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文化在海南的地域扩散与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地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375—5444（2001）01—0099—08
1 引言
陈传康先生曾将所有开发、开拓边疆的文化界定为开疆文化[1]。随后，司徒尚纪在专著《广东文化地理》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诠释，指出：“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疆地区传播的汉文化称之为开疆文化”，并特别强调了开疆文化的发展性和阶段性[2]。海南岛由于经济、 社会、文化落后，故为历代王朝开发、拓展的地区之一。海南文化是在黎族文化本底的基础上，由汉、苗、壮、回等民族文化，以及近代华侨文化、农垦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的长期相互碰撞、彼此融合，在海南这一特定环境下生成的，是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海岛型文化。本文所述海南文化就是一种开疆文化。它包括了使海南岛从落后的、不发达的境况下向较发达的、先进的阶段转变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3个文化层次中的各种要素。
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因类型和特点的不同，以及传入地自然和人文条件的有别，形成了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和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点。研究海南开疆文化的地域扩散与整合，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海南文化形成历史进程的研究和理解，指导制订海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宏观方略，而且也是对文化地理学学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2 开疆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扩散特点
海南岛，远有粤北五岭阻隔，近有琼州海峡割裂，中原汉文化的传播倍受阻隔。即便是广东大陆主流文化的影响扩散，也要克服重重困难才可传到本岛。所以它接收的常是屡受中介地过滤和影响的文化[3]。 此外，一旦某种文化要素渡海而至，在岛内的传播也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之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海南岛没有纵贯南北或西东的大江大河，地形如倒扣的锅状，即中部偏南为山地，其下是丘陵，最外围是沿海台地平原带[4]。 这样的圈层地形，加上西干东湿的气候特点，使大陆文化传播中占主流的沿江河、平原传染扩散的模式在本岛难以发挥作用。从发展历程看，本岛文化传播主要是按海拔从低到高，从沿海向腹部渐次推延的。当然在历史早期，大陆文化首先是在邻近大陆的岛北部及西北部，现海口、儋州一带登陆并站稳脚跟，其后再往岛东部、东南和西南发展，形成早期环岛传播格局（图1）。值得指出的是，早期移民在沿海开发定居后， 随人口增加等原因向中部地区深入时，各支系或部落也分别是沿着岛上放射状河流谷地分批挺进的，并相继建立聚落作为后期开发基地[5]。 如宋大观元年（1107年）在今东方县昌化江流域曾设置镇州，虽然后因“出差货物不多，中间并无人旅往返”（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七， 189册。）而废，但足以反映开疆文化在岛内溯江传播的特点。这可能也是早期海南先民在“东西南北之路不通，州县不立”（注：《定安县志》卷九，黎岐志，黎议。）的条件下，选择最便利的江河作为传播通道之必然结果。秦汉以降，特别是唐代汉族人口的增加，以往汉在北、黎在南的分布格局发生变化[6]，形成汉在外、 黎在内的民族文化分布格局，给日后本岛文化从外向内的传播扩散奠定了基础。
图1 海南岛历代开发示意图
Fig.1 Map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inan in history
地形特点固然是影响开疆文化在岛上传播的重要因素，但海南人口除了黎族、以及少数随军来自广西的苗族，因避难或经商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回族之外，主要来自闽潮福佬系居民，故移民作为文化载体，是开疆文化在海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据诸史统计，来自大陆的移民，唐以前为2万人，宋代为10万人，元代为17万人，明代为47万人，清代为217万人[ 7]。至1980年前后，建国后因农垦进入海南的大陆移民也有上百万[5]。他们随后将原地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传播到岛上。 宋赵汝适《诸蕃志》载：“闽商值风飘荡，资货陷没，多入黎地。”海南沿海有很多地名，带有鲜明闽地名特点，大量族谱也记载闽人迁入海南的历史[ 6]。故海南流行的“海南话”被归入闽南语系统。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琼州府条说，崖州沿东一百里，习尚多与迈人同，唯语言是客语，略与潮州话相似。此客语即闽南语，而不是客家方言。又海南沿海多作为福佬人航海保护神的天妃庙，为福佬文化传入海南的例证。但在历史早期，中原汉人主要移居到气候较干爽，容易通过的北部和西北部，所以那里最早为中原汉文化占据。宋代以后，闽潮人入居最多，岛东部及北部多港湾，潮湿气候也容易为他们所适应，福佬文化率而传播到这一带，后又扩散到南部及五指山边缘。可见，移民是开疆文化在海南的主要传播者。
黎族有其固有民族文化，唐宋时代黎族基本就退入五指山区，岛外移民在沿海立足以后，随着土地开发的深入及经商、军事活动等原因，逐渐向内地转移，形成对黎族的包围。虽汉文化先进、势力强劲，从各个层面影响黎族文化，但某些黎族文化也为汉文化认同或接受，结果形成汉黎混合型文化。这种传染式文化扩散，也是开疆文化在海南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五指山边缘分布的熟黎区即是它传播的典型区域。如宋代吉阳军（今岛南部）熟黎“半能汉语”，“供赋役”（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即为汉文化占用黎区的表现。反之，也有一些汉人或逃税、或经商失败、或为开发土地，深入黎区。因相对人数少，势力弱，而接受黎族文化。如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有一批琼州沿海居民因逃盐税，“自此居民逃移，深入黎峒，结为聚落”（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明清时期，这类汉人加入“熟黎”之例更多，实际上也是黎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至明代岛上入居苗族，也将刀耕火种、饮食、服饰等苗族文化传至海南。宋以来迁居岛南部、北部的回族，也将伊斯兰文化传入，使海南文化更加多元性。当然，在总体上，还是以汉文化同化黎族文化，即以移民方式传播为主。
3 海南开疆文化的地域整合
不同文化传播中的碰撞不是简单的阻力，而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文化竞争和发展的一种必然过程[8]。从另一个侧面说， 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正是新文化生成的前奏和必要条件。新文化的酝酿、孕育、生成之过程就是常说的文化整合[9]。海南文化的形成， 实际上就是各种形式的开疆文化在海南地域上的一种文化长期整合的结果。
海南开疆文化的地域整合，既发生在黎族本底文化与后来的汉文化之间，也发生在汉族与苗族、回族，苗族与黎族、回族之间。但汉黎之间的文化整合无疑是岛上文化演变的主旋律。由于海南岛地域空间相对狭小，回旋余地有限。所以一旦有新的文化系统输入，自然就会很快与原有的文化系统“短兵相接”，产生正面接触。这样发生在海南岛的文化冲突要比大陆激烈，融合程度也更高。
整体而言，开疆文化在海南的整合既表现在器用文化[10]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前者发展过程相对简单，属于比较浅层的范畴，如技术的引进或借鉴，进而推陈出新。而后者要复杂、深刻得多，包括思想意识、行为心态、节日习俗，价值取向等方面，它的某一整合结果可能就是历史长期积淀、演化的最终结晶。
黎族先民，早在汉时就已“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注：《汉书·地理志》，卷28下。），表现出较高的棉纺织水平。汉代珠崖郡的“广幅布”、唐代振州的斑布食单已负盛名[11]。而宋元时黎峒妇人“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锦”（注：《诸蕃志》，卷下，海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借取、彼此融合的特点。《桂海虞衡志》有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吴越锦，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黎绵则“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丝线，……浓丽灿烂，可以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注：乾隆。《广州府志》。）。这些颇负盛名的黎锦、黎幕，就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
黎族传统住宅，历史上普遍采用的有干栏和船形屋两种。“干栏乃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为水栈居之，离地二三尺，下养羊豕之类”（注：周去非。《岭外代答》。）。而“船形屋”则是干栏式建筑的派生，“居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或被以葵或藤叶，门倚而开，穴其旁以为牖”（注：张庆长。《黎岐纪闻》。）⑨。《新唐书·南平僚传》中有说：“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这种干栏式建筑由于其兼备避温热、瘴疠，防毒虫蚊蚋的功能，被认为是黎族祖先对海南岛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而船形屋所具有的防风避雨，冬暖夏凉及兼顾通风之特点，也是黎人对海南自然的一种巧妙适应[10]。金字屋和砖瓦房则是随着后来汉苗人民的移入，在海南逐渐出现并得到推广的建筑形式。即便是海南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仍可以从中找出文化遗传的脉络。如村庄房舍多掩没在树林环抱之中，沿海各地的房屋窗户少而小，前后均开门等，无疑是防台风、防蚊蝇及方便通风的适应方式，体现了船形层的某些特点。如今许多社区中的住宅楼，也多将底层留空，堪为干栏式建筑的现代变种。总之，海南建筑历史演化这个过程一直也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实现的。
海南有些节庆的内涵也表现出经杂糅之后的新特色。琼山府城一带的元霄节，除传统的挂花灯、庆元霄之外，1949年前还有换香摘青的习俗。20世纪80年代以后“换香”被改变为“换花节”，还增加了诸多文化活动内容。这个节日的演变，既有往日传统汉文化的基本形式，也发展出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东西。而流行于海南东北部本为祭祀冼夫人的军坡节，现已逐步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喜庆活动，内容更趋丰富和颇具现代特色。海南椰子节虽没有一个对应的旧节日，但它植根于深厚的椰文化土壤上，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成为现代海南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它也是原有椰文化的延续和再发展。
此外，服装之变颇能反映文化相互影响，进而推陈出新之特色。如黎族妇女很早以前就已穿一种“贯首”式的上衣。但现在上装已全部改为汉装，只是下身仍然穿桶裙。男子服装的变化更显著，以前常见的“包阳布”（俗称夹屎片）[12]到解放前几乎全部消失。五指山外围地区的黎族男子全部改穿汉装[13]。建国后50年来的发展，现在单从服装上是绝难辩别出民族归属的，且越来越多的黎苗族青年男女热衷于时装和名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国内外游人穿黎族传统桶裙等服饰。现在汉族服装替代黎族传统服装虽是总的趋势，但在具体的样式、面料等内容上也借鉴了黎族服饰简单、耐热、防潮等特点，使两者达到和谐一致。
在精神文化方面，黎族迷信“万物有灵”，流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且以祖先崇拜为主。举凡农事、凶梦、结婚、丧葬、求福、保寿及富有巫术色彩的查鬼、“禁”鬼、求子、求雨，以至于“治病”等均属于其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14]。他们对祖先的崇拜也通过相应的一些习俗反映出来。如文身一说，就是因“若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注：[明]顾岕。《海槎余录》。）；男为女绣面，也是“一如其祖所刺之色，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且有“不敢变更祖宗一肩担负成法”（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 人语。）。就其实质，黎人的这种祖先崇拜与汉族儒学所宣扬的“孝道”及所谓“三纲五常”有异曲同工之处。如今海南人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与历史时期的文化融合当有关联。祖先成为崇拜、成为凡生寄托情丝的依靠（“遇有病，辄宰牛告祖先”（注：[清]张庆长。《黎岐纪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汲取了汉族的伦理思想就形成了如今海南人以上美德。
从几大宗教在海南的流传情况看，佛教、基督教和道教在与黎人社会的接触中因文化差异，产生了不同结果。佛教早在唐宋就已传到海南，鉴真和尚的亲临传教无疑是其高潮。虽然佛教在广大汉人中间有较多的信徒，但黎族人民对其玄而又玄的思想较难理解，故对他们影响较小。基督教早在明代就传到海南岛，但因其不杀牲等教义与黎人生活现实抵触，对上帝的信仰也难以达到虔诚的地步。而道教因多涉及鬼神，故与黎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有共同之处，便于理解和接受，所以道教在海南便得到广泛的传播。但不管是哪种宗教形式，在海南都会或多或少受到黎族原始宗教的影响，所以说仍是多种文化整合的一种折射。
有必要强调的是华侨文化。海南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岛。历史时期来自闽南和潮汕地区“福佬’民系和粤东客家民系更是海南移民中主要的两支。福佬民系素以海洋为活动舞台，海洋文化发达，在人多地少的环境下为谋生计而远走他乡已成为积习。而客家人外出谋生，以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成风气[2]。这种文化特质也随其载体迁移到海南。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批海南劳力飘流海外，最终使本岛成为逾200 万华侨的国内重要侨乡。众多华侨就是很好的文化使者，他们将纯朴的海南汉文化带到东南亚等地，使之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汲取了各国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份，经调适形成了具有包容的、交杂的、开放性的新文化，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到海南岛。如清末民初，华侨从海外引进了橡胶等热作，即对海南土地利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带来了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更加开明的全新理念和管理经验，使海南文化增添了更多开放性和海洋文化特性。原始的刀耕火种和“力田不耕，以牛践土”（注：[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式的原始农业渐向现代农业迈进，重农轻商的故习也发生变化。许多行为准则、文化习俗等也因而有了新的内容，留下了华侨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
无论是哪个层面上的文化整合，都综合反映在汉黎以及岛上其他民族间的群体文化整合上。上述传染式文化传播即为这种整合的主要方式。这又集中表现在汉黎之间文化交融上，它比血缘交流更加重要。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日晚鸣角，结队而归”的记载。还说“生黎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亦鲜出为患；熟黎贪狡，两广福建之奸人亡命逃居其间，每鼓煽生乱”（注：[明]章潢。《图书编》，按：《古今图书集成》，卷1391。）。还有文献则直接指出部分的来源与成因。熟黎本系汉人转化而来。如“熟黎，其先本南恩藤高梧化人，言语犹仍其旧，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迫掠土黎，深入荒僻，占据其他，人多从之，以故闽楚之亡命，视为逋逃薮”，他们“开险阻，置村峒，外连居民，慕化服役”（注：[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57，岭蛮志，俚户。），成为联系生黎和汉人之间的衔接者。更有经商者因“乐其俗，而为（熟）黎者”。另海南作为古代贬官逐臣的流放地，他们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当地文化，少数人的后裔甚至成为当地人。传说唐重臣李德裕之后数百人均成为黎人，（与汉人）言语不相通（注：[清]贾赏。《琼州府志》。）。甚至还有一种人被称为半生半熟黎，“其杂处生熟黎中者，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但治则熟黎，乱则生黎”（注：光绪。《崖州志》，卷13，黎防志一，黎情。）。实际上也反映了群体的文化差异。对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区域，志称：“黎人环居其（黎母山）旁，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各以所迩，分隶四郡。熟黎之外，始为州县，四郡各占坞之一陲”（注：雍正。《广东通志》，卷57，岭蛮志，俚户。）。据此，熟黎恰是处于生黎与汉族之间的一个过渡群体，其成份中既有汉族与黎族人民交往而逐渐变化为黎人的，也有因黎民接受汉文化浸染，渐有所发展，离汉文化圈更接近的部分。因此，不论是从居住活动的区域观察（图2）， 还是从这一群体所具备的文化水准和特性看，都可以将其视为海南文化整合过程的一个生动范例。
图2 清代生黎、熟黎居住区域分布示意图
Fig.2 The destruction map of living areas of raw Li andripe Li in Qing Dynasty
总之，开疆文化在海南岛是汉文化与苗族、回族等外来文化与土著黎族文化接触、冲突、融合过程的产物，它糅合了多种文化成份，经长期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海岛地理特点的新文化——海南文化。
4 结语
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其最终结果缩小了海南与大陆地区在各方面发展的差距，促进了海南岛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奠定了海南历史开发的基础。其中移民是这种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传染传播是它的辅助方式。基于海南岛区位和自然人文地理特点，开疆文化在岛上的分布，主要表现在黎族群体的汉化及其分布区域的收缩。汉文化成为海南文化的主体，并形成汉黎文化以五指山为核心的圈层状分布格局。
收稿日期：2000—07—02；修订日期：200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