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共产党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国家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党对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已经波及世界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面对来势汹涌的金融风暴，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社会主义”特征的干预，就连向来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国也不例外。一时间，西方媒体称，美国可以改名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理查德·塞尼特在《金融时报》撰稿断言，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时期；俄罗斯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尽管身在狱中，但在研究了金融危机之后仍宣称，“新社会主义”将盛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指出，“社会主义的幽灵回来了，在拉丁美洲游荡。”“乱花渐欲迷人眼”，到底全球金融危机是怎样形成的，其影响如何，以及如何看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救市政策，共产党人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动等等，美、希、葡、英、德、卢、荷、比、爱等西方国家共产党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这场危机的实质，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国际共运的一些新特点。
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当前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西方共产党主要存在两种解读视角：一是从操作层面来追溯这场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层面来认识这场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
采用第一种解读视角的，以美、英两国共产党最为典型。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于2008年9月27日和10月1日在美共官方网站上连续登载了《金融与当前危机：原因及出路何在？》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当前这场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源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从表面看，这场金融危机是大量没有充足准备金的借款、掠夺性的贷款、存在问题和风险的金融产品、违规操作、不透明的金融市场和泡沫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交织所致；实际上，这场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其目的是要在国内及世界事务中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利润和主导地位。但是，金融化在给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主义自身更加深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化在促进美国及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美国家庭、政府和公司债务达到天文数字；二是金融化在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也将大量不稳定因素引入了美国及世界经济的血液之中；三是金融化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使得财富从其创造者——世界劳动人民手中转移到了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层人物手中；四是由债务驱动的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支撑全球需求的同时，也把世界经济同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债务化及其不稳定性捆绑在了一起。最终，金融化在延长资本主义向上的周期性运动的同时，也使经济进入了一个硬着陆阶段，并演变成一场更加深刻的危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给虚弱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以沉重一击，击碎了美国希望在21世纪保住其无可匹敌的经济霸权的美梦。为此，萨姆·韦伯引用了世界体系理论家乔万尼·阿里希的话说，在一个制度化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末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寻求一条金融扩张道路，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扩大其日益衰落的权力。但是，先后走上这条道路的荷兰和英国最终都丧失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同荷兰和英国极其相似的命运。
英共对于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分析与美共极为相似。2008年9月29日，英共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共产党人需要的是“有利于人民而不是大企业的政策”》，公开表示这场危机尽管是由美国公司的贪婪和战争支出所引发的，但是英国新工党政府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垄断者也同样难辞其咎。长期以来，他们为了维护大企业的利益及其市场制度，几乎使英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公共部门都屈从于金融资本和伦敦金融城的统治。尤其是在解除管制的伦敦金融城，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信用和其他交易建立起一座虚拟资本大厦，而这一“虚拟资本”又是建立在与实体经济中所产生的实际价值毫无关系的金融手段之上。在这种虚假交易的基础之上，通过诈取公共部门和人民大众，他们进行着一场毫无节制的牟取暴利的狂欢。结果，个人、政府和公司债务泡沫维持了英国经济的长期需求，现在泡沫已经破裂，经济周期再次通过危机确认了自身的存在。
采用第二种解读视角的，主要以葡萄牙、希腊、德国等国共产党为代表。2008年10月27日葡共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开声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与社会主义的当代议题》以及2008年10月1日葡共总书记热罗尼莫·德索萨发表的署名文章《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与应对的紧急措施》都强调指出，这场危机首先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结构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它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密不可分，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另一方面是市场和消费水平的萎缩(这主要是由于公共开支的减少和许多国家有限的偿付能力加剧了工资贬值和收入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迪米特里斯·克德瑟帕斯在参加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2008年11月21日至23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时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源于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股份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股份化促使人们通过银行、期货市场和保险公司日复一日地买卖本身没有价值但可以带来预期利润的股票；相互竞争的公司和行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各部门毫无秩序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于是，危机出现了，并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企业的关闭或被接管来表现自己。德共更是一针见血，它在2008年10月30日发表的公开声明《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和社会化》中指出，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危机并不只是美国金融资本危机，这场危机的原因不在于银行家和执行委员会的失败和过失，也不在于政府对银行的监管不力，因为前者只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他们提供的可能性(投机泛滥的可能性)。实际上，投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投机成为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并且渗透到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因此，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了这场危机的严重后果。
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有何影响？
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形成原因采取不同分析视角，必然在关于危机的影响上得出不同结论。总的来看，西方共产党对这场危机具体影响的判断大致体现在四个维度上：
首先，这场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的美共认为，从一个广泛的观点来看，危机说明美国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但是，金融化、由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本身仍然没有走到尽头，其未来也极不确定，而且目前提出一个替代模式的时机也尚未成熟。相反，当前在美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上，各种不同的竞争性力量都在力求提出他们自己的经济治理模式。
其次，这场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相比较而言，主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层面进行解读的共产党对于这场危机的影响似乎看得更远、更具体，也更深刻。比如，葡共就认为，这场危机不仅表明“非干预主义国家”、“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可调节的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是错误的，而且从这场危机给全世界的工人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又无疑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使不平等、非正义和贫困进一步恶化。德共认为，这场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对工人阶级、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人、靠年金生活的或依靠其他公共补贴生活的人、全世界的穷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来说，危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至今还很难看清，但是，迄今事实足以说明“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爱尔兰共产党主席林德·沃克在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是结构性危机，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作为这场危机主要受害者的工人阶级正在寻找答案，尽管现在还不能宣称已经掌握了所有答案，但是可以断定帝国主义肯定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前途，危机已经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残酷性。2008年10月7日，荷兰新共产党(简称荷新共)《宣言》总编克里夫特在荷新共、比利时工人党和卢森堡共产党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危机现实已经使荷兰人民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荷新共来说，现在联系群众就比之前要容易得多。
再次，这场危机将在国际上造成新的紧张局势。葡共认为，这场危机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对美国而言，目前的危机可能意味着通过削弱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作用而削弱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对世界而言，还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新兴经济强国之间的矛盾，从而增加爆发严重冲突的危险。卢森堡、荷兰、比利时三国共产党、工人党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当前这场危机应该是自资本主义主导世界以来继东南亚危机和新经济体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引发的第三次大危机。即使这场危机总有一天能够得到控制，但是权力平衡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宇航员的太空行走，同时华尔街危机达到新的顶点，这些都远远超过象征意义。爱共认为，现在仍然是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时代，尽管现在较之列宁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尽管它拥有的权力足以毁灭环境而使地球不能居住。
最后，这场危机将把替代性斗争提上历史日程。希共等认为，这场危机由美国引起、进而蔓延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特点，就突出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逃出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事实。在危机来袭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以及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不仅证明了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同时也表明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替代性进步而斗争，都更需要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需求以及工人和人民政权问题提上历史日程。
三、如何看待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
金融危机来袭，欧美各国政府先后对市场进行干预，其中尤以美国行动最为凸显。面对西方政府的如此行为，右翼媒体纷纷将其谴责为“社会主义”的回归，社会党、工党以及工会领导等左翼人士也因此而备受鼓舞，从而引起广泛的意识形态混乱。为此，西方共产党从政府干预的形式、目的和效果三个方面，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作出了评价。
从政府干预形式看，这些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经济残局，西方各国一方面在筹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元(欧元或美元)的资金，向金融机构、大型制造型企业注资，或者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务，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削减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上的支出。这种形式上的国有化，实质上就是大资本家希望在保证自己掌控主要权力工具并使自己的财富完好无损的前提下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危机。据此，美共认为，实际上普通美国民众被市场规则给愚弄了，因为这个经济刺激计划走向一个与市场规则相反的方向——它要求美国人民为这个7000亿美元的庞大经济援助计划买单，虽然这次危机并不是由美国劳动人民造成的。因此，这个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它是一种寄生性的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用一句较为时髦的话说，就是不受控制的牛仔——赌博资本主义。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共产党更是认为，通过购买银行股份而实行的所谓部分国有化连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也算不上，因为即使是在当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国有化呼声日涨的条件下，三国政府都宣称将尽快摆脱这些国有股份，欧盟甚至直接要求它们卖出这些股份，足见这种国有化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从政府干预目的看，这些政策并不是为了救人民于危难，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葡共认为，无论是向金融机构或大型制造型企业注资，还是改变金融部门的监管规则、强化监管结构的权威和独立性，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为了满足大资本的利益。因为金融部门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实行真正的公共控制，它只是用以稳定重要金融机构的一个办法，让国家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损失，等到金融危机消除之后再回到金融资本手中，是为大资本服务而已。在欧洲联盟，危机还有可能成为用来巩固某些大国的主导地位的手段，它们把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加给其他国家，以利于解决自身矛盾和重新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德共认为，西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援助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机构的损失“社会化”。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改造好的机构”又将重新回到金融资本的手中。相比之前，无论是提出资助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补贴失业人员，讨论最低法定工资或者要求出台一个就业计划，还是讨论有关社会、教育或人道主义方面的需求，新自由主义政党(包括保守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总会以计算成本或减少国家债务为由加以拒绝。因此，金融资本对执政党的影响和控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可见，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是一定要救的，不管代价有多大”。用希共的话来说，就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也谴责新自由主义无非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
从政府干预效果看，这些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为新的危机准备条件。解决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问题，需要恢复市场的流动性，也需要强调劳动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以及全面复兴经济，但是这些救市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和解决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所面临的日常生活危机并没有多大作用。葡共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不仅是暂时的，而且也不能解决危机本身，同时它还将成为深化危机的核心因素，为新的危机埋下种子。因为，这些措施把工人的收入和公共资金投入金融系统，限制小企业、地方政府和公共项目的信贷，减少了公共投资，削减了社会开支，增加了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失业率，使工资和养老金进一步贬值。这些措施利用国家政权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转嫁危机使损失“社会化”，将会导致更大的资本积累，产生兼并和收购的运动，恢复投机“动因”和股票交易的大起大落。希共透过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日益严重而且同步化的危机，帝国主义集团强烈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将遇到更深刻、更严重，也更为不可逆转的矛盾。因此，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应该戳穿那些所谓对资本主义进行“规制”、“净化”和“人性化”的无耻谰言，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都不应再为资本主义制度克服危机买单。用卢共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各国政府都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同时也为新危机的发生打下基础。
四、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
西方共产党在深入剖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以及西方政府干预政策的实质之后，一致认为，现在是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运动的大好时机，也是提出一个更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或称替代选择)、制定“左翼纲领”的关键时刻。因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劳动人民，他们将在痛苦中受到教育，而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当权者无视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无视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只是一味担心不能有效掌控可能危及其政治稳定的各种后果，一旦各个共产党和反帝国主义运动认清形势和方向，那么被资产阶级看作对其经济、政治稳定构成威胁的，对工人和劳动人民来说就意味着希望。但是，这些西方共产党对于这个更为理想的替代方案及其实现路径的设计却存在明显差异。大致看来，主要有两种方案和四种策略。
一是主张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主要以美共和英共为代表。但是，他们对这种方案的理解和设计上又存在明显不同。美共认为，既然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所致，那么危机本身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和积累模式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但是提出一个完全替代模式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近期“更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采取一些直接措施来恢复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最重要的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从长期来看，就是建立一种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上的新的经济治理模式，重新调整政府和企业的角色与功能，使之有利于劳动人民、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少数族裔和土著居民、妇女、青年以及其他社会群体。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该从罗斯福新政中汲取灵感和力量，走一条与之相似的道路。虽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它将会挑战资本主义金融代理人的权力及其行动。即使是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模式，也需要由外力来推动，需要一个具有广泛性的、来自基层支持的、新的政治联盟来推动。这就需要美国人民积极参与到当前的政治斗争中来，而且还需要由劳工组织领导的人民联盟及其同盟者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斗争。
英共也认为需要制定一个“左翼纲领”来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其策略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公共经济援助不应该用于拯救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混乱和贪婪所困的私人股东，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的是防止大规模裁员，接管失败的建房互助协会以保护就业和阻止收回住房；把不断输向货币市场和战争的公共财政用于接管公共设施并将其变为公有；通过向银行业提供贷款和投资并保持所有权，从而在银行业重建强大的公有成分；对富豪征收财产税，对能源、银行和超级市场的垄断利润征收暴利税；冻结燃气、电力价格，并将燃气、电力和石油部门收归国有。为此，英共号召劳工和其他进步运动为切实提高工资、福利和年金继续战斗，以确保资本家而不是工人阶级为这场危机买单，打破金融资本对整个经济的统治，清除领导所有主要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复兴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
二是主张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葡萄牙、希腊、德国、卢森堡、荷兰以及比利时等国共产党都认为这次危机不仅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固有特性的必然表现，因此，要克服金融危机必须与右翼政策决裂，必须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必须实现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并在一个民主化框架内加强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是，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又表现为两种不同主张。
以葡共和希共为代表的西方共产党强调政治斗争。葡共认为，必须大力支持群众运动，开展有组织的斗争，由工人和人民来决定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大事务；必须加强革命政党的建设，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代表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加强与群众斗争的广泛联系，这是取得胜利的最坚实的保证；必须承担作为一个国际主义党的责任，将尽一切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中，与世界上的共产党、革命政党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步力量联合行动，实现一个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目标。希共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在它们的斗争中去支持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相反，应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坚决推进反帝国主义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国际层面推进工人阶级的团结进程以及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联盟；工人阶级应该提高阶级战斗性和反对阶级敌人的能力，并在斗争中成长为人民大众中的先锋力量。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应该坚持毫不妥协的抵抗和斗争路线，而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治愈创伤的调和、妥协和“协商”路线；各种民众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攻击这只“受伤的猛兽”，不给它喘息和疗伤的时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战略是，重整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工会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各民族统一行动中的各种力量，领导人民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社会生产的中央计划和工人管理。所有这些都要求推翻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
以德共、卢共、荷新共和比工人党等为代表的西方共产主义政党强调经济斗争。德共认为，德国政府计划向证券市场提供5000多亿欧元的经济援助是对公共资金的浪费，为此它在经济方面提出如下要求：不是将各种损失“社会化”，而是应该把银行和公司转变为公共财产并实行民主控制，实现宪法第14款“约束财产”和第15款“社会化”；停止继续私有化，保护储蓄银行、市镇银行和公共社区结构；进行针对金融资本的税收改革，对80万富人(百万财产以上)直接征收1.5％的税收；所有金融、保险机构都必须设有来自工会、民主协会、联合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负责监督和控制这些机构的商业行为。当然，德共也认为需要采取政治措施，需要变革政治以实现一种更社会、更民主、更生态也更反战的政治，但是它所主张的政治措施就是禁止投机，废除对冲基金；就是要把德共看作议会外运动的一部分，表达并执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主张；就是加强抗议和反抗行动，反对破坏社会福利制度，反对削弱教育，反对公共事业私有化，反对有利于资本的税收制度改革；就是在这个过程集中讨论社会替代方案和未来前途。
卢、荷、比三国共产党、工人党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一次次地掺和私有企业，而是对公共财富、收入和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以期最终实现对公共和集体财富的再评定。共产党不仅要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对金融市场的简单调控。为此，三国共产党、工人党提出了三点原则性共识：第一，限制股东的利润。为了防止过度剥削，必须确定一个利润限额，超过这个限额的任何收益都要100％征税。第二，赋予雇员更多权利。扩大工人及其工会的权利，同时限制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影响，为此必须赋予雇员对于董事会的行动和决策的知情权以及在制定投资战略、收购和出售企业等重要决定上的否决权。第三，成立公众控制下的三国同盟银行。这个银行的主要职责不是追求股东的最大利润，而是扶持中小企业、投资住房建设、支持创立新的工业企业和公共服务企业、帮助那些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这个三国同盟银行不是由三国政府代表控制，也不是由私人股东控制，而要受到国家和地方议会、工会和其他公共代表的控制和约束。
五、结论
苏共二十大以及之后的中苏论战，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明显呈现分化和衰落的趋势。这场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各国政府对市场的纷纷介入，似乎又为复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契机，西方共产党也的确在为此而努力，2008年11月21—23日6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巴西圣保罗专门讨论这次危机就是明证。但是，从西方共产党对这场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影响的分析，对政府干预措施的评价以及各共产党自己的政策主张来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明显地表现出后现代政治倾向。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大特点：
1.斗争指向分化。以美共和英共为代表的比较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它们认为，既然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所致，那么，为了克服危机和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就应该将斗争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争取一种新的经济治理模式。而以葡共、希共等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共产党则习惯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层面认识和分析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这场危机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因此，要克服危机就必须将斗争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比共以及荷新共等小国共产党却从维护本国人民利益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角度出发，将斗争矛头直指欧盟，它们认为是欧盟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进一步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也正是这一政策恶化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替代模式多元。美共所谓“新的经济治理模式”或者“更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无非就是回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上去，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及功能。英共提出的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左翼纲领”，也就是重新回到昔日工党政府的“国有化”。葡萄牙、希腊、德国等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们认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周期性危机问题。
3.斗争策略多样。在如何实现斗争目标和替代方案上，美共认为，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模式，需要有外力的推动，需要美国人民积极参与到当前的政治斗争中来，需要由劳工组织领导的人民联盟及其同盟者进行长期的不间断斗争。而所谓“当前的政治斗争”就是要求劳工及其同盟者采取统一的、绝对必要的政治行动，努力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送入白宫，但是“长期的不间断斗争”的具体所指就不得而知了！英共所主张的斗争目标就是实现国有化，但是并没有对国有化的性质进行区别，更没有指出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国有化，也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支持资本主义国有化(要知道，国有化是有资本主义国有化、民主主义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之分的。而且只有当共产党等左派掌握所有重要的政权机关，并对其进行重组、废止或用新的机关取而代之，社会主义国有化才能得以实现)，相反，英共只是笼统地号召劳工和其他进步运动为切实提高工资、福利和年金而继续战斗。即使是主张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德共、卢共、荷新共和比工人党等，也只是从经济策略的角度对替代方案进行了筹划。相比之下，只有葡共和希共触及政权问题，并从政治组织策略上作出了构想，也提到国际联合和阶级联合的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大多表现为强调经济政策而忽视政权问题，强调各自为战而忽视国际协调。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今天，西方共产党在斗争目标、替代模式和斗争策略上的多样化，相比国际共运史上曾经强调大一统的单一模式可能意味着某种进步和成熟，但是，面对全球日益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力量，如此现状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想全面复兴社会主义无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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