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_劳动生产率论文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后果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0)09-0054-05

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突出表现是经济起飞的“超前过程”[1]。中国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对预期的经济起飞有何影响?换言之,如果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保持现有低生育水平,对宏观经济有何正面和负面影响?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形势下,学界需对此给出科学的回答。

笔者将从三个方面研究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一是假定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保持现有低生育水平,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形式和作用程度;二是从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变化对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定性的分析;三是侧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来探讨宏观经济后果,如低生育水平下的劳动力资源供求、抚养比、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存量等,以期能够全面地把握稳定低生育水平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途径、方向与强度。

一、低生育水平下的劳动力资源变化

劳动力资源供求平衡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的必要前提之一,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国际上通常用适龄劳动人口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一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概念过于宽泛,难以操作;二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资源最具活力部分,是经济发展主体。适龄劳动人口指15-64岁具有劳动能力人口,既包括劳动适龄人口中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报酬或有正当收入的人口,也包括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待业人口。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高、中、低人口预测方案1表明,在2000-2050年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存在明显差异。2000年,三种方案所得到的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大约为8.6亿,到2050年,三种方案所得到的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分别为9.9亿、9.37亿和8.75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何种方案,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在未来50年都将增加。(注:除了注明之外,本文的人口预测均采用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结果。)

图1是中方案下未来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和比重的变化。从总量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21世纪上半叶一直增加。虽然出生率自1970年以来的持续下降导致21世纪初期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前一时期明显减少,但由于自然退出和死亡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远低于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数在2000——2030年一直增加,从8.6亿增加到10.1亿。之后,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但总量仍维持在9亿以上,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数量相当丰富。从比重看,未来50年适龄劳动人口是先升后降,其中前1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2010年达到峰值70.7%,而后便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61.6%,比峰值下降近9个百分点,但与2000年相比下降不足3个百分点。

图1.中方案下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变化趋势(注:图中1990和1995年数字为实际观察值。)

未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总量供给相当充足,稳定低生育水平不会影响到未来50年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相反,21世纪前半叶中国仍属典型的劳动剩余型经济,存在劳动力资源绝对量增长过快与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压力的突出矛盾,这种状况在21世纪前10年反映得最为突出。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较高,因此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劳动力资源问题仍然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过快增加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我国目前城镇失业人口近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到2005、2010年,尽管城镇失业人口分别下降到1866万、1009万,但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有1亿人[2]。2010年后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就业压力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一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现有适龄劳动人口较高的在业率将有所降低,可能释放出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年龄人口;二是因为随着科技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势必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走向。

当然,由于过去30年各省生育率下降幅度不一,未来50年各省生育水平状况亦有差异,人口转变较早的省区如沪、津、京可能发生区域性劳动力短缺,学者对此已有探讨。不过,这种短缺除了上述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增加外,还可通过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及不同人群的生育调节政策等要素得以缓解乃至解决。

二、低生育水平下的抚养比变化

抚养比变化是观察生育率与消费、与储蓄关系不可缺少的指标。人口通常可分为少儿人口(0-14岁)、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表1是我国1990-2050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少儿抚养比从1990年的41.4%下降到2050年的27.1%,下降14.3个百分点,从2000年起的5年间将下降5.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从8.4%上升到33.2%,上升24.8个百分点,其中2025年后的10年间将上升9.8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在低生育水平下,被抚养人口将从少儿转向老年,转折点是2035年,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群体的消费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突出特点是与老年人口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

未来几十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既有别于少儿人口抚养比,也有别于老年人口抚养比。1990-2015年,总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从49.7%下降到39.8%;之后则一路攀升,从2020年的43.2%上升到2050年的60.4%。这预示我国经济负担将经历一个由重到轻再到重的过程。但这种变化并非完全是由低生育水平造成的。而且人口抚养比只能大致反映社会的经济负担情况,由于实际抚养比更多地取决于各年龄人口的经济参与率情况[3],因此利用实际的经济抚养比来观察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抚养比将更为科学。

表1

1990-2050年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单位(%)

年份 0-14岁抚养比 65岁以上抚养比 总人口抚养比 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

(1)(2) (3) (1)-(2)

199041.37 8.35 49.7233.02

199539.52 9.28 48.8030.24

200037.24 10.35 47.5926.89

200531.67 10.65 42.3221.02

201028.42 11.08 39.5017.34

201527.11 12.66 39.7714.45

202027.33 15.88 43.2111.45

202527.33 17.94 45.179.39

203027.29 22.35 49.644.94

203527.09 27.77 54.86-0.68

204026.91 31.54 58.45-4.63

204526.80 32.40 59.20-5.6

205027.14 33.23 60.37-6.09

资料来源:根据《老龄化的中国》数据资料整理与计算.1999.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学术讨论会主题报告,北京。

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为维持原来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消费水平,社会势必要增加对总消费基金的投入[4];即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社会中,国家必须拿出一定积累基金用于消费,这有可能影响到投资水平,因此需要在今后稳定低生育率前提下处理好宏观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在低生育水平下,国家需要妥善地解决好养老保障体制问题。综观他国经验,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严重挑战着原有的养老保障体制。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方案,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劳动力人口为老年人口提供的养老金处于入不敷出境地,严重制约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如果按照现收现付保障方案,不同人口方案下的中国城镇老年保障由于劳动力人口总量和比例的变化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2015年前,不同人口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比保持不变,基本维持在1:5左右,即5个适龄劳动人口养活1个老人;2020年后各方案的两类人口之比显示一定差距,总趋势却是不断上升;到2050年,这种差距日趋势明显。届时不论何方案,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加将对社会养老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因为2个适龄劳动人口就要养活1个老人。因此,低生育水平下我们的养老保障面临着两种选择:在采用现收现付方案的前提下,要么提高在业人口的养老金份额,以补充养老金缺口;要么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有效解决未来城镇养老保障的新机制。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三、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

人力资本是目前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一个新理念,它主要指在教育、健康、移民、信息取得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主要包括健康、正规教育、职业与技能培训等方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作用明显加强,因而人力资本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开始重视物质资本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Cobb和Douglas将生产函数定义为: Q=AL[a]C[1-a]

其中Q表示产量,A为常数,L代表劳动力投入,C代表物质资本投入,而a和1-a分别代表劳动力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对生产量增长的贡献权数。Coale和Hoover(1958)将此生产函数局部改进后,利用印度数据估计了生育率下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表明在印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中,生育率下降的经济优势十分明显;同高生育率相比,生育率降低一半将使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未来30年增加38%-50%。但该研究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图2 不同人口方案下的学龄人口人均教育投资水平变化(注图中的高、中、低人口方案将总和生育率分别设定为2.4、2.1、1.8。)

毋庸置疑,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度提高,生育率下降可以有效改变人力资本的投资模式,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李建民,1995)。笔者试图通过模拟分析探讨低生育下未来学龄人口人均教育投资水平的变化。1995年国家教育投资总额为1193.8亿元,假设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龄为5-19岁,则学龄人口人均教育投资为378.9元。假设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2000年前年均增长5%,2000-2020年增长6%,2020-2050年增长5%,则不同人口方案下未来50年学龄人口人均教育投资水平的变化趋势如图2。

高、中、低方案下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在2010年之前差异并不大。但随后由于学龄人口规模的减少,低人口方案的比较优势在逐步增强,2030年后更为明显。例如,2040年高方案下的学龄人口人均教育投资预计为3089元,而中、低方案则分别为3988元和5495元,分别相差899元和1507元。这说明,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必然为宏观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创造有利的基础,生育率下降对学龄人口教育投资的影响有明显滞后性。

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样有利于未来人均健康投资水平的提高,切实保障人人享有充分的健康权益;此外,生育率的逐步下降将对人们的技能与培训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从宏观上看,国家可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从微观上看,子女数量的减少使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财力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提高自身技能。

总之,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将有力地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变过去以劳动力数量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以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源泉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四、低生育水平下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低生育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考察生育率下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往往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入手。于学军认为,一个假想队列在15-29、30-44和45-59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是有差别的。30-44岁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因为他们家庭负担轻,体力和智力处于最佳状态,有创新精神,流动性强,且有一定工作经验。15-29岁的劳动力处于家庭形成阶段,不能完全投身工作,生产技能不熟练,故其劳动生产率低于前者。45-59岁劳动力经验丰富,但体力和智力下降,适应能力差,缺乏创新和进取精神,在知识经济时代,其经验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因此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要比30-44岁的低。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通过表2来观察未来50年中国三个年龄组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15-29岁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7.4个百分点;45-59岁劳动力人口却上升11.8个百分点;30-44岁劳动力人口比重略下降4.4个百分点。故笔者认为生育率下降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作用并不明显。如果考虑到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价值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年龄对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势必会减弱;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会改变原有年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式。不过,由于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劳动力老化是必然的,它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需更多实证研究,这是目前学界研究老龄化的经济影响问题的一个薄弱方面。

表2中国2000-205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发展趋势[5]

年份

年龄组的构成(%)

 15-29岁 30-44岁 45-59岁

200038.6 37.9 23.5

200535.5 39.2 25.3

201035.0 36.8 28.2

201535.1 33.2 31.7

202032.8 32.4 34.8

202531.9 33.6 34.5

203032.0 35.3 32.7

203531.9 34.7 33.4

204031.3 33.7 35.0

204531.0 33.1 35.9

205031.4 33.3 35.3

五、结语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基本进入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今后一个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将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前面分析表明,其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是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资源供给增加过快与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资源总量增长过快仍是宏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为经济起飞创造契机。二是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未来人力资本存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增长,虽与其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密切相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因为21世纪的经济竞争将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的竞争。稳定低生育水平无疑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最佳途径。

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即使按照传统经验模式假设,低生育水平对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而定量研究则需要实证数据来加以验证,这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不过,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对抚养比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尤其是对传统养老保障提出了挑战,这或许是我们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一个代价或者是必须预支的一种社会成本,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保障机制的创新来尽量减少这种代价或成本,这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收稿日期:2000-06-01

标签:;  ;  ;  ;  ;  ;  ;  ;  ;  

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_劳动生产率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