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制约机制及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区论文,生态论文,制约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
所谓驱动机制，既包括时间轴上多因素协调作用的程序，也包括空间轴上多构件协同作用的布局。
（一）在时间轴上，有直接动力和原动力两种协调作用的驱动力。塑造良好的生态旅游形象，突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护旅游区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旅游区得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直接动力；而饱受工业污染、城市嘈杂之苦的城市居民，向往优越的自然环境，产生生态旅游的市场需求，则是生态旅游区发展的原动力。原动力的产生，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要有客源（生态旅游区产品的购买者）；二是要有具有吸引力的生态旅游产品；三是有足够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四是要有余暇时间，即：生态旅游需求拉动＝客源＋生态旅游产品＋余暇时间＋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二）在空间构件协调作用方面，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的形成必须具备六大部件：1.协调共生的生态系统；2.未受损坏的资源与环境；3.有利于环保的旅游基础设施；4.高效而生态化的管理与服务社区；5.具备积极生态道德的游客；6.明确的生态旅游区边界等关键部件，并符合生态旅游区空间结构原理。
二、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一）位置(Location)：地理位置偏远
生态旅游区需要与城镇有一段距离，但是距客源地较远，又成为生态旅游区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地理位置是难以改变的先天制约因素，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地理位置，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与地理位置有关，生态旅游区建设也受到地理位置的多方面影响。
首先，距离大中城市较远，增大了旅游者的旅游成本，客源市场随着距离的增加而缩小。根据“旅游黄金周”旅游情况统计，具有出游能力的客源集中在大中城市居民，在“黄金周”期间，出游半径大多在500km以内。陆林对黄山国内旅游市场的研究表面，旅游市场随距离的衰减是普遍规律[1]，张小金经过调查，发现出游半径与旅游者的年龄相关。
其次，生态旅游区建设成本也随着与中心城镇的距离增大而增加。建筑材料、旅游日常消耗品，绝大多数从生态旅游区外的中心城镇购入，距离的增大，无疑增加了运输成本。
第三，远离人口集中的气候适宜区域，也造成生态旅游区适游期的缩短。例如，内蒙古根河市小木屋景区，生态环境优越，小木屋别墅颇具欧陆风情，但是由于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属寒温带湿润森林气候，年平均温度-5.5℃，“五一”黄金周期间，这里还是寒冷的冬季，“十一”期间，又早已冰雪覆盖，适游期相对较短。
（二）品位(Quality)：资源品位不高
生态旅游区资源品位是制约其建设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许多旅游区建设速度缓慢，服务设施落后，主要原因是旅游区资源品位不高。相反，一些资源品位较高的生态旅游区，即使原有基础差，或根本没有旅游基础，建设速度也可达到，甚至超过老牌旅游区。例如，湘西武陵源，原来是不通电、不通邮、不通路的落后地区，但是旅游资源品位极高，从1982年建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到1988年与毗连索溪峪、天子山合并成为武陵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再到1992年以其极特殊的自然现象、地理风貌、景观生态、出色的自然美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仅用十年时间，走过了许多老牌景区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也未能走完的历程[2]。像张家界、九寨沟这样具有极高品位资源的生态旅游区很少，绝大多数生态旅游区建设，受到资源品位不高的制约。我国生态旅游区以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到2002年底，我国已建立18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建立各类森林公园1100多处，其中306处为国家森林公园。这些生态旅游区的大多数，建设规模和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资源品位不高所致。例如，张家界市有两个国家森林公园，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交通位置更好的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资源品位远不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所以建设规模也比张家界小的多。最为偏远的八大公山生态旅游区，也因资源品位比天门山高，建设规模超过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尽管天门山在张家界市区就能被游客看见，但资源品位较低，而几乎没有旅游团队光顾，生态旅游区建设规模几乎为零。
（三）交通(Traffic)：区外交通不畅
旅游是一种流通性很强的产业，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区域，不可能有旅游业。生态旅游区内的交通建设本身，也属于旅游区建设范畴。因此，生态旅游区建设与交通的“可达性”密切相关。交通对于生态旅游区建设来说，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生态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刺激了对交通的更大需求，产生了新一轮旅游交通设施的建设、改造和扩容，从而促进了生态旅游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方式的增加，成本的降低，便捷、舒适程度的提升，产生了新的旅游需求。然而，生态旅游区往往位置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薄弱，旅游之外的经济、商务活动较少，区外交通建设投资大，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所以，区外交通不畅，成了大多数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制约因素。交通制约主要表象是旅游者旅途费用，这种旅途费用又可进一步分为距离费用和时间费用。实践证明，不通火车的生态旅游区，旅游人次数明显较少，没有民航飞机航线的旅游区，人均旅游支出较少。这从张家界与九寨沟对比，以及张家界通航前后对比，可得到验证。
（四）贫困(Poverty)：环保与融资艰难
生态旅游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贫困对于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制约，一方面，表现为融资困难，建设资金缺乏；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生计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
旅游业对生态旅游区经济的冲击，将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由于比较贫困的当地居民，选择的机会较少，往往是成为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因此旅游业可能在生态旅游区内，加大贫富差距，使贫困问题更加突出，而贫困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大威胁，增加了自然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风险。
生态旅游区的贫困，对建设的直接制约是当地政府和民间融资能力，难以支撑生态旅游区的建设。招商引资固然是一种弥补办法，但投资商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容易造成生态旅游区的破坏性建设。
（五）体制(System)：管理体制僵化
根据于德珍的研究，外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多是国家管理、地区管理、基层管理的管理体系，实行管理机构的垂直领导，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责、权分明，不会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更不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我国生态旅游区大多采取的是事业编制，企业管理。虽然是事业编制，但员工的工资靠管理处自行筹措，这种管理政企不分。政府类似于企业中的执行机构，多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管理，造成多头领导，职责不清，管理人员过多（例如武陵源风景区管理人员近2400人，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仅150名正式员工）。
法规不健全，也是管理体制制约生态旅游区建设的重要方面。管理的法律和规章依据不足，执行不彻底，延续性差，随意性大，行政命令压倒一切，没有监督机制。尽管我国的环境立法目前已有相当的发展，并自成体系，但还缺少一批应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还缺少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
（六）理念(Consciousness)：生态理念淡薄
伴随旅游者旅游消费成熟度的提高，生态旅游区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旅游人才培训等方面，特别是生态化管理，绿色营销，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显得不足，许多旅游区只重视旅游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注重环境保护（如污染问题、资源退化问题），“杀鸡取卵”掠夺式、破坏性开发与建设屡禁不止，旅游资源和所开发的产品不相符，资源品位和综合质量不同步，缺乏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理念。
投资商在投资开发（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项目）决策时，更没有生态理念，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投资效益和投资回收期，而不是生态平衡或环境保护。旅游者生态理念淡薄，环保意识缺乏，导致许多生态旅游区环境建设不到位。尤其是塑料包装废弃物，成了生态旅游区环境建设最普遍的制约因素。
三、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制约机制
由图1可知，生态旅游市场的需求拉动，是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原动力。正是生态旅游市场的持续火暴，生态旅游区建设才发展迅速。但是市场拉动不直接作用于生态旅游区，必须通过生态旅游区所在社区各方的协同作用，才能产生对生态旅游区建设的驱动力。
图1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制约机制模型
生态旅游区建设能增加当地社区收入，突出管理者政绩和地区形象，促进居民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等因素，作为当地社区各方的利益驱动因子，直接导致生态旅游区的开发与建设。
由于需求拉动和利益驱动两大模型构件，有助于生态旅游区建设，顺应生态旅游的时尚需求而螺旋式发展，因此这两大构件的八大因子的作用力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对于大多数制约因子，对生态旅游区建设具有两面性，即：若控制得当，则促进生态旅游区建设，反之，则阻碍建设。因此，六大制约因子中，除了“贫困(Poverty)”之外，作用力方向是双向的。消除贫困既是生态旅游区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生态旅游区建设中几乎没有促进作用的制约因子，因此其作用力的方向是单一的逆时针方向。
四、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制约机制的优化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制约机制的优化，就是尽可能地强化建设驱动力，使制约因子的作用力朝着有利于生态旅游区建设的方向转变，变制约为促进，化腐朽为神奇。
（一）对于利益驱动，要因势利导，建区富民
生态旅游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获得经济利益，是促进社区居民增加收入，保护旅游景区环境的前提。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利益冲突，对环境保护会造成负面影响，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途径，有助于解决社区利益冲突和生态旅游区建设。
生态旅游区建设，如果不能保护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就会使社区居民从原来的环境保护演变为环境破坏，因此，慎重考虑建设项目的社区影响，因势利导拓展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渠道，保护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是实现生态旅游区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对于需求拉动，要强化特色，构造精品
生态旅游区建设规模，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扩大，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突出特色，构建精品，以质取胜，切忌混同于大众旅游，以数量求发展。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程序应经过以下八个阶段：构思产生－构思筛选－概念的发展和测试－市场调查－产品开发－营销战略－市场试销－产品化。
产品特色的提炼，要准确把握旅游地“文脉”，即其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积淀、社会经济水平四维时空组合。既可顺应文脉，升华认同感，提炼主题，也可逆反文脉，出奇制胜，构筑差异化主题，还可顺应与逆反相结合。
生态旅游产品创新，要突出一个目标，两个方向，三种类型，四大内容：一个目标，即指根据目标客源的选择方向和消费能力，以合理的成本，提供具有适度质量的休闲娱乐服务，使客人感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两个方向，即指横向进行区域合作，纵向进行文化挖掘。三种类型，即指独辟蹊径，发现、开发新景点；利用最新技术和创意，开发出具有原创性的新产品；通过新设计或采用新技术、工艺和材料，对原有产品进行革新和改进。四大内容，即指主题创新（增加新品种）、性能拓展（功能使用、造型结构）、技术更新、营销创意（商标、广告、市场渠道、客户战略）。
（三）对于制约因素，变制约为促进，化腐朽为神奇
在六大制约因素中，除了位置和资源品位难以改变以外，其余四个方面，都是具有弹性的制约因素。尤其是体制和理念，控制不当，就是较大的制约，不断改进就会变制约为促进，化腐朽为神奇。
1.建立全新的生态体制
传统体制注重于管理众人，而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辐射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同体制下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规划、管理不同，当各不相同的目标、操作冲突时，自然资源成为无辜牺牲品。生态体制的改革应该致力公平机制的建立，公平是各种社会制度下不同民族的追求目标，生态公平性是世代公平性、区域公平性、体制公平性、过程平稳性的组合。世代公平性包括以往人类活动对现在生产、生活环境的累积影响以及现在人类活动对子孙后代的潜在影响；区域公平性包括人类行为对当地、资源产地、市场腹地以及周边区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体制公平性包括部门内务生产环节之间生产、消费的纵向耦合、部门间横向互动关系以及外部的协调共生关系；过程稳定性包括人类行为正负反馈强度的匹配、发展速度和波动幅度、主导性和多样性、依赖性和独立性之间的平衡。新加坡经济腾飞过程中的生态建设就是政府正确运用权力进行管理的成功案例。生态旅游区建设要体现世代公平性、区域公平性、体制公平性、过程平稳性。
2.转变政府工作职能和作风
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生态旅游区，特别是环境资源的自然垄断性、公共物品性、外部性等特性，加强针对性的政府规制建设，完善行业法规，并审时度势，与国际规则接轨。要切实认真将管理手段由行政为主转为行政、法律和市场三位一体，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管理观念，实行简政放权，树立和提高服务意识；要加大市场监管的直接管理、日常管理及全过程监管力度，扭转权、责不对等的局面，真正将旅游者、旅游环境、生态系统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生态影响交织在一起，必须从工程、技术到体制、管理、宣传，进行综合调控。
3.加强经营模式的变革和创新
我国的旅游生态区主要包括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地三大部分，每种生态旅游区在所有权、经营权、经营权益等方面是不一而足的，我们要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市场，加速经营权、所有权的分离，树立生态旅游区的形象，形成合理分工，减少恶性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态效益。对属于企业的要完全按市场机制进行企业化运作（如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深圳世界之窗等），不要增加其任何负担。而非企业性质的，则要通过效益性、发展性等目标进行管理，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形成市场权威，在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权益中，促使他们遵循行业管理，严格自律，并根据市场及需要，及时开发合符游客需要的观光旅游产品、度假型产品、专项产品（特色产品）等多层次，多功能的生态旅游产品结构，自然形成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推动生态旅游区建设不断创新和发展。
4.加强生态管理
要研究生态税的实施方案，建立征收环境补偿制度。比利时发布了食物生态税条例：如果把再生纸用于食品包装，就可免去生态税。在加拿大普罗维登堡市设备齐全的一个游泳池，全城男女老少只要交上一袋垃圾，无须购买门票便可入内。这一别出心裁的管理条例使这座小城的街头巷尾干干净净。在和加拿大隔洲相对的巴西库里蒂巴市，70%的家庭用废品交换生活必需品，学生则可用垃圾在学校换得一份午餐。谈到垃圾，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不会产生废物。不管什么垃圾，只是时、空上的错位，如果加以分类，任何垃圾都是资源。
5.树立生态理念
许多城市中、小学生缺乏常见动物、植物知识，应该将生态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成人教育课程。俄罗斯中小学开设的第一课就是生态课，日本的田野文化旨在使学生对大自然持正确态度，在和自然的接触中开发学生智力；而我国从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地理》课开始，学生接受的是地大物博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生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拥有许多世界第一，形成浪费资源的恶习。这些学生长大后，就会变成生态旅游区的建设者和消费者，应从小普及生态教育，逐步树立生态理念。
6.强化民间环保组织作用
生态教育和环境保护是全民活动，不能只由政府的职能部门管理。我国人口众多，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只有在公众参与、支持下，政府推行的生态建设，才能得到有效实施。1994年4月，由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家梁从诫先生主持的中国第一个纯民办环保团体“自然之友”获准成立。“自然之友”一经出现，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国外的许多民间环保组织机构严密、资金充足、规模庞大，成员多达几十万、几百万，往往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而我国民间环保团体分散，参加的人数也仅几千人，交流不充分，其职能既有差异，又有重合。诚然，政府和市场也具有生态教育和环境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多方面的功能，将政府失效、市场失效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生态旅游区建设，既需要工程、技术的支持，也需要政府的科学决策、市场的合理运作、群众的积极参与、新闻媒体的宣传，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