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与忏悔：虹影小说的道德反省与宗教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道德论文,意识论文,虹影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虹影是近年来文坛比较走红的海外华人作家，也是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欧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具有相当影响，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在大陆文坛却受到冷落，很少有人评价她，并给以合适的定位，这是一个令人有些迷惑不解的现象。人们对她的了解，更多的是由于文字官司和纠纷。其实，虹影在国外多年，仍然坚持华文写作，并多次获得比较重要的奖项。其创作一直与中国文坛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小说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着自己的探索。
在社会转型期，文学是最为敏感于时代变化的领域。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审美接受对作家的创作发生着越来越直接的影响。商业文化、通俗文化的崛起使精英的纯美的文学面临着危机和挑战。文学在努力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束缚后，也同时失去了那种假权威文化而引领风骚的核心位置，逐渐被世俗化、边缘化，从“痞子文学”的时尚化，到先锋小说对形式的偏爱，从文学寻根的撤退，到新写实小说“将崇高归于凡俗”，以及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各种形式的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淡化意义”、“崇高拒绝”、“英雄主义的消失”等等，似乎使自古以来文学的某种承担受到了无情的嘲讽。而虹影却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富于个性精神的作家。她的小说在创作手法和形式上吸收了先锋小说的优长之处，但并不回避作家的责任、立场和对于人性的思考，常常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和对现实社会某些弊端的审视和批判，在这种审视和批判中完成自己的道德追寻与救赎。
一、道德追寻与人性反省
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人们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作为后来者，虹影的反思则有所不同。她并非就个人命运、个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委屈对社会进行控诉和鞭笞，而是以平民视角娓娓道出那个非正常的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她没有像一般反思小说那样直接从政治层面进行批判，而是把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特殊政治环境下人与人关系的变异和人性的扭曲，从而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和警醒，达到道德救赎的目的。
平凡的悲剧是最大的悲剧，普通人的感受是最有普遍性的感受。因为悲剧被日常化和细节化了，才让人觉得悲剧无处不在。因为普通人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感受，才让人如亲临其境，冷暖自知，在这平凡和普通中也更能凸显人性的善恶，世态的炎凉。《饥饿的女儿》就将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经历置于不同的时代大背景之中。如一九五七年反右造成的人的思想的困惑与生活的荒谬、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虚假繁荣、一九六○年代初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等。荒诞的政治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不仅仅来自于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贫困和肉体上的伤害，更为悲哀的是思想的毒害和对于人的道德尊严和权利价值的践踏。自五四提出人的解放以来，这是一次人类思想上的大倒退。虹影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反思来达到道德救赎的目的。
过去我们看过的许多小说大多表现面对死亡时人性的最真实的一面，包括人性的丑恶、人性的壮美、在死亡的刹那间人性的复归等等，而《饥饿的女儿》描写的却是面对族群的漫长的饥饿在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复杂人性的诸方面。比如饥饿造成的人性的扭曲、亲情的淡化，政治理想的错位导致的人的伦理观、人生观的变异等，足可以构成一个族群的思想病历：在西藏平叛中痛失爱子没有痛苦只有荣耀的王大妈，表现为时代情感对个人情感的遮蔽，在一九六○年代那场大饥荒中，回乡为饿死的母亲吊孝，为沿途的饥饿惨状所震慑而中途返校，然后却热情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的六六的大表哥，还有在“文革”中为盲目的政治信仰间接地杀害了自己的弟弟，终身忏悔而又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最后自杀的六六的历史老师等等，都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导致的人性的变异。虹影把人性恶的黑箱打开，将那些丑陋的东西展示给读者，通过这些来走近人物的内心深处，透视人的灵魂，从而呼唤人性的真善美。
《孔雀的叫喊》展现了在历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激烈冲突，而对柳璀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陈伯伯、陈阿姨这两家人完全不同的命运的揭示，使那一系列离奇故事有了深沉的历史感。追寻是展示命运的魔力，而展示过程也是人性的拷问过程。虹影对长江和三峡有着深沉的眷恋，因而对故土的每一个变化都分外地关注与敏感。于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与经历成为她展示和评判人性善恶的最真实的场景。
这篇小说在形式上依然采用了一种“追寻”体，为了寻找什么或解开一个谜底“我”来到三峡，在这里遇到了父母的老战友陈姨，揭开了一段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记忆。通过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各种人物的不同人生轨迹、不同命运的理性反省来完成自己的道德评判。
小说中描写的四个长辈，都是悲剧性人物，在柳璀的父亲身上道德追寻的轨迹最为清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学生时代，解放四川时，已经有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他在政治上和爱情上都是十分功利的。为了自己的升迁，他不惜制造假象害死了善良的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因而在镇反改造中“成绩卓著”、平步青云。可他的人生并不幸福，良心的重负使他渐渐失去了做人的锋芒和棱角，最后在“文革”中因政治迫害、良心的自责、爱人的倒戈使其精神的防线完全崩溃而自杀。他的战友、当时的武装部长老陈和夫人因对他的做法不理解，不肯违背良心，反而被说成是在政治斗争中不坚定而被贬为平民百姓，一辈子住土屋，缺衣少食，生活于社会最底层。在同一起点上两种结局不同的命运发人深省。月明是一个传承式的人物，他继承了父母的人格操守，但内心却充满着矛盾。他在自己画的流金孔雀灯上题字：“孔雀吝飞，恐伤羽毛”，大有看透世态，明哲保身之意。然而他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而被抓。他有才华，能画出流芳千古的山水画，可在那个山沟沟里却没人懂得欣赏，不得不为世俗庸俗的审美需求所左右，整天作那些平庸之画。他的处境真实地表达了现代社会中人生与艺术的双重困境。虹影正是这样，通过对作品中众多人物的命运的揭示来完成自己的道德追寻与救赎的。
二、宗教救赎与忏悔意识
自古以来，宗教与文学一直保持着近缘关系。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话传说，到《圣经》的故事，都给文学带来了不尽的想象。虽然十三世纪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到后来的启蒙运动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其批判的锋芒都直指宗教的“神权”，提倡以人为本，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对抗神性，用理性来批判宗教的封建迷信等等。但文学一方面在对宗教的超验性和神性崇拜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另一方面，仍然在不断地从宗教文化中吸取营养。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具有宗教文化情结的人为数不多，虹影是其中之一。
虹影小说中常常表现出比较浓郁的宗教情怀，把社会批判、道德救赎与人类自身的反省与忏悔融为一体，来结构自己的故事。她善于表现和发掘人性的弱点，由于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因此才有宗教上的“原罪”说，人们才会经常抵御不住诱惑，犯罪或做出有违人道的事情。在宗教意义上说，要达到救赎的目的，就要通过心灵的忏悔与上帝沟通，求得宽恕，从而洗清罪孽，使灵魂得到升华。而上帝尤其会对那些具有忏悔意识和自我克制的人格外眷顾。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帝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包括西方一些基督教国家，人们也大都认识到上帝只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愿意接受某种教义，进行灵魂的反省和自赎，这是宗教能够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虹影长期旅居英国，接受宗教的影响更深一些，而这种影响常常会渗透在她的作品之中。
《饥饿的女儿》是一部比较写实的自传体小说，是虹影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它本身就是一部“忏悔录”，它对人类面临饥饿所表现出的自身的丑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怀疑和否定。同时对自己青春年少时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对自己的生身父母的憎恨、厌恶和伤害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忏悔。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描述作家成长的故事，而当你读完整个故事，你就会感受到整个作品表达的就是一份忏悔，一份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忏悔。对生父、养父尤其是对母亲。
《饥饿的女儿》用的是虚贬实扬的写法，初读这本书会感到十八岁以前的六六对生活充满恨怨，包括对母亲和所有的亲人。从头到尾，作家几乎没有颂赞的语言去书写母亲，书中的六六甚至不愿意和母亲说一句话。“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① 可是，当你掩卷沉思，最让你不能释怀的就是母亲。你会对她生命中那种“活着”的坚忍、母性的博大无私肃然起敬。在那样漫长的困难时期，她舍弃了爱情，以其多病之躯，用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支撑起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她曾经美丽过，而且是个性的、叛逆的女性，苦难销蚀了这一切，使她变得多病而又呆滞，但却没有改变她的善良和始终如一的人格的坚守。母亲因为平凡而伟大。
另一个让人不能释怀的人物是六六的生父，他是一个完全的自我牺牲式的殉道者。他和六六的母亲由同情到爱情，于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当他意识到自己危害了一个家庭和他人的幸福时，便舍弃了这份感情。虽然日子过得又穷又苦，却每个月拿出工资的一半做六六的抚养费，唯一的安慰是想孩子时可以在她上学的路上偷偷地看一眼。当自己有了家庭和两个儿子后，又带着赎罪一样的自我牺牲般的自惩，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别人。
看了余华的《活着》，人们不能不为福贵那种自我生存本能而叹服，而虹影所描述的这种在漫长的苦难中表现在平常人身上的坚忍自持的精神、自我牺牲的仁爱更博大、深广。在六六十八岁生日那一天，见到了这个十几年来常常偷偷地跟踪偷看自己的男人，竟然没有一点激动和亲情甚至只想耍弄他一下。当这个一脸沧桑、衣着破旧的男人用全部积蓄请她吃了馆子、看了电影、玩了游乐场、买了很漂亮的花布后，她居然没有叫一声爸爸，只平淡地说了一句：“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便在他点头承诺之后，在他的目光中平静地离去。回到家后发现母亲其实很想和自己谈谈“他”的时候，又故意很不屑地回避着，心中有一种报复式的快意。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真实表达的是内心深深的愧疚，是对已故的父亲和苦难的母亲的忏悔。包括养父的宽容仁忍，都是她要礼赞的人性中最美好的。虹影在《上海王》后记中谈到养父有这样一段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足见她对这两个父亲的感情都是难以割舍的。当她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时，生父已经过世，已经无法接受她的忏悔。她站在朝天门码头上，面对依然是大雾初散的江岸，回想当年父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时，“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所以虹影觉得，自己必须写这部小说来重新清理过去的生活，理清自己背负这么多年的情感的重负，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次灵魂的忏悔和自省。
虹影的几部小说中都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宗教情结，无论是她对生命本原的阐释，还是她对整个生命历程的理解都深受佛教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孔雀的叫喊》中她讲述了一个转世轮回、善恶因果的故事。在《背叛之夏》的开篇她就引用了来自《新约·约翰福音》的话：“一个人必须重新诞生，才能见到上帝的王国。”在《饥饿的女儿》中有“行过死荫的幽谷”的一段描述。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时，她曾说过：“我觉得自己曾经被毁灭过，曾经走到了绝境，曾经进入了死城，但后来又重生了，我确实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个奇迹。”这种精神到肉体的重生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说明作家在生命历程中最困惑的某一阶段曾在宗教中得到支撑，同时也表现出作家对生命存在的一种宗教意义的思考。
《阿难》的故事中宗教情怀更重一些，从小说的名字到背景、人物都与佛教密切相关。阿难在佛教中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的名字，这个名字中隐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即他虽然会有时抵御不住诱惑，却终能成就正果。小说仍以追寻为主线展开情节，这种追寻完全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之中。
虹影在她的这部小说中通过各种场景、符号、人物等，经心地营造出一种氛围，或者说她的文字中释放出一种“场”，这种“场”中有宗教的神秘、哲学的深奥、人性的迷雾等等，总之是与心灵相通的一种东西。这样的场景，使阿难的忏悔和自赎成为可能。比如书中“我”寻找阿难的城市：天堂之门——婆罗尼斯。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恒河的西北岸，“追求超凡脱俗生活的人喜欢聚集在此苦修”，“只要在这圣河中沐浴，就能涤去一生罪孽，灵魂变得纯洁，更有可能超脱轮回”②。然后，她这样描写恒河沿岸的景色：“弯弯的河面上一艘艘小木船，浸泡在河里的信徒，岸上打坐的僧人，石阶上火葬仪式的迷烟，寺庙的钟声，听起来像一群有罪之人吊捆在山崖的树桩上吟诵经典，期待获得救赎。”接着出现的是阿难的舅父那个“全白的长发及胸，连胡子也是白的，裸身披了一块布”③，手臂、脖子、拐杖上都挂着念珠的圣僧——退役的辛格上校。他家有豪宅和佣人，却一个人漂流在外行乞苦修。这些人物、景色像各种宗教符号一样撞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心灵。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中认为小说是有气味的。他说：“一个作家应该有气味的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具有创作力的好作家，在写作时，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气味。即便是没有气味的物体，也要用想象力给它们制造出气味。”④ 而虹影的这种“场”，是闻不到摸不着的，但它却是一种比较浓重的思想的雾，渗透于字里行间，读其作品，就如行走于这种场中，魔咒一样牵引着读者跟随作家一起去完成心灵的追寻与救赎。
小说中的阿难作为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在“文革”中成了孤儿。他没有被生活中的苦难所征服，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震一时的摇滚歌手，年轻人狂热追捧的精神偶像。可是在金钱的面前他却没有抵御住诱惑，迷失了本性，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作品选择了印度这个宗教圣地作为追寻的背景，以印度十二年一次具有宗教意义的重大节日——昆巴美拉节为高潮，更增添了其神奇的宗教色彩。
小说在表现阿难的忏悔时，没有用传统的叙述模式去描写他的心理矛盾和斗争，而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事件或符号给读者传达了这个信息，让读者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和忏悔。比如，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对这种金钱的追逐感到厌倦时，有一种回归艺术的渴望，怀念当初一无所有拿着提琴四处流浪的日子。“在德里举行演唱会，就是试着朝回走的一步印迹。”小说是这样描述演唱会的情状的：
阿难在加尔各答总穿一身黑，容颜冰冷而神秘，声调低迷，用一种刻骨铭心的平和声调在问：你的心灵是什么？在德里，他却是一身白，神情温柔而纯洁，像天使，说话似的自然，几乎不是演唱，而是心贴着呢喃自语：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
透过这些文字，读者能够感受到许多信息：阿难的孤独、忧郁、对豪华奢侈的生活的厌倦以及宗教式的忏悔和渴望自赎的心态等，而他的演唱风格由重金属的摇滚的向“半中国半印度的诵经式的吟唱”的转变，也象征着他内心向佛教的皈依。最后，他在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昆巴美拉节那一天走进了恒河的激流中以求自赎。他的舅父，那个圣僧，就坐在河岸边平静地看着自己唯一挚爱的亲人一步步地走进急流中，然后自己也圆寂了。这个结局是他们经过炼狱般的痛苦的思想历程后所做的选择，读者可以从女记者与辛格上校几次短暂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忏悔。乐黛云在《中国式的后现代小说》中评价说：“这本小说既有后现代的优点，又去掉后现代的某些弱点。这部小说不管是在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在哲学和宗教的结合上，在艺术和人生的构思上都很突出。它探索人的灵魂和归宿，有很高的品位。”⑤ 其实，小说的意义不在于追寻本身或者是司法机构如何艰难地破获了这一重大案件的过程，而在于这种追寻中所展示出的阿难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以及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反省。阿难在最后的几年里一直在灵魂的善与恶的争斗中挣扎，寻找着人生的归宿。然而，即使在印度这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个佛的国度里，他也难以回到其自身。阿难的悲剧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就是在充满物欲的后现代社会里，如何拯救艺术、拯救人类的灵魂。虹影在这里把对人生、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引入了另一层面：宗教式的解脱。当然，这种解脱本身也是一种逃离。这种逃离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作家人生的困惑，一方面她想让自己的人物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通过自身的反省来克服人性的弱点，然而有时候又不得不走进宗教之中寻求避世和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忏悔的终极形式。
注释：
①虹影：《饥饿的女儿》，第12页，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②③虹影：《阿难》，第86、8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④莫言：《小说的气味》，第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⑤乐戴云：《中国式的后现代小说》，见《阿难》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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