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1]2016年在《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政制度安排体现和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在复杂的央地关系中,围绕财政-税收展开的权责斗争,一直处于焦点问题的前列。可以说,一部国家改革史,就是一部波澜起伏的财政史。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建国以来有过多次“收权—放权”的循环。当过度放权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不利于管控时,中央就倾向于收权整顿；反之,因集权过度而导致经济结构僵化、流动性低而导致社会发展放缓时,中央就重新放权以搞活市场。尽管有“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各种批评,但这些举措仍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民经济总体状况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自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重新夺回经济话语权,而地方财权大大缩水。受市场化改革驱动,地方政府建设热情高涨,但建设资金需求与可用财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投资能力。而国家《预算法》一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在这一现实矛盾下,诸多地方政府绕开法律红线,通过银行信贷、债券、信托、理财、资产债券化、融资租赁等多种渠道寻求资金支持,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的强大举债能力。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筹集到大量资金,成为经济建设和城乡发展的显着推进器,地方繁荣与活力的累加,客观上也做大做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与底气,中央乐见其成；另一方面,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地方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中央兜底的意愿下降,困难凸显。最终,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开始强力约束地方债务扩张,并通过多种政策组合,试图重建央地财政关系,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换代。本文正是试图从央地关系的核心视角,来重新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事实,理解贯穿其中的制度约束、行动选择和治理逻辑。就理论关切而言,本文的重心不是描绘当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确切规模以及治理路径,而是其背后央地关系的演化和博弈逻辑。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经验分析与规范假设并重、解释为主而解读为辅的演绎推理方法以及多阶层—多偏好的行动逻辑观察方法。本文遵循事实与学理互证,单视角与多视角迭加,历史与现实并重,宏观思考微观切入、微观进去宏观出来的多元化思考模式,层层追问,力图在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上皆有斩获。同时,本文尽力节制习见的善恶价值判断,不对地方债务的发生及规模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回到历史和事实本身,梳理央地关系的行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的发生与防控,还原为现实世界的多因素复杂互动。在研究策略选择上,本文试图将财经事件与社会变革整合研究,将地方债务的生成逻辑拓展到更广阔的学理空间中。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政府债务规模的分析,多由财政或经济学研究者完成；二是债务风险应对的应用分析,多由实务政府工作者完成。本文希望通过政治学视角的介入以及基于对历史、制度和各方行动逻辑的梳理分析,能够丰富和拓展对这一议题的理解,探讨建立跨学科综合视野的可能及路径。在写作结构上,本文做了一些尝试,将改革历程与博弈过程融合,通过文本安排来呈现某种动态结构,用“找钱-分钱、缺钱-借钱、借钱-赚钱、邀功-赖账、土地-信用、脱缰-重构”这六组核心概念,重新建立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从早期到后期,从小借小用到可能失控的分析框架。这六组概念既勾画了地方政府债务发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格局,也提供了理解这种格局的制度动因。“找钱-分钱”是财政问题中央地关系的核心；“缺钱-借钱”诠释了借债兴起的早期逻辑；“借钱-赚钱”则是地方政府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扩展行动；“邀功-赖账”形成了借债的内在动力；“土地-信用”则构成了债务做大的外在支撑；“脱缰-重构”给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判断及其治理路径。这六组核心概念表现出的时空-结构张力,构成了本文解剖地方政府债务的央地视角。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文献回顾与述评,梳理了政府债务学术研究的西方脉络,展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探寻,还带入了央地财经高官的政策表态。第二章是学理基础,辨析了从央地视角解释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四种经典理论,包括“收权-放权”策略调整的改革视角、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激励视角、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视角和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视角。第叁章以“找钱-分钱：财税改革中的央地博弈”为题,再现了1993、2001年一大一小两次财税改革的时空背景,运用亲历者回忆录的素材,对地方政府两次作弊的典型案例,勾画了央地博弈的鲜活画面。第四章以“缺钱-借钱：分税制与早期债务的形成”为题,着重回答了早期乡镇债务兴起的逻辑。第五章以“借钱-赚钱：融资工具创新与地方债务走高”为题,将经济改革新时期的地方债务激增,理解为融资工具创新。第六章以“邀功-赖账：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的正反激励”为题,对地方债务攀升的官僚集团行动给予了学理解释。第七章以“土地-信用：地方政府债务的杠杆放大”为题,描绘了地方债务最终走到惊险高度,依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和政府效用,它在释放治理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和城市焕然一新做出了重要积极的贡献。第八章以“脱缰-重构：债务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新格局”为题,解读单一制架构的中央政府如何在逆境下挽回局面的出牌路数。最终的结语,简要讨论了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竞争性地方政府,走到了由盛而衰的新拐点。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局面,争取做到权责相匹配；完善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打破GDP至上论；不断拓宽地方政府合法举债渠道,授予地方政府以发债权,保证投融资机制健康运转；规范债务管理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实施预算硬约束,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杨珊[2]2015年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是指地方政府借助政府信用发行债券或借款筹集财政资金,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行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实质是政府的财政行为,理应纳入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方法绕开预算法等财政法律规范,在获取建设资金的同时积累了大量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而我国《预算法》仅简单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仍然缺乏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框架和具体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了如何授予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权,其融资应当受到何种限制,如何防范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经济学上公共产品理论、公债融资的主要学说和财政分权理论从理论上表明地方政府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较中央政府更有效率,地方政府具有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政府职责。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两种方式,不受约束的债务融资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形成债务风险背后的动因与公共池塘、预算软约束、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关,而这些问题又都与财政分权不完全带来的财权事权不匹配有关。此外,地方政绩考核机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都促使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范为我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法律规范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巴西通过财政责任法化解债务危机,美国从市场化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市政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进行法律监管和规范,日本通过债券发行审批制度控制地方债务融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制的短期目标是理清债务和控制债务风险,长期目标是建立可持续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针对债务融资的控制,世界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包括市场控制模式、行政控制模式、法律规则控制模式及合作安排模式。这几种债务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基本上属于行政控制模式,最终应形成以法律规则控制为主,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为辅的控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应将法律授权原则、预算管理原则、上级政府约束原则和公共效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和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但是这些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强制力,尚未建立起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长久法律机制。制定财政责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债务风险的事前、事后处理机制,对我国建立地方债务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需建立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和债务责任的制度。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制度,还必须完善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限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并赋予与之相匹配的财权。此外,通过预算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除了在上级行政监督之外,形成地方人大和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制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的完善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化融资机制。
刘雷[3]2014年在《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经济安全已然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而财政安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里,关注经济安全和财政安全早已成为各国政府施政和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点。早在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经济安全定位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叁大目标之一；1996年,俄罗斯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说法；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随之引爆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继而影响全球的经济稳定,财政安全再次引起全球的关注。2013年10月,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一次大会讨论了两大议题,其中一大议题即是最高审计机关在维护财政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领域的作用。可以看出,在全球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安全中的财政安全一直备受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存在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常态。我国政府性债务问题近年来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内的普遍关注,最新一次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负有偿还责任的全国政府性债务高达20.6989万亿元,说明政府性债务在我国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要求政府的财政安全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金融系统风险、房地产行业风险、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等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最后都会转化为具有兜底责任的财政风险,影响财政安全,最终影响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和经济基础,因此,财政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石,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内在要求。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监督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维护国家财政安全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已达成共识。美国审计署(GAO)自1990年起持续关注高风险领域,并在《2004-2009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审计要“应对美国人民福利和财政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和安全威胁”；其他国家的审计机关,诸如澳大利亚、瑞典等,都在日常工作中履行了维护财政安全的职责。国际审计组织第二十一次大会形成的《北京宣言》明确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肯定最高审计机关在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促进国家良治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国家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在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指出要“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揭示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性建议,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刘家义审计长在2013年12月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审计中,要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那么,政府审计到底是如何维护财政安全,或者说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是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最为核心的问题。该研究的进行将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促进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功能的发挥和有助于深化政府审计和财政理论的研究。财政是国家的经济活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财政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应该并且可以在维护财政安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现路径,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共分为以下七章内容：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分为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预期创新共五个小节。本章是开篇章,总领整篇论文。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从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依据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作用方式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相关经验研究和维护财政安全的具体政府审计形式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综述,最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评价。第叁章,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共分为财政安全内涵界定、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基础、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作用机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功能定位和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践依据共五方面内容。其中,财政安全内涵界定是辨析安全、财政、财政安全、财政风险等基础性概念的基础上,给出财政安全的具体内涵；理论基础一节主要基于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洛克的国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分析了政府审计应该要维护财政安全；作用机理一节从审计控制观出发,理论上提出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作用过程；而功能定位一节主要分析了政府审计在我国财政监督体系中的定位；第五节从历史依据、法律法规依据、现实状况叁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践依据第四章,财政安全要素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的理论视角。本章首先说明了构建财政安全要素体系的重要性,其次,基于公共财政论,提出了可以将所有影响财政安全的因素包括在内的财政安全六要素体系,即财政收支有效性、政府债务可控性、财政制度合理性、财政信息公开性、权力运行规范性和宏观经济平稳性,最后分析了财政安全六要素体系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审计“免疫系统”观的理论视角。本章首先阐述和分析审计的“免疫系统”观,指出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来维护政府财政安全。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具有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的“免疫系统”功能能否维护地方财政安全和中央财政安全。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到了发挥,可以维护财政安全。第六章,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现路径研究。本章在构建起的财政安全要素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实施税收绩效审计和公共项目绩效审计来提高财政收支有效性,通过实施政府债务审计和专项政府审计增强政府债务可控性,通过实施制度合理性审计和财政预算全程审计促进财政制度合理性,通过实施财政信息系统审计和政府信息公开审计加强财政信息公开性,通过完善经济责任审计提升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及通过实施宏观经济环境审计保障宏观经济平稳性。政府审计可以通过以上这些实现路径维护财政安全。第七章,主要研究结论、研究创新、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本章是结束章,主要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归纳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并提出论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政府审计应该并且可以维护财政安全。本文构建的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政府审计应该维护财政安全。基于审计“免疫系统”观,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维护地方财政安全和中央财政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出政府审计可以维护财政安全的结论。(2)公共财政视角下,财政安全要求实现财政收支有效性、政府债务可控性、财政制度合理性、财政信息公开性、权力运行规范性和宏观经济平稳性。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路径问题的前提是梳理清楚影响财政安全的因素是什么,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些方面政府审计是否可以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我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与之相匹配的是公共财政模式。本文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根据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提出财政安全是指政府财政的运行在受到内外部风险因素的冲击下,依然能够持续稳定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安全状态,财政需要做到财政收支有效性、政府债务可控性、财政制度合理性、财政信息公开性、权力运行规范性和宏观经济平稳性。(3)政府审计可以达到财政安全要素体系六个方面的要求,从而实现维护财政安全的目标。基于受托经济责任理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内涵会随着环境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丰富。在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安全的要素内容可以包括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丰富内涵里,换言之,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政府审计可以去实现财政安全的要素要求,即政府审计可以有相应的路径去实现维护财政安全的目标。本文提出,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实施税收绩效审计和公共项目绩效审计来提高财政收支有效性,通过实施政府债务审计和专项政府审计增强政府债务可控性,通过实施制度合理性审计和财政预算全程审计促进财政制度合理性,通过实施财政信息系统审计和政府信息公开审计加强财政信息公开性,通过强化经济责任审计提升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及通过宏观经济环境审计保障宏观经济平稳性,最终维护财政安全。本文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的创新：(1)构建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问题在国内外尚属前沿。国内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实现路径的文献相对片面,不成系统,角度各异,不利于指导政府审计发挥维护财政安全的功能作用,而国外直接研究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文献几乎没有。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了基本概念界定、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理论基础、政府审计维护财政的作用机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功能定位以及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践依据共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理论上解决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关系问题。(2)基于审计“免疫系统”观,通过探索性地实证分析获得了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有价值的经验证据。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规范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可行性,而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证文献极少,本文从审计“免疫系统”观出发,用数据探索性地考察了政府审计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寻找到了政府审计可以维护财政安全的有价值的经验证据,支持了政府审计可以维护财政安全的研究结论。(3)在财政安全要素体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府审计有效维护财政安全的作用路径,并提出若干维护公共财政安全的新型政府审计类型。基于公共财政理论视角下构建的财政安全要素体系,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现路径主要有：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实施税收绩效审计和公共项目绩效审计来提高财政收支有效性,通过实施政府债务审计和专项政府审计增强政府债务可控性,通过实施制度合理性审计和财政预算全程审计促进财政制度合理性,通过实施财政信息系统审计和政府信息公开审计加强财政信息公开性,通过完善经济责任审计提升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及通过实施宏观经济环境审计保障宏观经济平稳性。其中,新型政府审计类型包括了税收绩效审计、制度合理性审计、财政预算全程审计、政府信息公开审计和宏观经济环境审计。
张海星[4]2006年在《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财政风险,就会发现这种财政风险通常是和或有债务相连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忽视这种“隐性”财政风险,其对财政状况和政策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近几年都在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披露有关或有债务的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政府或有负债问题,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新西兰、捷克、美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来防范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累积和爆发。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尤其是对游离于预算体系以外的政府或有债务缺乏有效的确认、量化、报告和披露制度,使得这一部分债务不断累积,并逐步转化为政府的直接负债。这将对政府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解决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问题,特别是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监测,对减少国家财政风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或有债务的分析框架,并把它放置于我国渐进转型的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在渐进转型中形成的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或有负债体系,进而通过“时间赎买”策略和“补偿替代”模型,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解析了我国或有债务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东亚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隐性外债造成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隐性外债进行了反思。之后,又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对我国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其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最后本文提出在明晰政府行为风险责任与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应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对传统的政府或有负债体系进行改造,以防范和化解财政(公共)风险。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政府或有负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是探索这些问题解决办法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方式入手,在借鉴汉娜(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分类,从而引出了本文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口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的双重主体身份(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并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个层次对政府或有负债进行释义,指出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面临法定(显性)和推定(隐性)的两种或有负债;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的特点,并受政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它主要不是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且大量的表现为推定的或有负债形式;制度安排、财政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承担的稳定、发展、转轨的重任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渠道;政府担保(隐性和显性)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对中央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或有负债是依托于一种特殊的载体而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载体就是政府构建的隐性担保体系。这一隐性担保体系表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隐性担保、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对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偿还义务。对地方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负债有其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和财政体制要求。但在无法定融资权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通过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结构、投向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本文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等多方面分析了地方或有债务的成因。从中国渐进转型的制度变迁中解析或有债务形成的特殊路径。本文通过对前苏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样本分析以及中国情况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了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转型期内积累了大量的或有债务。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时间赎买”策略推迟了财政支付的过程。在短期内,财政支付的推迟又是通过过度积累隐性、或有债务的形式完成的。在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体制下,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准财政活动”的形式部分地替代了政府预算内的支出,其结果必然是缓解了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为较低的赤字和负债率,然而获得这种财政绩效的代价却是长期财政成本的增加和未来财政风险的加大。本章最后用“补偿替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背景下,本文发现;政府或有负债是以隐性外债的形式存在的,它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对外借款提供的隐性担保。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隐性外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演和分析了在东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准财政行为对银行和企业提供的大量隐性担保,使后者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我国也有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外债,且数额可观,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分析政府或有债务。传统的财政分析方法只局限于财政预算内收支和显性赤字与债务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隐性及或有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即使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也仅仅是就债务而论债务,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用于还债的资产状况。本文采用财政可持续的分析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框架下,对包括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在内的综合负债水平和政府可用于还债的各类资产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对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我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资产负债率尚且适度,而在或有负债和综合债务层次上却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政风险。(2)从债务构成看,隐性及或有债务风险要远远大于直接显性债务。(3)从债务主体看,地方债务风险大于中央债务风险。(4)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政府或有债务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或有债务风险的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的启示。财政创新与风险控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或有债务(特别是政府担保)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支持手段,要想提高这种财政杠杆的融资效率,规避或有债务造成的财政(公共)风险,就必须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1)构建防范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制度路径。包括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化国企改革,建立风险与利益的对称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步骤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逐步消化亏损挂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2)建立化解或有债务风险的的管理系统。包括完善政府担保机制;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实施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或有债务风险;建立或有负债的风险储备金制度。(3)探索预警或有债务风险的技术检测方法。一是运用风险概率、保险精算、计量经济模型、或有权益分析等技术探讨量化或有债务的方法;二是尝试建立综合债务口径的财政风险预警和监测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基础数据库、宏观总量指标、微观预警指标、风险预期指标和政府承受能力指标。
王沫[5]2007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成因分析及其风险防范》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是财政风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基于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而带来的政府支出责任。从本质上讲,它本身并不是“债务”,而只是可能的债务,具有隐匿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量难以把握和财政风险难以预计,对我国地方财政的稳健运行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本文首先从界定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和财政风险入手,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成因与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理的内在逻辑顺序,从叁个方面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防范的建议对策:一是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框架;二是建立合理、科学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叁是建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
郑枫[6]2008年在《四川省德阳市地方政府负债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政府负债是指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直接借入、提供担保、土地抵押等形成的最终必须由政府偿还的债务。本文在调查研究四川省德阳市政府债务负担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分析,试图探索解决政府债务过高的途径。研究表明德阳市政府过度负债与风险是显着的。截止到2006年末德阳市政府负债余额达101.22亿元。德阳市政府负债存在如下特点:(1)负债总额巨大且面广。全市各级政府负债总额达101.22亿元,在全省排列第二位,仅次于成都市;(2)对单位和个人债务比例大。全市各级政府负债中对单位和个人的债务达26.93亿元,占全市负债总额的26.61%,其中对个人的债务5.76亿元(含清理“两金、叁乱”未兑付的个人债务),占全市负债总额的5.69%。(3)地方金融风险转化而成的政府负债大。地方政府清理整顿“两金、叁乱”、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各类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政府负债达26.04亿元,占全市负债总额的25.73%。从负债原因上来看:(1)政策性因素是导致巨额负债的主要原因之一;(2)部门各自为政,政府分散决策,缺乏集中统一管理及不规范行政造成的损失,是导致政府负债总量过大的直接原因;(3)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缺乏借款、投资、担保风险意识,轻易介入竞争性领域,造成大量政府债务;(4)为追求城市形象和政绩,超财力举债,使政府行政行为目标短期化,给地方政府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提出的对策措施包括:(1)统一认识,增强债务风险意识,把政府负债问题摆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2)借鉴其他地区化解债务的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化现有债务;(3)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4)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制度建设,积极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5)加强对或有债务的管理和控制;(6)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财政管理制度创新,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7)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为乡(镇)政府尤其债务消化创造有利条件;(8)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市域、县域财源基础,增强财政实力,为消化债务提供重要的财力支持。
武子淞[7]2014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及管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分税制改革。此次改革使得大部分财权上缴中央,而大部分事权却下归到地方,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的问题。特别是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政策,其中的大部分资金主要通过各级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的补充来实现。然而,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特殊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同时,由于受经济增速下滑以及我国结构性政策减税等因素的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必须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尽管通过建立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规避了相关法律的约束,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融资平台所面临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因此,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为研究主体,首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及投融资的平台运营形式进行分析,重点阐述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及现行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引出目前风险管理措施的不足及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政府管理角度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前两章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重要概念及基础理论；第叁章在概述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对平台的风险现状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就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对风险成因进行了解释,对我国地方政府现行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对目前风险管理中的不足进行了评述。最后,在文章第五章部分,就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及解决方案。
陈冠佑[8]2007年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预警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中尤为突出,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共分六章,在第一章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目前国内外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情况。第二章系统地总结和评述了国内外不同发展时期的政府债务风险理论。第叁章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类别进行了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进而总结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征与影响。在第四章中从经济体制转轨、财政体制不完善、债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经济周期波动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方面入手规范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原因,为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根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前四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首先从政府债务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以政府收支流量为主变量的债务可持续性动态模型,对地方政府收支流量状况的改变如何影响政府债务运行模式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了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接着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分析,设计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判标准和预警指标体系,并运用预警指标和预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评价。最后在本文的第六章,提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李经纬[9]2012年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中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后,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引起世界关注。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债务危机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本轮始于2009年11月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和美国主权债务危机更是引发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利用其控制的融资平台不规范地对外大肆举债,最终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规模,由于该债务规模大大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从而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由于这种风险可能引起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灾难,所以,中国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综上所述,政府债务风险这个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注焦点。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加以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更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近两年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研究结论,然而本人认为,这些研究结论没有能够循着地方政府债务这个具有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社会各个系统特点的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因而也没有能够揭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亟待深入。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也即将地方政府债务嵌入到社会大系统中去,同时考虑政治制度、法律、社会、文化等社会构成要素对它的影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分析思路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提出问题,通过对研究背景的介绍和分析提出了本文的论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同时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跨领域、跨学科特征的分析提出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思路；然后正式开始问题的分析,文章采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别从风险的识别、现状、形成原因及演进机制等各个层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也即治标和治本两个角度,提出了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理对策。根据这样的分析思路,我们把全文分为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说明研究目标、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同时为确定研究范围还对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主要对本文选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同时对本文所需采用的经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关问题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叁章主要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识别标准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识别的定性标准应该是：地方政府因无力履行其未来应当承担的债务偿还责任和义务,以至于引发对本地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变化、或者对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变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构成强大消极压力的可能性,传统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属于财政风险的范畴。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复杂的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简单地采用政府债务风险判别的国际警戒线指标是不合适的,一个全球通用的确定的数量标准并不存在。我们需要在参考债务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各国或各地区具体的制度环境,并根据其相应的的制度或经济、社会敏感性标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存在与否进行判断。第四章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本部分在研究国内各方面调查研究成果和笔者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采用国际权威的债务风险矩阵工具,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进行了估算,估算的结果是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至少达到158813.89亿元。接着我们根据我们建立的债务风险识别标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如此巨额的债务规模确实对中国地方政府构成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政府形象确实可能产生危害,同时它还将可能倒逼中国相关财政经济制度或法律的改变,这符合在第叁章中我们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识别标准。第五章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及演进机制进行了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分析发现：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以自我意识和利己思想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自建国以来没有什么显着变化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要求的正式的社会规则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同时造成大量可供政府官员寻租的体制环境(比如说政府的强势地位、民间经济活跃且弱势、法制建设不完善、国民弱势等)；新的以利己意识为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非正式规则逐渐取代党和政府要求的正式规则而对人们包括对地方官员的行为选择起主导作用,结果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削弱,并且对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包括举债行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逐渐无能为力的局面；人民缺乏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和权力。于是根本性的制度性不一致以及由这个不一致造成的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位的削弱,加上人民缺乏对政府官员有效监督权力,叁者共同作用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产生。第五章还从制度嵌入的委托代理的角度对上述结论进行了理论论证,同时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它们进行了实证检验。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演进,第五章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演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于各自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中国的根本性制度环境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然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演进、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可能采取的各种技术性对策会在一定阶段对债务风险起到一定的遏制或缓和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演进、发展可能会是一种波浪式的模式。第六章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原因和演进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技术性对策和制度性对策,其中技术性对策是指即使在现有制度条件下也可以发生作用的对策；而制度性对策则是一种根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思考。制度性对策的实施通常是一个长期性的渐进的过程。第七章在总结了全文的主要观点的同时,重点指出了本文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并对有待深入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个展望。
张瑞芸[10]2007年在《乡镇财政风险成因及管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镇财政风险指乡镇政府在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造成乡镇财政正常支出困难,导致乡镇政府不能正常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不能保证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提供农村公共需要的一种状态。通过对山东省几处乡镇2005-2006年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内不同层次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对我国乡镇财政风险的现状、产生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乡镇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乡镇财政支出负担加重;收入结构扭曲,预算内资金缺口大,预算外收入膨胀:乡镇财政赤字与负债严重,财政风险不断累积;管理混乱,财政资源效率低下,无力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根据产生的原因,乡镇财政风险主要分为预算风险、债务风险和财政体制风险叁大类。本文认为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战略转移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大量剩余,造成农村经济失血严重,农村税源萎缩,虽然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税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不合理的土地出让政策和劳动社会保障体制仍然给乡镇财政带来巨大的隐性风险,同时这些政策长期执行的累积效应也不可忽视。造成乡镇财政风险最直接的体制因素是目前不彻底的乡镇财政体制,收入上移、支出下移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乡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乡镇人员和财务管理的不规范是造成乡镇财政风险的重要内部原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预防和化解乡镇财政风险的六个主要措施: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基层行政改革节约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源效率;完善财税管理体制,推进“乡财县管”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法制监督;加强乡镇的债务管理。
参考文献：
[1].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D]. 王志浩. 南京大学. 2016
[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制研究[D]. 杨珊.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3]. 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现路径研究[D]. 刘雷.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张海星.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5].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成因分析及其风险防范[D]. 王沫. 苏州大学. 2007
[6]. 四川省德阳市地方政府负债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郑枫. 重庆大学. 2008
[7]. 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及管理对策研究[D]. 武子淞. 大连海事大学. 2014
[8].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预警研究[D]. 陈冠佑. 湖南大学. 2007
[9]. 经济社会学视角中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D]. 李经纬. 复旦大学. 2012
[10]. 乡镇财政风险成因及管理对策研究[D]. 张瑞芸. 山东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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