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深圳特区的特殊作用——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183;深圳）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万达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特区论文,深圳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距离“九七”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全中国人民都在期待着这个伟大日子的来临。深圳经济特区作为唯一一个和香港接壤的城市，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将发挥怎样的特殊作用呢？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明年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将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的视野推动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在这样一个新历史时期，加深对深圳特区特殊作用的认识，澄清在特区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就非常有必要，这也是形势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万达博士，请他全面阐述新时期深圳特区的特殊作用，以做到方向明，目标清，信心足，把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以及中国的经济特区带入21世纪。
记者：深圳自被称为“特区”始，就承担起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发展到今天，您认为它的任务完成得怎样？
郭：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到今天，只有16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两种体制背景和结构转换。以1992年为界，深圳特区在这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1、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既避免了原苏联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引起经济社会的震荡，又保证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渐进式改革坚持“实践的观点”，采取“试错法”大胆地试验，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一改革模式的产物，同时又强有力地推进了渐进式改革。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坚持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作为试验场的经济特区的特殊作用就一定存在。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简政放权、承包让利，在整个8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旧体制对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尝到了改革的甜头。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涉及到较为复杂的价格体系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首先从实践中已经开始。人们从计划和市场可以结合开始探索，到“计划和市场的主辅论”，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都经过实践的“试错”。其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未断过。深圳经济特区从80年代初的建立伊始，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体制背景。其强大的政治前景支撑力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1992年党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人们轻描淡写地说特区是“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然而这种先行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可以肯定地说，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深圳经济特区和其它特区的先行先试，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作出了特殊贡献。
2、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改革和开放这两条主线始终是相互交错、相互促进的，以改革带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是整个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基本特点。我国的开放政策完全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江、沿边、沿线的开放—内陆城市的开放，到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形成了全方位、多范围的开放格局。可以说，在整个开放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深圳及其它经济特区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经济特区探路，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最起码要滞后若干年。
中国的开放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领域上（产业政策）恪守有条件、有限制逐步扩大的原则进行。即使这样，在有些地区的个别时期，仍然出现热衷于开放而不热衷于改革的情形，并简单地把开放政策理解为优惠政策，这就容易使未开放地区产生这样的误解：开放就是要搞优惠政策。实际上，如果改革搞得不好的地区，开放起来也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难度，并最终会影响到开放的效率。深圳经济特区对我国开放政策的特殊作用，不仅表现在地域上促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而且表现在对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处理上的完整把握。迄今为止，深圳经济特区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及对外开放的效率方面在全国仍处领先地位。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和水平，即由在80年代吸引外资为主提升到全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外资并重。1992年以来中国以积极姿态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继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国遵守《茂物宣言》的有关条款，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如何按照一个较全面的国际准则来规范对外开放，是摆在中国外经外贸政策制订者们面前的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为避免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改革与国际惯例接轨不相符合的管理体制，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化标准先行试验，使深圳树立起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形象，可以说，其特殊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3、在整个80年代的“冷战”时期，世界处于两极对立状态，亚太地区借此机会承接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促成了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经济趋向区域化、网络化集团经济，当亚太地区掀起一股经济合作的浪潮时，中国的华南地区已经跃升为亚太地区的快速增长中心之一，在国际区域经济格局中，“华南经济圈”乃至“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已经大势既定。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国际经济转型这一天赐良机，在今天亚太经济格局的分工谈判桌上没有我们的一份，那将会是民族的悲哀。深圳经济特区及汕头、珠海、厦门、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华南经济圈的崛起作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毗邻香港、背靠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特区，为华南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直接的特殊促进作用。
记者：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全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在中央部署加快发展中西部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战略下，深圳特区还能发挥其特殊作用吗？
郭：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内外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讨论，也得出了特区还要“特”下去的共识，但是对深圳特区特殊作用的认识仍缺乏高度的广阔的背景。我认为，新时期深圳特区的特殊作用建立在以下国际和国内的背景基础上：
1、在21世纪上半叶，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使中国跨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在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的同时，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日趋激烈。面临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压力，中国唯有在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加强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提高国际竞争力。
2、经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经济总体规模已相当可观，我国具备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条件。在高储蓄率的强力支持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将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提升，不仅靠其本土强大的市场推动，也得益海外华人强大的集团势力网。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将跨国的海外华人经济圈称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表明，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位置就变得极为重要。
3、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也不排斥会出现新的形势的对抗和新的“冷战”。在中国坚持祖国领土统一完整，一贯反对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干涉的外交方略下，我们要利用一些特殊“窗口”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将促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步子迈得更大，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较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需要重点加快发展若干能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急切需要国际化大城市群体的出现，从而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
4、随着九七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将使香港保持强大的经济活力。在下个世纪的50年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合作和互补，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主要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同时，我国要放眼未来，着手研究50年以后的事情。
5、中国的经济致力于“两个根本性转变”将使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将使中国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消费方式上的差距缩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实现将使中国的科技实力水平大提高，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充满活力。
6、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由80年代的轻型化向90年代始的重型化转变，相信这一转变要持续到21世纪初。经济结构的转型要求大规模的投资，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具潜质的市场，相信在未来几年内国外在型跨国公司将会纷纷登陆中国，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外商投资高潮。新的形势、新的时期、新的使命，深圳特区必须重新认准自己的位置，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那么，在下一个阶段，深圳应着重在哪些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呢？
郭：在谈到深圳新时期的特殊作用时，江总书记在1995年底视察深圳时就指出：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发挥原有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外，“还要发挥一个新作用，就是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起促进作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赋予深圳的特殊使命，既是特殊作用的继续，又是任务，必须完成的。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香港主权未收回，但香港始终成为中国和国际社会联结的纽带，现在看来，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没有急着去收回香港是非常英明的。“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河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将与香港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一起形成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接轨的“窗口”，为国家的安全和强大发挥特殊的作用，完成特殊的使命。
目前，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压力，比如，其国际经贸中心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新的转型要求。处于世纪之交的亚太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有可能出现重组，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香港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经济功能面临着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取代和威胁。对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它自身的结构方面。香港前一轮的经济转型，使它从工业化进入服务化发展阶段。但这一转型是以产业外移为手段、以产业空洞化为特征。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上的缺陷，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危机。因此，未来香港面临着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基础、保持经济活力、寻求经济发展空间的内在要求。深港经济衔接是要保证港深两地能在制度上区分、经济上融合的前提下，使深圳与香港在发展关系和城市功能上形成既明确分工又紧密联系的相辅相成配合关系，借以推动两地经济的发展。据国际经济权威人士分析认为，深港经济衔接促使香港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成为超过伦敦、纽约的金融中心，对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国际上都把对香港的希望寄托在与深圳、珠江三角洲和中国内地衔接上。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的资金市场潜力很大，而香港经济规模扩大的方向就是深圳方面。因此，深港经济衔接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将处于一个中心地位。深港经济衔接对华南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放，对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对我国在世界新的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提高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深港衔接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构想如何实施，需要进行试验，深圳是最理想的试验场所。深港经济衔接可率先进行试验。深圳与香港在政治上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运行及产业结构、市场发展上进行衔接和融合。通过深港经济衔接，一方面可以把“一国两制”的试验限制在局部地区，避免产生较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衔接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教训以及衔接的效应如何，将为我国今后正确处理澳门、台湾问题提供宝贵经验。
深圳特区要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提高发展的质量，对全国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深圳实际上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圈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在未来发展上，不可能脱离这个正在形成的中心经济区镣寻出路，而是要利用香港“九七”回归这重要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搞好深港经济衔接，面向香港、背靠内地，在为香港服务和促进香港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发挥特殊的作用，作出特殊的贡献。
记者：特区要发挥好她的特殊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特区政策。但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内地一些省份和地区对中央的政策倾斜这种做法抱有很大的意见，认为深圳之所以发展惊人，完全是得益于特殊政策的结果，而这即是“不公平竞争”的表现。迫于种种压力，特区要求追加新政策的呼声好象少了，而埋头于苦练内功之中，对此，您怎么看？。
郭：谈到特殊作用与特殊政策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一点是：优惠政策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殊政策，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殊政策是给予某些特殊任务的人或地区，借以完成特殊使命的政策。比如运动员，为了在奥运会上多拿金牌，在伙食上给予特殊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深圳特区从建立伊始，国家对其实行的特殊政策，一种是优惠型的，这类政策将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一种是特殊型的，这类政策将要随特区特殊作用的发挥不仅不能取消，反而要得以强化。这不仅不会影响公平竞争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会使更高层次上推动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对特区实行特殊政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各特区政府一致苦练内功，但在理论上应有清醒认识。
首先，对深圳特区实施特殊政策是建成深港市场的需要。深港间本着相互协商、互惠互利为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深圳特区范围内，通过相互开放市场，逐步形成货物、资本要素的自由流通和人员的有限流动，实现深港经济相互融合，推动深港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共建深港共同市场可以成为我国未来亚太自由贸易区成员的“试验场”和“排头兵”，为全国提供开放市场的经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长远目标，我国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了这一论坛。考虑到目前我国产品竞争力还不强，选择局部地区先行试验非常必要。我认为，深圳特区利用地理上与香港相连的优势，有条件率先开放市场，与香港建立共同市场，特殊的作用需要特殊政策的配合。
其次，对深圳特区实施特殊政策是深港衔接的需要，衔接的内容除了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机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策的衔接。目前深港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存在较大差异，在政策落差上较大，如果深圳没有特殊政策，怎么去和香港衔接？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税率较低，全国不可能都采取低税率，但必须有这样的特殊地区去做，这就是在税收上的特殊政策。因此，对深圳特区实行某种区别于内地而又接近国际惯例的特殊政策，不仅有利于经济特区的发展，也大大利于全国的发展。这是中国参加国际分工与合作，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深圳特区所肩负的这一特殊历史使命，需要有新政策、新措施加以配合，否则难以象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一国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对某一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这也是发达国家通用的做法。
最后，对深圳特区实施特殊政策也是深圳完成结构转换实现“二次创业”的需要。目前，深圳特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解决。比如，特区存在工业档次过低，小型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主导的特点明显，特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很艰巨；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的攀升抬高了特区的经营费用，资金和企业外流的现象出现；企业规模小型化难以使企业采取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大规模外资投入又有北上的倾向；特区国企也存在着全国国企同样存在的问题，国企改革的任务同样很重。特区在发展中遇到的这困难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在发挥特殊使命过程中运用特殊政策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给赋有特殊使命的人的一种特殊的“装备”，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深圳特区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从而更好地完成深港衔接、深港共建共同市场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