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与当代的新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新文化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具有决定力的价值系统，由此系统所构成的文化模式在态度、评价、心理倾向等方面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即一种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新时期文化发展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发展、政策制定、社会管理以及全国人民的行为模式中，已经形成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独具特色的精神品质。为此，党的“十五大”已经对它的价值作出了新的历史定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身原本也是一条开放的、发展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社会实践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中，这条思想路线的深层文化内蕴也日益显露出来。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从三个方面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了下列界定：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精髓是一个思想体系的精神灵魂；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精神主题的理论核心；是指导人们行为模式的思维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所以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理论自身的基本特点中：（1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实际运用；（2）实现了“三个抛弃， 一个创造”，即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原则的教条主义理解，抛弃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某些扭曲性的认识，抛弃了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创造性原则；（3 ）专注于当代中国和世界新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想新办法；（4 ）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5）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途径。邓小平理论的这些特点无一不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所有特点都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个严肃的“学风”问题。在学风问题上有两种理论态度，一种是从经典的片言只语中去找答案，这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批评过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学风；另一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的伟大进军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以“两个中心”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即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为保证两个中心，就必须坚持“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为此，江泽民告诫全党，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所谓“学风”就是一个民族中精英阶层的治学态度及其文化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风”问题的基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20年历程的发展过程中，集中表现在两大里程碑上。一是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文章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困惑，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宣言书。而“宣言书”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文化精神的凝炼概括与集中体现。
上述定位表明，无论是“精髓”、“学风”，还是“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表了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新时期的思想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精神。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成为我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主流文化精神。
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其总的路线纲领和总的政策方针方面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认真贯彻执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恰恰是抓住了主流文化发展的层次。按照文化理论家的观点，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和反文化三个层次。这从我国社会发展的“三条主线，一个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一是我国20年来的政治发展主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到十三大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设想和政治纲领。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主线。先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思想；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明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十五大进一步发展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进展主线。十二大首倡“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概括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十四大把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大则更具体更明确地概括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四是在20年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牢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关系，始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改革与发展中保持了社会的政治稳定。上述三条社会实践主线的发展以及一个主要战略关系的正确处理，无一例外地都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典型集中地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当然，在一些方面，如在具体的地方政策、社会管理、干群关系和领导作风等方面，也还存在着没有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情况。而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主流文化精神原则的背离，恰好是20年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非主流文化和反文化的典型表现之一。其主要表现形式是：（1）在具体工作和处理问题时， 实际奉行的是实“势”求是，如唯上主义、唯情主义、违心主义；其危害是造成了官本位至上，权、情大于法治，权衡名利取代实事求是原则的社会不良现象。（2）在评价领导水平和个人能力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实“力”求是原则， 而这个所谓“实力求是”，既不是指有关个人能力结构的“硬件”（文化程度、专业技术水平），也不是指有关个人素养的“软件”（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群众威望），而是指带有“市场商品”味道的“后台”、“关系网”、“经济实力”、“职位”等要素；其危害是造成了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价值取向上的“权势主义”，形成了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交往文化。（3）在工作调整、干部调配、领导班子分工时， 存在着主观选择上的“虚事求名，实事求利”的倾向。所谓“虚事求名”，就是在一些只有“软指标”（宣传教育、理论学习、精神文明、制定规章等）的工作项目上，不求解决实际问题，只求扩大知名度和个人影响力；而在一些“硬指标”项目上则有利可图则进，无利可图则退；有利之事则抢，无利之事则让；从而导致虚报浮夸和形式主义。（4 ）在上述情况下，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基础，“解放思想”自然也就产生了极大的任意性，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解而不放”和“放而无度”。
上述实例表明，从整体上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一种精神原则或文化倾向，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显著支配力的全貌。就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而言，这种具有一定主导性和控制力的精神模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思维能力和情感，是一种根据文化命令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但是文化精神现象是变化万端的。从局部领域来看，我们社会的部分群体还没有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其价值系统或其思想和行为的文化整合原则。因此，就文化整合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我国的社会实践中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还是不够健全的。原因就在于在局部领域和部分社会群体中还存在着违反这一精神原则的“文化畸形”现象。这是一种由文化发育障碍所造成的一种偏离正常途径的文化形态“异常”现象，而不是象某些人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所推论的所谓“正常现象”。
三、从文化整合原则来深刻理解新形势条件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文化角度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新时期的一种文化整合原则。所以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层理解与文化整合的要求是一致的。
首先，对这一原则的原本涵义，作为这一原则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篇文章中，他又作了进一步说明：“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本涵义之着眼点是立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此就必须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理论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神原则的原本涵义。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色彩。原则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始终都是现实的“实事”。与此相应，解放思想所针对的就是“前此”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条原则所针对的问题是反对“两个凡是”和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十四大时针对的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十五大针对的则是如何进入21世纪和怎样搞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每一历史时期针对的“实事”不同，则通过“解放思想”而要达到的“求是”也自然不同。当前我们的“解放思想”要打破的束缚已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极左势力、改革初期的“全盘西化”思潮和“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而是十五大提出的新纲领、新政策、新目标所面临的那些在过去20年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即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的利益集团、新的权势阶层、新的社会群体及其思想观念、新的主观幻想和新的盲目蛮干。如果把这种理解与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原则结合起来，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两条重要推论：其一，“发展在哪里受阻，改革就在那里进行”；其二，“改革不仅是第二次革命，而且是不断革命”。这两条推论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实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所面临的总是“新情况”和“新问题”；“求是”就是针对这些新的“实事”，通过不断地“解放思想”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和新办法。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的实施受到许多非理论条件的制约。第一，从政策文化的角度来看，对“实事”的认定也就是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认定，“求是”也就是让这个成为社会问题的“实事”进入政策议程，并作出相应的决策。而对“实事”的认定和“求是”的水平，受到决策制度和政策制定系统结构的制约。哪些“实事”能够进入政策议程，对“实事”的性质和特点作出怎样的认定，采取的对策和政策是否适宜，一是取决于解放思想的程度，二是取决于决策制度和政策制定系统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在这里，“解放思想”和“求是”是一个同时性过程。第二，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对“实事”的态度，“解放思想”的水平受价值观的直接制约。比如坚持“群众本位”和“能力本位”价值观的人与坚持“官本位”价值观的人，在对“实事”的认定和其“解放思想”的水平和方向上必然大相径庭。后者对“实事”的认定和“求是”过程，会采取主观主义和盲目蛮干的“解放”态度。坚持“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人还会把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实事”放在首位，然后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尽全力以为之。错误的价值观甚至会使人对某些客观“实事”采取背着牛头不认账的“文化暴力”态度。第三，对“实事”的认定和解放思想的程度受个人修养和知识水平的制约。那些涵养深厚、教养良好、知识渊博、思维精深的人与那些缺乏修养、知识贫乏、认识肤浅的人相比，其对“实事”的认定和“解放思想”的水平必然会迥然相异。
最后，既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种精神文化原则，是一种用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的价值系统，那么它同样应当适用于一切个体的人生过程。就个体而言，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处境和现实就是“实事”，此时个人所进行的反思和选择也就是“解放思想”和“求是”的过程：寻找个人思维的误区；对以往价值观的否定；对自己人生观的修正；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可能性机遇；检验自己的实际能力等等，这一切都必须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换句话说，个体人生的成功也取决于他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神文化原则的应用水平，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的结论。
四、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理出下列几点结论：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路线，而是新时期党和人民的一种文化精神原则，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维工具，它的应用范围不仅能指导国家大事，而且也能指导个人行为选择。
2.对这条原则的贯彻执行，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有些是制度方面的，有些是人格方面的。按文化学原理来理解，一种文化精神由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来反映。所以，倘若我们不能通过制度改革、法治手段、政策教育和人格培养来解决这些条件，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种束之高阁的空洞口号。
3.这条思想路线的发扬光大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如“以法治国”的程度，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的水平，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等等。同时这条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程度和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改革与发展的效果。所以，若欲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民族整体及其所有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还必须认真寻求它的“文化促发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