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伪论文,坑儒一事论文,李开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焚书与坑儒尽管时常并称，却是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两件事。学者看待这两件事的态度，也有区别。焚书是真历史，这属于人们的共识。坑儒则不然，西方有些汉学家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坑儒一事。《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教授撰写的，他在该文里指出，坑儒一事，“纯属虚构，不是历史”，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死后，后人篡改《史记》而故意增添的情节。该文《附录2》专门说明《史记》的篡改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坑儒的。①《附录2》中，卜德教授还提及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内因格尔(Ulrich Neininger)所撰的《坑儒:论儒生殉难说的起源》一文。该文是西方汉学界研究坑儒一事的专论。和卜德教授一样，乌尔里希·内因格尔也认为，焚书次年，秦始皇未曾集中杀害一批士人，所谓坑儒，纯系传说，并非史实。②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称为“伪造说”。
尽管西方汉学界早已有“伪造说”，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却基本一致，都觉得《史记》的相关记载大体是可靠的，不能彻底推翻。正因为这样，近年来国内有关坑儒一事的学术著作，大都没有采信“伪造说”，甚至还经常忽略不提。③
近来，李开元教授撰《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④一文，专门来讨论坑儒一事，重提《史记》有关坑儒记载的真伪问题，这值得我们重视。应该说，《史记》的相关记载真实与否，是要加以讨论的，甚至是需要辩论的。愈辩虽然未必愈明，但总有益于弄清问题。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基本可信
从《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一文来看，李开元教授就坑儒一事的观点，大体也可归为“伪造说”。不过，他对《史记》相关记载的看法，与卜德教授略有不同。卜德教授更倾向于这种看法:今天看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并非司马迁所著原本，坑儒一事，是司马迁死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故意添进原本的。李教授没有怀疑今本《史记》的可靠性。他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司马迁著史之时，史料来源是否可靠。他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来源于《说苑·反质》篇所载坑方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汉初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因此秦始皇坑杀士人，纯属伪造，不是史实。同时，李教授还指出《史记》的相关记载有四个疑点，用以说明此事不可信。⑤整体而言，李教授《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一文的论证有可商榷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应该基本可信。下面依次说来。
第一，该文指出的《史记》相关记载的四个疑点，未必可疑。第一个疑点和第二个疑点，可以并作一个看，说的是受害者的称谓有这样一个变化:方士——文学方术士——诸生——“皆诵法孔子”的儒生，是以难免让人怀疑《史记》相关记载的真实性。但我们要看到，坑儒一事，起于方士卢生等讥议秦始皇，而秦始皇因方士的讥议，遂有严厉打击士人非议时政的想法，于是令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互相揭发，秦始皇“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可见，“方士——诸生”这一称谓的变化，说明了事件在逐步发展，表明其事虽因方士讥议之言而起，秦始皇却不仅诛非议时政的方士，同时也诛非议时政的儒生，更准确地说，诛的是他从非议时政者中挑出的四百六十余人。《史记》所谓的“诸生”，既有“方士”，也有“儒生”，甚至还包括习诸子之学、纵横之术的人，其言秦始皇坑“诸生”，而不说坑“儒生”，不说坑“方士”，是史实本来如此。
至于扶苏谏秦始皇时说“诸生皆诵法孔子”，张分田先生曾指出:“从战国秦汉的大量历史事实看，‘诵法孔子’者不一定都局限于儒家学派，许多阴阳家、名家学者在具体政治主张上深受孔子的影响，很像儒家学者。”⑥另外，卢生、侯生是方士，但其讥议秦始皇的那番话，也颇有“诵法孔子”的味道。⑦可见，扶苏所说“诵法孔子”的诸生，并不单指儒生而已。该文认为扶苏之言可疑，其实不足据。
该文指出的第三个疑点是受害者处刑的奇怪。该文说:“从记事(笔者按:即《本纪》所载)的结果来看，这些被定罪的方士们是被‘坑’，也就是坑埋处死的，这不符合秦汉的法律。”⑧从上下文来看，该文所谓的“坑埋处死”，其实就是“活埋”的意思。确实，秦汉法律里面，没有“活埋”这么一种刑罚，但秦以严刑酷法著称，如功臣李斯，犹“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⑨说秦始皇下令“活埋”诸生，不一定就是无中生有。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史记》所谓“皆坑之咸阳”的“坑”，未必就是“活埋”的意思。该文在页下注中，本已提到近来学界对“坑杀”有新的解释，却没有重视，而是直接避开不谈。近来学术界根据考古发掘，认为所谓“坑杀”，其实是杀死后埋入坑中，而非活埋。⑩如果此说成立，该文的第三个疑点也就不成其为疑点了。事实上，“皆坑之咸阳”的“坑”不是“活埋”的意思(下文会专门说明)。
该文指出的第四个疑点是有名的方士都没有被坑，其重点为秦始皇指名道姓谴责徐福，结果徐福却安然无恙，不在被坑之列。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们读一读《史记·封禅书》，看看汉武帝一心想得道成仙时的所作所为，就会觉得秦始皇没有惩罚徐福，十分可信。秦始皇热切地渴望长生不老，而徐福是为他炼药的重要方士，他岂肯轻易处死徐福。
第二，《史记》的相关记载未必来源于《说苑·反质》篇所载坑方士的故事，相反，《说苑》的故事倒有可能改编自《史记》，至少也是两者各有所本。《史记》完成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11)据《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12)足知《史记》在西汉中期已经流布。至于《说苑》，据钱穆先生的考证，编撰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13)距《史记》完成之时已有七十多年。此外，刘向编撰《说苑》的原则，是求广博而不求精审。因此，《说苑》所载坑方士的故事，受到《史记》影响，成于这几十年之中，并非没有可能。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史记》与《说苑》两者所载，各有所本。如果两者各有所本的话，即使《说苑》所载信不得，《史记》所载未必就不可信。
第三，《说苑·反质》篇坑方士的故事，未必纯属伪造，不能因为其中一部分妄诞，就认为其记载毫无可信之处。大凡历史故事，有其事而添材加料的多，无其事而故意伪造的少。《说苑》所载坑方士的故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载方士侯生、卢生等讥议秦始皇。第二部分载秦始皇闻其讥议，想到“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14)第三部分是主体，载侯生后来被捕，临刑前痛斥秦始皇暴虐无道，结果秦始皇无言以对，遂将其释放。诚然，其第三部分过于夸张妄诞，不可能是史实，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部分不可靠，就断定前两部分也不可靠。《说苑》与《史记》就方士讥议、坑诸生两事，记载基本一致，正说明其事不虚，并非伪造。应该说，《说苑》的相关记载是真伪混杂的，前两部分为真，后一部分为伪，真用来为伪作铺垫，用来烘托伪的可信。此外，李开元教授认为《说苑》所载坑方士的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为的是自我吹嘘，而此说有个不小的漏洞。《说苑》的记载中，秦始皇坑的显然是“诸生”，不是方士。如果其事真的出自方士编造，他们为何不直接说坑的是“方士”，这样编不是更有利于其吹嘘自我吗？总之，《说苑·反质》篇的相关记载，是真伪参半的，并非纯系虚构。
由此来看，《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一文，其论证坑儒一事纯属虚构，漏洞较多，其“伪造说”难以成立。
以上反驳“伪造说”，是从反面的角度论证《史记》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基本可信。接下来，我们再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明其记载可信。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秦始皇坑四百六十余人是件大事，司马迁去秦未远，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都比较充分，其事的真伪易于考实，应该不会误记。坑儒一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而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相去不到七十年。司马迁编撰《史记》始于太初元年(前104)，(15)撰成于征和二年(前91)，上距坑儒一事也就百余年而已，真的算是去之未远了。同时，秦始皇从非议时政的诸生中，亲自挑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杀害，“使天下皆知之，以惩后”，说明并没有隐秘，天下人皆知此事。司马迁若要考实此事，查查秦代档案，问问咸阳老人，就能具知真伪，不是什么难事，还不至于误记。这表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信的。
第二，司马迁看待秦代，态度客观，不会未加鉴别，就轻易相信真伪未辨之言，更不会故意伪造其事。司马迁十分推重贾谊的《过秦论》，并将其附在《秦始皇本纪》末，作为他对秦始皇的论赞。《过秦论》言及秦朝的功绩，曰:“秦并海内……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16)足见贾谊、司马迁是站在客观的史学立场上，来认识秦帝国功业的，和西汉元帝以后的汉儒，每每用“泛道德史观”来评价历史，并不相同。(17)又《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说过这么一段话: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18)
这更可见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家，其立场之客观，态度之严谨。司马迁既是一位态度严谨、客观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未加鉴别，就轻易相信真伪未辨之言，更不会无中生有，伪造史事以污蔑秦始皇。这也就说明，《史记》就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
以上两点是正面的论证，都表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基本可信。
综括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我们认为，《史记》有关坑儒的记载一事是可信的，秦始皇在焚书次年，确实曾集中杀害过一批士人，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汉代人向壁虚造，无中生有的构想。
二、坑儒一事的本来面目
前文从史料的角度，说明了《史记》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基本可信。这一部分，我们再根据《史记》的记载，来辨正坑儒一事的本来面目。
司马迁去秦未远，看待秦始皇的态度也较为客观，是以《史记》的相关记载最接近坑儒一事的本来面目。下面根据《史记》，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坑儒一事的真相。
第一，其事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甚得宠信的方士卢生等，不满秦始皇的作为，逃之夭夭。“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19)由此来看，秦始皇因方士议己，想到了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其后乃有“案问诸生”一事。可见，方士讥议正是坑儒一事的导火索。
第二，秦始皇坑四百六十余人，目的在于警诫士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
秦始皇由方士议己，诸生抨击时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遂“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钱穆先生对这段史料的认识，最为准确，他说:“其坑儒，重亦不在坑儒，而别有在。何以言之？夫一时所坑，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耳。然其意在使天下惩之，不敢为妖言诽上。而一时未能尽惩，后乃并发谪徙边。所谪亦皆妖言诽上之诸生也。”(20)可见，秦始皇坑诸生，旨在告诫士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
第三，坑的四百六十余人，都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者，其中有儒生，有方士，还有诸子后学。
秦始皇所坑四百六十余人的身份，历来有三种说法。一说为全是方士，(21)一说为全是儒生，(22)另一说为方士儒生兼而有之。(23)事实上，秦始皇坑的是妖言诽上者，而不是特定身份的人，所坑四百六十余人中，有儒生，有方士，也有诸子后学。(24)
秦始皇愤恨的是妖言诽上者，坑的是妖言诽上者，儒生未必都非议时政，方士未必都缄口不言，怎么能说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余人，都是儒生或者方士呢？叔孙通是大儒，二世昏庸，他非但不谏，反而阿谀奉承之。儒生如叔孙通者，岂会在被坑之列？至于方士，更无须多言，卢生、侯生二人的讥议之言，正是坑诸生一事的导火索。方士之中，岂会再无卢生之流？足知秦始皇所坑之人，不会都是儒生，也不会都是方士。
秦代博士，并不专掌六艺。习诸子之学者可为博士，方士也可为博士。《汉书·艺文志》，名家有《黄公》四篇，《注》云:“名疵，为秦博士。”(25)可知秦博士中有为诸子之学者。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26)则精通占梦之术者，犹可为博士。足见秦代博士中既有儒生，也有方士，还有习诸子之学者。博士既如此，则秦代的诸生，定不止儒生而已。秦始皇从犯禁的诸生中，挑选四百六十余人，集中杀害之。这四百六十余个诸生，应该既有儒生，也有方士，还有诸子后学。
《史记·儒林列传序》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27)《淮南王传》载，伍被劝谏淮南王刘安，曾说:“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28)所谓“术士”，有些学者认为是指方士，这并不准确，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29)司马迁写《儒林列传序》，明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很明显，“术士”中肯定有诵读六艺的儒生。若全是方士，六艺之缺与他们又有什么干系？再者，《韩非子·人主》篇曰:“且法术之士，与当涂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30)由此来看，有所谓的“法术之士”。《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之言:“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31)由此来看，有所谓的“方术士”。《汉书·于定国传》载于定国为人谦卑，“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32)《汉书·夏侯胜传》曰:“(霍)光、(张)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33)由此来看，有所谓的“经术士”，有“法术之士”，又有“方术士”，还有“经术士”。足见所谓“术士”，颇像后世所谓的“学者”，(34)其所包甚广，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方士，习诸子之学的士人，也可称为“术士”。所以说，秦始皇所坑“术士”，不仅有儒生，有方士，还有非议时政的诸子后学。
第四，所谓“坑”，其实是集中杀害后再集中埋葬之意，并非活埋。
《史记·项羽本纪》载:“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35)人们往往认为其所谓“坑”，乃活埋之意。但是，若“坑”乃活埋之意，此事就于理不合了。石泉先生说:“试想:在短促的时间内要杀尽几十万战俘，怎么可能活埋？那要多少绳索捆人？如何捆法？需要先挖多少个大型埋人坑？怎样捉住这些对象，活生生地大批往坑里丢？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似不能以‘活埋’来概括此‘坑’字的含义，恐只能释为‘大批集中屠杀’。由于对象被杀后，集中埋葬于大坑中(略如后世之‘万人坑’)，因此被简称为‘坑’。”(36)其说很有道理，所谓“坑”，应该是集中杀害后再集中埋葬的意思。
孙继民先生撰有《考古证实“坑杀”并非活埋》一文，(37)他根据考古发现，印证了石泉先生之说。我们知道，长平之战，白起坑赵国降卒四十万。考古工作者发现的长平之战埋葬赵国亡卒的尸骨坑中，有尸骨130多具，葬式杂乱无章，纵横相叠，且约有一半尸骨是头骨与躯干分离的。这就印证了石泉先生之说，“坑”确实是集中杀害后再集中埋葬的意思。
《史记·淮南王传》说:“杀术士，燔《诗》、《书》”，《史记·儒林列传》说:“焚《诗》、《书》，坑术士”，《汉书·儒林列传》说:“燔《诗》、《书》，杀术士”，足见《史记》所谓“坑”，不过就是杀害的意思。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其意思是，秦始皇亲自从犯禁的诸生中，挑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并集中予以埋葬。他想通过这次大屠杀，达到警示士人的效果。
综括而言，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方士讥己，秦始皇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东汉以来，人们习惯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坑儒”。
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坑儒”，虽然不准确，却并非无中生有，因为秦始皇所坑的人里面，确实有儒生。换句话说，秦始皇集中杀害过一些儒生，这点属实，并非汉代儒生的虚构。至于汉代儒生在这一历史事实之上，增添了什么，忽略了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下面会谈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汉代儒生的增添和忽略，就否定了秦始皇曾杀害过儒生的历史事实。
三、东汉儒生所说的坑儒
历史事件也有自己的历史，大事件更是如此。人们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愈远，认识上偏离真相的可能就越大，甚至有些时候，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还会对历史事件添材加料。
坑儒一事的本来面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其本有记载，但到了东汉，此事在儒生的认识中渐渐成了另外一番模样。大体来说，东汉儒生所说的坑儒，与历史事实之间有不少差距，其内容约有四个要点。
第一，秦始皇所坑的人全是儒生。
《史记》说“坑术士”，或者“坑诸生”，并不言“坑儒”。西汉后期，乃有“坑儒”之说，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曰:“始皇……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38)到了东汉，“坑儒”遂成为最常见的说法。《汉书·五行志》批评秦始皇，说:“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39)《汉书·地理志》批评秦始皇，说:“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40)《论衡·谢短》篇说:“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41)《论衡·死伪》篇说:“秦始皇用李斯之议，燔烧《诗》、《书》，后又坑儒。”(42)此后，人们一直沿用“坑儒”的说法，没有太大变化。
“坑术士”变成“坑儒”，不仅是说法上的改变，同时也把历史事实给误解了。“术士”即所谓学者，可以包括儒生，也可包括诸子后学及方士。而只说“坑儒”，不说其他，有以偏概全之嫌，就成了秦始皇所坑的人都是儒生。
不过，这未必是汉代儒生的本意。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独尊，儒生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同义语。读史的人是儒生，论史的人是儒生，著史的人还是儒生。儒生谈到坑术士一事，最注重的自然是秦始皇坑杀过儒生。在他们看来，这是秦始皇的大罪行。至于秦始皇还坑了方士这一点，对儒生来说，提及不提及，无关痛痒。儒生本来对方士就十分反感，秦始皇如果杀的全是方士，一些儒生怕还要鼓掌的。胡适先生是提倡新文化的人，很少有儒生的门户之见，但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就说:“秦始皇所坑杀的……乃是……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43)我们推想，汉代儒生的态度，大概和胡适先生类似，会认为坑杀方士，“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算不上罪行。东汉儒生常说“坑儒”，而不说“坑术士”，应该与其重视儒生而轻视方士的态度有关。
第二，秦始皇坑儒生是为了彻底灭绝《诗》、《书》。
王充《论衡》有《语增》一篇，旨在辨正汉代儒生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夸张之辞。其篇载: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焚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
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也，又增之。(44)
可见汉代儒生中流行的说法是，坑儒和焚书，是为了达成同一个目的，即彻底灭绝《诗》、《书》。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符，王充已经详加辨正。但是，东汉以降流行的还是这种说法。晋代梅赜所献《古文尚书》，附有所谓的孔安国《序》，里面说到:“及始皇灭先代书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45)很显然，这还是将坑儒的目的归为灭绝五经。我们知道，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日后成为官书，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即以之为底本，如此以来，焚书坑儒旨在灭绝《诗》、《书》之说，在古代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第三，秦始皇坑杀了所有的儒生。这一说法虽然未必盛行，但确实存在。
《论衡·语增》篇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46)这表明汉代已有人说秦始皇坑杀了所有的儒生(“尽坑之”)。此说在古代颇有影响。宋代萧参曾专门辨坑儒一事，他说:“坑儒一事，未有究极之者。仆按史书所坑，特侯生、卢生四百六十余人，非能尽坑天下儒者……天下之大，所谓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而已矣。”(47)反面观之，可知东汉以降，秦始皇坑杀了所有儒生一说，颇为流行。
第四，坑是活埋的意思，秦始皇活埋了儒生。
《史记》既说“坑术士”，也说“杀术士”，并没有说坑就是活埋的意思。到了东汉初，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说了这么一件事: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48)
这段记载，绘形绘影，描述了另外一个坑儒的故事。从秦始皇诱骗儒生进谷，到以土活埋，甚至还说“终乃无声”，这个故事可谓精彩而详尽也。卫宏用这个故事就坐实了活埋之说，所谓坑，言之凿凿，遂成了活埋之意。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史记·儒林列传》“坑术士”一语，用颜师古之说，颜氏就援引了卫宏《诏定古文书序》中的这个故事，并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者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49)如此一来，坑儒就是活埋儒生，愈说愈确凿，很少受到怀疑。
综括而言，东汉儒生所说的坑儒，其内容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以后，人们提及坑儒，大体也是这个内容。很明显，这与历史事实之间有较大差异。东汉儒生把坑儒一事的本来面目，认识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事情的起因变了，受害者也不大一样。但是，有两点并没有变。第一，秦始皇集中杀害过一些儒生;第二，东汉儒生提及坑儒，指的还是秦始皇三十五年曾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只不过，具体说的是他们误解和夸张了的历史。
坑儒一事失去本真，成为另一番模样，东汉儒生难辞其咎。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东汉儒生故意要歪曲历史事实。说故意歪曲，至少不全面。坑儒一事成为另一番模样，当然有儒生歪曲的成分，但主要原因在于，汉代儒生对历史事实存在误解和夸张。
儒生珍爱五经，重视儒生，而且又视秦始皇为大暴君，其主观态度既如此，读史、论史之时，难免受主观态度的限制，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夸张。东汉儒生普遍说“坑儒”，不说“坑术士”，应该是因为他们过于重视儒生而轻视方士，遂仅说坑儒生。他们把坑儒和焚书联系起来，说二者都旨在灭绝《诗》、《书》，可能是因为过于注重秦始皇杀害儒生所带来的影响，遂将客观效果视为主观目的。他们将坑的意思坐实就为活埋，虽然属于误解，但毕竟所谓“坑”容易让人引起误解。至于有些儒生说秦始皇坑杀了所有的儒生，虽然属于过分夸张之辞，却绝非凭空虚造之语。由此来看，东汉儒生对坑儒的历史事实，有误解，有夸张，有增添，有忽略，甚至还有故意歪曲，但是，谈不上有意伪造。
总之，东汉儒生所说的坑儒，属于历史认识，更准确地说，是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的认识。历史认识偏离历史事实，甚至严重偏离历史事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历史认识出现了偏差，就说历史认识是文学想象，并进而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
注释：
①参见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②参见Rodney L.Taylor,Th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New York: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2005,p.16。
③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362页。
④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⑤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⑥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
⑦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249页。
⑧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⑨《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2页。
⑩参见石泉:《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邯郸市历史学会、河北省历史学会:《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孙继民:《考古证实“坑杀”并非活埋》，《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
(11)笔者按，学术界推定《史记》的完成时间，一般都依据《报任安书》。由于《报任安书》所作时间，有太始四年(前93)和征和二年(前91)两种说法，因此《史记》完成时间类似，也有太始四年与征和二年两说。本文取征和二年说。
(12)《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13)参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51页。
(14)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7页。
(15)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1-514页。
(1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3页。
(17)参见陈启云:《汉初“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思想史底蕴》，《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1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20)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
(21)胡适先生说:“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22)郭沫若先生说:“所坑的儒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参见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23)吕思勉先生说:“案坑儒一事，既因方士诽谤而起，则其所诛未必尽儒生。”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24)宋人郑樵《秦不绝儒学论》说:“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参见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3页。
(25)《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36页。
(2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3页。
(27)《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6页。
(28)《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传》，第3086页。
(29)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2页。
(30)王先谦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07页。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32)《史记》卷七一《于定国传》，第2042-2043页。
(33)《史记》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5页。
(34)“术”本有学习的意思。《礼记·学记》曰:“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时术蚍蜉之所为，其功乃复成大垤。疏曰:“蚍蜉之子，时时术学衔土之事而成大垤，犹如学者时时学问而成大道矣。”(参见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1980年版，第1521页)可见，所谓“术士”，犹“诸生”，都指后世所谓的“学者”。“坑诸生”与“坑术士”，没什么差别。
(35)《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0页。
(36)石泉:《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邯郸市历史学会、河北省历史学会:《赵国历史文化论丛》，第137页。
(37)孙继民:《考古证实“坑杀”并非活埋》，《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
(38)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7页。
(39)《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第1472页。
(40)《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第1641页。
(41)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6页。
(42)黄晖:《论衡校释》，第889页。
(4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279页。
(44)黄晖:《论衡校释》，第354-355页。
(45)《古文尚书》，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1980年版，第115页。
(46)黄晖:《论衡校释》，第356页。
(47)萧参:《希通录》，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299页。
(48)《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正义》引颜师古注，第3117页。
(49)《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