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子门”的史诗精神与精神火花_大宅门论文

“大房子门”的史诗精神与精神火花_大宅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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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以厚重的文化意蕴,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风靡了大江南北,为我国电视剧艺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话题。

杰出的史诗品格

在近年来的电视剧中,像《大宅门》这样具有历史深度感和鲜明史诗性品格的,并不多见。不少电视剧虽然历史跨度大,也能以审美的方式对特定历史作出艺术概括,但就整体风貌而言,还只能说它们有史诗性的追求,却不完全具备史诗的品格,还缺少面对历史既不自欺又不自馁那样一种敢于正视一切的气魄,还少有与历史概括相适应并使这一概括达到典型化的艺术魅力。《大宅门》所选取的题材也许算不上十分重大,但故事的背景却浓缩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深重灾难,所经历的历史阵痛与社会巨变,从故事情节与情感纠葛里流泻出来的文化意蕴,是那样沉绵隽永,活跃在剧中的一个个人物,是那样血肉丰满,个性分明。由詹、关、白府仇结怨连的明争暗斗里,从剧中人物无处不在的性格碰撞和大起大落的命运遭际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铅一般沉重的历史,那一时期遍地城狐社鼠、乱花迷眼的社会生活,从这种生活里映现出来的不是历史的一隅一础,而是历史整体的复杂性;在一些号称历史剧却无历史品味可言的电视剧里,极难寻见的历史精神跃动的火花,历史蜕变的沧桑感,在《大宅门》里竟被表现得如此多姿多彩!

一部电视剧不仅塑造出了众多生气勃勃的人物,还通过这些人物表现出了整整两个时代,这是很不容易的。《大宅门》的叙事手法,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它没有刻意去追逐新奇,制造悬念,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时空架构、光影营造和画面语汇的高妙,而只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形态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其所包含的悬念,熔铸在情节所显示的生活自身的复杂形态,及其所勾连的矛盾纠葛之中。试想,没有大格格的“病”,没有二格格遭“老佛爷”嫉恨的命,没有三家结的仇,没有白家老爷子上的奏折,白颖园怎会蒙冤入狱被判斩监候;而如果不是白老大救助过倒卧路边的老妇人,又怎会出现朱顺这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戈什哈,自然更不会有白颖园死里逃生和此后的隐姓埋名;不因打官司,不因所处时代有法网而无法度,白文氏不一定非得去走老太监小太监的门路,在她的运筹帷幄之中,门路打通了,关键时刻权力的法门用上了,于是,高瞻远瞩的她不但理直气壮地收回了南记老号,还因势利导地夺回了百草厅。自然,没有此中的瓜葛,王喜光这个三重奴才——宫奴家奴亡国奴,俟后也不会成为白家的总管。一句话,这部电视剧不刻意编造情节,而情节却环环相扣,不刻意制造悬念,而悬念却纷至沓来,不挥霍人物情感,而情感的风暴却常常掀起狂飙,这是非凡的手笔,而这样的手笔对编导郭宝昌说来,却并非妙手偶得,而是四十年艰辛创作的结晶,也是他尊重生活,尊重历史,以满腔爱国热情抒写历史风云获得的成果。

史诗性作品所提出的举起精神火炬,鼓起奋进的风帆,将艺术真实中的人物性格、关系、内在心灵、命运起落,思想意蕴及风格把握等等,提升到形象整体美感的高度,这一要求《大宅门》达到了。

跃动的精神火花

艺术总是要用今天的审美眼光去看待过去,用心灵去感受心灵,用生命去感悟生命。艺术作品中令人振奋令人感慨系之的历史感,既包含着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更包含着艺术家所辨识所张扬的历史智慧、历史精神,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于生命价值的感悟。当这种感悟不是硬贴上去,而是溶解在人物性格之中,这时的情节就会汇成情感的河流,载着不同人物的命运之舟驶向心灵的彼岸。而这些,在《大宅门》里便突出地表现在那些有棱有角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个性冲突之中。白老爷子,不能说他不练达不熟谙世事人情,但他未能避免由怒火点燃的褊狭,所以,他曾一再拒绝白文氏提出的忠告,直到老大问了斩监候,大儿媳自缢,景琦被拐,整个家族转瞬之间危机四伏,才耀然洞彻自己此前的不明智,毅然将家政全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遇事有谋略有决断,能瞻前顾后、趋利避害的二儿媳妇。白文氏识大体顾大局,沉着果断,处乱不惊,确是女中豪杰。她对振兴家业所起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她指挥若定、高瞻周览的帅才,终于降服了一肚子坏水的白老三。盖棺论定,白老三大半辈子吃喝玩乐,佻儇无行,人格布满锈斑,活得实在没价值,但临终之前他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谈笑自若中痛斥汉奸卖国贼。当从剧情发展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时代风雨的洗剧,是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怒吼,是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白氏家族包括其父、其嫂、其侄在内诸多人等刚正不阿的思想品格,长期濡染发生的影响,才促使白老三在垂暮之年以其所特有的方式反思自身,终于完成了视死如归的壮举,为浮荡半生的灵魂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人是个体也是总体,艺术上生气充盈的人,即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大宅门》中不仅白文氏如此,白景琦、杨九红和李香秀也是如此。白景琦自称“自幼顽劣”,受的束缚较少,又遇上了懂得爱护与发展儿童天性的好老师。在季宗布循循善诱下,他先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一变而为勤奋好学的进取心,在阅历与人格素质互渗互植的过程中,造就了白景琦那敢做敢当,敢拼敢闯,敢爱敢恨,豪放不羁的品性。撇开他那骄人的富贵气,无处不在的傲气,不容他人置喙的霸气不讲,单就其光明磊落、宁折不弯、遇事勇往直前,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而言,也是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的。它所显示的不仅是个体性格的突出特征,而是值得珍视的人格力量。从特定意义上讲,这一特殊的个体人格,折射出来的正是民族自信心在他身上的一种投影。

《大宅门》其实也是社会的剪影。我们从白文氏、白景琦等人物身上,既看见了民族精神火花的跃动,也从其性格的另一层面上看见了传统文化负面对人性的戕害,对人伦关系的扭曲。杨九红的形象就刻画得很有深度。她的不幸不止于她曾入火炕被侮辱与被损害,而在于她在进入大宅门之后,在似乎有爱也有家甚至也有婚姻形式和丈夫保护的情况下,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摧残。当我们看到杨九红欲寻短见而未果,又几度被女儿拒之门外,以至将怨毒深埋心底,而以白文氏之道还治亲生女儿之身,并且哭喊着“我也不愿意”的时候,不能不感受到巨大的震撼!血缘文化说到底是产生专制主义的等级文化,建立在其上的人伦关系,给人性发展带来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留给创作的启示

《大宅门》创下了许多“第一”,但这些“第一”对今后影视创作并无太大的意义。斯琴高娃、陈宝国、刘佩琦等人的表演,让人情不自禁为之击节称赏的地方很多,而“友情客串”,却未必个个都可圈可点。《大宅门》给创作留下的启示,窃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真正站得住传得开的艺术创作,离不开生活。这是老话,但这是艺术证实了的真理。涂二爷和许先生带着白景琦去安国和营口购药的那番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来的。第二、市场化突出了影视作品迎合世俗的一面。于是有人不断鼓吹依靠传媒走向大众的影视作品只能面向世俗强调娱乐性,容忍(实际是倒向)低俗和媚俗。《大宅门》和许多优秀电视剧,再次证明这种主张对艺术创作没有好处。电视剧同样可以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高水平的艺术格调,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赢得最广泛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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