女在私领域的再生产角色能够得到重视，同时也可减低跨国公司或出口导向政策下的女工剥削，使妇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仅是全球化下的被动受害者。（27）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不见得就排斥全球化，而是主张“全球思考，在地行动（global think,local action）”以及“全球行动，在地思考（global action，local think）”，将国际、国家与地方经济联结，（28）依据地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资源特色，发展地方性产业行销全球。
与之前的霸权稳定论或新自由制度主义采行国家中心的体系层次分析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试图打开国家这个黑盒子而结合国际与国内层次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 Rogawski）的“社会联盟理论（social coalition theory）”、（29）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双层博弈论（two-level games theory）”、（30）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等人的国际制度国内化研究（31）以及戴维·莱克（David A.Lake）提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等。（32）事实上，早在70年代后期，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国内结构理论（domestic structure theory）”以及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理论（the second image-re-versed theory）”就已将国际与国内层次结合研究，（33）只是80年代以来学者采用的是更为实证主义的理性选择途径，不再如传统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而是拆解为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领导者、官僚或公共部门组成。甚且，也不再将社会看做是铁板一块，而是依据研究议题的需要，分析利益团体、阶级或生产要素持有者如何为了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而采取集体行动，如组成逐利联盟以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很显然，这些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已进行国家内部分析，但仍未将性别因素纳入，忽视妇女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动者角色，反而认其研究为价值中立，当然也就是性别中立的。同时仍沿袭前期做法，将国家、市场与社会视为三个分立的领域，仅探讨彼此间的外在联系关系，而忽略内在的互为建构关系。例如，这些研究并没有处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互补关系，两者均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而这部分正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补充加强的。事实上，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之实践，去除19世纪以来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人为学科界线，这三个研究领域并没有独立的运作逻辑。在现实中，权力、理念、规则、结构、偏好和理性紧密结合，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模式能按照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分类，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只处理其中一个变量，而把其他的当做常数。（34）
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关系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方法与途径的扩增以及专属期刊的成立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渐趋成熟。一般而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常被称为正统的（orthodox）或主流的，而反对其国家中心论和实证主义认识论者则被归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new IPE）、非正统国际政治经济学（heterodox IPE）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35）科恩试图开启两学派间的对话，呼吁美国学派可学习英国学派扩展多元议题的视野，而后者可从前者学到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36）当然，对于两学派间互补的期待究竟该如何落实，仍是一大挑战。卡赞斯坦虽然提出“分析的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并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但仍被批评为只是将不同的观点或因素搅拌，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37）不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后设分类却也凸显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英国学派、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可否将英国学派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另外，就本文研究主题——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是否能将其归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还是说两者是分立的？
克雷格·墨菲（Craig N.Murphy）和道格拉斯·纳尔逊（Douglas R.Nelson）在其文章中提到，美国学派及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两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存有诸多差异，前者采用实证主义认识论，着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主要探讨货币、贸易、发展（经济转型问题）与跨国投资等议题；而后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采取更为开放多元的态度，尽量避免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局限在某一特定假设或研究途径，且注重劳工、资本、种族、性别、环保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等议题。虽然两个学派都研究全球化，但立场不同，美国学派肯定全球化的价值并重视全球治理问题，而英国学派更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和极化现象（polarization）以及对民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冲击，甚而质疑全球化的价值。此外，英国学派延续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熊彼特主义、制度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尊重不同学术研究传统并且组织学术社群，这点跟美国学派崇尚新古典经济学呈现明显的对比。因此，墨菲和纳尔逊认为把英国学派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这更容易清楚识别其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间的差异，该主张也为多数英国学派学者所接受。（38）
不过，英国学派是否就可以等同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亦遭受质疑。总体而言，如同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学界虽同意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为英国学派中最重要的两位开创学者，但有些人认为斯特兰奇的立场较偏向美国学派。例如，从吉尔平讨论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稳定性角色，到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使用敏感性及脆弱性讨论权力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两者都是围绕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讨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斯特兰奇亦是这样，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仍然是国家中心、安全优先的政治研究途径。（39）在对美国霸权的分析中，斯特兰奇运用四个结构权力（安全、生产、金融及知识）来探讨美国霸权及其建立的国际体制是否稳定；是否真的如后霸权论述所言，美国已面临衰退。斯特兰奇认为，美国实力仅相对衰退，其仍为当今最为强大的国家，国际秩序的稳定还有赖美国的维持。（40）斯特兰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意识、结构权力概念和期待霸权的护持角色，较能够引起主流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鸣，也愿意和其对话。（41）对照之下，围绕以考克斯为核心所形成的新葛兰西主义，除反对主流实证主义认识论之外，目的在探讨（美国）霸权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揭露既存世界秩序下的不平等现象。简言之，谈论英国学派至少应该分辨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两个不同的发展脉络，更何况英国学派还有一部分研究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遗产的启发或重新诠释。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就认为，借由探讨亚当·斯密（Adam Smith）、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以及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的关系，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基础。（42）例如，重新解读斯密常被忽略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有关经济伦理的讨论，并将其适用于国际经济关系中。所以，将英国学派和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直接画上等号是有疑义的，反倒是可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归为英国学派底下的组成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来自于英国，而是渊源于包括北美（特别是加拿大）、英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激进社会科学研究传统。（43）
至于何谓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包含哪些研究途径，学界目前仍没有共识，但也不应该将所有批判美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般而言，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意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明确定义，而是持开放的立场，主张研究议题的多元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过，从现有的文献来观察，其包括现实与理论两个批判层面的趋向：首先，批判既存国际经济秩序或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偏差，尤其是质疑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中所产生的性别不平等、环境污染及阶级剥削等问题，这在强调军事安全与利益合作研究的（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中是被忽略的。对于这些讨论可以数据或实例进行，并不一定都涉及批判的方法学问题。其次，批判主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国际政经秩序的理解方法，反对其国家中心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考克斯将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与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所做的区分是最常被引用的。（44）前者质问既存国际政经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该秩序下到底是谁获益？秩序结构是否会改变以及如何变迁？而后者则是追求现有秩序的稳定，如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均是此类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批判路径和其他理论的差异在于，其强调观念、理念或意识形态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行为者的能动性，将追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与改造体系结构作为共同的理论目标。（45）
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议题及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开放态度促使其并非发展为单一的特定理论，而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研究路径或观点的理论群。一般教科书认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包括女性主义、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新葛兰西主义等三种途径，不过，亦有少数学者主张可以将建构主义纳入进来。（46）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及新葛兰西主义分别着重于分析国际经济中的性别、环境和阶级问题，建构主义并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理念（ideas）能起作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此和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研究就不容易区分。此外，最为广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后现代、后结构（post-structural）与后殖民（post-colonial）思想。（47）毫无疑问，其中以考克斯为首的新葛兰西主义提出了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议题、方法与分析框架，如此较容易进行学术积累，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派，受到主流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重视并与之进行对话。（48）
新葛兰西主义主要是运用考克斯所建立的历史结构分析，从理念、物质能力和制度等三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社会、国家和世界等人类活动的领域。实际上，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不同于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例如，考克斯以国家/社会复合的概念取代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分析途径；（49）对于自由主义的制度理性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考克斯则是透过理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反对前两者的实证主义方法；至于马克思主义，考克斯摒除上层政治结构及下层经济结构区分的传统见解，认为国家及市场是镶嵌在社会之内的，阶级不仅存在于国内，亦可成为跨国阶级，或者各阶级结盟成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推动霸权秩序。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参与，将其运用在区域整合、全球霸权、全球市民社会以及反霸权等议题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路径。相较于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建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更大，也因此常被视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代表性研究路径，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或许为了方便讨论，就直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葛兰西主义画上等号，（50）并抨击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或市场公领域的问题，而忽略对私领域的家庭角色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无偿劳动与社会再生产活动对资本主义市场或全球化过程的建构作用。基于阶级支配的历史结构分析，新葛兰西主义早期研究的确关心到妇女劳工遭受剥削的情形，但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需要更进一步说明，性别关系是如何结合正式/非正式经济活动或公/私领域，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或研究路径的。更为重要的是，新葛兰西主义虽已认识到妇女劳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谈论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无偿劳动以及强调女性在正式经济部门中所构成的特别劳动分工，但仍然未能理解经由工作所建构的性别本质。简言之，新葛兰西主义忽略性别认同（男性、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包括在工作场域、家庭私领域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制度等。这样的忽略是需要正视的，因为性别认同是劳动分工、权力关系，甚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性别认同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亦是批评新葛兰西主义无性别阶级分析最主要的地方。（51）
尽管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批评新葛兰西主义忽略女性所起的作用以及目前两者间少有对话，不过在同为批判的传统下，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还是希望能够结合新葛兰西主义研究路径，建构理论并且指导社会运动。亦即，新葛兰西主义以生产模式（经济）和阶级（社会团体）为核心要素，在分析跨国历史集团建立全球霸权的过程当中，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将性别因素嵌入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打破公/私领域、国家/市场与全球/地方等界线，修正历史结构分析的“性别盲”问题。再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从既存的不平等性别社会关系——包括女性无偿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廉价女工薪资——获利外，经济生产的运作同时也依赖其他的分工及不平等形式之存在，包括种族、阶级和民族。（52）因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揭露性别不平等关系，但同时并未忽略其他类型的不平等关系，特别对女性主义运动而言，能够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结盟，将会是反霸权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相对地，新葛兰西主义的反霸权运动实践也应该体认到，除了阶级之外，还存在包括性别在内的其他社会矛盾关系。因此，反霸权的历史集团组成必须是一种联合阶级、性别、宗教与种族等议题的新社会运动。
总之，如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韦伦所言，相较于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新葛兰西主义）还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够将“性别”纳入分析架构之内。因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学上是比较兼容的，皆是从历史结构来关注政治经济活动、个人及其行动的本质。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关系的建构；在认识论上，反对实证主义与理性选择为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在方法论上，则采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多元分析。两者的差异在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强调从个人与结构以及日常生活实践来分析，而新葛兰西主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往往是宏观结构取向，由上而下进行研究。（53）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挑战即是如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转为由下而上的分析，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联结地方、国家再到全球的不同层次。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远为复杂的双向互为建构关系。设立这种跨层次研究纲领或理论并不容易，（54）仍有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努力。
五、结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挑战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也开始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因素，并试图从对话与批判的过程当中，建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与方法学。然而，女性主义学者主张采取多元开放的交叉学科立场，因此很少会去刻意厘清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常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表示两者的类同。不过，本文认为既然出现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路径，探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及其间对于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经由杷梳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同时也借鉴了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从研究议题上来看，早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性别视野出发，重新思索战争、和平、安全、权力、国家主权和国际体系等传统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议题。随着冷战的终结，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再生产和新自由主义调整计划等问题，探讨妇女在发展计划与全球化中的角色，并强调性别权力及认同建构与全球化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方法学而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侧重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质疑这些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反对公/私、理性/情感、自利/利他、国家/市场、全球/地方或者国际/国内的二元区分研究。
此外，女性主义学者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间的论辩过程亦能凸显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色。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反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讨论，且将两者视为依循自我运作逻辑的实体或公领域，事实上，不论国家或市场都是镶嵌于社会的，且私领域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资本主义发展或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贬低了妇女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
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同于以考克斯为首的新葛兰西主义，主要是因其最具代表性，是为了凸显其和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在全球化或发展研究中都忽略性别因素的讨论。不过，女性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的对话也出现了融合的可能性。伊莎贝拉·巴克（Isabella Bakker）与史蒂芬·吉尔（Stephen Gill）两人编辑的论文集即迥异于过去新葛兰西主义的研究，尝试嵌入性别因素来探讨全球化对父权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这项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乃是引用考克斯的历史结构要素包括物质能力、理念和制度），将其转化为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新自由主义及新宪政主义（new constitutionalism）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如图1所示），用以分析当今全球化下的历史结构。首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速全球化进程，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推动涵盖人员、劳务、商品及资本之流通。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经由国际及国内、正式及非正式组织给予制度化、正当化及合法化，例如国家层次的自由权、私有财产权保障、全球层次的条约协议、国际组织的援助计划等。此种新自由主义治理架构又称为新宪政主义，意即授权市场力量来重新塑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后，则是全球化使得公/私领域的界线变得模糊，家庭社会再生产与市场经济生产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从社会再生产出发，尤须考虑到女性本身的阶级、族群以及国籍背景，才能理解女性参与全球化背后所代表的意涵。（55）
不过，该历史结构路径仍面临挑战，其除将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新宪政主义制度等三要素的辩证关系用于解释国内和国际的秩序结构外，更要解释国内、国际层次彼此间的互动。问题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建立的动态研究图像（参见图2）强调要素及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单向因果关系，与静态分析相比，这虽然更能接近社会现实，进行实际操作却不太容易。譬如，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归纳出的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新自由主义、新宪政主义等三要素，想要具体厘清这些概念本身就不太容易，更遑论能够清楚解释要素之间的关系。再者，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如何解释国际与国内层次的互动上，过去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尝试克服跨层次分析上的困难，无论是卡赞斯坦的国内结构理论（国内→国际）、古雷维奇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理论（国际→国内→国际），还是帕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国际←政治精英或谈判代理人→国内社会），都清楚地界定了国内与国际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国际与国内两层次间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如此，由于变量及分析层次的增加，当然面临的挑战就愈大。事实上，如何在贴近经验现实与理论逻辑严谨间取得平衡，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会面临的问题。正如基欧汉曾经建议的，如何超越二分法，包括批判理论和问题解决理论、诠释/历史途径和实证主义以及社会建构和去社会（asocial）的自然法则等，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56）这项工作或许也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接续承担的。
本文从知识发展史来理解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及其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上虽与“后设（meta-）”方法一样，都采取分类及比较的方式来厘清知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不同的是，后设分类的目的在于以归纳和分类知识的方式，方便理解知识所属的特色。而本文所进行的分类并非是僵固及不可逾越的，而是希望以全景图像模式（holograms），整体性地理解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系络以及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性，而不至于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或者仅理解当代发展，而未能掌握知识的变迁、如何发酵成为问题以及为何学者想要去解决某个问题。总之，本文相信，透过学术社群之间的对话以及更多学者的投入研究，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将更为成熟，同时也能推动整体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①苏珊·斯特兰奇：《叛徒、双重代理人还是助人的骑士？——跨国企业的领导者》，载米歇尔·吉拉尔主编，丁世中等译：《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Ash Amin，et al.，Editorial:Forum for Heterodox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No.1,1994,pp.1-12。
②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sues,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Malden:Polity Press,2006,pp.24-27.
③ Georgina Waylen,"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Critical）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No.1,2006,pp.145-164.
④Bill Dun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Marxist Critique,London:Pluto Press,2009,pp.48-68.
⑤Jan J.Pettman,"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9/11,"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X,Issue 2,2004,pp.85-96.
⑥传统的和平与冲突研究重点在于条约缔结、联盟体系、威胁理论、霸权战争、集体安全、外交谈判与军备控制等议题，而新的和平研究则注重研究个人与国家内部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个人、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概念包括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结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非暴力（nonviolence）与和解（reconciliation）等。请参见Peter Wallensteen,The Origins of Peace Research,in Peter Wallensteen,ed.,Peace Research:Achievement and Changes,Boulder:Westview,1988。
⑦直接暴力指那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伤害、痛苦和破坏的战争或冲突，也包括通过语言侮辱和心理虐待而直接引发的伤害行为，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结构暴力是指贫穷、疾病、压制性体制和社会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它关注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而文化暴力则是透过宗教、意识形态、艺术与文学等，来产生社会中的憎恨、猜忌和偏见等价值观，例如，在父权体制思想影响下，女性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是雷同的。
⑧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sues,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p.78; 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2.
⑨Sandra Whitworth,"Gender in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8,No.2,1989 ,pp.265-272.
⑩Ester Boserup,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1989.
（11）"The Decline of Asia Marriage:Asia's Lonely Hearts," The Economist,August 20,2011,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6350（2011/8/21）.
（12）Marjorie Mbilinyi,"Research Priorities in Women's Studies in Eastern Afric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Vol.7,No.4,1984,pp.289-300.
（13）Marjorie "Mbilinyi,Women in Development Ideology: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African Review,Vol.11,No.1,1984,pp.14-33.
（14）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4-145; 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sues,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p.101.
（15）Catherine Hoskyns and Shirin M.Rai,"Gen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SGR Working Paper,No.170/05,May 2005,p.9.
（16）Georgina Waylen,"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Critical）IPE," pp.157-158; Tine David and Francien V.Driel,"The Unhappy Marriage between Gender and Global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0,No.5,2009,pp.910-912.
（17）V.Spike Peterson,"How（the Meaning of）Gender Matt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in Anthony Payne,ed.,Key Debat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6,pp.81-87.
（18）Jason Sharman,"Neither Asia nor America:IPE in Australia," in Mark Blyth,ed.,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9,pp.216-228.
（19）布莱斯所编的论文集主要是探讨非美国主流IPE的发展，包括欧洲大陆、英国及亚洲等区域的IPE发展及研究议题，方法学上亦论及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实证主义IPE的研究特色。然而，此论文集仍然欠缺女性主义观点以及对女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介绍，依旧是“性别盲”著作。请参见Mark Blyth,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9。
（20）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21）J.Ann Tickner,"On the Fringes of the World Economy: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1,pp.195-196.
（22）J.Ann Tickner,"On the Fringes of the World Economy:A Feminist Perspective," p.199.
（23）Brenda G.Mcsweeney and Marion Freedman,"Lack of Time as an Obstacle to Women's Education:The Case of Upper Volta," in Gail P.Kelly and Carolyn M.Elliot,eds.,Women's Education in the Third World,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p.88-106.
（24）J.Ann Tickner,"On the Fringes of the World Economy:A Feminist Perspective," p.202.
（25）David N.Balaam and Michael Veseth,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1,pp.89,98-99,412.
（26）Jane S.Jaquette,"Women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A Decade of Feminist Criticism" World Politics,Vol.34,No.2,1982,pp.267-284.
（27）J.Ann Tickner,"On the Fringes of the World Economy:A Feminist Perspective," p.205.
（28）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sues,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p.78.
（29）Ronald Rogowski,"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4,1987,pp.1121-1137..
（30）“双层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假设，在国际谈判中政府首脑或其谈判代理人同时面对国际与国内两个棋盘。在国际层次上，谈判者之间相互博弈以达成对各自国家最为有利的临时协议；在国内层次上，谈判者面临着各种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压力，因而必须建立联盟使协议得以被批准通过。简言之，谈判结果取决于国内社会集团的偏好、逐利联盟、国内制度以及国际上谈判者的策略所共同决定的“获胜集合”，即一组能够被国内选民接受批准的国际协议。参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31）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 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2）“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假定是，不同行为体的利益是由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决定的，主要研究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及制度如何影响这些利益的实现。参见David Lake,Open Economy Politics:A Critical Review,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No.3,2009,pp.219-244。
（33）卡赞斯坦主张，不同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制约可能会导致国家在面对类似的外部压力或机会时，采行不同的对外政策。譬如，美国的政治组织权力较为分散，社会亦发展为多元自主的面貌，因而对外经济政策常由社会群体主导；相对地，法国的政治组织权力较为集中，社会则相对个人化，中介的团体并不发达，所以对外政策通常是由国家主导。严格说来，卡赞斯坦的“国内结构理论”仍属静态的比较研究，并没有提出结合国际与国内层次的分析框架。相对地，古雷维奇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理论”试图将国际体系分析途径（由外而内）与卡赞斯坦的主张（由内而外）加以整合，提出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分析模式（国际体系→国内结构→对外政策）。比较而言，该模式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分析，而帕特南的“双层博弈论”才是双向的互动模式（国际谈判←政府首脑或谈判代理人→国内社会逐利联盟）。参阅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0,No.1,1976,pp.1-45; 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1。
（34）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5）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Introduction," in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1-7.
（36）Benjamin 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Intellectual History,p.177.
（37）Bill Dun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Marxist Critique,London:Pluto Press,2009,p.318.
（38）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3,2001,pp.393-412.
（39）Owen Worth,"Reclaiming Critical IPE from the ‘British’School," in Stuart Shields,Ian Bruff and Huw Macartney,eds.,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Dialogue,Debate and Dissensu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24-125.
（40）Susan Strange,"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Reply to Miner and Sny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1987,pp.751-752.
（41）斯特兰奇就曾被选为美国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的职务。
（42）Matthew Watson,"Theoretical Traditions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John Ravenhill,ed.,Glob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66.
（43）Owen Worth,"Reclaiming Critical IPE from the ‘British’School," pp.125-126.
（44）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No.2,1981,pp.128-129.
（45）Catherine Eschle and Bice Maiguashca,"Rethinking Globalised Resistance:Feminist Activism and Critical Theoris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2,2007,p.285.
（46）请参阅 Bill Dun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Marxist Critique,pp.48-68; Theodore H.Coh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Longman,2009,pp.103-129; Raymond C.Mille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ntrasting World Views,London:Routledge,2008,pp.48-54; David N.Balaam and Michael Veseth,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8,pp.89-92。
（47）Ronen Palan and Ash Amin,"Towards a Non-r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8,No.4,2002,pp.559-577.
（48）John K.Jacobsen," Duelling Constructivisms:A Post-Modern on the Ideas Debate in Mainstream IR/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1,2003,p.40.
（49）经济自由主义者虽然不若民族主义者，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重心，但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其研究重点仍然围绕着国家，试图寻找国家繁荣富强的法则以及据此制定国家政策。因此，本文仍视吉尔平所区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国家中心研究途径。
（50）Sandra Whitworth,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tersta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 Georgina Waylen,"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Critical）IPE,"pp.145-164; Penny Griffin,"Refashioning IPE:What and How Gender Analysis Teaches International（Global）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4,2007,pp.719-736.
（51）Jill Steans and Daniela Tepe,"Gender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Neo-Gramscian Approaches," in Alison J.Ayers,ed.,Gramsci,Political Econom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33-144.
（52）Juanita Elias,"Critical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IPE," in Stuart Shields,Ian Bruff and Huw Macartney,eds.,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Dialogue,Debate and Dissensus,p.105.
（53）Georgina Waylen,"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Critical）IPE," pp.145-153.
（54）Peter Gourevitch,"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321.
（55）Isabella Bakker and Stephen Gill,eds.,Power,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Human in/Security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56）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Convers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1,1998,pp.19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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