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反思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并非是现有社会学中众多的专业性分支之一，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通过反思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世界的时候容易犯的唯智主义的偏见，这不仅有助于反思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提高，也有助于培养社会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对自身及其研究手段和对象的“反思”惯习。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缺乏反思性的研究，其无论是采用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还是人文主义的参与观察法，都无法理解实践的本质性特征，因为它们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回避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对科学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反思性的目的就是扩大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以增强它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在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上，社会学者一方面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发掘知识形成的历时性的系谱(genealogy)，而不是对社会学做零碎的、“去脉络化”的假借、引用、跟随，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对“西方”的教条主义批判；另一方面社会学必须强调反思性的重要。比如过去我们往往对一些社会学理论形成的前提性条件疏忽有余，如疏忽一些“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如关于“东方与西方”的假说，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知识生产的背景，有时候会被我们有意识地拿出来检讨，但大多数时候会被遗忘。因此，唯有建立起反思社会学，通过社会学的反思性与自我批判来展现出其隐藏的自我利益，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触碰到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涵义，才有让社会学“生根”、“发芽”的可能。
在当代社会学家对反思社会学的研究倡导中，伯格(B.Berger)、加芬克尔(H.Garfinkel)、奥尼尔(John O'Neill)、布迪厄(P.Bourdieu)、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都十分重视反思社会学的问题。这些社会学者的反思意识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和狄尔泰以来的解释学传统的影响，并无一例外地都有着十分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尽管他们的反思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注：有关这些社会学家在使用“反思性”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反思社会学要点，可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38-49.而对“反思性”在不同学科中的使用状况，阿什莫也有一个系统的考察。见：Ashmore,M.(1989)The Reflexive Thesis:Wrigthing 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30-32.）但与早期的古尔德纳对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不同，在他们那里，反思社会学不再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工作纲领。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把科学研究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反思，关注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关系问题，认识到知识生产与学术制度及其他领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仅从认识论角度认识知识生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认识论背后的社会条件。因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科学建制形成过程渗透着权力因素，这一点是哈贝马斯、布迪厄、埃利亚斯、福柯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的共识。他们对知识的研究是和对语言、实践、权力等问题的关注纠缠在一起的，使我们对知识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有了全新认识。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研究可能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其分析的深度和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其他社会学家。布迪厄遵循反思社会学基本原则的指导，在对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学术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他独特的概念如“场域”、“惯习”、“再生产”、“符号权力”探讨了教育在连接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作用以及学术场域和符号权力的关系。布迪厄指出，任何一种权力都要行使符号暴力，即都力图强加各种意义，通过掩盖那些作为自身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促使人们将这些意义都视为合法之物。而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活动。我们知道，在社会学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个体”与“整体”、“主体”与“客体”、“微观”与“宏观”等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命题。[1]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布迪厄一生都致力于批驳和扬弃这些二元对立思想，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等等。因为在布迪厄看来，上述二元对立中的一元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日常性知识，正是这种日常性知识妨碍了社会学的活力。因此，他认为社会学的危机正是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要进行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反思性地考察科学的对象以及从事科学的研究者自身。为此，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通过实践理论(praxeology)来建立一门反思社会学已显得十分必要。而这种以实践为出发点，以反思性为基本原则的当代反思社会学与以往的“反思社会学”研究相比，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作为反思主体的学者不同，当代反思社会学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反回(re-flectere)”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伸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2]。从反思的对象来看，“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3]。因为，每一个社会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正是这一目标使当代反思社会学与现象学的、阐释学的以及其它后现代形式的“反思性”分道扬镳了。[4]
当代反思社会学不仅与以前其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区别，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其根本目的在于对社会学研究者本身及其学术实践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5]在反思社会学者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因为它具有界定科学所需要的各种基本特征。社会学家要想进行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反思性地考察科学对象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者自身，考察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大都倡导思维方式的多元性和从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与研究，并以双重（而非二元）运动规律的辩证关系——即“内在性的外在化”和“外在性的内在化”为基本假定所发展出来的“场域(field)”和“惯习(habitus)”等概念，来跳脱传统的二选一的二元论思维困境。（注：如布迪厄指出，社会学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的方法论循环：观察→假设→实验化→理论→再观察，取而代之的应是新的认识论秩序：（与常识的）决裂→（科学对象的）构建→事实检验（即验证）。）因此，在当代反思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
一般认为，现代世界提倡通过用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两种方式来加深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性认知。[6]在社会组织里，信息在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平衡过程中被系统地收集、储存和提取。而社会运动则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多的动力和更大的改革潜力，因为社会运动有助于新项目获取成就和反对现存秩序。如果它们不总是其所预言的事情未来状况的征兆，那至少可以说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使人不安的因素。因此，社会运动不仅是社会紧张与变革的根源（社会学家因此而对其进行分析），而且，它们可能具有辨别既有制度秩序难以判断的特征。传统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政治运动及宗教运动，在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今天，促进社会学反思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诸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即使很难说它们一定是导致社会学走向反思社会学的必要因素，但至少可以说在当前它们的确十分重要。
毫无疑问，社会学的实践冲击(practical impact)（犹如这些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既是深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与组成它又独立于它的社会组织一起，就像是学习机器，不断汲取知识以便调整它们的自我控制。因为总有反常的未预期结果和社会变迁的意外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知识掌握过程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面对社会变迁的加速，只有社会自身能够不断调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来预期的未来。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应具有这种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此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的方式进行反思。[7]因此，一个社会培养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社会学文化的状况将是评判该社会具有弹性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8]
因此，反思社会学的反思性原则于社会学来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和性质的特殊性所决定，还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本身具有思想、观念、精神世界等，必须在反思中不断把握其对象，并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通过主、客体间的互动，即“互为主体性”，进一步把握和理解自己，并调整自身与客观对象和环境的关系。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更具有实践意义的是将关注视角首先转换到其自身的社会学研究这个问题上来，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在其自身的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而独立地建构研究对象，这是保持社会研究有效性的先决条件。
总之，反思社会学是对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也是对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反思社会学将“反思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求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是历史运作的结果和当前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对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干扰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觉的批判性。其实，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社会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社会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社会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社会学家必须为自己科学研究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辩护，社会学家要对其他人的行动和信念发表见解，就首先要从非反思性的努力中后退一步，以反思自己的行动和研究实践的条件。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也因此而紧密地时时联系在一起。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标有各种“主义”与“后学”名目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狂欢化”的盛况，似乎越来越不那么令人乐观了。许多在80年代对社会学理论的新观念趋之若鹜的人，早已感到了厌倦，“理论狂欢化”的热潮似乎越来越像是一种“理论的通货膨胀”。社会学理论也似乎和整个全球化一样，在90年代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就已经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所谓“世纪末”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反思社会学”的复兴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今天的社会学状况，“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反思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不仅对理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具有批判性的把握。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社会学理论在今天面临的危机，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理论与经验的鸿沟之间在日益扩大。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现象呢？事实上，这种鸿沟的实质是一个理论问题。具体来说，在科学哲学中，学者们早已对经验研究本身蕴含的理论前提抱有一致，而在社会学界，无论是实证主义取向的经验研究，还是人文主义取向的经验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概念往往是未经系统理论反思的常识性概念，而研究过程中对概念的操作化步骤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概念的“去理论化”。这样，这些理论要么在不自觉中沦为社会中流行的实践无意识的“代言人”，要么成为布迪厄所谓“学究观点”这样的理论无意识的傀儡。因此，反思社会学的“反思性”的理论自觉是研究者在不断面对“难题局面”的学术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思维品格，一种对轻率圆说和逃避“惯习”的克服。而缺乏了这种思维品格和反思热情，社会学就很难达到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也许正因为如此，吉登斯(A.Giddens)才提出“双重阐释(doublehermeneutic)”这一带有明显“反思”意味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其实，就其根本而言，这一概念与其说是指明了社会学的一种逻辑，还不如说是揭示了现代社会与社会学之反思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注：其实，在社会学里，与经验研究相伴的概念创新(conceptual innovation)至少与有创意的理论解释一样重要。因为这种概念的创新开辟了看问题的新维度，这不是“非专业行动者”在观察问题时所能够采用的，它能揭示出一套既定制度所从未被怀疑过的方面，并表现了其各种潜力所在。）
第二，反思社会学家自身所处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境况，其现状实在令人难以愉悦。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量变迁中问题的出现，社会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社会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种错觉。社会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社会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社会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似乎社会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学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驰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社会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是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社会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做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从学者自身的角度来说，“纯粹的”学术是不应该以任何东西为前提的，它只能根据自由理性进行思想、判断，只有从自由理性出发，学者才能真正面对事物本身，他面对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而不是伪现实。社会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建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建构。然而，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曾经占据核心位置的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地位正在日趋衰落。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消失，知识分子在注释经典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这些无疑导致了知识分子（包括社会学者）的角色危机，人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或许这正是他们提出诸如全球化、后现代等新时代、新话语的原因，以此能够使自己在一个人文社会学科已逐步被科学所取代的技术专制的社会中继续合法地保留其重要性。与科技专家相比，现代社会学家失去了其重要地位，成了一个“解释者”，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被安全地限制在学院内部。[9]
第三，社会学的学术场域中存在的大量失范现象一时还难以改观。学术场域的问题一直是反思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对学术场域问题的探讨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学术场域中的斗争以浓缩的方式体现了符号权力斗争的一些基本特点；二是理解学术场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在揭示各种认识论障碍背后的社会条件，从而与反思社会学的主张联系起来。（注：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场域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一是与其他场域的关系问题，二是学术体制内部的系科之争。对于前者来说，学术界的权威主要依据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处于权力场域的支配之下。这样，在学术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原则发生冲突。就后者而言，科学院系、法学院和医学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处于学术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在社会学的学术市场中，不断有新的学术产品摆上货架，对社会学家及其理论的需求也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程度。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全球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械的出现，社会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社会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学术作为文化传承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保证，是人类文明和理智的最高表现，所以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发展的。但是，由于现阶段我们的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社会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
第四，受日常性知识的影响，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也令人担忧。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而科学惯习是一种“造就人”的规则，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规则。它根据科学的规范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并不明确意识到要把这些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就能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极端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注：特别是由于受学究式思维定势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地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在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对此，我们在不断进行反思和保持必要警惕的同时，一是要反对极端实证主义中不进行任何批判性考察就全盘接受以提供作自己概念的做法；二是要反对那些视这种反思意向只是某种哲学心态渗透的常识性社会学。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根本上依靠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科学惯习来实现。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实践应用的双向解释。社会学的实践结果最发人深思的地方并不在于创造出一套套被用来对社会世界进行工具性控制的理论，而在于把吸收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融入到他们所要分析的“主题”中去，以构建和重建新的“主题”。没有什么能比对话模式更重要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模式，才能使之与反思性的关注结合起来。[10]
今天，社会学家实际上正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专业的纯洁性和独有性，不得不承传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从而可能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常识来代替日常性常识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如果要抛弃过去所谓的专业知识，他又可能失去学术传统所赋予他的知识工具和话语方式，从而可能成为只能依靠自我启迪的业余社会学家。对此，我们必须实现一种彻底的转换。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开辟、去创新，如果我们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眼光。[11]倘若没有这种真正的转换，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反思就无从谈起，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也只能沦为一种“理论无意识”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