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哲学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4-0041-05
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状况与其影响是分不开的，甚至这两方面是重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才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与把握。
一
牟宗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哲学家名于世，但他难以同熊十力、金岳霖、张东荪、冯友兰、贺麟等相提并论。1949年他到台港以后，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思想日渐成熟，学问日见博大，著书立说，追随者众，特别是在唐君毅去世后，成了硕果仅存的儒学大师与当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牟宗三的哲学思想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1983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议上，已有学者撰文介绍和研讨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美国学者约翰·白诗郎(John Berthrong)称牟宗三为世界水准的大哲学家，而不只是中国的哲学家而已。（注：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56页。）1987年4月，香港大学授予牟宗三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对他的“道德的形上学”以及他在中西哲学、知识论与逻辑学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注：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67、68页。）同年冬，由于牟宗三哲学的影响，德国波昂大学哲学系开讲中国哲学，其中有一门课程专讲“牟宗三哲学”（由哲学系教授西蒙(J.Simon)博士和汉学系教授特拉泽托(R.Trauzettel)博士共同主讲），被认为是“德国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注：黄振华：《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思想看康德哲学中“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李明辉主编《当代新儒学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77页。）近年来，德国其它大学也开讲“当代新儒学”课程并将出版德文教材，开始有系统地翻译牟宗三的著作和《心体与性体》。早在70年代，华裔美国哲学家吴森曾尝试把牟著译成英文，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有人尝试失败。但是，自80年代以来，牟宗三的部分演讲录相继被译成韩文，英文和法文出版；至90年代末期，则有他的14种中西哲学讲演录的英文本出版。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编，英文版）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总词条中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注：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年12月，第510页。）1998年，《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修订了其中的“牟宗三”条。进入90年代后，牟宗三哲学的世界影响有扩大之势，俄罗斯、日本也开始注重对“台港新儒学”，尤其是牟宗三哲学进行研究。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美国兴起了一个自称为“波士顿儒学”的学派，与台港的新儒学有遥相呼应之势，他们认为像台港新儒家一样，“也有一个独特的传承系统塑造了波士顿的新儒学观”（注：约翰·诗朗：《波士顿儒家》，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7月，第34页。），牟宗三被认为是他们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注：约翰·诗朗：《波士顿儒家》，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7月，第34页。）在同一时期，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追随牟宗三的当代新儒家，他们同台港的牟门弟子一样把牟奉为精神偶像。自1979年以来，历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都把牟宗三哲学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而自1991年以来的各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已开过5届）均以关于牟宗三哲学的讨论为主题之一，尤其1998年9月举行的第5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就是“牟宗三（哲学）与当代新儒学”。
上述情况尽管是极其表面化的，但已足以表明，牟宗三哲学的世界影响以及对它的研究仍在扩大之中。
二
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孙道升对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的评论，以及1947年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牟宗三哲学的评价。但是，孙与贺的评价在当时仅能限于牟的早期著作或部分片断，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至多可以说是牟哲学研究的开端。
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有对牟宗三哲学的再度评价。首先是刘述先以英文发表文章，向西方介绍牟宗三的认识论观点和《心体与性体》一书。这是西方认识和了解牟宗三哲学的开始。此后，刘述先、杜维明、吴森、张灏等人或以英文发表或出版论著、或在正式场合或非正式场合都曾向西方介绍过牟宗三哲学或其论著，开始引起从事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对牟宗三哲学的关注，尤其是牟的《心体与性体》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四巨册在台港和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伟构”（注：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1978年，牟门在台弟子为庆贺牟的七十哲诞之辰，编印祝寿文集《牟宗三先生的哲学与著作》，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厚达960页，分别从：(1)学思历程，和关于(2)历史文化，(3)中国传统哲学，(4)中西哲学会通4个方面系统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牟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学术成就与著作，这是当代新儒家内部自己对牟哲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对于这部文集，刘述先以英文向西方作了介绍。随着这部文集的出版和牟在台讲学，崇拜和追随者增多，牟宗三哲学在台港和海外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牟以康德哲学为中介会通中西哲学，加之他翻译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包括《道德之形上学基础》和《实践之理性批判》二书）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的出版，在台湾的大学掀起了一场学习和崇奉康德哲学的旋风，遂引起了一些治西方哲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来自新士林阵营的）康德学专家对牟的“康德学”的批评和讥讽。对此，牟却不以为然，并相应地作了回应。虽然类似的批评嘲讽、甚至攻讦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不绝于耳，不失于文，但更多的批评则是学术的批评了。有的学者从思想史或比较哲学的视线对牟援引康德哲学中的“自律”或“自主性”(Autonomie)、“物自身”、“定言令式”等概念诠释中国哲学表示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是将康德哲学的概念硬套在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的头上，曲解了中国哲学，终于酿成了与新儒家之间的长时间的论战（注：关于这场论战，可参阅下列文献：黄进兴：《所谓“道德自主性”》，台北：《食货月刊》第14卷第7、8期，1984年（收入氏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版）：《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后记》。李明辉《儒家与自律道德》，氏著《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7月版：《略论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收入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同前。）。对于这些质疑和批评，新儒家的回应与反驳，亦相当的有力。其实，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双方的论战并没有集中在同一焦点之上，因此无法达成和解与统一。然而，论战促进和加深了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客观上扩大了牟宗三哲学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藉西方哲学的概念（扩大来讲，还包括方法）来诠释中国哲学？这就逼使人们对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诠释中国哲学作出更深刻的反省。可以说，这是当代学者对于中国哲学从概念到方法的一次有意义和有力度的反思。如果这项工作深入和扩大下去，将会有重要而巨大的价值。
三
无疑，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是同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关于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也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关注和重视，在方克立教授的倡导下，“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和“八五”(1992)规划重点项目，由数十名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展开了对这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牟宗三是主要的重镇之一。经过10年严谨而艰苦的工作，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重大影响。其中，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出版了：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牟宗三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现代新儒家的人物与著作》中的牟宗三及其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其它课题组成员发表了有关牟哲学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若干部（篇）。其中，方克立先生十年来研究现代新儒学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既是研究现代新儒学的一项重要硕果，也是有关牟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韩强先生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也是一项有关牟哲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此外，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由大陆学者课题组成中颜炳罡撰写的第一部研究牟宗三哲学的专著《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1995)。新近又有课题组另一成员郑家栋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改而成的《牟宗三》一书，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除上述的成果以外，另有三种牟宗三选集出版：“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一《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理性与生命——当代新儒学文萃(2)》（以牟著为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课题组十年来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不仅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而且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牟哲学的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显学”。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甚至从事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研究的学者，没有不知道和不注意牟哲学的，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以牟哲学为博士或硕士论文选题作专项研究的，一直是后有来者，发表的有关牟哲学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加。
90年代后期，对牟宗三研究的立场日趋多元化，同时研究也日趋深入，同时牟宗三的著作出版也更为系统化，这将有助于对牟宗三研究的深入，并不断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不断互动。
四
1995年4月9日，牟宗三以87岁的高龄病逝于台北。台港两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台湾当局有关人员亲临致祭，中华电视台和《新闻杂志》播出了《一代哲人牟宗三》的纪念节目：《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各主要报纸和一些早、晚报，以及《鹅湖月刊》（239、240期）与中研院文哲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8期）刊出纪念专辑，发表纪念文章近百篇，《中国文化月刊》、《鹅湖学志》和加拿大的《文化中国》杂志也刊出了介绍牟宗三的学术贡献、著作目录的文章，或研究论文。一年后，香港《毅圃》杂志（第5期）又刊出“牟宗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号”。这场纪念活动，把台港的牟宗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首先，台湾拟出版《牟宗三先生全集》（现正在编辑中，10集以上）；牟氏晚年的《四因说演讲录》，以及《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和蔡仁厚撰写的《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则已出版（后一书还将出版韩文版），近期即将出版的牟宗三著作还有《时代与感受续编》，《牟宗三先生早期论文集》（大陆时期论文集）。
其次，在新儒家每年召开的鹅湖论坛学术会议上，牟宗三哲学都是讨论的主题或主题之一；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也以牟宗三哲学为主题，并出版会议论文集。
再次，台湾新儒家在大陆新儒学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制定了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向台湾政府申请到了1500万元新台币的经费资助，并在近几年推出了“当代儒学研究丛刊”，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仍是重点；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民主政治问题的探讨和国际性论战也是围绕着牟哲学而展开的。再其次，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台港新儒家内部出现了对牟宗三哲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的质疑与批评，甚至有的新儒家学者提出了“后牟宗三时代的哲学”，与海外的相同声间遥相呼应；与此同时，牟门弟子中也出现了尝试在牟宗三哲学之外另辟蹊径的努力。陈荣灼、袁保新、杨儒宾、
、林安梧、谢大林代表着这一方向的思考，他们试图藉海德格尔或哈贝马斯的哲学来诠释中国儒释道的思想，以开出一条有别于牟宗三所走的融合中西哲学之道。早在1986年，陈荣灼就出版了英文著作《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以后，他们一直在朝这一方向推进。
最后，台湾以牟宗三和唐君毅的哲学为中心的当代新儒学研究的队伍正在扩大，除了新儒家自己以及来自自由主义和新士林派学者的研究以外，一些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和留洋归来的博士、还有大学文科的研究生、大学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
五
方克立先生在总结大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时指出：“目前的研究成绩固然应该充分肯定，但总的看还停留在介绍、评述、分别进行专人或专题研究等基础性工作的层次上，新儒学研究的真正高水平论著还没有出现。目前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理论水平不高，如前所说也存在理论方向的问题，但毕竟只是少数人。多数大陆学者还是把握住了正确的学术理论方向，不过研究水平有待提高。”（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2页。）方先生这里讲的“理论水平不高”，“有待提高”也完全符合目前牟哲学的研究情况。
这里，根据个人的初步研究，以为目前境内外的牟宗三哲学研究，主要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与不足：
一是对牟宗三哲学研究视野的狭隘，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局限于儒学的范围，难免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无疑，牟宗三是新儒学大师和哲学大师。但就我个人而言，首先更宁愿视他为哲学大师，然后才视他为新儒学大师。事实上，牟宗三并非一开始就服膺儒家。他在心路上经历了由西学到中学的转变，从批判与抨击儒学而走向奉儒学为宗，弘扬和复兴儒学的历程。其中最大的关键是熊十力对他的薰炙以及唐君毅对他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牟常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牟的哲学构架与他的同行相比个性更强、更独特，他的论述也更彻底。这个构架还是一个比较哲学的构架，它在重建儒家哲学时，十分严肃地纳入了佛学和西方哲学的内容。”（注：见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二集，同上，第36页。）比之于唐君毅，“牟的声音更加尖厉、更加逼人，他更愿意说出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论析历史典籍。”（注：见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二集，同上，第36页。）应该说，除了牟是不是“醇儒”存在争议外，上述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准确地把握了牟宗三哲学的特征。在我看来，今后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应该突破这一局限。
二是对牟宗三哲学研究视角的单一，即主要局限于把牟宗三哲学置于中国哲学的一维视野之中。对于牟学与西方哲学、逻辑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深入地认识与研究。牟宗三哲学博大精深，贯通中印西，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和丰富，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哲学发展和衍生的产物，而且同时也是消融近现代西方哲学、逻辑与科学的成就的结果。因此，对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应该打破自锁“儒学”或“中国哲学”的封闭界面，有多维视野，多维进路的透视。
三是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在2000年以前，主要局限于他50岁以后的著作，即其晚期著作。对于其早中期（50岁以前的）著作，问津者甚少。至于把他各个时期的著作联系起来，作通盘而全面和深入地考察的著述，迄今尚付阙如。其实，牟宗三哲学规模宏大，体系完备，脉络清晰，结构严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晚期的思想是由其早中期的思想逻辑地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如果对他早中期的著作没有深入和系统地研究，甚至只要忽视了其中的一环，就很难透彻地了解和领会他晚期的思想，更谈不上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与掌握牟宗三哲学。笔者在研读一些论著时发现，对牟宗三哲学的评论出问题，常常是因为评论者对牟的早中期著作无甚了解，或了解不够深入，甚至有严重的误解所造成的。今天看来，这一情况在开始改观了，好一些了，但是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这一研究状况是亟待转变的。既要有对牟学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思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又要有通观与整体上的把握。
四是有一种非研究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意在藉着批判牟宗三哲学为名，或打着研究牟宗三哲学的幌子来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以标榜对牟宗三哲学的超越。实际上，只是以批判或研究牟宗三哲学为名为幌子，对牟宗三的思想随意地作出过渡引申和诠释，因此，应当把那种同牟学无紧密的实质联系而标榜和自立己说的“研究”与牟学研究区别开来；否则，难免不把牟学的研究引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