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构建——理论依据和现实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动因论文,汇率论文,理论依据论文,协调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立东亚汇率协调的理论依据
（一）政策溢出和市场溢出理论
1.货币政策溢出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货币政策溢出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其代表人物是库珀（Copper）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小型经济体国家可以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时就必须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
2.资本市场溢出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资本市场溢出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其代表人物有蒙代尔（Mundell，1963）等。蒙代尔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资本市场溢出论主张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者受益。
（二）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是站在如何避免溢出效应的发生角度来设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充当全球最后贷款角色，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其代表人物是金德伯格（P.C.Kindleberger）和克欧亨尼（R·Keohane）等。霸权稳定论认为，实现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 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以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三）博弈论
囚徒困境
假设有“国家1”和“国家2”两个国家，两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每一国都试图针对通货膨胀冲击确定其货币政策的最优水平。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和“痛苦指数”来衡量两国相应的货币政策的优化水平。表1为国家1和国家2 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博奕，表中分为4个方格，分别表示国家1与国家2货币政策不同组合条件下的两国“痛苦指数”的构成。每一方格中的绝对值越小则越理想。在封闭条件下，决策者只需根据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就可以确定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而在相互依赖的开放条件下，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还必须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奉行使自己的“痛苦指数”最小的货币政策，同时假定另一国的政策不变，那么，无论外国采用紧缩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家① 来说，有利的都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会使国家① 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损失都最小，在下表中分别为（2）和（4）方格。如果国家② 采取同样的策略，那么均衡就处于（4）方格。该均衡解是唯一的，被称为纳什均衡。但是（4）并非是两个国家的最优方案。如果两国决定合作或进行共谋，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就会达到（1）方格。为使（1）成为长期的或持久的均衡，两国就必须做出约束性承诺。虽然两国都要为此做出一点牺牲，但就整体而言，这是最优方案。因此，在经济完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经济能够完全免于别国的冲击是不可能的。不协调的成本越来越大，效率越低；而协调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表1 货币政策博弈分析
国家2国家2
松货币
紧货币
国家1松货币 -9 -9（1） -11 -8（3）
国家1紧货币 -8-11（2） -10-10（4）
（四）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Hammada图像
滨田宏一用图像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协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图1中的横轴代表国家1的政策工具I1；竖轴代表国家2的政策工具I2。国家1的目标函数定义为一系列连接国家1的福利相同点的无差异曲线。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 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家1的无差异曲线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家2的无差异曲线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表明两国各自货币政策不会对对方造成影响，从而达到最优福利安排，因而不需要货币合作。然而在现实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策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一国货币政策安排影响别国福利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存在政策溢出效应时，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国家1最佳福利点B1和围绕国家2最佳福利点B2的椭圆形曲线。此时有效的货币政策是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这些有效政策由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B1和B2的契约线表示，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就是国家1和国家2货币合作的结果。但在不进行货币合作政策中不太可能产生有效契约线上的政策。从图中看出，在不存在货币合作中，国家1在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时会把国家2的政策当作给定的，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水平的无差异曲线。所以，国家1 必须选择的政策是使自己的无差异曲线与对应的I2的水平线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1。类似地，对于国家2来说，国家1的无差异曲线为垂直线，国家2必须选择的政策是使自己的无差异曲线与对应I1垂直线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2。R1和R2为不进行货币合作的国家1和国家2的函数。其最终结果相交于N点，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这一点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因而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在存在政策溢出效应的前提下，只有进行货币合作才能提高各国货币政策效果。
附图
（五）效应论
效应论是指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产生的效果进行的评判。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可能产生两种效应，即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货币合作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可能产生无效甚至是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消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消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二、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现实动因
（一）东亚金融危机的启示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次危机。回顾此次危机，不难发现，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中暴露出东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首先，从金融机构看，东亚各国金融机构表现出软弱性。一是政府对金融的严重干预。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往往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直接引导，银行贷款带有“隐含的政府担保”，贷款的偿还压力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而淡化。二是金融机构资本匮乏和不良资产堆积。东亚各国扩张性的政策并没有使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提高，增量的资金没有在银行与企业间循环，而是从金融体系中沉淀下来成为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资产的积累使其自身已经处于超贷状态，金融机构和企业倾向于通过对外融资来补充流动性资金；而且，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短期利率高于同期国际资本市场借贷利率3—4个百分点，而汇率则基本同美元建立起一种固定的比价关系，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银行、企业自然会利用相对便宜的外部资本。
其次，从资本流动控制与货币金融体制来看，东亚金融体系表现出脆弱性。从资本流动控制来看，近10年来，东亚国家中的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放松了资本管制，并加速了本国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从货币金融体制来看，资本的自由流动及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超越了其经济和金融体系自身的承受能力。东亚融资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东亚国家的银行在资本市场自由化中起主要作用，大部分的投资资金是通过银行筹集的，银行的贷款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东亚的银行业务有两个严重的结构弱点，即期限和货币双重不搭配问题（指期限和货币不搭配）和超借（Double Mismatch and Overborrowing）。在东亚危机之前，大量的短期外币借款盲目用于长期投资项目，普遍存在“借短贷长”的问题。
第三，资本市场开放与缺乏管制问题。国际游资的冲击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资本市场开放，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国际短期资本具有投机性和较强的流动性，它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可低估，然而，东亚各国政府对外资缺乏监督、调控使得短期资本长期使用，投向生产领域的外资，一旦有动荡极易迅速抽逃，使生产陷入瘫痪，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短期资本也很容易冲击证券、房地产等市场，增加经济中的“泡沫”成分。泰国、菲律宾的情况就属于此类。另外，本国投资者也容易将本币资产转化为外币资产，这一行为对金融市场动荡产生的影响，并不比外国投机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来得小。
另外，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东亚货币危机“双重危机”的新特点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对东亚货币合作也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现行汇率协调存在的问题增加了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泰国等亚洲危机重灾国改革现有经济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大市场开放力度。除马来西亚仍坚持实行钉住汇率制外，其余东盟危机重灾国以及韩国都转向浮动汇率制度。虽然浮动汇率在恢复外部平衡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浮动汇率制也并非是东亚的最佳选择。一是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区域产业循环与分工体系要求稳定商品的贸易价格，各地政府也需要一个“名义锚”来稳定国内价格水平，而浮动汇率制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二是浮动汇率制本身存在着“汇率超调”问题，这对国内产品市场价格存在明显粘性、金融市场规模狭小的东亚各国来说是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会导致区域内双边汇率频繁波动，阻碍经济交易的发展。三是浮动汇率制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存在协调失败问题，容易引发竞争性贬值，形成“传染效应”，增加了对经济的损害。因此，近年来一些东亚国家实行比较严格的汇率管理。Mckinnon认为，在2000年以来，东亚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患上了“浮动恐惧症”，它们害怕升值，因为这不利于吸引直接投资和出口，同时又害怕贬值，因为这又会加重它们对美元的债务。虽然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东亚汇率的稳定毕竟是松散合作的产物，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和“传染性贬值”。因此，为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各国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进行汇率制度方面的协调与改革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对汇率稳定的要求
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的变化需要更为稳定的汇率。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总额占地区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11.1％上升到2000年的31.3％，增长了近200％，东盟同美国的贸易比重也有所增长，从1980—2000年20年间提高了95％。如果东盟加上日本（还没有包括中国、韩国），2000年其贸易比重达到53.3％，这一比重比同期的欧盟要高得多（29.6％）。因此，选择共同的汇率制度能够促进贸易的增长（Bayoumi and Mauro，1999）。相对贸易而言，亚洲在资本流动方面显示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亚洲地区间直接投资（FDI）比欧盟和北美贸易区还要高（Carsten Andreas，2002）。东亚地区流向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比重从最高的（中国）80％到最低的（菲律宾）30％不等。即使排除台湾和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香港的投资，来自10＋3地区的直接投资仍然比欧盟和美国要高。如果亚洲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各国选择共同钉住某种货币的汇率政策更有利于吸引外资（Dobson，2001）。
三、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作用
1.有利于汇率稳定，从而产生“贸易和投资创造效应”
东亚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困扰，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给东亚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频繁变动，必然导致各国因实际有效汇率波动而出现经济和金融动荡。汇率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企业减少对国外的投资，而汇率的波动则增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使国际贸易的成本比国内贸易大得多，随着交易成本的增加，国际贸易将减少。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的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汇兑和汇率风险的人员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
2.有利于避免东亚各经济体间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将约束东亚各经济体“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行为。参与贬值的各经济体往往并不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而且大幅贬值的汇率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各经济体为改善国际收支进行了一场贬值大战，使国际贸易萎缩，并导致了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史无前例的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的各经济体纷纷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自由浮动。在这种缺乏约束机制、互不信任的汇率体系下，各经济体的汇率极不稳定，贬值大战一触即发。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经济体汇率的数次大幅贬值都令人民币和我国的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国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维系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避免了新一轮的货币贬值。但自身也遭受了经济发展放缓的巨大损失。
3.有利于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增强宏观金融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上多数国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变成一种“无规则的制度”，对汇率自由放任、监管乏力，国际投机资本有机可乘。当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之后，其他国家如果不采取合作的态度，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这必然会加深货币危机。而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如IMF等尽管有协调各个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 但因受其本身实力和职责的限制，对一些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也可能鞭长莫及。因此，地域上相近的国家为了本地区经济的稳健发展，建立能够对付区域性货币危机的经济金融组织，加强经济尤其货币（包括汇率）方面的协调已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因此，亚洲各经济体致力于建立并完善本地区汇率协调机制是自然的、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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