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国应用交际法的多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层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任教于美国亚历桑那大学的华裔美国学者刘骏教授在1999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关于在21世纪语言教学法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及英语作为外语(EFL)的语境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国际性调查。调查对象是在各国／地区对非英语民族教英语的教师协会(TESOL)（注：TESOL是"Teaching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简写，这是美国人的讲法，相于英国的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会员教师共17,800人中随机取样抽取的800人。调查内容包括：对不同的语言教学法的熟悉程度，它们的作用如何，你本人较喜欢哪一种教学法以及它们的适用性如何等等。调查问卷回收率为58.5%，可用数据448份，所有数据均用“程序频率卡方检验法”(Chisquare)和“方差分析”(Anova)进行了分析并通过post-hoc contract跟进分析所获得的结果。这个结果显示，在10个普遍得到认可的教学法中，调查对象最熟识、最喜爱和采用程度最高的是交际法(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和折衷法(the eclectic approach)。无论在ESL或EFL的语境的教学中，对不同程度的学习者，在所有4个技能的学习方面都大量运用这两个教学法。
二、在21世纪外语教学法并没有过时
此次全球性调查的组织者认为，这个发现有力地支持此次调查研究的一个假设(hypothesis)，即在外语教学中，教学法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它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外语教学法在21世纪仍然不会过时的理由。经过一个世纪的争鸣，外语教学法此消彼长，到上个世纪90年代，国外关于语言教学法的争论相对沉寂，有的学者认为教学法的概念已经不再是语言教学实践的中心问题。在语言教学的历程中，Method已经不再是里程碑。于是出现了所谓后教学法时代(the post-method era)的提法。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用“对教学法的替换办法”(an alternative to methods)而不是一个“可供替换的教学法”(an alternative method)来进行外语教学。刘骏教授认为这是人们对语言教学的基本观点缺乏共同的理解而产生混乱的结果，这导致了语言研究者倾向于不再研究教学法，而语言教师则轻视教学法的后果。有的人避开method这个词，或者仅仅满足于使用“折衷”(eclectic)这个字眼。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现象，也对我国外语教育界造成影响，一些追逐潮流的同志甚至在听到、看到谈论交际教学法时就觉得是“过时了”。上述混乱现象令刘骏教授想到语言教学领域已经面临几个紧迫的问题：1)在后方法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使各种语言教学法重新形成概念并加以阐明？2)在新的世纪中那些在历史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前人创立的教学法在语言课堂上会部分或完全消失吗？3)语言教师能否教外国人学英语而又毋须采用任何教学法呢？4)如果我们对“折衷主义”这个词在概念和实践的层面上并没有充分的理解，我们能否宣称我们在语言课堂上的所作所为就是“折衷法”了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刘教授进行了这个范围广泛的调查。它所得出的事实结论雄辩地证明：语言教学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外语教学领域中，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起作用。交际法尤其如此。
三、调查对交际法得失的分析以及它对我国应用交际法的启示
1.调查数据显示，TESOL（注：但是本文引用的TESOL是另一个内容，即"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简写，中文译为“对非英语民族教英语的教师协会”。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George Town University。）教师对交际法的熟悉程度、使用率和喜爱程度很高，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使用交际法的满意程度，也同时反映了他们对语言教学的哲学观念。但是和折衷法比较，在4个技能的教学方面，“读”和“写”应用交际法的不多。还有，在英语作为外语教学(EFL)的、占18.87%的副组(subgroup)教师中，对高年级学生和规模较大的班级采用交际法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刘教授认为，这证实了长期以来对交际法的批评，即它可以培养出表达更为流畅而不是更为准确的学习者，因为它着重传意而牺牲了形式。调查还提到个别学者认为在EFL背景中交际法成功的例子极少。调查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困难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教师方面：英语开口能力差，缺乏教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技能，没有受过交际法的培训。对交际法有错误观念以及没有时间开发交际法的教学资源等等。
·学生方面：英语熟练程度差。因为缺乏发展英语交际技能的动力，对课堂上的活动有抵触情绪。
·教育制度方面：班级规模太大，以语法为主的各类考试，资金不足以及对外语教学缺乏支持等等都阻碍了交际法的应用。
·交际法本身：对交际法的不恰当的认识，缺乏有效的评价手段。
刘教授还谈到在实行一种教学法的种种变数中，语言环境尤其起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语境，应为以下三种情况：1)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教母语为非英语的外来移民学英语；2)在母语为非英语，但英语也是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英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的成员国，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教英语；3)在上述两种国家和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教英语，即EFL。由于语系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条件不同，亚洲国家在学英语这个问题上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例如以中国和法国相比）困难要大得多。
2.这次调查对我国应用交际法的启示
我国的外语学习环境属于困难较大的第三类地区。但是过去20年的经验证明，认为交际法教学“成功的例子极少”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我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弱势交际观的外语教学法事实上已取得成绩。自从1996年实施全日制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和采用新的高中教材SEFC(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三年之后，高中英语教学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已有明显的进步（刘道义，2000）。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全国性调查，从30个省、市、自治区首府的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中各随机抽取一所学校，每校从高中三年级随机取两个班作为样本，让他们接受四种测试和一种问卷调查。高三级英语教师则全部接受问卷调查。其后他们还在31个省、市、自治区分六个层次进行了参照性调查，共有10,255人参加。而四种测试卷中有一种是1985年原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高三水平测试卷。此次调查测试成绩与1985年的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平均增加了10至20分，其中边远地区（如甘肃）和重点中学提高的幅度更大，增加了约30分。这项调查有力地说明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成绩进步很大。而按照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把交际观念中国化的教学大纲与教材，也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们对我国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西南师范大学所作的全国性调查与自1998年起先后举行过的四次（其中初中两次，高中、小学各一次）全国性优质英语课竞赛和口语比赛（一次）所显示的我国英语教与学的优秀水平互相参照，就可以从中看到交际教学法在我国实践的成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以1999年在合肥举行的高中优质课大赛为例，参赛教师共33人，每堂课对学生都是新的，他们在上课前5分钟还不知道教师是个什么人。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师生之间完全没有“磨合”的情况下，他们不但能完全听懂陌生教师的语音语调，还能够对教师的要求迅速作出反应，用相当流畅的英语连续一两分钟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是完全未经预定的(incidental)、在未经预习的条件下(inan unrehearsed context)的临场发挥。如此精彩的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课堂应对(interaction)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即它是中国模式的交际法的产物。而西南师大的全国性中学英语教师调查的结果，也从更广泛的背景回答了这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们的成就，不妨把刘骏教授在他的调查中所列出的在EFL背景下采用交际法缺乏热情的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对比。
1.来自教师方面的原因
(1)关于“开口能力差”的困难，这在我国同样存在，但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今天45岁以下的中青年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一般地说来已明显地较上一代同事为佳，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关于“教学策略与社会语言技能方面的欠缺”，我国教师同样存在这方面的困难，不过通过有关培训与自我钻研。情况也有改善。历次优质课参赛者所表现的这方面的能力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在广大教师中起了表率作用。
(3)“对交际法有错误观念”的问题，我国和外国并无分别，虽然我们取得了成绩，并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在大范围内解决。
2.来自学生方面的原因
缺乏发展交际能力的动力，必然对参加课堂活动有抵触情绪。这么一来，英语熟练程度就无从谈起。如果说20年前这个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那么今天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情，对外经贸、政治、文化与社会各方面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往来，不但使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学生都对英语产生了兴趣，形成了学好英语交际技能的巨大推动力，即使在内地，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特别是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实施之后，对外交往成几十倍增加，学好英语更是形势迫人。此外在开放改革的大气候下，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与文化水平的角度看，活泼的交际法教学也更适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孔宪辉教授2001年夏天曾到广东省最贫穷的县份之一、粤北山区的乳源县对当地中学英语教育作了一次调查，发现师生都认为学一点英语的口头交际技能比强迫他们去死记硬背语法条文要愉快得多、实用得多。因而，上英语课都很开心。这件事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深思。总的来说，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对学生学外语的动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交际法则从感情上、心理上对英语教学起着无形的润滑剂的作用。
3.在教育制度方面的原因
刘教授提到，有个别学者(Brindley & Hood,1990;Li,1998)认为在EFL语境中采用交际法成功的例子极少。调查中未说明是否包括欧洲的发达国家抑或仅指经济不发达甚至很落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从调查的具体分析来看，似为后者而非前者。因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出现他们指出的困难：如班级规模太大、以语法为主的各类考试、资金不足和对这种教学法不支持的问题；相反，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在贫穷落后地区所常见的现象。我国虽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对外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对外交往压力很大的国家。上述各种困难虽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克服或改善。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交际教学法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90年代初的“结构—功能”教学大纲的制订和English for China教材的出版都是政府行为。这些措施为中国模式的交际教学法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冬，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更全方位地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目标是以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的发展为基础，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课程标准对学习目标的总体描述明确而具体：从第一级要求“能交流简单的个人信息，表达简单的情感和感觉，对英语学习中接触到的外国文化习俗感兴趣”。第二级即小学六年级结束时“能用简单英语互致问候，交换有关个人、家庭和朋友的简单信息，能够根据所学内容表演对话或歌谣，能在图片的帮助下听懂、读懂并讲述简单的故事，能根据图片或提示写简单的句子……，乐于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到9年级（即初中毕业）结束时要达到5级水平，即“能听懂教师有关熟悉话题的陈述并参与讨论，能就日常生活的各种话题与他人交换意见，并陈述自己的意见……，能按照提示起草和修改小作文，能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并报告结果，能用多种教育资源进行学习。进一步增强文化差异的理解与认识”。到高中毕业时，目标要求要达到第8级的规定：“能就熟悉的话题与讲英语的人进行比较自然的交流。能就口头或书面材料的内容发表评价性见解，能写出连贯性结构完整的短文。能自主策划、组织和实施各种语言实践的活动。如商讨和制订计划、报告实验和调查结果，并能有效地利用网络等多种教育资源获取和处理讯息……了解交际中的文化内涵和背景，对异国文化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也可以见到“课程标准”已经把交际的概念从一般的人际关系的应对活动提升到不同文化的交流，让语言和文化的学习融为一体，这是对中小学英语教学提出更高的符合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的要求，而每个要求都强烈地体现交际教学法的指导思想。今后的新一轮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将据此编写，但在具体执行时不强求全国一刀切，允许各省、市、自治区按照各自的条件决定实施办法，包括学校、年级和课时安排。我们国家的重视与支持是交际法今后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继续取得成功的有力保障。
四、弱势交际观不等于折衷主义
有这样一种论点，认为弱势交际观放弃了自然学习模式(natural learning model)，转为技能学习模式(skill learning model)，采用“结构—功能”教学大纲，（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就是一个典型），在教学上又不排除借鉴其他教学法的教学手段。这么一来，交际法实质上就成了折衷法。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交际法这个话题已经过时了。刘骏教授的调查已经从正面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但是弱势交际观是否等于折衷法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交际法并非折衷法，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是否有明确的理论观点作为依据。作为一门外语教学法，它的背后必定有一种有关语言以及语言教学的理论观点。回顾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语法翻译法，它的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语言学。它把语言规则与逻辑规则等同起来，认为要通过语言形式去掌握语言规则，认为学会了语言形式就等于学会了语言。其后的直接法的理论基础是联想主义心理学。它的特点是模仿人类自然学语言的过程。往后，听说法的理论依据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对人类语言进行横向的研究。认为句型可以反映语言的整体结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交际法随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而崭露头角。因此，它主张从语言的作用（即功能）及其社会效果（即交际能力）的角度来看待并学习语言。折衷法呢？在哲学观点上，它属于折衷主义的范畴。什么叫做折衷主义？权威的解释是“从不同的来源选择对自己的目标最适合的东西”("Taking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hat seems most suitable for one's purpose")或者叫做“从几种不同的思想或信条中挑拣似乎是最好的或是最有用的东西来使用”("Using what seems to be best or most useful from several different sets of ideas or beliefs")。可见，它与有关语言、语言教学的哲学的、理论的观念并无任何联系，更不用说它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自己成为一个流派。充其量，折衷法是教学技术上的一种随机的、拼凑的方法。对于相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同一个教师也可以用同一种方法去教。正因为这样，刘骏教授才特别指出“在调查中对折衷法的赞同需要作仔细的分析”。“由于这个方法的混合(blending)性质，折衷主义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2.交际法的教学策略、技术是互相联系的，前后一致的，按照“结构—功能”大纲编写的教材在需要时利用其他教学法的技术、指导思想也是十分明确的，即利用它为培养交际能力服务。比如对水平较低的班级，适当运用听说法的机械性练习(mechanical drill)，就是利用听说法摹仿实践的长处，其目的是为准交际活动做准备。又如在处理语言形式的问题上，适当运用归纳法就是利用直接法的优点。这并不妨碍交际法作为培养交际能力的整体的呈现。反过来说，折衷法就完全不同，正如刘骏教授引用Richards & Rogers(1986)的话说“折衷主义从不同的教学法中选用不同的技术、活动和特点，但与课程目标并无明确联系”。刘骏教授还指出，“如果缺乏指导的话，折衷主义也可能只是依据简单的需要以极少时间和资源去拼凑一个课程。没有受过训练或者没有足够时间从事他们的工作的教师是不会具备有关语言学的理论去建设一个有条理的、考虑周全的课程的。此外，折衷主义还会像一面盾牌一样妨碍教师去把那些在历史上演进过来的语言教学法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们背后的道理，并从每个教学法的理论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方面去理解它。这么一来，就会损害教学法对成功的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刘骏教授最后认为“如果把折衷主义作为一种教学法来加以鼓励，将会导致对语言教师进行培训的价值和掌握已被广为接受的教学法的必要性都受到轻视”。
折衷主义这个随机的、混和的手段在其实践过程中也有所发展，即现时的所谓“有原则的折衷主义”(principled eclecticism)，指语言教师可以有原则地(in a principled manner)借用其他教学法的某些方面来创造自己的教学方法，协调自己的教学意愿。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在语言及语言教学的性质方面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认识作为研究教学法的出发点，折衷主义无论怎样变化，戴上什么帽子，都跳不出一个什锦拼盘的模式。没有理论内涵的“百家姓”技术，是解决不了语言教学的根本问题的。在此次国际性调查中，折衷法如此盛行，正好说明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实践与推广、普及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五、交际法怎样正确处理流畅性与准确性的关系
自从交际法引入以来，我国教师大都有这么一种看法，即交际法重视表达能力的流畅性(fluency)而不十分重视表达能力的准确性(accuracy)。国内一些有关调查也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根据。这次刘骏教授的国际性调查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并谈到有的学者认为在EFL语境中采用交际法的成功例子极少（但未说明是采用强势交际法还是弱势交际法）。这些事例说明，长期以来交际法作为一种公认的教学法可以培养出表达更为流畅但不是更为准确的学习者。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
要剖析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办法，首先要从交际教学法对学习者语言错误较为宽容的态度着手。语言学家D.Brown对交际法课堂教学提出四条标准，其中第3条就明白无误地提出：“准确性在传递信息中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流畅性比之准确性更重要。”这个观点当然与学生的表达能力轻此重彼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因为D.Brown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不应该牺牲清晰和直接的交际作为代价而去追求流畅性，但要鼓励学生去应付在未经排练的情况下”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然会产生较多的语言错误。但宽容不等于放任，学生在表达上出现错误时，教师要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在不伤害学生情绪和积极性的前提下帮助与启发学生纠正错误。要让学生明白，流畅不能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第二位不等于不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处理流畅与准确的关系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语言形式的学习与交际能力的培养的相互关系。强势交际观重视语言的自然习得(acquisition)。上个世纪79-84年，英藉印度语言学家N.S.Prabhu在印度南部Bengalore地区主持的一系列强势交际法的教学实验是W.Littlewood所说的“自然学习法”(the natural learning)最典型的实践。在这个实验中，根本没有任何有关语言形式（语法）学习的安排，但是学习者在流畅表达的同时也达到了很高的准确性。（对于印度来说英语实际上是第二语言而不是外语，而Bengalore又是印度的发达地区），所以语言准确性差的问题恐怕主要出在采用“结构—功能”大纲的弱势交际观的教学时忽视了语言知识学习的缘故。如果对语言形式重视不够，必然会损害准确性。就我国而论，自从上世纪80年代接受了交际法思想以来，我国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在拟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方面的路子是走对了的。我们与英国语言学家Alexander共同编写的English for China既保留了传统教学法的一些优点，即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与此同时，又认真吸收交际法的长处。本世纪开始第一年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更明确地规定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感情态度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即得体的交际能力）。可以说，它是综合了各个教学法的长处融会贯通而成的教学指导文件，如果在执行上不出偏差，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经常说要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法，就是要使它适合中国国情，更有效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强调语言知识的重要性是从学习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还有另一个方面。Stephen D.Krashen关于语言资料输入(input)与语言实践监控(monitor)的两个假设(hypotheses)都是从习得(acquisition)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它们对处理流畅性与准确性息息相关。
1.Krashen认为语言习得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习得者通过“听”和“读”输入并理解比他当前的语言能力稍为高一点点的语言材料，这是他的著名的"i+1"理论。假定习得者现有水平为i，那么他能够理解的输入为i+1。理解是指意义上的理解，把焦点放在信息上而不是放在语言形式上。Krashen把这个输入过程描写为：目标语口头或书面输入i+1（输入过程）→经过事实的过滤与印证→消化、推理、理解与吸收（吸收过程）→经验与语言素材的转换，用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即输出(output)。输出就是运用。Krashen认为他的输入假设比按语法程序安排的教学大纲每个结构的呈现只有一次并配以一定数量练习的做法更为优越，因为如果第一次掌握得不好，遗留问题就多。而可理解的交际性输入则能提供内在的复习(built-in review)并能经常不断地接触各种语言结构。输入假设并不忽视课堂以外的潜力。比如初学者每天晚上的消遣性的课外阅读(reading for pleasure)，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入。Krashen还指出，在初始阶段，学生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表达时犯一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对策不是急于纠正其错误，而是更多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语言习得重视情感因素对习得语言的影响，所以特别提到消遣性阅读的好处。这一点与我国的传统学习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非常吻合。学习者没有焦虑(anxiety)，自然学得心情舒畅，收效良好。我国现行课程标准把情感、态度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能力的五个要素之一，其道理也在于此。
2.Krashen的第二个假设，即语言监控假设(the monitor hypothesis)，体现了习得与学习(learning)的内在关系。他既认为第二语言／外语的流畅性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acquire)的而不是通过学习(learn)得来，又同时认识到语言知识对语言准确性的重要性——它对语言的监控作用。Krashen认为，有效的语言监控需要三个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1)人们需要时间去接受有关的语言知识，并把它应用到语言行为中；2)人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形式上或者语言的正确性上。因此他认为比较理想的监控(optimal monitor use)应该是运用语言知识在不影响交际进程的情况下提高语言的准确度。Krashen同时认为把语言习得作为主要角色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学习(learning)拒之于门外。
我国20多年来交际法实践的过程证明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配合。因此习得与学习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在现代外语教学中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章兼中教授曾经指出“认为习得知识不可能转化为学习知识，两者无互相作用的说法不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的交际法在处理语言流畅性与语言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的做法可以表达如下：1)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目标语的正确形式；通过课内外语言材料的输入(i+1)，帮助学生习得目标语规范化的表达方法。2)在纠正语言错误方面，一个途径是学生运用学到的语言知识所形成的语感(linguistic feelings)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进行自我监控；另一个途径是教师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只要认真遵照这个方向努力，交际法被人们诟病的重流畅轻准确的缺点是全然可以克服的。
六、对中国模式交际法仍然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今天在中国外语教坛，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即交际功能的理论观点已经没有人提出质疑，对“结构—功能”教学大纲及现行综合现代外语教学所有有益观点的，《课程标准》也没有听到持否定态度的声音。但是这不等于说以符合中国国情又和国际先进语言教学经验接轨的“课程标准”为指导准则的中国模式交际法已经在外语教育界认识上完全取得一致了。事实上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处理语言形式与语言能力的关系上
1)在理论上承认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但实际上是向形式倾斜。认为只要掌握好形式就是掌握了目标语的交际能力，甚至有“知识就是技能”的讲法。把交际能力和语言知识视为一体。换言之“懂得语法就懂得交际”。在认识上如此，在实践上就把语法放在教与学的最优先位置上。运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充其量加上一些听说法的技术，去教授English for China。这么一来，交际能力的培养只停留在听说法的各种drills上面。用一般的句型操练来代替渐进的从结构性练习转到准交际活动和功能性交际活动，至于真实的交际活动(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就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教学模式之下。即使新教材提供不少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的资料。也不大可能应用到交际性活动中。呆板的语法条文和单调的句型操练令学生学得乏味，感情因素变成焦虑。交际能力培养的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一般地说，有这种倾向的教师语言知识扎实，而口语能力相对较弱；对目标语国家的民俗、风情了解也不多；但是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只要认识更新，进步会很快。
2)另一种倾向是轻视形式，既不愿用传统办法讲解语法条文，又苦于没有多少资料可用于语言形式的训练上，便只有倚靠课文，着重语言内容的学习。但因为语言形式没有学好，表达能力既做不到准确也谈不上流畅。与前一种偏向相比，这后一种偏向牵涉面不那么广。而且恐怕限于一些语言知识基本功不那么扎实的、或者是误以为交际法可以不那么强调语言形式学习的同志。对于这些同志，我想谈两件事例。
(1)去年春天我应邀到美国亚利桑那州Maricopa社区大学短期讲学，在它属下的凤凰城学院我曾旁听过好几堂拉美裔及亚裔移民学生的英语课(ESL)，每节课都有与课文有关的语法讲解和练习，如时态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等，因为和课文结合得很自然。一点也不枯燥，学生听课和参与堂上活动十分积极主动。
(2)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ESL教材New Interchange-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一套在ESL语境中普遍被使用的初、中级英语教材。近几年在我国也很受欢迎。这是一套按照弱势交际观理论编写的成功的教材，但是它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语法作为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基础，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讲解，配以以精确性为基础的、由教师指导的控制性练习活动，和以流利性为基础的交际性练习活动。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在语法形式和交际功能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其教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渐提高。”
这套教材对知识与能力的关系以及应用型技能（说、写）与认知型技能（听、读）的辩证关系的处理可以图表表示如下：
上述两件事例相信能帮助轻视语言知识的同志反思。
2.在处理口头语交际与书面语交际的关系上
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口头，轻笔头。
产生这个倾向的原因主要是对交际能力的概念理解不全面，一谈到交际立即联系到口头表达。而在交际教学的初级阶段按人类学习语言的规律也的确是口语先行，课堂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大量的interaction和其他活动都是以口语活动的形式开展，产生这种先入为主的倾向也不奇怪。此外一些口语能力强但笔头表达不怎么样的老师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使课堂上的口语活动片面强化，放松读、写技能。
对口语的过份倾斜令对交际法抱怀疑态度的同志抵触更大，“重口语、轻笔头”的批评由此而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实书面语是无声的交际，在讯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书面语言除了信涵之外，还有电报(telex)、传真(fax)和电子邮件(email)等等。它们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国际商务往来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能讲相当流利的目标语，但是笔头表达不行，不能算是真正懂得交际。
2)重笔头、轻口头。
有这个倾向的教师在对待语言知识与交际技能的关系上也大都是重前者轻后者，特别是不重视口头表达能力。反映在教学上就自然而然地沿着传统教学法的旧路去教新教材。这样，事实上已经偏离了交际法的轨道。这种偏向的产生是由于对交际法没有正确的理解，也有可能是教师本身欠缺口语能力，在教学上趋向于避难就易。其实，口笔头并重才是交际法的真谛，任何向一方倾斜的做法都不能达到交际法的教学目标。
七、结束语
多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的外语教学法，历来是“进口商品”，什么时候才能有Made in China的牌子，让海外的外语教育同行分享我们的经验呢？刘骏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现在世界上EFL语境中运用交际法取得成功的事例还极少。但是正如本文在第二节中举出的，西南师范大学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已经中国化了的交际法在我国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做法和经验是什么？上述教学调查的主要主持人张正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归纳为如下一段话：“培养为交际而运用目标语是我国外语教学的终极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是按题材组合语言的结构与功能，重视语法教学而打破以语法为纲，使知识学习促进语言能力的发展，使语言形式与语言运用相联系，并使语言运用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从而使语言技能得以发展成为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张正东、王晓萍，2000）国家的重视使这个方针得以制订，教师的努力使这个方针能够逐步施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外语教育专家学者，我们的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同行，同心合力，为早日打出Made in China的外语教学品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