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发展测量指标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重构论文,测量论文,指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不但依赖于人们的实践，而且依赖于人们的认识——特别是社会发展的测量指标，它是评估社会发展成果、选择发展方向和路径的基础。本文认为：社会发展测量指标是在时间轴上反映出来的、有关社会运动的有效性、有益性和稳定性的数量差，而现有的社会发展指标缺乏对社会发展根本特征的透视，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无法发现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从而无法比较发展路径和降低发展成本，难以逾越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对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发展能量指标的新概念：即社会契约的覆盖度、链接度、入局度和出局度。
一、社会、社会发展与测量指标。
“什么是社会？”和“什么是社会发展”是关于社会发展指标测量的两个元问题，是决定发展指标的科学基础。
（一）按照能量社会学的观点，（注：见《能量社会学》，蒋影明《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7.1。）社会是社会能量的存在，社会把各个成员联系起来，使得“自然人”成为“社会成员”，因此降低了他们与其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在单位时空条件下社会能量值的提高（从低能量社会达到高能量社会），即个人的活动、举止言行被世人所共识、所接收、所吸收；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使得他人受益受惠，即“微观个人”与“宏观个人”之间的统一性。它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测量指标的理论基础。
1、社会的有效性。社会在什么层面、 什么范围把社会成员联接起来，构成了社会的有效性，它是社会存在程度的客观反映。从动态角度看，社会的有效性提高的快慢，不但是社会发展的“理论内核”，而且可以衡量发展的速率、效率等。
2、社会的有益性。指社会规范、 社会道德的现实存在和实际作用，社会并不是能量的随意堆积，而是在一定时空下的有序分布和有效构成，有益性指这种分布有利于人们的社会关系，这种构成改善了人们的活动环境。
3、社会的稳定性，指有效性和有益性的不可逆程度。 稳定性是一个具有双重测量意义的指标：稳定性太低，说明社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自积累能力低；而稳定性太高，说明社会缺乏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子系统的可塑性和制度创新的能力。
（二）当前社会发展测量指标的不足。
社会发展的测量，离不开以上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显然，现存的社会发展指标所存在的疏漏，将会给社会发展战略方向造成判断失误（注：“人类在21世纪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对于这个世纪发生的巨大变化缺乏预见与思想准备。”《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罗荣渠，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第3页。）。这种疏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了社会的派生要素或者相关要素——如把技术和经济的因素作为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忽略了社会要素的根本作用。经济活动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如果只有经济发展的信息反馈，而没有准确的社会发展信息反馈，那么决策向经济倾斜是难免的，这也是长期妨碍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
2.强调了人的进步和量的变化，而没有刻划社会进步和质的转折。普遍存在以人的进步代替社会进步的倾向（注：“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是：各国社会指标都体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作为衡量标准。”《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主编吴寒光，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第64页。），而忽略了社会制度、社会机制（如激励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淘汰机制）等方面的得失。如为了体现以人为中心而普遍使用人均百分比指标，恰恰忽略了社会整合或者断离的状态，使指标无法揭示、也无法解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质变状态（如社会转型或历史转折），这种状态是一个社会走向兴盛的历史关头；或者是面临衰落的巨大风险。（注：“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一论断话音未落，金融风暴和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发生大骚乱和大衰退。另一个较早的例子，当全世界都听见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的宣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接踵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3、注重揭示发展的外生变量，而缺少内生变量。 它过多地关注物质财富增长（注：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等人提出的“经济福利指标”，日本1973年公布的“国民纯福利”的指标体系，法国的11项经济福利指标等。198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布坎南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能不能发明一种能控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具体政治制度。”《自由、市场与国家》布坎南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第64页。），没有抓住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缺少对于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关注，缺少对社会契约的改进、创新和评估。因此，它无法比较发展路径和降低发展成本，无法揭示发展的根本障碍，从而难以比较不同发展战略将面临的社会风险。导致在现实社会中，以牺牲社会正义、秩序和稳定为代价而追求“发展”的情况广泛存在。（注：198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布坎南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能不能发明一种能控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具体政治制度。”《自由、市场与国家》布坎南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第3页）
二、发展指标面对的问题：透视发展动力与甄别发展障碍。
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有两个最大的特征：动态性和方向性。动态性说明了它的速率（或效率），方向性说明了发展的价值。指标不应只提供发展的表面结果，而更应挖掘发展作为过程性的要素。“把握方向，赢得机遇”的发展需要，对社会指标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一）透视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
透视发展的障碍，是要找到各种各样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本障碍。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其地理位置（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其社会制度，其发展的根本障碍有以下两个：
1、社会僵化。它是指发展动力太弱，速度太慢，社会徘徊不前。 具体表现在：（1）作为构成社会能量要素的社会成员， 其生存条件严重不足。（2）社会负担过重：社会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3）推动发展的社会动力严重缺乏：如高素质的人口数量不足或者低质量的人口比例过高。
2、社会断离。指社会成员、社会阶层、 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分裂、隔离和冲突。（1）破坏性。 劣性断离动摇了构成整个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和社会信仰。断离埋伏了社会危机的祸种，它触发了社会失范、越轨、内耗和犯罪的蔓延；而断离区域突然扩大、强度突然升高是社会动荡和解体的先兆和深层原因。（2）消耗性。 社会断离往往根深蒂固，反复发作，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能量，使发展动力受损严重。（3）现实性。 治理社会断离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根治腐败，贫富分化、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等。
（二）寻找发展的深层动力。
要寻找发展动力，首先要寻找构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一般等价物”，即实现社会成员联系的媒介，它是来自经济方面的货币？还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权力？还是来自宗教方面的教义？还是来自军事方面的武力呢？都不是。连接各个成员，从而构成各式各样社团、社区的“一般等价物”，是社会契约和契约链。
1.契约的界定。社会的细胞是能量，能量的生存媒介和沟通渠道是社会契约（简称契约）。契约是社会能量稳定、规范、有序的存在形态，是对能量内容、特征、形态和强度的规定与筛选。契约连接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成员、各个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它是组成和沟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社会的“一般等价物”。契约是能量保持、积累、循环和代谢的介质，契约的本质是能量在现实社会中分布和移动的确定性。（注：“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契约。”《利维坦》霍布斯商务出版社1986年。）
2.契约的功能。（1）契约是社会能量贮存和连接的介质， 它把个人与社会链接起来，以满足社会成员规范、持久、稳定地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契约降低了社会成员在生活的不同时期，由于生理等原因而造成能量的不均匀性、不稳定性的风险。（2 ）契约规定了社会能量传递、聚积和释放的形态。如每年都有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在南京雨花台举行成年人仪式，宣誓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加入社会的标志，其内容包括要做什么样的人（从社会中汲取能量），要做什么事和怎么做（向社会释放能量）。（3）契约是社会能量调控、淘汰和优选的工具。 能量依靠契约得已新陈代谢和优化，而优化能量能保值增值。（4 ）契约规定了能量的分布规则和移动方向，满足其保值和传递的需求。在不同代人之间能量移动有关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风险，把过去、今天和未来的能量链接起来，以满足社会发展的持续性需求，使得契约成为战胜社会断离的重要工具。如1997年南京市各界二千人签订尊老爱幼公约，该契约保证了人们幼时从社会吸收能量；青壮年时向社会释放能量，老年时，又从社会吸收能量。可以看出良性契约是战胜社会僵化和断离的重要工具。
（三）契约链：提供社会存在和发展动力的“一般等价物”。
1、上游契约、下游契约与契约链。上游契约， 是契约网络的基础部分，是“纲”。最上游的契约是元契约，如宪法。下游契约，受上游契约支撑，围绕上游契约而派生和展开的契约，是“目”，如规章制度。契约链，是链接以上述两种契约的组成规则，它通过对单个契约的定位和支撑，为契约的建立、修改和废除，设置相关的规则和程序，提高了契约在复杂变化的现实社会中的整体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形成宏观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
2、契约链的功能，在于逾越发展障碍， 降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不稳定性、成本与风险。（1）链接单个契约，凝聚与选择社会能量， 形成社会结构。若无契约链的作用，单个契约无序散落、矛盾混乱，不能满足宏观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需求。这种对宏观社会的决定和支撑作用，如孔孟之道、仁义忠孝，三纲五常等对于封建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支撑。（2）优化单个契约，提供发展动力，满足其持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 契约链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协调了契约的供求关系，使社会获得稳定和秩序。（3）调控和选择发展的状态。 发展与契约的变化（如制度创新）是一致的，契约链规定了契约的系统功能，规定了契约代谢的规则，是选择主流文化的工具，是淘汰和抑制反文化的武器，从而决定了发展状态和特征。
三、社会发展的能量指标：契约的链接度、覆盖度、入局度和出局度。
（一）能量指标的概念。
按照能量社会学的观点，发展是对社会能量特定分布形态和移动状态的改善：（1）发展障碍是社会能量分布形态和移动状态的不良；（2）发展动力取决于单位时空社会能量的凝聚方向和凝聚力；（3）发展的展开可以看作是社会成员活动的有益性不断提高的过程。据此，笔者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能量指标”，它围绕各个社会层面和发展阶段，透视能量分布形态、强度，揭示其移动状态（方向、路径等），旨在赢得发展机遇，揭示低成本的发展路径，降低未来的宏观风险；其有如下特点：
1.依赖沟通而获得控制：强调社会成员的沟通和了解（而不是压制和强迫），把个人连接到社团之中，把社团连接到社会之中，控制社会能量波动的强度和方向，旨在满足社会微观秩序和社会成员安全的需要。
2.通过整体而正确选择：强调社会能量之间的整体联系，从而向处于不同社会层面的不同社团提供充分的选择，把他们及其社会行为的责任、义务和权益等联系起来，形成民族、阶层、政党、社区之间的确定性关系，旨在降低宏观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风险。
3.通过优化而不断持续：强调对于社会能量的规定性及其新陈代谢的程序性，强调对它们进行高质量的筛选。不断把上一代成员与下一代成员及其活动联系起来，降低社会转型或质变阶段的风险，使得社会发展及其成果能够顺利延续和平稳地实现。
（二）覆盖度。
1、界定。它指在单位时空条件下， 社会成员的全部行为与受契约规定的行为之间的比值，它反映了契约在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中的含量，说明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社会化的程度，是评估社会兴衰的重要参考。（注：如“实行价格决策公众听证制度主要目的是将过去政府封闭的价格决策活动相对公开化，以提高价格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价格决策要与百姓商量》金陵晚报1998年4月。）
2、应用。 提升覆盖度是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驱动下的理性选择，它保障了社会成员必要的和正当的自由和权利，也规定了其义务和责任。而没有契约也就没有了这种社会保障。如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干部群众的生存权被侵犯甚至失去，就是因为社会契约链（宪法）被破坏、被抛弃后，覆盖度大幅度下降。纵观人类发展史，当覆盖度相当小时，人们就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国家失去了稳定、秩序的发展。
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创造性，那么契约覆盖度的提高，是否会抹煞人的创造性？是否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把人变成符号、变成社会“大机器”上面的一个“螺丝钉”呢？就人的创造性而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文明矢，社会能量增强，社会秩序提高；野蛮矢则与前者相反。契约的本质是引导和良化人的创造性，提高现代文明、文化的含量。阻止了人们返回生物本性的状态（如野蛮、暴力等）。它反映了对于创造成功的激励和奖赏——如表彰英雄模范；反映了对于创造过程出现失败或曲折的补偿和补救——如社会保障。
（三）链接度。
1、界定。那些相互支撑而不相互冲突的契约， 称为“支撑——派生性契约”。链接度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契约总量与“支撑——派生性契约”数量之间的比值。它说明了契约链的长度和质量，反映了契约所凝聚能量的多少，揭示了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状态，反映了逾越发展障碍的动力，对于评估、开发和选择发展对策具有战略指导作用，是社会指标发展的中宏观指标。
2、应用。链接度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形态。当链接度高时， 它不断改善契约质量，满足发展的新需求，向发展提供了持续性的动力。当链接度低时，契约链代谢受阻，而低质量契约链不能有效地保存、凝聚和传递社会能量，社会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支撑物和动力源，社会处于“外部支撑状态”。（注：“近年来出现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有法不依，等现象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缺少宪法关系的规范实践，使广大国民无从以宪法关系有效制约此类违宪情况。”《论宪法关系的实质》梁忠前〈法律科学〉1995.1。）此时，社会结构被扭曲，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十分困难，成为仰人鼻息的附属，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增加；如所谓一切向“钱”看就反映了当社会缺少内在力量支撑时，被迫寻找和依靠钱的支撑，并以牺牲社会发展的独立性为代价，结果，经济发展反而受到阻碍。如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疲软的实质是（社会）信用不足”。（注：《市场疲软的实质是信用不足》茅于轼《每日桥报》1999.6.9。）
（四）入局度。
1、界定。契约入局度是指单位时空条件下， 新诞生契约的数量与总契约之比值。它说明了社会向未知领域挑战的状态、拓展的范围大小和拓展的速度。通过调整测量半径，该指标可以收集从微观、中观到宏观范围不同层面的数据。它有利于落实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使之可操作化、可执行、可监督、可稳定延续，对于避免阴谋、内耗、动荡及其不确定风险是必不可少的。（注：“社会制度的短缺是转型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解决制度短缺问题则成了转型社会的主要任务。”《论转型社会的制度短缺问题》唐兴霖中山大学学报1997.2.41页。）
2、应用。此指标与出局度指标结合使用， 可跟踪和降低发展的风险。如果入局度未能与经济、科技、政治等发展的能量需求同步上升，而这些领域的变化使出局度大大提高，据此可透视社会断离的程度。由此进一步评价避免和治理断离的对策，是否取得、以及在何层面、何种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并为开发和选择治理对策奠定了基础。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新契约不足和不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注：“寻租活动大搞权钱交易，导致政府失策，导致经济资源的扭曲配置，对金融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新加坡和香港，恰恰是比较廉政和高效率的政府。”《寻租活动：东亚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方小刚社会科学报98.5.21。）
（五）出局度。
1、界定。契约出局度是指单位时空条件下， 消亡契约的数量与总契约之比值。它说明了社会脱离原有阶段的状态、脱离范围的大小和脱离速度。通过调整测量半径，该指标可以收集从微观、中观到宏观范围的不同数据。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僵化的原因，为什么曾是世界第一强国，逐渐衰落到了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境地。
2、应用。如果出局度太低，则社会处于僵化状态； 反之如果出局度太高而入局度未能同步上升，契约供给不能满足契约需求，能量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断离。因为实际存在的契约数量大大下降，单位契约的负荷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的稳定性和秩序性必然随之下降而发生社会断离；由此造成社会运动的弯路甚至倒退。在“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中，今天“打倒”他，明天“踢开”你，契约的新陈代谢速度目不暇接，其形成的社会混乱也是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